旧唐书 · 卷八十七_裴炎

裴炎刘祎之魏玄同李昭德裴炎，绛州闻喜人也。少补弘文生，每遇休假，诸生多出游，炎独不废业。岁余，有司将荐举，辞以学未笃而止。在馆垂十载，尤晓《春秋左氏传》及《汉书》。擢明经第，寻为濮州司仓参军。累历兵部侍郎、中书门下平章事、侍中、中书令。

裴炎，绛州闻喜人。少年时补为弘文生，每逢休假，诸生多出游，裴炎独不荒废学业。一年多后，有关部门将要荐举他，他以学业尚未笃实为由推辞而止。在弘文馆将近十年，尤其精通《春秋左氏传》及《汉书》。考中明经科，不久任濮州司仓参军。累历任至兵部侍郎、中书门下平章事、侍中、中书令。**【注释】***[1]**裴炎**：绛州闻喜人，武周宰相。*[2]**弘文生**：弘文馆学生。*[3]**明经**：唐代科举科目。*[4]**濮州司仓参军**：地方仓储属官。*[5]**侍中**：门下省长官，宰相。*[6]**中书令**：中书省长官，宰相。**【评析】**裴炎"每遇休假独不废业"、"辞以学未笃"的记载，为其后来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勤学"的基调。从弘文生到中书令，他的仕途一帆风顺，展现了武后时期对"有才之士"的提拔。然而这一段的平静，与后文的惨烈结局形成巨大反差。

永淳元年，高宗幸东都，留太子哲守京师，命炎与刘仁轨、薛元超为辅。明年，高宗不豫，炎从太子赴东都侍疾。十一月，高宗疾笃，命太子监国，炎奉诏与黄门侍郎刘齐贤、中书侍郎郭正一并于东宫平章事。十二月丁巳，高宗崩，太子即位。未听政，宰臣奏议，天后降令于门下施行。中宗既立，欲以后父韦玄贞为侍中，又欲与乳母子五品，炎固争以为不可。中宗不悦，谓左右曰：“我让国与玄贞岂不得，何为惜侍中耶？”炎惧，乃与则天定策废立。炎与中书侍郎刘祎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勖等勒兵入内，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有何罪？”太后报曰：“汝若将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乃废中宗为卢陵王，立豫王旦为帝。炎以定策功，封河东县侯。

永淳元年，高宗驾临东都，留太子李哲镇守京师，命裴炎与刘仁轨、薛元超为辅佐。第二年，高宗患病，裴炎随太子赴东都侍疾。十一月，高宗病重，命太子监国，裴炎奉诏与黄门侍郎刘齐贤、中书侍郎郭正一并在东宫平章事。十二月丁巳日，高宗驾崩，太子即位。尚未听政，宰臣奏议之事，天后在门下省降令施行。中宗即位后，想把皇后的父亲韦玄贞任为侍中，又想给乳母之子五品官，裴炎坚持力争认为不可。中宗不高兴，对左右说："我把天下让给韦玄贞都不行吗？何惜一个侍中呢？"裴炎恐惧，于是与武则天定策废立。裴炎与中书侍郎刘祎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勖等率兵入内，宣太后令，扶皇帝下殿。皇帝说："我有什么罪？"太后回答说："你如果把天下给韦玄贞，怎么会没有罪！"于是废中宗为庐陵王，立豫王李旦为皇帝。裴炎因定策之功，封河东县侯。**【注释】***[1]**永淳元年**：682年，高宗年号。*[2]**中宗**：李显。*[3]**天后**：武则天。*[4]**韦玄贞**：韦后之父。*[5]**卢陵王**：中宗被废后的封号。*[6]**河东县侯**：裴炎的封爵。*[7]**程务挺**：唐将。**【评析】**本段是武周代唐的关键叙事。裴炎因中宗"欲以天下与韦玄贞"的荒唐言论而参与废立，"与则天定策废立"的五个字，改变了唐朝历史。"汝若将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的武后质问，戏剧性极强。裴炎以"定策功"封侯，却也因此走向了灭亡。

太后临朝，天授初，又降豫王为皇嗣。时太后侄武承嗣请立武氏七庙及追王父祖，太后将许之。炎进谏曰：“皇太后天下之母，圣德临朝，当存至公，不宜追王祖祢，以示自私。且独不见吕氏之败乎？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太后曰：“吕氏之王，权在生人；今者追尊，事归前代。存殁殊迹，岂可同日而言？”炎曰：“蔓草难图，渐不可长。殷鉴未远，当绝其源。”太后不悦而止。时韩王元嘉、鲁王灵夔等皆皇属之近，承嗣与从父弟三思屡劝太后因事诛之，以绝宗室之望。刘祎之、韦仁约并怀畏惮，唯唯无言，炎独固争，以为不可，承嗣深憾之。

太后临朝称制，天授初年，又降豫王为皇嗣。当时太后的侄子武承嗣请求建立武氏七庙及追尊父祖为王，太后将要答应。裴炎进谏说："皇太后是天下的母亲，以圣德临朝，应当心存至公，不宜追尊祖祢为王，以显示私心。况且难道没看到吕氏的失败吗？臣恐怕后人看今天，也如同今天看过去。"太后说："吕氏封王，权力在活人手中；如今追尊，事情属于前代。存者与死者情况不同，岂可同日而语？"裴炎说："蔓草难除，渐势不可助长。殷鉴不远，应当断绝其源头。"太后不高兴而作罢。当时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等都是皇室近支，武承嗣与堂弟武三思屡次劝太后借故诛杀他们，以断绝宗室的希望。刘祎之、韦仁约都心怀畏惧，唯唯诺诺不敢说话，唯独裴炎坚持力争，认为不可，武承嗣对他深为怨恨。**【注释】***[1]**武承嗣**：武后之侄。*[2]**七庙**：古代帝王立七代祖庙。*[3]**吕氏之败**：西汉吕后外戚专权，死后被诛灭。*[4]**韩王元嘉**：高祖之子。*[5]**鲁王灵夔**：高祖之子。*[6]**三思**：武三思，武后之侄。**【评析】**裴炎以吕氏之败为鉴反对武后追封七庙，"蔓草难图，渐不可长"的警告显示了政治远见。但他"独固争"的孤立，与刘祎之、韦仁约的"唯唯无言"形成对比，也预示了他日后因坚持立场而获罪的命运。

文明元年，官名改易，炎为内史。秋，徐敬业构逆，太后召炎议事。炎奏曰：“皇帝年长，未俾亲政，乃致猾竖有词。若太后返政，则此贼不讨而解矣。”御史崔察闻而上言，曰：“裴炎伏事先朝，二十余载，受遗顾托，大权在己，若无异图，何故请太后归政？”乃命御史大夫骞味道、御史鱼承晔鞫之。凤阁侍郎胡元范奏曰：“炎社稷忠臣，有功于国，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右卫大将军程务挺密表申理之，文武之间证炎不反者甚众，太后皆不纳。光宅元年十月，斩炎于都亭驿之前街。炎初被擒，左右劝炎逊词于使者，炎叹曰：“宰相下狱，焉有更全之理！”竟无折节。及籍没其家，乃无儋石之蓄。胡元范，申州义阳人，坐救炎流死琼州。程务挺伏法，纳言刘齐贤贬吉州长史，吏部侍郎郭待举贬岳州刺史，皆坐救炎之罪也。

文明元年，官名改易，裴炎任内史。秋天，徐敬业构逆叛乱，太后召裴炎议事。裴炎奏道："皇帝年长，没有让他亲政，才导致狡猾之徒有借口。如果太后还政，那么这个叛贼不用讨伐就自行瓦解了。"御史崔察听到后上言说："裴炎伏事先朝二十多年，受遗诏顾托，大权在握，如果没有异图，为什么请求太后归政？"于是命御史大夫骞味道、御史鱼承晔审讯他。凤阁侍郎胡元范上奏说："裴炎是社稷忠臣，有功于国家，悉心奉上，天下皆知，臣明白他不会造反。"右卫大将军程务挺密表为他申理，文武百官中证明裴炎不反的人很多，太后都不接纳。光宅元年十月，在都亭驿前街斩杀裴炎。裴炎初被擒时，左右劝他对使者说些逊顺的话，裴炎叹息说："宰相下狱，哪有保全的道理！"竟不屈节。等到籍没其家产，竟无儋石之蓄。胡元范，申州义阳人，因救裴炎之罪流放死于琼州。程务挺伏法，纳言刘齐贤贬为吉州长史，吏部侍郎郭待举贬为岳州刺史，都是因救裴炎而获罪。**【注释】***[1]**文明元年**：684年。*[2]**徐敬业**：起兵反武后的功臣之后。*[3]**骞味道**：内史。*[4]**胡元范**：凤阁侍郎，因救裴炎被流死。*[5]**程务挺**：密表为裴炎申理。*[6]**都亭驿**：长安驿站。*[7]**儋石之蓄**：极少的粮食积蓄。**【评析】**裴炎"若太后返政，则此贼不讨而解矣"的建言，被崔察解读为"有无异图"，最终被斩。"宰相下狱，焉有更全之理"的刚烈，"乃无儋石之蓄"的清贫，构成了一个悲剧性的忠臣形象。胡元范、程务挺等人的连坐，说明此案牵连之广。

先是，开耀元年十月，定襄道行军大总管裴行俭献定襄所获俘囚，除曲赦外，斩阿史那伏念，温傅等五十四人于都市。初，行俭讨伐之时，许伏念以不死，伏念乃降。时炎害行俭之功，奏云：“伏念是程务挺、张虔勖逼逐于营，又碛北回纥南向逼之，窘急而降。”乃杀之。行俭叹曰：“浑、浚之事，古今耻之。但恐杀降之后，无复来者。”行俭因此称疾不出。炎致国家负义而杀降，妒能害功，构成阴祸，其败也宜哉！

