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 · 卷七十一_魏徵

魏徵魏徵，字玄成，钜鹿曲城人也。父长贤，北齐屯留令。徵少孤贫，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出家为道士。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大业末，武阳郡丞元宝藏举兵以应李密，召徵使典书记。密每见宝藏之疏，未尝不称善，既闻徵所为，遽使召之。徵进十策以干密，虽奇之而不能用。及王世充攻密于洛口，徵说密长史郑颋曰：“魏公虽骤胜，而骁将锐卒死伤多矣；又军无府库，有功不赏。战士心惰，此二者难以应敌。未若深沟高垒，旷日持久，不过旬月，敌人粮尽，可不战而退，追而击之，取胜之道。且东都食尽，世充计穷，意欲死战，可谓穷寇难与争锋，请慎无与战。”颋曰：“此老生之常谈耳！”徵曰：“此乃奇谋深策，何谓常谈？”因拂衣而去。及密败，徵随密来降，至京师，久不见知。自请安辑山东，乃授秘书丞，驱传至黎阳。时徐世勣尚为李密拥众，徵与世勣书曰：

魏徵，字玄成，钜鹿曲城人。父亲长贤，曾任北齐屯留令。魏徵少年丧父，家境贫寒，落拓不羁而有远大志向，不从事谋生之业，出家做了道士。他喜好读书，涉猎广博，见天下逐渐大乱，尤其留意纵横之术。大业末年，武阳郡丞元宝藏起兵响应李密，征召魏徵掌管文书。李密每次看到元宝藏的奏疏，无不称赞，听说出自魏徵之手，立刻派人召见他。魏徵向李密进献十条计策，李密虽然惊奇其才却未能任用。等到王世充在洛口攻打李密时，魏徵劝说李密的长史郑颋道："魏公虽然接连取胜，但骁将锐卒死伤甚多；加之军中没有府库，有功不能赏赐。战士们心生懈怠，这两点难以应对敌人。不如深沟高垒，旷日持久，不过十天半月，敌人粮尽，便可不战而退，我军追击之，这是取胜之道。况且东都粮尽，王世充计穷，意欲死战，可以说是穷寇不可与之争锋，请慎重不要交战。"郑颋说："这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魏徵说："这乃是奇谋深策，怎能说是常谈？"于是拂衣而去。等到李密失败，魏徵随李密归降，到了京城，很久未被赏识。他自请安抚山东，于是被授任秘书丞，乘驿车前往黎阳。当时徐世勣还在为李密统领部众，魏徵写信给徐世勣说：**【注释】***[1]*唐初名臣，初为太子建成洗马，多次劝建成巩固势力。玄武门之变后归附太宗，成为贞观名相。*[2]*隋末割据势力，据洛阳称郑帝，被太宗围困后出降。**【评析】**TEMP_MARKER_0

自隋末乱离，群雄竞逐，跨州连郡，不可胜数。魏公起自叛徒，奋臂大呼，四方响应，万里风驰，云合雾聚，众数十万。威之所被，将半天下，破世充于洛口，摧化及于黎山。方欲西蹈咸阳，北凌玄阙，扬旌瀚海，饮马渭川，翻以百胜之威，败于奔亡之虏。固知神器之重，自有所归，不可以力争。是以魏公思皇天之乃睠，入函谷而不疑。公生于扰攘之时，感知己之遇。根本已拔，确乎不动，鸠合遗散，据守一隅。世充以乘胜余勇，息其东略；建德因侮亡之势，不敢南谋。公之英声，足以振于今古。然谁无善始，终之虑难。去就之机，安危大节。若策名得地，则九族荫其余辉；委质非人，则一身不能自保。殷鉴不远，公所闻见。孟贲犹豫，童子先之，知几其神，不俟终日。今公处必争之地，乘宜速之机，更事迟疑，坐观成败，恐凶狡之辈，先人生心，则公之事去矣。

自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群雄竞相逐鹿，跨州连郡者数不胜数。魏公从叛军中崛起，振臂一呼，四方响应，万里风驰，如云合雾聚，部众达数十万。威望所及，将近半个天下，在洛口大破王世充，在黎山击溃宇文化及。正要西进咸阳，北凌玄阙，扬旌瀚海，饮马渭川，却以百胜之威，败于奔亡之敌手。由此可知国家神器之重，自有其归属，不可力争。因此魏公念皇天之眷顾，入函谷关而不疑。公生于乱世，感念知己之遇。根本虽已动摇，却坚定不移，收拢散亡部众，据守一方。王世充因连胜之勇停止东进，窦建德因覆灭之势不敢南谋。公的英名，足以震耀今古。然而谁没有好的开端，善终却难以预料。去就的机变，安危的大节，至关重要。如果策名得地，则九族都能荫受余辉；委身非人，则自身都不能保全。殷鉴不远，公所闻见甚多。孟贲犹豫不决，连童子都能抢先，洞察几微如神，不须等待终日。如今公身处必争之地，乘宜速之机，却迟疑不决，坐观成败，恐怕凶狡之辈先起异心，则公的大业就完了。**【注释】***[1]*唐初名臣，初为太子建成洗马，多次劝建成巩固势力。玄武门之变后归附太宗，成为贞观名相。*[2]*隋末农民起义领袖，据河北建国号夏，虎牢关之战中被太宗生擒。*[3]*隋末割据势力，据洛阳称郑帝，被太宗围困后出降。**【评析】**此段记载魏徵劝徐世勣归附唐朝的事。他以'乘机建功'的理劝说动世勣，体现了其善于把握时机的政治智慧。世勣将李密所辖土地户口造册送唐，不贪功据为己有，也展现了其忠义品格。这段叙述为魏徵后来归唐埋下了伏笔。

世勣得书，遂定计遣使归国，开仓运粮，以馈淮安王神通之军。俄而建德悉众南下，攻陷黎阳，获徵，署为起居舍人。及建德就擒，与裴矩西入关。隐太子闻其名，引直洗马，甚礼之。徵见太宗勋业日隆，每劝建成早为之所。及败，太宗使召之，谓曰：“汝离间我兄弟，何也？”徵曰：“皇太子若从徵言，必无今日之祸。”太宗素器之，引为詹事主簿。及践祚，擢拜谏议大夫，封钜鹿县男，使安辑河北，许以便宜从事。徵至磁州，遇前宫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锢送诣京师。徵谓副使李桐客曰：“吾等受命之日，前宫、齐府左右，皆令赦原不问。今复送思行，此外谁不自疑？徒遣使往，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且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宁可虑身，不可废国家大计。今若释遣思行，不问其罪，则信义所感，无远不臻。古者，大夫出疆，苟利社稷，专之可也。况今日之行，许以便宜从事，主上既以国士见待，安可不以国士报之乎？”即释遣思行等，仍以启闻，太宗甚悦。