在此之前，开耀元年十月，定襄道行军大总管裴行俭献上定襄所获的俘虏，除曲赦外，在都市斩杀了阿史那伏念、温傅等五十四人。当初裴行俭讨伐的时候，许诺阿史那伏念不死，伏念于是投降。当时裴炎嫉妒裴行俭的功劳，上奏说："伏念是被程务挺、张虔勖在营中逼迫驱逐，又有漠北回纥向南逼迫，窘急才投降的。"于是杀了他。裴行俭叹息说："春秋时浑瑊、王浚杀降的事，古今以为耻。只怕杀降之后，再也没有来投降的人了。"裴行俭因此称病不出。裴炎致使国家负义而杀降，妒贤害功，构成阴祸，他败亡也是活该！**【注释】***[1]**阿史那伏念**：突厥叛乱首领。*[2]**温傅**：突厥叛乱首领。*[3]**浑、浚之事**：指春秋时晋国杀害降将的典故。*[4]**程务挺**：唐将。*[5]**张虔勖**：唐将。*[6]**裴行俭**：唐名将。**【评析】**本段揭露了裴炎的致命污点："害行俭之功"，导致降将伏念被杀。裴行俭"杀降之后，无复来者"的预言，以及裴炎"致国家负义而杀降，妒能害功"的史臣定论，严重损害了裴炎的忠臣形象。这一段是"互见法"的典型运用。

睿宗践祚，下制曰：“饰终追远，斯乃旧章；表德旌贤，有光恒策。故中书令裴炎，含弘禀粹，履信居贞，望重国华，才称人秀。唯几成务，绩宣于代工；偶居无猜，义深于奉上。文明之际，王室多虞，保乂朕躬，实著诚节。而危疑起衅，仓卒罗灾，岁月屡迁，丘封莫树。永言先正，感悼良多。宜追贲于九原，俾增荣于万古。可赠益州大都督。”

睿宗即位后，下制说："饰终追远，这是旧有的典章；表德旌贤，有光于永恒的制度。已故中书令裴炎，含弘禀粹，履信居贞，望重为国之华彩，才称人之秀杰。深谙几微而成就事务，功绩彰著于代天之工；与君无猜而偶居宰辅之位，忠义深于奉上。文明年间，王室多忧，保乂朕身，确实彰显了忠诚的节操。然而危疑之际生出衅端，仓卒之间遭受灾祸，岁月屡经迁变，坟丘封树未立。永念先正之臣，感悼良多。宜追赐于九泉之下，使之增荣于万古。可追赠益州大都督。"**【注释】***[1]**睿宗**：李旦。*[2]**益州大都督**：追赠官职。*[3]**九原**：指墓地。*[4]**万古**：千秋万代。**【评析】**睿宗即位后对裴炎的追赠和评价——"含弘禀粹，履信居贞"——是对武周时期冤案的平反。"岁月屡迁，丘封莫树"的惋惜，说明裴炎长期未能得到公正评价。政治反复后的"平反"模式，在史传中颇具代表性。

炎长子彦先，后为太子舍人；从子伷先，后为工部尚书。

裴炎长子裴彦先，后来任太子舍人；侄子裴伷先，后来任工部尚书。**【注释】***[1]**彦先**：裴炎长子，太子舍人。*[2]**伷先**：裴炎从子，工部尚书。**【评析】**裴炎后代的仕途记录，说明家族在政治反复后恢复了地位。这种"忠臣虽死，后嗣复兴"的叙事模式，在史传中具有"善有善报"的教化意义。

刘祎之，常州晋陵人也。祖兴宗，陈鄱阳王谘议参军。父子翼，善吟讽，有学行。隋大业初，历秘书监，河东柳顾言甚重之。性不容非，朋僚有短，面折之。友人李伯药常称曰：“刘四虽复骂人，人都不恨。”贞观元年，诏追入京，以母老固辞，太宗许其终养。江南大使李袭誉嘉其至孝，恒以米帛赉之，因上表旌其门闾，改所居为孝慈里。母卒，服竟，征拜吴王府功曹，再迁著作郎、弘文馆直学士，预修《晋书》，加朝散大夫。永徽初卒，高宗遣使吊赠，给灵舆还乡。有集二十卷。

刘祎之，常州晋陵人。祖父刘兴宗，陈朝鄱阳王谘议参军。父亲刘子翼，善吟咏，有学识操行。隋朝大业初年，历任秘书监，河东柳顾言很看重他。性格不容忍过失，同僚有缺点，当面指责。友人李伯药常称道说："刘四虽然骂人，人都不恨他。"贞观元年，下诏追召入京，因母亲年老坚决推辞，太宗许他终养。江南大使李袭誉嘉奖他至孝，常以米帛赏赐他，因而上表旌表其门闾，将他居住的地方改名为孝慈里。母亲去世后，服丧期满，征拜吴王府功曹，再迁著作郎、弘文馆直学士，参与修撰《晋书》，加朝散大夫。永徽初年去世，高宗派使者吊唁赠送，给灵车送还乡里。有文集二十卷。**【注释】***[1]**刘祎之**：常州晋陵人。*[2]**陈鄱阳王**：南朝陈的藩王。*[3]**李伯药**：唐初文学家。*[4]**孝慈里**：刘祎之父所居之里名。*[5]**著作郎**：掌修史之官。*[6]**《晋书》**：唐初官修正史。**【评析】**刘祎之的家世和早年经历塑造了"忠孝"的基调。其父刘子翼"性不容非"、"太宗许其终养"的记载，为刘祎之的性格和政治立场提供了家庭背景。"江南大使李袭誉嘉其至孝，恒以米帛赉之"的细节，体现了唐初对孝道的重视。

祎之少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藻知名，时人号为刘、孟、高、郭。寻与利贞等同直昭文馆。上元中，迁左史、弘文馆直学士，与著作郎元万顷，左史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韩楚宾等皆召入禁中，共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凡千余卷。时又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祎之兄懿之，时为给事中，兄弟并居两省，论者美之。

刘祎之少年时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都以文辞才华知名，时人称为刘、孟、高、郭。不久与孟利贞等同在昭文馆当值。上元年间，迁左史、弘文馆直学士，与著作郎元万顷，左史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韩楚宾等都被召入禁中，共同撰修《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共一千多卷。当时又密令他们参预决策，以分宰相之权，时人称为"北门学士"。刘祎之的哥哥刘懿之，当时任给事中，兄弟同在两省任职，论者以为美谈。**【注释】***[1]**北门学士**：武则天设立的文学侍从。*[2]**《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武后令北门学士所撰之书。*[3]**左史**：史官。*[4]**元万顷**：北门学士。*[5]**范履冰、周思茂、韩楚宾**：北门学士。**【评析】**刘祎之作为"北门学士"参与武后"密令参决"，是其仕途的重要阶段。"时人谓之北门学士"的称呼，暗示了这一群体在政治上的特殊地位。然而"以分宰相之权"的实质，也埋下了日后与武后冲突的伏笔。

仪凤二年，转朝议大夫、中书侍郎，兼豫王府司马，寻加中大夫。祎之有姊在宫中为内职，天后令省荣国夫人之疾，祎之潜伺见之，坐是配流巂州。历数载，天后表请高宗召还，拜中书舍人。转相王府司马，复迁检校中书侍郎。高宗谓曰：“相王朕之爱子，以卿忠孝之门，藉卿师范，所冀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耳。”祎之居家孝友，甚为士族所称，每得俸禄，散于亲属，高宗以此重之。则天临朝，甚见亲委。及豫王立，祎之参预其谋，擢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赐爵临淮男。时军国多事，所有诏敕，独出祎之，构思敏速，皆可立待。及官名改易，祎之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

仪凤二年，转朝议大夫、中书侍郎，兼豫王府司马，不久加中大夫。刘祎之有个姐姐在宫中担任内职，天后令她去探望荣国夫人的病情，刘祎之暗中窥伺见了她，因此被判罪流配巂州。过了几年，天后上表请高宗将他召还，拜中书舍人。转相王府司马，又迁检校中书侍郎。高宗对他说："相王是朕的爱子，因为卿出自忠孝之门，借重卿为师范，希望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罢了。"刘祎之在居家时孝顺友爱，很为士族所称道，每次得到俸禄，都分散给亲属，高宗因此器重他。武则天临朝时，很被亲近委任。等到豫王被立为皇帝，刘祎之参与了谋划，擢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赐爵临淮男。当时军国多事，所有诏敕，都出自刘祎之之手，构思敏捷迅速，都可立等而取。等到官名改易，刘祎之任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注释】***[1]**仪凤**：高宗年号（676-679年）。*[2]**中书侍郎**：中书省副长官。*[3]**骞味道**：内史。*[4]**青州刺史**：骞味道被贬之处。*[5]**戴至德**：高宗朝宰相。*[6]**王德真**：纳言。**【评析】**刘祎之"推善于君，引过在己"的品格，赢得了武后的公开赞赏——"扬君之德""情同休戚，义均一体"的大段论述，是武后关于君臣关系的经典表述。然而这种赞赏是否真诚？结合后文他被赐死的结局，令人深思。

时有司门员外郎房先敏得罪，左授卫州司马，诣宰相陈诉。内史骞味道谓曰：“此乃皇太后处分也。”祎之谓先敏曰：“缘坐改官，例从臣下奏请。”则天闻之，以味道善则归己，过则推君，贬青州刺史。以祎之推善于君，引过在己，加授太中大夫，赐物百段、细马一匹。因谓侍臣曰：“夫为臣之体，在扬君之德，君德发扬，岂非臣下之美事？且君为元首，臣作股肱，情同休戚，义均一体。未闻以手足之疾移于腹背，而得一体安者。味道不存忠赤，已从屏退。祎之竭忠奉上，情甚可嘉。”纳言王德真对曰：“昔戴至德每有善事，必推于君。”太后曰：“先朝每称至德能有此事，逮其终殁，有制褒崇。为臣之道，岂过斯行，传名万代，可不善欤！”

当时司门员外郎房先敏获罪，左授卫州司马，到宰相那里陈诉。内史骞味道对他说："这是皇太后的处分。"刘祎之对房先敏说："因连坐而改官，照例是臣下奏请的。"武则天听说后，认为骞味道有善归己、有过推君，贬为青州刺史。因为刘祎之推善于君、引过在己，加授太中大夫，赐物百段、细马一匹。因而对侍臣说："为臣之体，在于弘扬君王之德，君德发扬，岂不是臣下的美事？况且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情同休戚，义均一体。没听说把手足的病痛转移给腹背，而能使一体安好的。味道不存忠赤之心，已经从朝中屏退。祎之竭忠奉上，情甚可嘉。"纳言王德真对答说："从前戴至德每有善事，必然推于君王。"太后说："先朝常称至德能做此事，等到他终殁，有制书褒奖崇敬。为臣之道，岂能超过这种行为，传名万代，能不做好吗！"**【注释】***[1]**吐蕃**：今西藏地区政权。*[2]**刘景仙、郭正一**：朝臣。*[3]**薛元超**：高宗朝宰相。*[4]**杨思征、皇甫文亮**：朝臣。**【评析】**刘祎之论吐蕃之策——"愿戢万乘之威，且宽百姓之役"——体现了他"以民为本"的一贯主张。这种在军事问题上主张克制的态度，与唐代"好战"的主流政风形成对比。高宗"嘉其言"但未采其策，说明克制主张在当时缺乏实施的政治基础。

仪凤中，吐蕃为边患，高宗谓侍臣曰：“吐蕃小丑，屡犯边境，我比务在安辑，未即诛夷。而戎狄豺狼，不识恩造，置之则疆场日骇，图之则未闻上策，宜论得失，各尽所怀。”时刘景仙、郭正一、皇甫文亮、杨思征、薛元超各有所奏。祎之时为中书舍人，对曰：“臣观自古明王圣主，皆患夷狄。吐蕃时扰边隅，有同禽兽，得其土地，不可攸居，被其凭凌，未足为耻。愿戢万乘之威，且宽百姓之役。”高宗嘉其言。

仪凤年间，吐蕃成为边患，高宗对侍臣说："吐蕃小丑，屡犯边境，朕近来务在安抚辑和，没有立即诛灭。然而戎狄豺狼之性，不识恩德，放任他们则边疆日益惊骇，图谋他们又没听说有上策，应当讨论得失，各尽所怀。"当时刘景仙、郭正一、皇甫文亮、杨思征、薛元超各有奏议。刘祎之当时任中书舍人，回答说："臣看自古明王圣主，都为夷狄所困扰。吐蕃时常扰乱边隅，如同禽兽一般，得到他们的土地，不能居住，被他们凭凌，也不足为耻。愿陛下收敛万乘之威，暂且宽缓百姓的徭役。"高宗赞赏他的话。**【注释】***[1]**贾大隐**：凤阁舍人。*[2]**孙万荣**：归州都督。*[3]**许敬宗妾**：刘祎之被诬与之有私。*[4]**王本立**：肃州刺史，奉命审讯刘祎之。*[5]**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刘祎之质疑敕令合法性。**【评析】**刘祎之"何用临朝称制"的私议被贾大隐出卖，是其致命的错误。"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的质问，是他"守正"性格的最后体现。武后"岂复顾我恩也"的反应，说明她在政治忠诚问题上绝不宽容。一个曾为武后心腹的人，因一句"返政"之议而丧命，令人唏嘘。

后祎之尝窃谓凤阁舍人贾大隐曰：“太后既能废昏立明，何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隐密奏其言。则天不悦，谓左右曰：“祎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岂复顾我恩也！”垂拱三年，或诬告祎之受归州都督孙万荣金，兼与许敬宗妾有私，则天特令肃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其事。本立宣敕示祎之，祎之曰：“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则天大怒，以为拒捍制使，乃赐死于家，时年五十七。

后来刘祎之曾私下对凤阁舍人贾大隐说："太后既然能废昏立明，何必临朝称制？不如还政，以安天下之心。"贾大隐密奏了这话。武则天不高兴，对左右说："祎之是我所引用的人，竟然有背我的心意，哪里还顾念我的恩情！"垂拱三年，有人诬告刘祎之收受归州都督孙万荣的金子，又与许敬宗的妾有私情，武则天特令肃州刺史王本立审讯此事。王本立宣敕给刘祎之看，刘祎之说："不经过凤阁鸾台，怎么能叫敕书？"武则天大怒，认为他抗拒制使，于是赐死于家中，时年五十七岁。**【注释】***[1]**睿宗**：时为皇嗣。*[2]**郭翰**：麟台郎。*[3]**周思钧**：太子文学。*[4]**巫州、播州**：偏远贬谪地。*[5]**《谢表》**：临终前的谢罪表。**【评析】**刘祎之在狱中的表现堪称从容：预言睿宗上表"徒使速吾祸"、临终"神色自若"、"援笔立成"谢表。这种"视死如归"的气节，与"见者无不伤痛"的效果，形成了强烈的感染力。郭翰、周思钧因称叹其文而被贬，进一步扩大了迫害的范围。

初，祎之既下狱，睿宗为之抗疏申理，祎之亲友咸以为必见原宥，窃贺之。祎之曰：“吾必死矣。太后临朝独断，威福任己，皇帝上表，徒使速吾祸也。”祎之在狱时，尝上疏自陈。及临终，既洗沐，而神色自若，命其子执笔草谢表，其子将绝，殆不能书。监刑者促之。祎之乃自操数纸，援笔立成，词理恳至，见者无不伤痛。时麟台郎郭翰、太子文学周思钧共称叹其文，则天闻而恶之，左迁翰为巫州司法，思钧为播州司仓。睿宗即位，以祎之宫府旧僚，追赠中书令。有集七十卷，传于时。

当初，刘祎之既已下狱，睿宗为他上疏申理，刘祎之的亲友都以为必能获得原宥，暗中庆贺。刘祎之说："我必死无疑。太后临朝独断，威福由己，皇帝上表，只会加速我的祸患。"刘祎之在狱中时，曾上疏自陈。等到临终时，已经洗浴完毕，神色自若，命儿子执笔草拟谢表，他儿子悲痛欲绝，几乎不能写字。监刑者催促他。刘祎之于是亲自拿过几张纸，提笔立就，词理恳切至极，看到的人无不伤痛。当时麟台郎郭翰、太子文学周思钧共同称叹他的文章，武则天听说后很厌恶，将郭翰左迁为巫州司法，周思钧为播州司仓。睿宗即位后，因刘祎之是王府旧僚，追赠中书令。有文集七十卷，传于当时。**【注释】***[1]**魏玄同**：定州鼓城人。*[2]**上官仪**：高宗朝宰相，因反对武后而被杀。*[3]**岭外**：五岭以南。*[4]**岐州长史**：岐州治今陕西凤翔。*[5]**刘审礼**：工部尚书。**【评析】**魏玄同因"与上官仪文章属和"而被流放，是武后"文字狱"的早期案例。刘审礼"荐玄同有时务之才"使其重新起用，说明在武后统治下，有实权人物的推荐仍是官员复起的重要途径。

魏玄同，定州鼓城人也。举进士。累转司列大夫。坐与上官仪文章属和，配流岭外。上元初赦还。工部尚书刘审礼荐玄同有时务之才，拜岐州长史。累迁至吏部侍郎。

魏玄同，定州鼓城人。考中进士。累转至司列大夫。因与上官仪文章唱和获罪，流配岭外。上元初年遇赦还朝。工部尚书刘审礼推荐魏玄同有通晓时务的才能，拜岐州长史。累迁至吏部侍郎。**【注释】**本段为魏玄同上疏的引言。**【评析】**魏玄同以"制器必择匠"为喻引出选官问题，为后文的长篇奏疏做了铺垫。这种"先设比喻，后入正题"的论说方式在唐代奏疏中很常见。

玄同以既委选举，恐未尽得人之术，乃上疏曰：

魏玄同既然被委以选举之任，怕未尽得人之术，于是上疏说：**【注释】***[1]**传说**：即傅说，商代名相。*[2]**周穆王**：西周国王。*[3]**伯冏**：周穆王太仆正。*[4]**太宰、内史**：周代官名。*[5]**司徒、司马**：周代官名。*[6]**济济多士**：语出《诗经》，形容人才众多。*[7]**盛芃芃之棫朴**：语出《诗经》，喻人才之盛。**【评析】**魏玄同的上疏是一篇重要的选官制度文献。他追溯了从周代到唐代的选官制度演变，主张"令其自择下吏"——即长官自选属吏。引用《周礼》中太宰、内史分掌爵禄、司徒司马分掌兴贤的制度，论证分权选官的古法依据。疏文引经据典，是唐代政论文的佳作。