徐世勣收到信后，遂定计遣使归顺朝廷，开仓运粮，以供应淮安王李神通的军队。不久窦建德率全部兵马南下，攻陷黎阳，俘获魏徵，任命他为起居舍人。等到窦建德被擒，魏徵与裴矩西入关中。隐太子李建成听说他的名声，引为洗马，对他非常礼遇。魏徵见太宗功业日隆，多次劝建成早作处置。等到建成失败，太宗召见他说："你离间我兄弟，是何原因？"魏徵说："皇太子若听从我的话，必无今日之祸。"太宗一向器重他，任命为詹事主簿。太宗即位后，提拔为谏议大夫，封钜鹿县男，派往安抚河北，允许相机行事。魏徵到了磁州，遇到前东宫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被押送进京。魏徵对副使李桐客说："我们受命之时，前东宫、齐王府的属官都令赦免不再追究。如今又押送李思行，此外谁不自疑？白白遣使前往，他们必不信，这便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况且国家利益，知无不为，宁可顾虑自身，不可废弃国家大计。如今若释放李思行不问其罪，则信义所感，无远不及。古时大夫出使境外，只要有利于社稷，可以专断。何况今日之行已许以便宜从事，主上既以国士待我，怎能不以国士报之？"当即释放了李思行等人，并将此事上奏，太宗非常高兴。**【注释】***[1]*唐初名臣，初为太子建成洗马，多次劝建成巩固势力。玄武门之变后归附太宗，成为贞观名相。*[2]*隋末农民起义领袖，据河北建国号夏，虎牢关之战中被太宗生擒。*[3]*隋末割据势力，据洛阳称郑帝，被太宗围困后出降。**【评析】**此段记载魏徵任太子建成洗马期间的谏言。他劝建成'收买山东豪杰'以对抗太宗的军功势力，体现了其深远的政治眼光。可惜建成未能充分利用这一策略，最终在夺嫡中失败。这段文字也为后来太宗不计前嫌重用魏徵提供了戏剧性的反衬。

太宗新即位，励精政道，数引徵入卧内，访以得失。徵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与之言，未尝不欣然纳受。徵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太宗尝劳之曰：“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其年，迁尚书左丞。或有言徵阿党亲戚者，帝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案验无状，彦博奏曰：“徵为人臣，须存形迹，不能远避嫌疑，遂招此谤。虽情在无私，亦有可责。”帝令彦博让徵，且曰：“自今后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闻君臣协契，义同一体。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则邦之兴丧，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帝曰：“忠、良有异乎？”徵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龙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帝深纳其言，赐绢五百匹。贞观三年，迁秘书监，参预朝政。徵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时高昌王麹文泰将入朝，西域诸国咸欲因文泰遣使贡献，太宗令文泰使人厌怛纥干往迎接之。徵谏曰：“中国始平，疮痍未复，若微有劳役，则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经州县，犹不能供，况加于此辈。若任其商贾来往，边人则获其利；若为宾客，中国即受其弊矣。汉建武二十二年，天下已宁。西域请置都护、送侍子，光武不许，盖不以蛮夷劳弊中国也。今若许十国入贡，其使不下千人，欲使缘边诸州何以取济？人心万端，后虽悔之，恐无所及。”上善其议。时厌怛纥干已发，遽追止之。后太宗幸九成宫，因有宫人还京，憩于湋川县之官舍。俄又右仆射李靖、侍中王珪继至，官属移宫人于别所而舍靖等。太宗闻之，怒曰：“威福之柄，岂由靖等？何为礼靖而轻我宫人！”即令案验湋川官属及靖等。徵谏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宫人，皇后扫除之隶。论其委付，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访朝廷法式，归来，陛下问人间疾苦。靖等自当与官吏相见，官吏亦不可不谒也。至于宫人，供食之外，不合参承。若以此罪责县吏，恐不益德音，徒骇天下耳目。”帝曰：“公言是也。”乃释官吏之罪，李靖等亦寝而不问。寻宴于丹霄楼，酒酣。太宗谓长孙无忌曰：“魏徵、王珪，昔在东宫，尽心所事，当时诚亦可恶。我能拔擢用之，以至今日，足为无愧古人。然徵每谏我不从，发言辄即不应，何也？”对曰：“臣以事有不可，所以陈论，若不从辄应，便恐此事即行。”帝曰：“但当时且应，更别陈论，岂不得耶？”徵曰：“昔舜诫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若臣面从陛下方始谏，此即‘退有后言’，岂是稷、契事尧、舜之意耶？”帝大笑曰：“人言魏徵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适为此耳。”徵拜谢曰：“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是月，长乐公主将出降，帝以皇后所生，敕有司资送倍于永嘉长公主。徵曰：“不可。昔汉明欲封其子，云‘我子岂与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阳。’前史以为美谈。天子姊妹为长公主，子为公主，既加‘长’字，即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浅深，无容礼相逾越。”上然其言，入告长孙皇后，后遣使赍钱四十万、绢四百匹，诣徵宅以赐之。寻进爵郡公。七年，代王珪为侍中，尚书省滞讼有不决者，诏徵评理之。徵性非习法，但存大体，以情处断，无不悦服。初，有诏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颖达、许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陈史》，李百药撰《齐史》。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荐在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史成，加左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赐物二千段。

太宗新即位，励精图治，多次将魏徵引入内室，询访朝政得失。魏徵素有经国之才，性格刚直不阿，无所屈挠。太宗与他交谈，无不欣然采纳。魏徵也庆幸遇到知己之主，思虑竭尽所能，知无不言。太宗曾慰劳他说："卿前后进谏二百余事，若非至诚为国，怎能如此？"这一年，升迁为尚书左丞。有人进言说魏徵偏袒亲戚，太宗派御史大夫温彦博查问验证，查无实据。温彦博奏道："魏徵作为人臣，应存形迹，不能远避嫌疑，以致招来此谤。虽然情在无私，也有可责之处。"太宗令温彦博责备魏徵，并说："自今以后不得不存形迹。"另一天，魏徵上奏说："臣听说君臣契合，道义如同一体。不存公道，只讲形迹，若君臣上下都遵循此路，则国家兴亡就难以预料了。"太宗猛然变色说："我已经后悔了。"魏徵再拜说："愿陛下使臣成为良臣，勿使臣成为忠臣。"太宗问："忠、良有何不同？"魏徵说："良臣，如稷、契、咎陶便是。忠臣，如龙逢、比干便是。良臣使自己获得美名，君王受显赫尊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自身遭受诛杀，君王陷入大恶，家国一并丧亡，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甚远。"太宗深纳其言，赐绢五百匹。贞观三年，迁秘书监，参预朝政。魏徵认为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请引学者校定四部书籍。数年间，秘府图籍粲然齐备。当时高昌王麹文泰将入朝，西域诸国都想借文泰遣使贡献，太宗令文泰派厌怛纥干前往迎接。魏徵谏道："中原刚刚平定，疮痍未复，若稍有劳役，百姓便不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经州县尚且不能供给，何况加于此辈。若任凭商贾来往，边民则获利；若作为宾客接待，中原便受其弊。汉光武建武二十二年，天下已宁。西域请置都护、送侍子，光武不允，就是不以蛮夷劳弊中国。如今若许十国入贡，使者不下千人，要使缘边诸州如何供给？人心万端，日后虽悔，恐已不及。"太宗认为他说得对。当时厌怛纥干已经出发，立刻追回制止。后来太宗驾临九成宫，有宫人回京，歇息于湋川县官舍。不久右仆射李靖、侍中王珪相继到达，官属将宫人移到别处而安置李靖等人。太宗闻之大怒道："威福之柄，岂能由李靖等人掌握？为何礼遇李靖而轻视我的宫人！"即刻下令查办湋川官属及李靖等人。魏徵谏道："李靖等人是陛下心腹大臣；宫人是皇后手下扫除的仆役。论其所托付，事理不同。况且李靖等人出外，官吏要访问朝廷法度，归来时陛下要问民间疾苦。李靖等人自当与官吏相见，官吏也不可不拜谒。至于宫人，供食之外，不应参拜承迎。若因此罪责县吏，恐无益于圣德，徒然惊骇天下耳目。"太宗说："你说得对。"于是释放了官吏，对李靖等也不再追究。不久在丹霄楼宴饮，酒酣之际，太宗对长孙无忌说："魏徵、王珪从前在东宫尽心为其主事，当时确实可恶。我能提拔任用他们到今日，足可无愧于古人。然而魏徵每次劝谏我不从时便不应答，这是为何？"魏徵回答："臣认为事情有不可行的，所以陈述议论，若不从便应承，便恐此事即被执行。"太宗说："当时暂且应承，再另外陈论，难道不行吗？"魏徵说："从前舜告诫群臣：'你们不要当面顺从，退后又有非议。'若臣当面顺从陛下然后才进谏，这就是'退后有言'，岂是稷、契侍奉尧、舜的本意？"太宗大笑说："别人都说魏徵举动疏慢，我只觉得妩媚可爱，正是为此。"魏徵拜谢说："陛下引导臣进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接受，臣岂敢屡犯龙鳞？"这个月，长乐公主将出嫁，太宗因是皇后所生，命有司陪送物资比永嘉长公主多一倍。魏徵说："不可。从前汉明帝想封赏其子，说'我的儿子怎能与先帝的儿子相比？只能抵楚王、淮阳王的一半。'前代史书以此为美谈。天子的姊妹称长公主，女儿称公主，既加'长'字，就是有所尊崇。或许情有深浅，但礼制不应逾越。"太宗认为他说得对，入内告诉长孙皇后，皇后派使者携钱四十万、绢四百匹到魏徵宅第赐给他。不久进爵郡公。七年，代王珪为侍中，尚书省有积压不决的讼案，诏令魏徵评理。魏徵本性不习法律，但把握大体，以情理处断，无不心悦服。当初有诏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颖达、许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陈史》，李百药撰《齐史》。魏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有增删取舍，务求简明正大。《隋史》序论都出自魏徵之手，《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史书修成，加左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赐物二千段。**【注释】***[1]*唐初名臣，初为太子建成属官，玄武门之变后归附太宗，后为宰相，以直言敢谏著称。*[2]*唐初名臣，初为太子建成洗马，多次劝建成巩固势力。玄武门之变后归附太宗，成为贞观名相。*[3]*太宗皇后长孙氏之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太宗最信任的大臣之一。*[4]*唐初名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以军事才能著称，平定东突厥、吐谷浑等。*[5]*隋末割据势力，据洛阳称郑帝，被太宗围困后出降。*[6]*门下省长官，为宰相之职。*[7]*唐太宗年号（627-649年）。**【评析】**此段记载某位皇室成员因政治原因获罪被杀的过程，体现了唐初皇族内部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在皇权专制体制下，即使是皇室宗亲也难逃政治漩涡的吞噬。

徵自以无功于国，徒以辩说，遂参帷幄，深惧满盈，后以目疾频表逊位。太宗曰：“朕拔卿于雠虏之中，任公以枢要之职，见朕之非，未尝不谏。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也，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匠。卿虽有疾，未为衰老，岂得便尔？”其年，徵又面请逊位，太宗难违之，乃拜徵特进，仍知门下事。其后又频上四疏，以陈得失。其一曰：

魏徵自认为对国家没有功劳，仅凭言辞辩说便参与帷幄之谋，深惧盈满之祸，后来因眼疾多次上表请求辞位。太宗说："朕从仇虏之中提拔卿，任以枢要之职，见朕有过失，未尝不谏。卿难道没看到金子在矿石之中时，有何可贵？良匠锻冶而成器，便为人所珍宝。朕正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匠。卿虽然有病，尚未衰老，怎能就此辞职？"这一年，魏徵又当面请辞，太宗难以违拒，乃拜为特进，仍知门下省事。此后又多次上疏四篇，陈说朝政得失。第一篇说：**【注释】***[1]*唐初名臣，初为太子建成洗马，多次劝建成巩固势力。玄武门之变后归附太宗，成为贞观名相。*[2]*隋末割据势力，据洛阳称郑帝，被太宗围困后出降。**【评析】**此段记载魏徵在贞观年间直言进谏的事迹。他以'明主思短、暗主思长'之论劝谏太宗，展现了其刚正不阿的品格。太宗感叹'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是对魏徵进谏价值的最高评价。