臣闻制器者必择匠以简材，为国者必求贤以莅官。匠之不良，无以成其工；官之非贤，无以致于理。君者，所以牧人也；臣者，所以佐君也。君不养人，失君道矣；臣不辅君，失臣任矣。任人者，诚国家之基本，百姓之安危也。方今人不加富，盗贼不衰，狱公未清，礼义犹阙者，何也？下吏不称职，庶官非其才也。官之不得其才者，取人之道，有所未尽也。臣又闻传说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邦国，今之州县，士有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选英贤，其大臣乃命于王朝耳。秦并天下，罢侯置守，汉氏因之，有沿有革。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则汉为置之。州郡掾吏、督邮从事，悉任之于牧守。爰自魏、晋，始归吏部，递相祖袭，以迄于今。用刀笔以量才，案簿书而察行，法令之弊，其来自久。

臣听说制造器物的人必须选择工匠来挑选材料，治理国家的人必须寻求贤才来担任官职。工匠不好，无法制成器物；官员不贤，无法达到治理。君，是用来牧养百姓的；臣，是用来辅佐君主的。君不养民，就失去了为君之道；臣不辅君，就失去了为臣之任。任用人，实在是国家的根本，百姓安危的关键。如今百姓不更加富裕，盗贼不减少，狱讼未清，礼义尚缺，为什么呢？下层官吏不称职，各级官员不是其才。官得不到其才的原因，在于取人之道有所不足。臣又听说《尚书》上说："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立王侯君公，以大夫师长承之，不贪图安逸，只为治理百姓。"古代的邦国，就是今天的州县，士人有固定的君主，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自选择英贤，只是大臣由王朝任命罢了。秦并天下，罢诸侯置郡守，汉沿袭之，有沿有革。诸侯得自置四百石以下的官吏，其傅相和大官，则由汉朝廷设置。州郡的掾吏、督邮从事，都由牧守自行任用。从魏、晋开始，才归于吏部，递相祖袭，直到今天。用刀笔来衡量才能，凭簿书来考察品行，这种法令的弊端，由来已久。**【注释】***[1]**尺丈之量**：尺和丈的量器。*[2]**钟庾之器**：钟和庾的量器。*[3]**权衡**：秤。*[4]**水镜**：清水明镜。*[5]**棼丝**：乱丝。*[6]**奔兢**：奔走钻营。*[7]**市井**：市场。**【评析】**魏玄同对"吏部选官"制度的批评极为尖锐："假使平如权衡，明如水镜"也无法应对"天下之大，士人之众"。"为人择官，为身择利，顾亲疏而下笔，看势要而措情"的描写，揭示了选官制度中的腐败。"扰扰游宦，同乎市井"的比喻，令人警醒。

盖君子重因循而惮改作，有不得已者，亦当运独见之明，定卓然之议。如今选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权道，所宜迁徙，实为至要。何以言之？夫尺丈之量，所及者盖短；钟庾之器，所积者宁多。非其所及，焉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之？况天下之大，士人之众，而可委之数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权衡，明如水镜，力有所极，照有所穷，铨综既多，紊失斯广。又以比居此任，时有非人。岂直愧彼清通，昧于甄察；亦将竟其庸妄，糅彼棼丝。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脏私一启，以及万端。至乃为人择官，为身择利，顾亲疏而下笔，看势要而措情。悠悠风尘，此焉奔兢；扰扰游宦，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深衷，险如溪壑，择言观行，犹惧不周。今使百行九能，折之于一面，具僚庶品，专断于一司，不亦难矣！且魏人应运，所据者乃三分；晋氏播迁，所临者非一统。逮乎齐、宋，以及周、隋，战争之日多，安泰之时少，瓜分瓦裂，各在一方。隋氏平陈，十余年耳，接以兵祸，继以饥馑，既德业之不逮，或时事所未遑，非谓是今而非古也。武德、贞观，与今亦异，皇运之初，庶事草创，岂唯日不暇给，亦乃人物常稀。天祚大圣，享国永年，比屋可封，异人间出。咸以为有道耻贱，得时无怠，诸色入流，岁以千计。群司列位，无复新加，官有常员，人无定限。选集之始，雾积云屯，擢叙于终，十不收一。淄渑杂混，玉石难分，用舍去留，得失相半。抚即事之为弊，知及后之滋失。

君子重因循而惮于改作，但有不得已的时候，也应当运用独见之明，定下卓然的议论。如今吏部所施行的，并非上古的令典，而是近代的权宜之道，应当加以改变，实在是最要紧的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尺丈之量，所及的范围很短；钟庾之器，所积的量也有限。不在其所能及的范围内，怎么能度量？不在其所能容纳的范围内，怎么装得下？况且天下之大，士人之多，怎么可以委托给几个人之手呢？即使公平如权衡，明亮如水镜，力量也有极限，照鉴也有穷尽，铨选综核既然繁多，紊乱失误就更加广泛。又因为近来担任此职的人，时常有不当人选。岂止是愧对清通之才，昧于甄别考察；也将穷尽其庸妄之态，如同搅乱纷乱的丝线。私情既然行得通，还有什么做不出来？贪赃徇私一旦开启，就会延伸到方方面面。以至于为人择官，为己择利，看亲疏而下笔，看权势而措置。悠悠风尘之中，奔走钻营者在此；扰扰游宦之辈，如同市井买卖。加上表面忠厚内心深沉之人，险如溪壑，即使择言观行，犹恐不够周全。如今使百行九能，都折冲于吏部一面试判之中，大小官僚各种人才，都专断于一个部门，不也太难了吗！况且曹魏应运而兴，所据不过是三分天下；晋室南渡，所临并非一统。到了齐、宋，以及周、隋，战争的日子多，安泰的时候少，瓜分瓦裂，各在一方。隋朝平陈，才十余年，接着是兵祸，继之以饥荒，既然德业不及前代，或许时事所来不及，并非是说今是而古非。武德、贞观年间，与现在也不同，皇运之初，百事草创，岂只是日不暇给，也是人才稀少。上天保佑大圣，享国久长，家家可封，异人间出。都以为有道则耻于贫贱，得时则不敢怠惰，各种身份的人入仕为官，每年以千计。各部门列位，不再增加新职，官有常员，人无定限。选集开始的时候，如雾积云屯，到最终擢叙时，十不收一。淄渑之水杂混，玉石难以分辨，用舍去留，得失各半。审视这些现行做法的弊端，可知日后失误会更加严重。**【注释】***[1]**裴子野**：南朝梁代史学家。*[2]**张耳**：汉初诸侯王。*[3]**五府**：汉代中央五署。*[4]**三公**：太尉、司徒、司空。**【评析】**魏玄同引裴子野之论和汉代的选官制度，论证"一人之身，所关者众；一士之进，其谋也详"的古法优势。指出魏晋以来"所失弘多"，是对选官制度"由精到粗"的历史批评。最后"而况于当今乎"的反问，将批评指向现实。

夏、殷已前，制度多阙，周监二代，焕乎可睹。岂诸侯之臣，不皆命于天子，王朝庶官，亦不专于一职。故周穆王以伯冏为太仆正，命之曰：“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僻侧媚，唯吉士。”此则令其自择下吏之文也。太仆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属委之，则三公九卿，亦必然矣。《周礼》：太宰、内史，并掌爵禄废置；司徒、司马，别掌兴贤诏事。当是分任于群司，而统之以数职，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任责成，君之体也，所委者当，所用者精，故能得济济之多士，盛芃芃之棫朴。

夏、殷以前，制度多不完备，周代借鉴夏、商二代，焕然可观。难道诸侯的臣子，不都是由天子任命的吗？王朝的庶官，也不专属于一个部门。所以周穆王以伯冏为太仆正，命之曰："慎重选择你的僚属，不要用巧言令色、阿谀谄媚之人，只用正直吉士。"这就是让他自己选择下属的文字。太仆正不过是中大夫，尚且把选择僚属之权委给他，那么三公九卿，必然也是如此了。《周礼》记载：太宰、内史，并掌爵禄的废置；司徒、司马，分别掌管举贤和选官之事。这是分任于各司，而以数职统之，各自选择其下属小吏，而由天子任命其大官。委任责成，是君主的体统，所委任的人得当，所用的人精当，所以能得到济济多士，兴盛如茂盛的棫朴。**【注释】***[1]**髫龀**：儿童换牙的年龄。*[2]**银艾**：银印和艾绶，代指官印。*[3]**朱紫**：唐代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4]**弘文崇贤**：弘文馆和崇贤馆。*[5]**千牛辇脚**：千牛备身和殿中省属官。*[6]**六礼、七教、八政**：儒家礼教体系。*[7]**勋官三卫**：荣誉武官和侍卫武官。**【评析】**魏玄同对"贵戚子弟"和"勋官三卫"的不经考试直接入仕提出了尖锐批评。"髫龀之年，已腰银艾"的描写，揭示了门荫制度的不合理。"少仕则废学，轻试则无才"的分析，指出了"少年入仕"对人才培养的危害。这种对"权贵子弟"的批评在唐代奏疏中颇具勇气。

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难，先王言之尚矣。居家视其孝友，乡党服其诚信，出入观其志义，忧欢取其智谋。烦之以事，以观其能；临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礼》始于学校，论之州里，告诸六事，而后贡之王庭。其在汉家，尚犹然矣。州郡积其功能，然后为五府所辟，五府举其掾属而升于朝，三公参得除署，尚书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关者众；一士之进，其谋也详。故官得其人，鲜有败事。魏、晋反是，所失弘多。”子野所论，盖区区之宋朝耳，犹谓不胜其弊，而况于当今乎！