臣观自古受图膺运，继体守文，控御英杰，南面临下，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齐高明于日月，本枝百代，传祚无穷。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鉴不远，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盛，四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以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宇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外示威重，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人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灭，为天下笑，深可痛哉！圣哲乘机，拯其危溺，八柱倾而复正，四维绝而更张。远肃迩安，不逾于期月；胜残去杀，无待于百年。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奇珍异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尽侍于侧矣；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若能鉴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则神化潜通，无为而理，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毁，即仍其旧，除其不急，损之又损。杂茅茨于桂栋，参玉砌以土阶，悦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劳，亿兆悦以子来，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圣罔念，不慎厥终，忘缔构之艰难，谓天命之可恃。忽彩椽之恭俭，追雕墙之侈靡，因其基以广之，增其旧而饰之。触类而长，不思止足，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斯为下矣。譬之负薪救火，扬汤止沸，以乱易乱，与乱同道，莫可则也，后嗣何观，则人怨神怒；人怨神怒，则灾害必下，而祸乱必作。祸乱既作，而能以身名令终者，鲜矣！顺天革命之后，隆七百之祚，贻厥孙谋，传之万世，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臣观察自古承受天命、继承大统的帝王，驾驭英杰，南面临下，都想以厚德配天地，以高明齐日月，使本枝百代传祚无穷。然而能善终的很少，败亡的相继不断，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追求长治久安的方法失当了。殷鉴不远，可以言说。从前隋朝统一天下，甲兵强盛四十余年，风行万里，威震殊俗；一旦全部丢弃，尽为他人所有。那隋炀帝难道厌恶天下的治安，不想社稷的长久，而故意行桀纣之虐以趋于灭亡吗？是依仗富强，不虑后患。驱使天下以遂其私欲，穷尽万物以奉养自己，搜罗天下女子，追求远方奇异。宫宇加以装饰，台榭加以崇建，徭役无休止，干戈不息。对外示威重，对内多险忌。谗邪之人必受福佑，忠正之士难保性命。上下互相蒙蔽，君臣之道隔绝，百姓不堪其命，天下分崩。于是以四海之尊，殒命于匹夫之手，子孙灭绝，被天下人耻笑，实在可痛！圣人乘机拯救危难，八柱倾覆而复正，四维断绝而更张。远者肃服，近者安宁，不超过一个月；战胜残暴，去除杀戮，不用等百年。如今宫观台榭尽已居之，奇珍异物尽已收之，姬姜淑媛尽在身边侍奉，四海九州尽为臣妾。若能鉴察前代灭亡的原因，念及我朝之所以得天下，一天比一天谨慎，虽有休美而不自满。焚毁鹿台的宝衣，拆毁阿房宫的广殿，惧危亡于高宇峻墙，思安居于卑宫陋室，则神化潜通，无为而治，这是德之最上。若功成而不毁，因循旧制，去除不急之务，损之又损。茅茨与桂栋相间，土阶与玉砌参杂，悦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劳，亿兆百姓欣然而来，万物仰而遂其本性，这是德之次。若自以为圣明而不加反思，不慎终如始，忘却缔造的艰难，以为天命可恃。忽视彩椽的恭俭，追求雕墙的侈靡，因其基础而扩建，增加旧有而装饰。触类旁长，不知止足，人不见其德，而只闻其劳役，这就等而下之了。如同负薪救火，扬汤止沸，以乱易乱，与乱同道，无可取法，后世如何看？则人怨神怒；人怨神怒，则灾害必降，祸乱必作。祸乱既作而能善终的很少了！顺天革命之后，兴隆七百年的国祚，为子孙谋划，传之万世，难得易失，能不念及吗！**【注释】***[1]*唐初名臣，初为太子建成洗马，多次劝建成巩固势力。玄武门之变后归附太宗，成为贞观名相。*[2]*隋末割据势力，据洛阳称郑帝，被太宗围困后出降。**【评析】**此段记载魏徵论为政之道。他强调'以百姓之心为心'，主张减轻赋税、休养生息，是贞观之治的重要理论基础。魏徵的政论以务实著称，不空谈义理，而注重实际施政效果。

其二曰：

臣听说想要树木生长茂盛，必须稳固其根本；想要水流长远，必须疏浚其泉源；想要国家安定，必须积累其德义。泉源不深却希望水流长远，根本不固却追求树木茂盛，德行不厚却思虑国家大治，即使最愚钝的人也知道不可能，何况明哲之人呢！人君承担神器之重，居于天下之尊，将要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美。不念居安思危，戒贪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这也就是伐根而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凡百君长，承受天命，无不是在忧患之中道义彰显，功成之后德行衰退。有好的开端的确很多，能善终的却很少，难道是取之容易而守之困难吗？过去取之而有余力，如今守之却不足，这是为何？因为在忧患之中必竭诚以待下，既已得志便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如路人。虽然用严刑督责，以威怒震慑，终究只是苟免而不怀仁德，貌恭而心不服。怨恨不在于大，可畏的只有百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岂可忽视？为君之人，若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所作则思知止以安民，念高危则思谦冲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为度，恐懈怠则思慎始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黜恶，恩所加则思不因喜而谬赏，罚所及则思不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此九德，选贤能而任之，择善言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游乐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替臣下做事，役使聪明之耳目，亏损无为之大道呢！**【注释】***[1]*唐初名臣，初为太子建成洗马，多次劝建成巩固势力。玄武门之变后归附太宗，成为贞观名相。*[2]*隋末割据势力，据洛阳称郑帝，被太宗围困后出降。**【评析】**此段记载某王因政治原因获罪或遭贬的情况，体现了唐初皇族内部斗争的残酷性。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岂望流之远，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治，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于居安思危，戒贪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所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而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恐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臣听说《尚书》说："明德慎罚，要恤刑啊！"《礼记》说："居于上位者容易事奉，居于下位者容易了解，刑罚就不会繁苛。居于上位者多疑则百姓困惑，居于下位者难知则君长劳累。"居于上位者容易事奉，居于下位者容易了解，君长不劳累，百姓不困惑。所以君有专一之德，臣无二心；上播忠厚之诚，下竭股肱之力，然后太平之基不坠，"康哉"之咏兴起。当今道德覆盖华夷，功高宇宙，无思不服，无远不至。然而言辞崇尚简大，志向在于明察，刑赏的根本，在于劝善惩恶。帝王之所以与天下划一，不以亲疏贵贱而轻重。如今的刑赏，未必如此。或申屈在于好恶，轻重由乎喜怒。遇喜则矜惜其刑于法中，逢怒则求其罪于事外；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则刑罚滥用了；毛羽可出，则赏典谬误了。刑滥则小人道长，赏谬则君子道消。小人之恶不惩，君子之善不劝，却期望治安刑措，未曾听说。而且闲暇清谈，都崇尚孔、老；威怒所至，则取法申、韩。直道而行，不是没有三黜之事，危人自安的也很多。所以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风已扇。上风既扇，则下生百端，人竞趋时，则宪章不一，考之王度，实亏君道。从前州黎上下其手，楚国之法遂差；张汤轻重其心，汉朝之刑以弊。人臣的偏颇，尚且不能申其欺罔，何况人君的高低，将何以措其手足呢！以陛下的聪明睿智，无幽微而不烛照，岂有神有所不达、智有所不通的道理？安于所安，不以恤刑为念；乐其所乐，遂忘先笑之变。祸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能不思虑吗？近来责罚稍多，威怒微厉，或因供给不充，或因人不从欲，都不是致治之所急，实乃骄奢之渐。可知贵不与骄期而骄自来，富不与奢期而奢自至，并非虚语。而且我朝所取代的，实为隋朝，隋朝乱亡之源，圣明所照见。以隋朝的甲兵，比当今的士马；以隋朝的府库储藏，比今日的资储；以隋朝的户口，较今时的百姓。度量长短大小，何等级可言？然而隋朝以富强而丧败，是因为躁动；我朝以贫寡而安宁，是因为安静。静则安，动则乱，人都知道，并非隐而难见，只是微而难察。很少有人走平易之途，多有人遵覆车之辙，为什么呢？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所致。从前隋朝未乱时，自谓必无乱；隋朝未亡时，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屡动，徭役不息，以至于身将受戮受辱，竟未悟其灭亡之所由，岂不可哀！**【注释】***[1]*唐初名臣，初为太子建成洗马，多次劝建成巩固势力。玄武门之变后归附太宗，成为贞观名相。*[2]*隋末割据势力，据洛阳称郑帝，被太宗围困后出降。**【评析】**此段记载魏徵劝阻太宗奢靡享乐的事迹。他以隋亡为鉴，反复强调节俭治国的重要性，体现了儒家以俭约为本的治国理念。太宗虽有时不悦，但终究能纳谏，是其开创贞观之治的关键原因。

其三曰：

照鉴形貌的美丑，必须面对静止的水；照鉴国家的安危，必须取法于亡国之鉴。《诗经》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又说："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臣愿当今的动静，以隋朝为鉴，则存亡治乱，可以得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存亡的关键，在于节制嗜欲以顺从民意。省去游猎之娱，停止奢靡之作，罢除不急之务，慎防偏听之怒。亲近忠厚之人，疏远便佞之徒，杜绝悦耳的邪说，听取苦口的忠言。斥退容易进用之人，看轻难得之货。采纳尧、舜纳谏的精神，追效禹、汤罪己的胸怀，爱惜十家之产，顺应百姓之心。近取之于身，以恕道对待万物。思劳谦以受益，不自满以招损。有所举动则万物和谐，出言则千里响应，超越前载的上德，为后世树立风声。这是圣哲的宏规，帝王的盛业，能做的事不过如此，在于谨慎守住而已。守住则容易，取之实难，既已得到所以难的，岂不能保其所以易的？或许保之不固，则是骄奢淫逸动摇了它。慎终如始，能不勉力吗！《易》说："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这话实在正确，不能不深察。伏惟陛下向善之志，不减于昔日，闻过必改，稍逊于从前。若能以当今之无事，行昔日之恭俭，则尽善尽美，实在无可称述了。**【注释】***[1]*唐初名臣，初为太子建成洗马，多次劝建成巩固势力。玄武门之变后归附太宗，成为贞观名相。*[2]*隋末割据势力，据洛阳称郑帝，被太宗围困后出降。**【评析】**此段记载魏徵阻止太宗将已许嫁之女纳入后宫的事。此事虽小，但体现了魏徵维护礼法纲纪、不避权贵的品格，也反映了太宗从善如流的态度。魏徵以'言者未详，退而诘之'的方式追查事实，展现了其严谨的作风。

臣闻《书》曰：“明德慎罚，惟刑恤哉！”《礼》云：“为上易事，为下易知，则刑不烦矣。上多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矣。”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长不劳，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无二心；上播忠厚之诚，下竭股肱之力，然后太平之基不坠，“康哉”之咏斯起。当今道被华夷，功高宇宙，无思不服，无远不臻。然言尚于简大，志在于明察，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帝王之所以与天下为画一，不以亲疏贵贱而轻重者也。今之刑赏，未必尽然。或申屈在乎好恶，轻重由乎喜怒。遇喜则矜其刑于法中，逢怒则求其罪于事外；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则刑斯滥矣；毛羽可出，则赏典谬矣。刑滥则小人道长，赏谬则君子道消。小人之恶不惩，君子之善不劝，而望治安刑措，非所闻也。且夫豫暇清谈，皆敦尚于孔、老；威怒所至，则取法于申、韩。直道而行，非无三黜，危人自安，盖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风已扇。夫上风既扇，则下生百端，人竞趋时，则宪章不一，稽之王度，实亏君道。昔州黎上下其手，楚国之法遂差；张汤轻重其心，汉朝之刑以弊。人臣之颇僻，犹莫能申其欺罔，况人君之高下，将何以措其手足乎！以睿圣之聪明，无幽微而不烛，岂神有所不达，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为念；乐其所乐，遂忘先笑之变。祸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安可不思？顷者责罚稍多，威怒微厉，或以供给不赡，或以人不从欲，皆非致治之所急，实乃骄奢之攸渐。是知贵不与骄期而骄自来，富不与奢期而奢自至，非徒语也。且我之所代，实在有隋，隋氏乱亡之源，圣明之所临照。以隋氏之甲兵，况当今之士马；以隋氏之府储藏，譬今日之资储；以隋氏之户口，校今时之百姓。度长计大，曾何等级？然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寡而安宁，静之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也，微而难察也。鲜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车之辙，何哉？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乱，自谓必无乱；隋氏之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至于身将戮辱，竟未悟其灭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

臣听说治国的根基，必资于德礼；君子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确立则臣下无二心，德礼彰显则远方之人归服。所以德礼诚信，是国家的大纲，在于父子君臣之间，不可片刻废弃。所以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说："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文子说："同样的话而能取信于人，是因为信在言前；同样的命令而能被执行，是因为诚在令外。"那么说了不做，就是言而不信；下了命令而不被服从，就是令而无诚。不信之言，无诚之令，居于上位则败国，居于下位则危身，即使在颠沛流离之中，君子也不这样做。自王道光明以来，十余年间，威加海外，万国来朝，仓廪日积，土地日广。然而道德未更加深厚，仁义未更加广博，为什么呢？是因为对待臣下的情意未尽于诚信，虽然有善始之勤，却未见善终之美。其由来是渐进的，并非一朝一夕之故。从前贞观初年，闻善则若惊，到了五六年间，还乐于从谏。自此以后，渐渐厌恶直言，虽或勉强容忍，时有所容，已非昔日的豁达了。謇谔之士，渐渐回避触犯龙鳞；便佞之徒，肆其巧辩。把同心之人称为朋党，把告讦之人称为至公，把刚直之人称为擅权，把忠谠之人称为诽谤。被称为朋党，虽忠信而可疑；被称为至公，虽矫伪而无咎。刚直之人畏惧擅权的议论，忠谠之人顾虑诽谤的罪尤。以至于窃斧生疑，投杼致惑，正人不能尽其言，大臣不能与之争辩。荧惑视听，阻滞大道，妨碍教化，损害德行，就在于此吧！所以孔子厌恶利口覆邦之家，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君子与小人，貌同心异。君子掩盖他人的过失，宣扬他人的善行，面临危难不苟且求免，杀身以成仁。小人不以不仁为耻，不以不义为畏，唯利是图，危害他人以自安。如果为了危害他人，则无所不至。如今要想致治，必委托于君子；事情有得失，有时却询问小人。对待君子，敬而疏远；对待小人，轻而亲近。亲近则言无不尽，疏远则情意不通。于是誉毁之权在于小人，刑罚加之于君子，这实在是兴丧之所在，安危之所系，能不慎重吗！中等智慧之人，岂无小聪明，然而才非经国之才，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于倾败；何况内怀奸利，承颜顺旨，其为患祸，不更深吗？所以孔子说："君子或许有不仁之处，却未曾见小人而有仁者。"既然如此，君子不能没有小恶，但恶不积聚，不妨碍正道；小人或许偶有小善，但善不积累，不足以立忠。如今已称之为善人了，又顾虑其不诚信，这与立直木而疑其影之不直有何区别呢？即使竭尽精神，劳费思虑，其不可行也已很明白了。**【注释】***[1]*唐初名臣，初为太子建成洗马，多次劝建成巩固势力。玄武门之变后归附太宗，成为贞观名相。*[2]*隋末割据势力，据洛阳称郑帝，被太宗围困后出降。*[3]*唐太宗年号（627-649年）。**【评析】**此段记载某王因政治原因获罪或遭贬的情况，体现了唐初皇族内部斗争的残酷性。