裴子野有言说："任用官员的困难，先王早已说过了。在家看他是否孝友，乡党看他是否诚信，出入看他是否志义，忧欢时看他是否有智谋。用事来烦扰他，以观察其能力；以利来面对他，以考察其廉洁。《周礼》从学校开始，在州里评论，告知六事，然后贡举到王庭。在汉朝，尚且如此。州郡积累其功绩才能，然后被三公府所辟举，五府举其掾属而升到朝廷，三公参预除署，尚书奏之于天子。一个人身上，所关系的人很多；一个士人的进身，其谋划也很周详。所以官得其人，很少有败事。魏、晋却反其道而行，所失甚多。"裴子野所论的，不过是区区南朝宋而已，尚且说不能承受这种弊病，何况在今天呢！**【注释】***[1]**《诗》**：《诗经》。*[2]**翘翘错薪，言刈其楚**：语出《诗经》，喻选取人才。*[3]**三品、五品**：高级和中级官员。*[4]**伊、皋**：伊尹、皋陶，古代名臣。*[5]**流清以源洁**：水流清澈因为源头干净。**【评析】**魏玄同提出了"择举主"的制度设计——既然推荐人举荐不当，那么推荐人也应承担责任。"流清以源洁，影端由表正"的比喻，精妙地说明了"选官公正"与"用人得当"的关系。这是对唐代选举制度的重要理论贡献。

又夫从政莅官，不可以无学。故《书》曰：“学古入官，议事以制。”《传》曰：“我闻学以从政，不闻以政入学。”今贵戚子弟，例早求官，髫龀之年，已腰银艾，或童草之岁，已袭朱紫。弘文崇贤之生，千牛辇脚之类，课试既浅，艺能亦薄，而门阀有素，资望自高。夫象贤继父，古之道也。所谓胄子，必裁诸学，修六礼以节其性，明七教以兴其德，齐八政以防其淫，举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黜恶。少则受业，长而出仕，并由德进，必以才升，然后可以利用宾王，移家事国。少仕则废学，轻试则无才，于此一流，良足惜也。又勋官三卫流外之徒，不待州县之举，直取之于书判，恐非先德而后言才之义也。

又从政莅官，不可以没有学识。所以《尚书》说："学古入官，议事以制度为准。"《左传》说："我听说以学从政，没听说以政入学。"如今贵戚子弟，照例很早求官，孩童之年，已腰佩银印艾绶，有的还是幼童，已袭朱紫之服。弘文馆、崇贤馆的学生，千牛卫、辇脚之类，课试既浅，艺能也薄，但门阀素来显赫，资望自然就高。象贤继父，是古来的道理。所谓的胄子，必须在学宫中加以裁成，修六礼以节其性，明七教以兴其德，齐八政以防其淫，举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黜恶。少时受业，长大出仕，都由德行而进，必以才能而升，然后可以奉事君王，以家事国。年少出仕则荒废学业，轻易通过考试则无真才，这一类人，确实可惜。又有勋官、三卫、流外等人员，不待州县举荐，直接以书判取人，恐怕不是先德而后才之义。**【注释】***[1]**弘道**：高宗年号（683年）。*[2]**钜鹿男**：魏玄同的封爵。*[3]**周兴**：武后时酷吏。*[4]**皇嗣**：睿宗李旦。*[5]**房济**：监刑御史。*[6]**人杀鬼杀**：魏玄同临刑之语。**【评析】**魏玄同被周兴构陷——"太后老矣，须复皇嗣"——是其致命的"罪名"。"人杀鬼杀，有何殊也，岂能为告人事乎"的临刑之语，"乃就刑，年七十三"的从容，构成了一个悲剧性的刚直形象。"时人呼为耐久朋"的称号，是对他与裴炎友谊的最好证明。

臣又以为国之用人，有似人之用财。贫者厌糟糠，思短褐；富者余粮肉，衣轻裘。然则当衰弊乏贤之时，则可磨策朽钝而乘驭之；在太平多士之日，亦宜妙选髦俊而任使之。《诗》云：“翘翘错薪，言刈其楚。”楚，荆也，在薪之翘翘者。方之用才，理亦当尔，选人幸多，尤宜简练。臣窃见制书，每令三品、五品荐士，下至九品，亦令举人，此圣朝侧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褒贬不甚明，得失无大隔，故人上不忧黜责，下不尽搜扬，苟以应命，莫慎所举。且惟贤知贤，圣人笃论，伊、皋既举，不仁咸远。复患阶秩虽同，人才异等，身且滥进，鉴岂知人？今欲务得实才，兼宜择其举主。流清以源洁，影端由表正，不详举主之行能，而责举人之庸滥，不可得已。《汉书》云：“张耳、陈余之宾客、厮役，皆天下俊杰。”彼之蕞尔，犹能若斯，况以神皇之圣明，国家之德业，而不建久长之策，为无穷之基，尽得贤取士之术，而但顾望魏、晋之遗风，留意周、隋之末事，臣窃惑之。伏愿稍回圣虑，时采刍言，略依周、汉之规，以分吏部之选。即望所用精详，鲜于差失。

臣又以为国家用人，如同个人用财。贫者厌弃糟糠，思得粗布短衣；富者余粮剩肉，穿轻裘。那么当衰弊乏贤之时，可以磨策朽钝之人来驾驭使用；在太平多士之日，也应当妙选俊杰而任使他们。《诗经》说："翘翘错薪，言刈其楚。"楚就是荆条，是薪中翘翘突出的。以之比喻用才，道理也当如此，选人幸而众多，尤其应当简练精选。臣私下看到制书，常令三品、五品官荐举士人，下至九品，也令举人，这是圣朝侧席旁求的意思。但因为褒贬不甚分明，得失没有大差别，所以上面的人不担心被黜责，下面的人不尽力搜扬，苟且应付命令，不慎重对待所举之人。况且只有贤者才能知贤，这是圣人的笃论，伊尹、皋陶一旦被举用，不仁者都远去了。又担忧阶秩虽同，人才却有差异，自身尚且滥进，鉴识岂能知人？如今想要务必得到实才，同时应当选择举主。水流清因为源头洁净，影子正因为表尺端正，不详察举主的品行才能，而责怪所举之人的庸滥，是不可能的。《汉书》说："张耳、陈余的宾客、厮役，都是天下俊杰。"他们那样微小的势力，尚且能如此，何况以神皇的圣明，国家的德业，而不建久长之策，为无穷之基，尽得贤取士之术，却只顾望魏、晋的遗风，留意周、隋的末事，臣私下感到困惑。伏望陛下稍回圣虑，时采刍言，大致依照周、汉的规矩，来分吏部选官之权。即可望所用精详，很少有差错失误。**【注释】***[1]**子恬**：魏玄同之子。*[2]**颍王傅**：颍王的师傅。**【评析】**魏玄同之子魏恬的仕途记录，作为附传的补充。

疏奏不纳。弘道初，转文昌左丞，兼地官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则天临朝，迁太中大夫、鸾台侍郎，依前知政事。垂拱三年，加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纳言，封钜鹿男。玄同素与裴炎结交，能保始终，时人呼为“耐久朋”。而与酷吏周兴不协。永昌初，为周兴所构，云玄同言：“太后老矣，须复皇嗣。”太后闻之，怒，乃赐死于家。监刑御史房济谓玄同曰：“何不告事，冀得召见，当自陈诉。”玄同叹曰：“人杀鬼杀，有何殊也，岂能为告人事乎！”乃就刑，年七十三。

奏疏呈上不被采纳。弘道初年，转文昌左丞，兼地官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武则天临朝，迁太中大夫、鸾台侍郎，依旧知政事。垂拱三年，加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纳言，封钜鹿男。魏玄同素来与裴炎结交，能保持始终，时人称为"耐久朋"。而与酷吏周兴不和睦。永昌初年，被周兴所构陷，说魏玄同说过："太后老了，应当恢复皇嗣。"太后听说了，大怒，于是赐死于家中。监刑御史房济对魏玄同说："何不告发别人的事，希望能得到召见，自己申辩。"魏玄同叹息说："被人杀死和被鬼杀死，有什么不同呢，怎么能去做告发别人的事呢！"于是受刑，年七十三岁。**【注释】***[1]**李乾祐**：李昭德之父，贞观初殿中侍御史。*[2]**鄃令裴仁轨**：鄃县令。*[3]**褚遂良**：太宗朝宰相。*[4]**令史**：胥吏。*[5]**爱州**：今越南北部的流放地。*[6]**崔义玄**：高宗朝官员。**【评析】**李乾祐"法令者陛下制之于上，率土尊之于下，与天下共之"的上奏，是唐代法律思想的重要文献。他敢于纠正太宗"轻罪极刑"的错误，体现了"执法独立"的精神。然而"昵于小人"、"坐流爱州"的结局，说明其性格中也有缺陷。父强子强，李昭德继承了父亲的刚直。

子恬，开元中为颍王傅。

儿子魏恬，开元年间任颍王傅。**【注释】***[1]**凤阁侍郎**：中书侍郎的武周改称。*[2]**娄师德**：武则天时宰相。*[3]**文昌台**：武则天改尚书省为文昌台。*[4]**天津**：洛阳洛水上的桥。*[5]**韦机**：司农卿。**【评析】**李昭德的执政能力在本段得到了充分展现。他"创其制度"的都城改建、"积石为脚"的桥梁创新，都说明他是一个有实际才干的官员。这种"经世致用"的能力，与裴炎、刘祎之等人的"清流"形象形成对比。