夫鉴形之美恶，必就于止水；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臣愿当今之动静，思隋氏以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存亡之所在，节嗜欲以从人。省畋游之娱，息靡丽之作，罢不急之务，慎偏听之怒。近忠厚，远便佞，杜悦耳之邪说，听苦口之忠言。去易进之人，贱难得之货。采尧、舜之诽谤，追禹、汤之罪己，惜十家之产，顺百姓之心。近取诸身，恕以待物。思劳谦以受益，不自满以招损。有动则庶类以和，出言而千里斯应，超上德于前载，树风声于后昆。此圣哲之宏规，帝王之盛业，能事斯毕，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则易，取之实难，既得其所以难，岂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则骄奢淫泆动之也。慎终如始，可不勉欤！《易》云：“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诚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减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若能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固无得而称焉。

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于内外无私，上下互信。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的意义，太大了！所以上天保佑他，吉无不利。从前齐桓公问管仲说："我想让酒在爵中腐坏，肉在俎上腐坏，对霸业无害吧？"管仲说："这极非善事，然而也无害于霸业。"桓公说："怎样才有害于霸业呢？"管仲说："不能知人，有害于霸业；知人而不能用，有害于霸业；用而不能信，有害于霸业；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与其间，有害于霸业。"晋国中行穆伯攻打鼓国，经年不能攻下，馈间伦说："鼓国的啬夫，我认识，请不必使士大夫疲劳就能得到鼓国。"穆伯不应。左右说："不折一戟，不伤一卒，就能得到鼓国，君为何不取？"穆伯说："间伦的为人，佞而不仁。若间伦攻下鼓国，我不能不赏他。赏他，就是赏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晋国之士舍仁而为佞，虽然得到鼓国，将有何用？"穆伯不过是列国的大夫，管仲是霸者的辅佐，尚且如此慎重于信任，远避佞人，何况是四海的大君，应千载的圣时，岂能使巍巍的盛德，又有所间断呢？若要使君子小人是非不杂，必以德怀之，以信待之，以义厉之，以礼节之，然后善善而恶恶，审罚而明赏，则小人绝其佞邪，君子自强不息。无为之化，何远之有？善善而不能进用，恶恶而不能去除，罚不及于有罪，赏不加于有功，则危亡之期，或许不能保全。永赐福祚于子孙，将何所望呢？**【注释】***[1]*唐初名臣，初为太子建成洗马，多次劝建成巩固势力。玄武门之变后归附太宗，成为贞观名相。*[2]*隋末割据势力，据洛阳称郑帝，被太宗围困后出降。**【评析】**此段记载魏徵著名的'十思疏'或谏议，是其谏诤文章的精华。他以'居安思危'为核心，系统阐述了对君主治国的期望，被后世视为古代谏书的典范。

其四曰：

太宗手诏嘉许赞美，优厚采纳。太宗曾对长孙无忌说："朕即位之初，上书的人有的说'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有的想耀兵振武，慑服四夷。只有魏徵劝朕'偃息兵革，振兴文教，布德施惠，中原既安，远方之人自然归服'。朕听从了他的话，天下大宁。绝域的君长，都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这都是魏徵的力量。"**【注释】***[1]*唐初名臣，初为太子建成洗马，多次劝建成巩固势力。玄武门之变后归附太宗，成为贞观名相。*[2]*太宗皇后长孙氏之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太宗最信任的大臣之一。*[3]*隋末割据势力，据洛阳称郑帝，被太宗围困后出降。**【评析】**此段记载魏徵的封爵和去世。太宗以其为郑国公，体现了对其一生贡献的肯定。魏徵之死令太宗极为悲痛，废朝五日，并追赠太师，是唐初大臣身后哀荣的最高级别之一。

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子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人斯格。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父子君臣，不可斯须而废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然则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从，令无诚也。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国，为下则危身，虽在颠沛之中，君子所不为也。自王道休明，十有余载，威加海外，万国来庭，仓禀日积，土地日广。然而道德未益厚，仁义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尽于诚信，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故也。其所由来者渐，非一朝一夕之故。昔贞观之始，闻善若惊，暨五六年间，犹悦以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时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也。謇谔之士，稍避龙鳞；便佞之徒，肆其巧辩。谓同心者为朋党，谓告讦者为至公，谓强直者为擅权，谓忠谠者为诽谤。谓之朋党，虽忠信而可疑；谓之至公，虽矫伪而无咎。强直者畏擅权之议，忠谠者虑诽谤之尤。至于窃斧生疑，投杼致惑，正人不得尽其言，大臣莫能与之诤。荧惑视听，郁于大道，妨化损德，其在兹乎？故孔子恶利口之覆邦家，盖为此也。且君子小人，貌同心异。君子掩人之恶，扬人之善，临难无苟免，杀身以成仁。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唯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在危人，则何所不至。今将求致治，必委之于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于小人。其待君子也，则敬而疏；遇小人也，必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或不通。是誉毁在于小人，刑罚加于君子，实兴丧所在，亦安危所系，可不慎哉！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慧，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于倾败；况内怀奸利，承颜顺旨，其为患祸，不亦深乎？故孔子曰：“君子或有不仁者焉，未见小人而仁者。”然则君子不能无小恶，恶不积，无妨于正道；小人或时有小善，善不积，不足以立忠。今谓之善人矣，复虑其有不信，何异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不直乎？虽竭精神，劳思虑，其不可亦已明矣。

太宗曾嫌上封事的人太多，不近事实，想要加以黜责。魏徵奏道："古时设立诽谤之木，是想听闻自己的过失。如今的封事，就是谤木的流风。陛下想要听闻得失，只可任其陈说。若说得中肯，则有益于陛下；若不中肯，也无损于国家。"太宗说："此言是对的。"并慰劳后遣送他们。后来太宗在洛阳宫，驾临积翠池，宴请群臣，酒酣时各赋诗一首。太宗赋《尚书》说："日偏西了还在研读百篇，点灯翻阅《五典》。夏康既已逸豫，商辛也流于沉湎。恣情昏君很多，克己明君很少。灭身由于累积恶行，成名由于积累善行。"魏徵赋西汉说："受降于轵道，争长于鸿门。驱车经过渭桥，观兵于细柳屯。夜宴经过柏谷，朝游出行杜原。终赖叔孙通之礼，方知皇帝之尊。"太宗说："魏徵每次说话，必以礼来约束我。"不久因修定《五礼》，当封一子为县男，魏徵请求让给亡兄之子叔慈。太宗凄然说："卿的这番心意，可以励俗。"于是允许了。十二年，礼部尚书王珪奏言："三品以上官员在路上遇到亲王，都下车步行的礼节是违法申敬，有乖仪准。"太宗说："你们都自崇贵，轻视我儿子吗？"魏徵进言道："从古至今，亲王班次在三公之下。如今三品都是天子的列卿和八座之长，为亲王降乘，非亲王所宜当。求之于旧例，则无所凭据；行之于今日，又乖违国宪。"太宗说："国家设立太子，是预备让他做君的。然而人的才能高低，不在老少，假设没有太子，则同母弟依次而立。以此而言，怎能轻视我儿子呢？"魏徵说："殷商崇尚质朴，有兄终弟及之义；自周代以来，立嫡必立长子，所以杜绝庶孽的觊觎，堵塞祸乱的根源，这是有国者所深慎的。"于是便批准了王珪的奏请。适逢皇孙诞生，召公卿赐宴，太宗对侍臣说："贞观以前，随我平定天下，周旋于艰险之中，房玄龄的功劳，无人能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言，安国利民，犯颜正谏，纠正我的过失的，只有魏徵而已。古代的名臣，怎能超过他！"于是亲自解下佩刀赐给二人。**【注释】***[1]*唐初名臣，初为太子建成属官，玄武门之变后归附太宗，后为宰相，以直言敢谏著称。*[2]*唐初名臣，初为太子建成洗马，多次劝建成巩固势力。玄武门之变后归附太宗，成为贞观名相。*[3]*唐初名相，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与杜如晦并称房谋杜断。*[4]*隋末割据势力，据洛阳称郑帝，被太宗围困后出降。*[5]*唐东都，隋唐时期第二政治中心。*[6]*唐太宗年号（627-649年）。**【评析】**此段记载某王因政治原因获罪或遭贬的情况，体现了唐初皇族内部斗争的残酷性。

夫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于内外无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义，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昔齐桓公问于管仲曰：“吾欲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无害于霸乎？”管仲曰：“此极非其善者，然亦无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晋中行穆伯攻鼓，经年而不能下，馈间伦曰：“鼓之啬夫，间伦知之，请无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应。左右曰：“不折一戟，不伤一卒，而鼓可得，君奚为不取？”穆伯曰：“间伦之为人也，佞而不仁。若间伦下之，吾不可以不赏。赏之，是赏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晋国之士舍仁而为佞，虽得鼓，将何用之？”夫穆伯列国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犹慎于信任，远避佞人也如此，况乎为四海之大君，应千龄之上圣，而可使巍巍之盛德，复将有所间然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杂，必怀之以德，待之以信，厉之以义，节之以礼，然后善善而恶恶，审罚而明赏，则小人绝其佞邪，君子自强不息。无为之化，何远之有？善善而不能进，恶恶而不能去，罚不及于有罪，赏不加于有功，则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锡祚胤，将何望哉？

魏徵认为戴圣所编的《礼记》编次不伦不类，于是编成《类礼》二十卷，按类别编排，删去重复之处，采择先儒训注，择善而从，精研深思，数年而成。太宗览后赞赏，赐物一千段，抄录数本赐给太子及诸王，并藏于秘府。**【注释】***[1]*唐初名臣，初为太子建成洗马，多次劝建成巩固势力。玄武门之变后归附太宗，成为贞观名相。*[2]*隋末割据势力，据洛阳称郑帝，被太宗围困后出降。**【评析】**此段简述魏徵子嗣情况。其子魏叔玉尚公主，体现了唐初皇室对名臣后代的优待。但叔玉后来因侯君集案牵连，家族命运也随政治风波起伏。

太宗手诏嘉美，优纳之。尝谓长孙无忌曰：“朕即位之初，上书者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唯有魏徵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此皆魏徵之力也。”

此前，朝廷遣使到西域立叶护可汗，使臣还未返回，又遣使带大量金银绢帛到各国买马。魏徵谏道："如今以立可汗为名，可汗还未确定，就去各国买马，对方必以为意在买马，而非专心立可汗。可汗得立后，也不会甚感恩。诸蕃闻之，以为中原薄义重利，未必能得到马，却失去了信义。从前汉文帝时有人献千里马，文帝说：我凶行日行三十里，吉行日行五十里，銮舆在前，属车在后，我独乘千里马将去何处？于是赏赐其路途所费而退还了马。汉光武时有人献千里马和宝剑，马用来驾鼓车，剑赐给了骑士。陛下凡所施为，都远迈三王之上，为何在这件事上，要做在汉文帝、汉光武之下呢？又魏文帝想求购西域大珠，苏则说：'若陛下恩惠及于四海，则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为贵。'陛下纵然不能仰慕汉文帝的高行，能不畏惧苏则的话吗？"太宗采纳了他的话而停止了买马。当时公卿大臣都请求封禅，只有魏徵认为不可。太宗说："朕想让卿畅所欲言。难道是功业不高吗？德行不厚吗？华夏未安吗？远夷不慕义吗？祥瑞不到吗？年谷不丰吗？为什么不可？"魏徵回答："陛下功业虽高，而百姓未受恩惠；德行虽厚，而恩泽未广布；华夏虽安，还不足以供其事；远夷慕义，无以供其求；符瑞虽到，法网犹密；连年丰收，仓廪尚虚，所以臣私下认为未可。臣不能远譬，姑且以人为喻。如今有人十年久病，治疗将愈，此人应当皮骨仅存，便想让他背一石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朝的动乱，不止十年，陛下作为良医，疾苦虽已平息，但尚未十分充实，就要告成于天地，臣私下有疑。况且陛下东封泰山，万国都会聚来，要荒之外，无不奔走。如今自伊、洛以东，到海岱之间，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岂可引那些夷狄来，示以虚弱？竭尽财物以赏赐，还不能满足远人的期望；再加减免赋役，也不足以补偿百姓的劳苦。若遇水旱之灾，风雨之变，庸夫横加议论，后悔就来不及了。岂独是臣的恳诚，也有舆人的议论。"太宗不能改变他的意见。此后右仆射出缺，想任命魏徵，魏徵坚决推让才作罢。等到皇太子承乾不修德业，魏王李泰受宠日隆，内外官僚都有疑议。太宗听说后很厌恶，对侍臣说："当今朝臣中忠诚正直的，无人超过魏徵，我派他去辅导皇太子，以绝天下人的非议。"十六年，拜为太子太师，知门下省事如故。魏徵自称有病，诏书答复说："汉朝的太子，有四皓为辅佐，我依靠公，就是这个道理。知道公在生病，可以卧病护佑太子。"这一年，魏徵病情加重，中使不断。魏徵宅第原先没有正寝，太宗想建一座小殿，停下其他工程的木材为魏徵营建，五天完成，派中使带着素褥布被赐给他，顺遂他的节俭风尚。等到病重，太宗的车驾再次亲临其第，抚摸他流泪，问有什么想说的，魏徵说："寡妇不恤纬线之忧，而担忧宗周的灭亡。"几天后，太宗夜里梦见魏徵如同平生，天亮时奏报魏徵逝世，时年六十四岁。太宗亲临恸哭，废朝五日，赠司空、相州都督，谥号文贞。赐予羽葆鼓吹、班剑四十人，赙赠绢布千段、米粟千石，陪葬昭陵。将要出殡时，魏徵妻裴氏说："魏徵平生俭素，今以一品礼安葬，羽仪甚盛，不是亡者的遗志。"全部辞谢不受，最终用布车载柩，没有文彩装饰。太宗登上苑西楼，望丧而哭，诏令百官送出郊外。皇帝亲制碑文，并亲自书写上石。此后追思不已，赐其实封九百户。太宗曾临朝对侍臣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如今魏徵逝去，就亡了一面镜子了！魏徵死后，朕派人到他家，从其书函中得表一纸，才起草的表文，字都难认，只有前面几行稍可辨认，写道：'天下之事，有善有恶，任用善人则国安，任用恶人则国乱。公卿之中，情有爱憎，憎者只见其恶，爱者只见其善。爱憎之间，应当详慎，若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贤勿贰，就可以兴盛了。'其遗表如此，然而朕思之，恐怕不免此事。公卿侍臣，可书写于笏板上，知而必谏。"魏徵相貌不超过中人，而素有胆识才智，每次犯颜进谏，即使遇到帝王赫然大怒，神色也不变。他曾密荐中书侍郎杜正伦和吏部尚书侯君集有宰相之才。魏徵死后，杜正伦因罪被贬，侯君集谋反被诛，太宗开始怀疑魏徵结党。魏徵又自己抄录前后谏诤的言辞往复，拿给史官起居郎褚遂良看，太宗知道后，更加不悦。先前已许将衡山公主下嫁给魏徵长子叔玉，于是亲手下诏停婚，魏徵家也渐渐衰败了。魏徵有四子：叔琬、叔璘、叔瑜。叔玉袭爵国公，官至光禄少卿；叔瑜官至潞州刺史，叔璘官至礼部侍郎，武则天时被酷吏所杀。神龙初年，继封叔玉之子膺为郑国公。**【注释】***[1]*唐初名臣，初为太子建成洗马，多次劝建成巩固势力。玄武门之变后归附太宗，成为贞观名相。*[2]*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玄武门之变中立功，后因参与太子承乾谋反被诛。*[3]*隋末割据势力，据洛阳称郑帝，被太宗围困后出降。*[4]*太宗第四子，封魏王，聪敏好学，深受太宗宠爱，曾与太子承宗争储。*[5]*三公之一，正一品，为最高荣誉官阶。*[6]*朝廷赐予重臣的仪仗，以木剑表示特权。**【评析】**此段记载某王因政治原因获罪或遭贬的情况，体现了唐初皇族内部斗争的残酷性。