李昭德，京兆长安人也。父乾祐，贞观初为殿中侍御史。时有鄃令裴仁轨私役门夫，太宗欲斩之。乾祐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于上，率土尊之于下，与天下共之，非陛下独有也。仁轨犯轻罪而致极刑，是乖画一之理。刑罚不中，则人无所措手足。臣忝宪司，不敢奉制。”太宗意解，仁轨竟免。乾祐寻迁侍御史。母卒，庐于墓侧，负土成坟，太宗遣使就墓吊之，仍旌表其门。后历长安令、治书御史，皆有能名，擢拜御史大夫。乾祐与中书令褚遂良不协，竟为遂良所构。永徽初，继受邢、魏等州刺史。乾祐虽强直有器干，而昵于小人，既典外郡，与令史结友，书疏往返，令伺朝廷之事。俄为友人所发，坐流爱州。乾封中，起为桂州都督，历拜司刑太常伯。举京兆功曹参军崔擢为尚书郎，事既不果，私以告擢。后擢有犯，乃告乾祐泄禁中语以赎罪，乾祐复坐免官。寻卒。

李昭德，京兆长安人。父亲李乾祐，贞观初年任殿中侍御史。当时鄃县令裴仁轨私自役使守门夫役，太宗想要斩了他。李乾祐上奏说："法令是陛下在上面制定的，四海之内在下面遵行的，是与天下人共有的，不是陛下独自拥有的。裴仁轨犯了轻罪而受到极刑，这违背了画一之理。刑罚不公正，人们就不知手足该放在哪里。臣忝居宪司，不敢奉行此制。"太宗意解，裴仁轨最终得以免死。李乾祐不久迁侍御史。母亲去世后，在墓旁结庐守丧，背土成坟，太宗遣使到墓前吊唁，并旌表其门。后来历任长安令、治书御史，都有能吏之名，擢拜御史大夫。李乾祐与中书令褚遂良不和，竟被褚遂良所构陷。永徽初年，先后任邢、魏等州刺史。李乾祐虽然刚强正直有器干，却亲近小人，既然掌管外郡，与令史结为朋友，书信往来，让他们窥伺朝廷之事。不久被友人揭发，因此流放爱州。乾封年间，起为桂州都督，历任司刑太常伯。他举荐京兆功曹参军崔擢为尚书郎，事情没有办成，私下告诉了崔擢。后来崔擢犯了事，就告发李乾祐泄露禁中言语来赎罪，李乾祐又因此被免官。不久去世。**【注释】***[1]**武承嗣**：武后之侄，请立为太子。*[2]**张嘉福**：凤阁舍人。*[3]**王庆之**：请立武承嗣的领头者。*[4]**天皇**：高宗。*[5]**皇嗣**：睿宗李旦。*[6]**明堂**：武则天所建。**【评析】**李昭德是武周朝中敢于直接对抗武承嗣的少数人之一。他"杖杀王庆之"的果断、"父子之间犹相篡夺，况在姑侄"的直谏，以及武后"自我任昭德，每获高卧"的信任，都说明他在朝中的特殊地位。"陛下正合传之子孙，为万代计"的论述，是维护李唐正统的正义之声。

昭德，即乾祐之孽子也。强干有父风。少举明经，累迁至凤阁侍郎。长寿二年，增置夏官侍郎三员，时选昭德与娄师德、侯知一为之。是岁，又迁凤阁鸾台平章事，寻加检校内史。长寿中，神都改作文昌台及定鼎、上东诸门，又城外郭，皆昭德创其制度，时人以为能。初，都城洛水天津之东，立德坊西南隅，有中桥及利涉桥，以通行李。上元中，司农卿韦机始移中桥置于安众坊之左街，当长夏门，都人甚以为便，因废利涉桥，所省万计。然岁为洛水冲注，常劳治葺。昭德创意积石为脚，锐其前以分水势，自是竟无漂损。

李昭德，就是李乾祐的庶出儿子。强干有父亲之风。少年时考中明经，累迁至凤阁侍郎。长寿二年，增设夏官侍郎三员，当时选了李昭德与娄师德、侯知一担任。这一年，又迁凤阁鸾台平章事，不久加检校内史。长寿年间，神都改为文昌台以及定鼎、上东各门，又修筑外郭城，都是李昭德创制其制度，时人以为有能。当初，都城洛水天津桥之东，立德坊西南角，有中桥和利涉桥，供行旅通行。上元年间，司农卿韦机开始将中桥移到安众坊的左街，正对长夏门，都人甚以为便利，于是废去利涉桥，节省以万计。然而每年被洛水冲刷，常要劳力修葺。李昭德创意用积石做桥脚，将前端削尖以分水势，从此竟没有漂损。**【注释】***[1]**白石赤心**：有人进献的"祥瑞"。*[2]**洛水**：洛阳的河流。*[3]**来俊臣**：武周时期最臭名昭著的酷吏。*[4]**侯思止**：酷吏。*[5]**王庆诜**：太原王氏。*[6]**李自挹**：赵郡李氏。*[7]**搒杀**：拷打致死。**【评析】**李昭德"此石赤心，洛水中余石岂能尽反耶"的反驳，是旧唐书中最精彩的讽刺之一。他"挫来俊臣""搒杀侯思止"的壮举，为朝野出了一口恶气。"诸宰相诘之"的起因，说明朝中谄媚之风已到了荒唐的地步。

时则天以武承嗣为文昌左相，昭德密奏曰：“承嗣，陛下之侄，又是亲王，不宜更在机权，以惑众庶。且自古帝王，父子之间犹相篡夺，况在姑侄，岂得委权与之？脱若乘便，宝位宁可安乎？”则天矍然曰：“我未之思也。”承嗣亦尝返谮昭德，则天曰：“自我任昭德，每获高卧，是代我劳苦，非汝所及也。”承嗣俄转太子少保，罢知政事。延载初，凤阁舍人张嘉福令洛阳人王庆之率轻薄恶少数百人诣阙上表，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则天不许，庆之固请不已，则天令昭德诘责之，令散。昭德便杖杀庆之，余众乃息。昭德因奏曰：“臣闻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民有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乎！以亲亲言之，则天皇是陛下夫也，皇嗣是陛下子也，陛下正合传之子孙，为万代计。况陛下承天皇顾托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则天寤之，乃止。

当时武则天以武承嗣为文昌左相，李昭德密奏说："武承嗣是陛下的侄子，又是亲王，不宜再掌机权，以惑乱众庶。况且自古帝王，父子之间尚且互相篡夺，何况是姑侄之间，怎么能委以大权呢？如果乘机行事，宝位难道能安稳吗？"武则天猛然醒悟说："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武承嗣也曾反过来诬陷李昭德，武则天说："自从我任用昭德，每次都能高枕无忧，他替我分劳受苦，不是你能比的。"武承嗣不久转任太子少保，罢知政事。延载初年，凤阁舍人张嘉福令洛阳人王庆之率轻薄恶少数百人到朝廷上表，请求立武承嗣为皇太子。武则天不许，王庆之坚持请求不止，武则天令李昭德诘责他，令其散去。李昭德便将王庆之杖杀，余众才散去。李昭德因此上奏说："臣听说文武之道，布在方策，百姓哪有侄子做了天子而为姑母立庙的道理呢！以亲亲之情来说，天皇是陛下的丈夫，皇嗣是陛下的儿子，陛下正应当传给子孙，为万代着想。况且陛下承受天皇的顾托而有天下，如果立武承嗣，臣恐怕天皇就不能享血食了。"武则天醒悟，于是作罢。**【注释】***[1]**丘愔**：前鲁王府功曹参军。*[2]**《硕论》**：邓注所著，述昭德专权之状。**【评析】**丘愔上疏和李昭德的回应，构成了本传的反转叙事。一个曾经对抗酷吏的英雄，如今被指控"专权用事"——"未闻有王"的评价，竟与当年对武承嗣的批评如出一辙。这种"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历史讽刺，令人深思。

时朝廷谀佞者多获进用，故幸恩者，事无大小，但近谄谀，皆获进见。有人于洛水中获白石数点赤，诣阙辄进。诸宰相诘之，对云：“此石赤心，所以来进。”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余石岂能尽反耶？”左右皆笑。是时，来俊臣、侯思止等枉挠刑法，诬陷忠良，人皆慑惧，昭德每廷奏其状，由是俊臣党与少自摧屈。来俊臣又尝弃故妻而娶太原王庆诜女，侯思止亦奏娶赵郡李自挹女，敕政事堂共商量。昭德抚掌谓诸宰相曰：“大可笑！往年俊臣贼劫王庆诜女，已大辱国。今日此奴又请索李自挹女，无乃复辱国耶！”寻奏寝之。侯思止后竟为昭德所绳，搒杀之。

当时朝廷中阿谀奉承的人多被进用，所以那些侥幸得恩的人，事无大小，只要近谄谀之辈，都能获得进见。有人在洛水中得到一块有几处红点的白石，就到朝廷进献。诸宰相诘问他，他回答说："这石头有赤心，所以来进献。"李昭德呵斥他说："这石头有赤心，洛水中其余的石头难道都要造反吗？"左右都笑了。这时，来俊臣、侯思止等枉法挠权，诬陷忠良，人人都恐惧慑服，李昭德每每在朝廷上奏他们的罪状，因此来俊臣的党羽稍稍有所收敛。来俊臣又曾经抛弃原妻而娶太原王庆诜的女儿，侯思止也奏请娶赵郡李自挹的女儿，敕令政事堂共同商量。李昭德拍手对诸宰相说："太可笑了！往年俊臣贼劫王庆诜的女儿，已经大辱国体。今天这奴才又来索取李自挹的女儿，不是又要辱国吗！"不久上奏将此事搁置。侯思止后来终究被李昭德依法惩治，拷打而死。**【注释】***[1]**魏冉**：秦国权臣。*[2]**张禄**：范雎，入秦后取代魏冉。*[3]**庞萌**：汉光武帝将领，后叛变。*[4]**司马懿**：魏国权臣。*[5]**蚁穴坏堤**：喻小患不除将酿大祸。*[6]**履霜坚冰**：语出《易经》，喻防微杜渐。**【评析】**丘愔的上疏以魏冉、司马懿为鉴，论证"权归于下"的危险。虽然是为攻击李昭德而作，但其"小家治生"的比喻和"蚁穴坏堤"的警示，具有普遍的政治哲学意义。"明知今日言之于前，明日伏诛于后"的悲壮，令人肃然起敬。

既而昭德专权用事，颇为朝野所恶。前鲁王府功曹参军丘愔上疏言其罪状曰：

不久李昭德专权用事，颇为朝野所厌恶。前鲁王府功曹参军丘愔上疏陈述他的罪状说：**【注释】***[1]**钦州南宾尉**：李昭德被贬之处。*[2]**姚璹**：纳言。*[3]**一悲一喜**：指昭德死而俊臣亦死。*[4]**神龙**：中宗年号。*[5]**司空**：三公之一，追赠。*[6]**建中三年**：772年，德宗年号。**【评析】**李昭德与来俊臣"同日而诛"的结局充满了戏剧性："士庶莫不痛昭德而庆俊臣"、"今日天雨，可谓一悲一喜矣"——社会舆论的态度一目了然。从"每获高卧"的信任到"与来俊臣同日而诛"的结局，李昭德的命运是武周政治最深刻的悲剧之一。

臣闻百王之失，皆由权归于下。宰臣持政，常以势盛为殃。魏冉诛庶族以安秦，非不忠也。弱诸侯以强国，亦有功也。然以出入自专，击断无忌，威震人主，不闻有王，张禄一进深言，卒用忧死。向使昭王不即觉悟，魏冉果以专权，则秦之霸业，或不传其子孙。陛下创业兴王，拨乱英主，总权收柄，司契握图。天授已前，万机独断，发命皆中，举事无遗，公卿百僚，具职而已。自长寿已来，厌怠细政，委任昭德，使掌机权。然其干济小才，不堪军国大用。直以性好凌轹，气负刚强，盲聋下人，刍狗同列，刻薄庆赏，矫枉宪章，国家所赖者微，所妨者大。天下杜口，莫敢一言，声威翕赫，日已炽盛。臣近于南台见敕日，诸处奏事，陛下已依，昭德请不依，陛下便不依。如此改张，不可胜数。昭德参奉机密，献可替否，事有便利，不预谘谋，要待画旨将行，方始别生驳异。扬露专擅，显示于人，归美引愆，义不如此。州县列位，台寺庶官，入谒出辞，望尘习气。一切奏谳，与夺事宜，皆承旨意，附会上言。今有秩之吏，多为昭德之人。陛下勿谓昭德小心，是我手臂。臣观其胆，乃大于身，鼻息所冲，上拂云汉。近者新陷来、张两族，兼挫侯、王二仇，锋锐理不可当，方寸良难窥测。

臣听说百代帝王之失，都由于权力归于臣下。宰臣执政，常以势盛为祸殃。魏冉诛除庶族以安秦，并非不忠。削弱诸侯以强国，也有功劳。然而因为出入自专，击断无所顾忌，威震人主，使人不闻有王，张禄一进深言，魏冉终于忧愤而死。假使秦昭王不立即觉悟，魏冉果然以专权行事，那么秦的霸业，或许就不能传给子孙了。陛下创业兴王，是拨乱反正的英主，总揽大权，司契握图。天授以前，万机独断，发命都恰当，做事无遗漏，公卿百僚，各守其职而已。自从长寿以来，厌倦细政，委任昭德，让他掌管机权。然而他有干济之小才，不堪军国大用。只是因为他性好凌轹，气性刚强，把下属当盲聋之人，把同僚当刍狗之物，刻薄庆赏，矫枉宪章，国家所赖于他的微不足道，所受妨碍的却很大。天下人闭口不言，不敢说一句话，他的声威炽盛，日益高涨。臣最近在南台看到敕令的日子，各处奏事，陛下已经依从了，昭德请求不依从，陛下就不依从。像这样改变原议，不可胜数。昭德参与机密，献可替否，事情有便利之处，不预参谋商，等到画旨将要施行时，才又别生驳异。张扬专擅，显示于人，归美引愆，大义不应当如此。州县各级官员，台寺各部庶官，入谒出辞，都望尘而拜习以为常。一切奏谳，与夺事宜，都承其旨意，附会上言。如今有品秩的官吏，多是昭德的人。陛下不要说昭德小心谨慎，是我的手臂。臣看他的胆量，比他的身体还大，鼻息所冲，上拂云汉。近来新陷害了来、张两族，又挫败了侯、王二仇，锋锐之气势不可挡，心机实在难以窥测。**【注释】**史臣论评裴炎。**【评析】**史臣论以"见迟而虑浅"概括裴炎："唯虑中宗之过失，是其浅也；不见太后之苞藏，是其迟也"。这种"知小而不知大"的评价，与"况闻睹构逆则示其闲暇，俾杀降则彰彼猜嫌"的具体事例相呼应。"小数有余，大度何足"的总结，是对裴炎一生功过的精确定位。

书曰：知人亦未易，人亦未易知。汉光武将宠庞萌，可以托孤，卒为戎首。魏明帝期司马懿以安国，竟肆奸回。夫小家治生，有千百之资，将以托人，尚忧失授。况兼天下之重，而可轻忽委任者乎！今昭德作福专威，横绝朝野，爱憎与夺，旁若无人。陛下恩遇至深，蔽过甚厚。臣闻蚁穴坏堤，针芒写气，涓涓不绝，必成江河。履霜坚冰，须防其渐，权重一去，收之极难。臣又闻轻议近臣，犯颜深谏，明君圣主，亦有不容。臣熟知今日言之于前，明日伏诛于后。但使国安身死，臣实不悔。陛下深览臣言，为万姓自爱。

《书经》说：知人也不容易，人也不容易被了解。汉光武帝将要宠信庞萌，认为可以托孤，庞萌最终却成为叛首。魏明帝期望司马懿以安国，他竟然大肆奸邪。小家治生，有千百的资产，将托付于人，尚且担心托付不当。何况兼有天下之重，怎么可以轻忽委任呢！如今昭德作福专威，横绝朝野，爱憎与夺，旁若无人。陛下对他的恩遇至深，遮蔽他的过失也太过分。臣听说蚁穴可以坏堤，针芒可以泄气，涓涓不绝，必成江河。履霜而知坚冰将至，必须防其渐，大权一旦失去，收回极难。臣又听说轻议近臣，犯颜深谏，明君圣主，也有不能容的时候。臣深知今天在前面进言，明天可能就伏诛于后。但只要国家安定、自己身死，臣实在不后悔。望陛下深览臣言，为天下百姓自爱。**【注释】**史臣论评刘祎之。**【评析】**史臣对刘祎之的评价颇为苛刻："失言于大隐""取金于万荣""潜见内人""私通嬖妾"——几乎全盘否定。"使浊迹玷其清誉，淫行污于贞名"的措辞极重。然而"临终不挠，抑又徒劳"的最后一句，仍保留了对他人格的些许肯定。这种"先抑后微扬"的评价方式，在史传中并不多见。

时长上果毅邓注又著《硕论》数千言，备述昭德专权之状，凤阁舍人逢弘敏遽奏其论。则天乃恶昭德，谓纳言姚璹曰：“昭德身为内史，备荷殊荣，诚如所言，实负于国。”延载初，左迁钦州南宾尉，数日，又命免死配流。寻又召拜监察御史。时太仆少卿来俊臣与昭德素不协，乃诬构昭德有逆谋，因被下狱，与来俊臣同日而诛。是日大雨，士庶莫不痛昭德而庆俊臣也。相谓曰：“今日天雨，可谓一悲一喜矣。”神龙中，降制曰：“故李昭德勤恪在公，强直自达。立朝正色，不吐刚以茹柔；当轴励词，必抗情以历诋。墉隍府寺，树勣良多，变更规模，殁而不朽。道沦福善，业亏嫉恶，名级不追，风流将沫。式旌坏树，光被幽明，可赠左御史大夫。”德宗建中三年，加赠司空。

当时长上果毅邓注又著《硕论》数千言，详细陈述李昭德专权的情况，凤阁舍人逢弘敏立即上奏了这篇文章。武则天于是厌恶李昭德，对纳言姚璹说："昭德身为内史，备荷殊荣，如果真如丘愔所言，确实有负于国。"延载初年，左迁为钦州南宾尉，几天后，又命免死配流。不久又召拜监察御史。当时太仆少卿来俊臣与李昭德素来不和，于是诬构李昭德有逆谋，因此被下狱，与来俊臣同日被诛。这天大雨，士庶莫不痛惜李昭德而庆幸来俊臣之死。互相说："今天天下雨，可以说是一悲一喜了。"神龙年间，下制说："已故李昭德勤恪在公，强直自达。立朝正色，不吐刚以茹柔；当轴励词，必抗情以历诋。城池府寺，树立的功绩很多，变更规模，殁而不朽。大道沦丧则福善无报，事业有亏则嫉恶未尽，名级未能追赠，风流将沫。特为旌表坏树，光被幽明，可追赠左御史大夫。"德宗建中三年，加赠司空。**【注释】**史臣论评魏玄同。**【评析】**史臣对魏玄同的评价相对温和。"玄同欲复皇储，固宜难免"——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提出恢复李唐皇嗣就等于自取灭亡。"死而无过，人杀何妨"的反问，实际上是为魏玄同的"冤死"做了定性。

史臣曰：裴炎位居相辅，时属艰难，历览前踪，非无忠节。但见迟而虑浅，又遭命以会时。何者，当是时，高宗晏驾尚新，武氏革命未见，炎也唯虑中宗之过失，是其浅也；不见太后之苞藏。是其迟也。及乎承嗣请封祖祢，三思劝杀宗亲，然后徒有谏章，何尝济事，是辜遗托，岂痛伏诛。时论则然，迟浅须信。况闻睹构逆则示其闲暇，俾杀降则彰彼猜嫌，小数有余，大度何足，又其验也。

史臣说：裴炎位居宰辅，时值艰难之际，历览前人的行迹，不是没有忠节。只是见识迟缓而考虑浅近，又遭遇命运与时会的配合。为什么呢？在那个时候，高宗晏驾尚且不久，武氏的革命尚未显现，裴炎只顾虑中宗的过失，这是他的浅见；看不到太后的包藏祸心，这是他的迟缓。等到武承嗣请求追封祖祢，武三思劝杀宗亲，然后才空有谏章，何尝济得了事，这是辜负了遗托，怎能痛惜他被伏诛。当时的评论就是这样，迟浅之说必须相信。况且听说看到构逆之事时他表现得闲暇自在，使降者被杀则彰显了他的猜嫌，小聪明有余，大度量不足，这又是他的明证。**【注释】**史臣论评李昭德。**【评析】**史臣对李昭德的评价最为复杂：既肯定其"诛侯思止，法王庆之，挫来俊臣"的功绩，又批评其"道乏弘持，器难苞贮，纯刚是失"。"若使昭德用谦御下"的假设，说明如果他能"刚柔并济"，本可以善终。这是一种"惋惜"多于"谴责"的评价。

祎之名父之子，谅知其才，著述颇精，履历无愧。师范王府，秉执相权，咸有能名，固惬群议。何乃失言于大隐，取金于万荣，潜见内人，私通嬖妾，使浊迹玷其清誉，淫行污于贞名。若言俗困滥刑，公行诬告，即又自昧周防之道，人非尽戮之冤。赐死于家，犹为多幸，临终不挠，抑又徒劳。

刘祎之是名父之子，谅知其才，著述颇精，履历无愧。为王府之师范，秉执相权，都有能吏之名，本使人满意。为何失言于贾大隐，收受孙万荣之金，暗中窥见内人，私通嬖妾，使浊迹玷污了清誉，淫行污损了贞名。如果说世俗困于滥刑，公行诬告，那也是自己昧于周防之道，并非都是被冤杀的。赐死于家中，还是多幸了，临终不屈服，也只是徒劳。**【注释】**赞语。**【评析】**赞语以四言韵文分别概括四人：裴炎"虑浅见迟"、刘祎之"贷色自欺"、李昭德"强猛"而"何由不亏"、魏玄同"颠殒亦随"。每人两句，精准而深刻。其中"死无令誉，孰谓非宜"一句，既是对李昭德的评价，也是对整个武周政治的感慨。

玄同富于词学，公任权衡，当为典选之时，备疏择才之理。但以高宗弃代之后，则天居位之间，革命是怀，附己为爱，苟一言之不顺，则赤族以难逃。是以唐之名臣，难忘中兴之计；周之酷吏，常谋并进之谗。玄同欲复皇储，固宜难免，死而无过，人杀何妨。

魏玄同富于词学，公任权衡，当典选之时，详细阐述了择才之理。只是在高宗弃世之后，武则天居位之间，心怀革命之志，以附己为爱，只要有一言不顺，就赤族难逃。因此唐之名臣，难忘中兴之计；周之酷吏，常谋并进之谗。魏玄同想要恢复皇嗣，自然难免一死，死而无过，被人杀又何妨。**【注释】***[1]*典选：掌管官员选拔。魏玄同曾任吏部尚书，负责铨选事务，曾上疏详论择才之道。*[2]*革命：此处指武则天改唐为周的政治变革，即"武周革命"。古人以改朝换代为"革命"。*[3]*赤族：灭族，全家族被诛杀。形容武则天时期对反对者的残酷镇压。**【评析】**史臣对魏玄同的评价侧重于其在武周革命政治环境中的悲剧命运。他富于才学、典选有方，但在武则天以"附己为爱、一言不顺则赤族难逃"的高压政治下，因欲恢复李唐皇嗣而必死无疑。史臣认为其"死而无过"，表达了对其命运的同情，也揭示了武周时期"以附己定是非"的政治逻辑对忠臣的致命打击。

昭德强干为臣，机巧莅事，凡所制置，动有规模。武承嗣方持左相权，将立为皇太子，寻更所任，复寝其谋，咸由昭德之言，能拒则天之旨。又观其诛侯思止，法王庆之，挫来俊臣，致朋党渐衰，谀佞稍退。又则天谓承嗣曰：“我任昭德，每获高卧，代我劳苦，非汝所及也。”此则强干机巧之验焉。公忠之道，亦在其中矣。不然，则何以致是哉！若使昭德用谦御下，以柔守刚，不恃专权，常能寡过，则复皇嗣而非晚，保臣节而必终。盖由道乏弘持，器难苞贮，纯刚是失，卷智不全。所以丘愔抗陈，邓注深论，瓦解而固难收拾，风摧而岂易扶持。自取诛夷，人谁怨怼？

李昭德以强干为臣，机巧莅事，凡所制置，动有规模。武承嗣正持左相之权，将要被立为皇太子，不久改变了他的职务，又搁置了其图谋，都因为李昭德的话，能拒绝武则天的旨意。又看他诛杀侯思止，法办王庆之，挫败来俊臣，使朋党逐渐衰败，谀佞稍有退避。武则天又对武承嗣说："我任用昭德，每次都能高卧，替我分劳受苦，不是你能比的。"这就是他强干机巧的验证。公忠之道，也在其中了。不然，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呢！假使昭德用谦逊来御下，以柔来守刚，不恃专权，常能少过，那么恢复皇嗣并不算晚，保住臣节而终其天年。只是由于他缺乏弘大持重的道行，器量难以包贮，纯刚是失，卷智不全。所以丘愔抗言陈述，邓注深加论述，瓦解之势难以收拾，风摧之下岂易扶持。自取诛夷，人谁怨怼呢？**【注释】***[1]*侯思止、王庆之：均为武则天时期的酷吏或武氏亲信，胡作非为。李昭德诛杀侯思止、法办王庆之，打击了酷吏势力。*[2]*来俊臣：武周时期最著名的酷吏，撰《罗织经》，大兴冤狱。后被李昭德挫败。*[3]*丘愔、邓注：均上疏弹劾李昭德专权的人。丘愔为前鲁王府功曹参军，邓注为长上果毅。*[4]*纯刚是失、卷智不全：语出《易经》，意为过于刚强则容易折断，应当刚柔并济。**【评析】**史臣对李昭德的评价最为复杂辩证：既肯定其"强干机巧"和"公忠之道"——阻止武承嗣为太子、打击酷吏朋党，贡献卓著；又批评其"纯刚是失"——恃权专断、缺乏谦逊，最终因丘愔、邓注的弹劾而自取灭亡。史臣认为如果李昭德能"以柔守刚"，不仅可以保全自身，还能在恢复李唐皇嗣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这种辩证评价深刻揭示了强臣在专制体制下的两难处境。

赞曰：政无刑法，时属艰危。裴炎之智，虑浅见迟。祎之履行，贷色自欺。昭德强猛，何由不亏？死无令誉，孰谓非宜。玄同不幸，颠殒亦随。

赞曰：政无刑法，时属艰危。裴炎之智，虑浅见迟。祎之履行，贪色自欺。昭德强猛，何由不亏？死无令誉，孰谓非宜。玄同不幸，颠殒亦随。**【注释】***[1]*政无刑法：指武周时期法制混乱、酷吏横行的政治局面。*[2]*贷色自欺：此处原文为"贷色自欺"，指刘祎之因私通嬖妾、暗中窥见宫人而自取其祸。"贷"通"忕"，贪恋之意。**【评析】**全篇赞语以骈文形式逐一点评四人：裴炎"虑浅见迟"、刘祎之"贪色自欺"、李昭德"强猛"难全、魏玄同"不幸"从死。每人一句，褒贬分明，体现了史臣对武周时期宰相群体悲剧命运的概括。"死无令誉，孰谓非宜"是全篇的感叹——这些人身居宰辅却不得善终、未留美誉，确实令人唏嘘，折射出武周政治的残酷本质。**【总评】**本卷合传裴炎、刘祎之、魏玄同、李昭德四位武则天时期的宰相。裴炎在武则天废中宗、立睿宗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最终因反对武则天建周而身首异处；刘祎之同样因得罪武后而被赐死；魏玄同因与裴炎的友谊而受到牵连；李昭德虽为武后效力，但为人刚猛得罪权贵，终被来俊臣陷害致死。《旧唐书》对这四人的叙事揭示了一个历史悖论——他们帮助武则天夺取了权力，却最终被武则天所杀。"赞曰"对裴炎"虑浅见迟"的批评虽不无道理，但更多是对这些宰辅在极端政治环境下的无力感的同情。本卷是研究武周代唐过程中朝臣命运变迁的核心文献，展现了政治转型期"伴君如伴虎"的残酷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