太宗尝嫌上封者众，不近事实，欲加黜责。徵奏曰：“古者立诽谤之木，欲闻己过。今之封事，谤木之流也。陛下思闻得失，祗可恣其陈道。若所言衷，则有益于陛下；若不衷，无损于国家。”太宗曰：“此言是也。”并劳而遣之。后太宗在洛阳宫，幸积翠池，宴群臣，酒酣各赋一事。太宗赋《尚书》曰：“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徵赋西汉曰：“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太宗曰：“魏徵每言，必约我以礼也。”寻以修定《五礼》，当封一子为县男，请让孤兄子叔慈。太宗怆然曰：“卿之此心，可以励俗。”遂许之。十二年，礼部尚书王珪奏言：“三品以上遇亲王于途，皆降乘，违法申敬，有乖仪准。”太宗曰：“卿辈皆自崇贵，卑我儿子乎？”徵进曰：“自古迄兹，亲王班次三公之下。今三品皆曰天子列卿及八座之长，为王降乘，非王所宜当也。求诸故事，则无可凭；行之于今，又乖国宪。”太宗曰：“国家所以立太子者，拟以为君也。然则人之修短，不在老少，设无太子，则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轻我子耶？”徵曰：“殷家尚质，有兄终弟及之义；自周以降，立嫡必长，所以绝庶孽之窥觎，塞祸乱之源本，有国者之所深慎。”于是遂可珪奏。会皇孙诞育，召公卿赐宴，太宗谓侍臣曰：“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民，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于是亲解佩刀以赐二人。

叔瑜之子魏华，开元初年任太子右庶子。**【注释】***[1]*唐初名臣，初为太子建成洗马，多次劝建成巩固势力。玄武门之变后归附太宗，成为贞观名相。*[2]*隋末割据势力，据洛阳称郑帝，被太宗围困后出降。*[3]*唐玄宗年号（713-741年）。**【评析】**此段记载戴胄在司法方面的贡献。他历任大理寺少卿、宰相，以公正断案闻名。在太宗朝的法治建设中，戴胄发挥了重要作用。

徵以戴圣《礼记》编次不伦，遂为《类礼》二十卷，以类相从，削其重复，采先儒训注，择善从之，研精覃思，数年而毕。太宗览而善之，赐物一千段，录数本以赐太子及诸王，仍藏之秘府。

史臣说：臣曾读汉代史书《刘更生传》，见其上书论述王氏擅权，恐怕转移国运，汉成帝不悟，刘更生徘徊忧郁，极力进言而不顾祸患，多么匡益忠尽啊！在刘更生之时，进谏的人很多。如谷永、杨兴的上言，图谋奸利，为贼臣做向导；梅福、王吉的言论，虽然近于古道，却未切中事情。那么纳谏任贤，岂能容易！臣曾阅《魏公故事》，与文皇帝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其匡正过失、纠正违逆，能就近取譬，博约连类，都是前代谏臣所达不到的。其实根于道义，发为律度，身正而心劲，上不负当时君主，下不阿附权幸，中不侈大亲族，外不结为朋党，不因逢迎时势而改变节操，不因谋求官位而出卖忠诚。所载章疏四篇，可为万代帝王之法。虽然汉代的刘向、魏代的徐邈、晋代的山涛、宋代的谢朏，才华是有的，但比起文贞的雅正之道，不是也有缺失之行吗？前代的谏臣，不过魏徵一人而已。**【注释】***[1]*唐初名臣，初为太子建成洗马，多次劝建成巩固势力。玄武门之变后归附太宗，成为贞观名相。*[2]*隋末割据势力，据洛阳称郑帝，被太宗围困后出降。**【评析】**此段记载张玄素规谏太子承乾的事迹。他以极谏著称，不畏太子威权，直言太子过失。在东宫属官中，张玄素是少数敢于直言的人之一，但太子并未采纳其谏言。

先是，遣使诣西域立叶护可汗，未还，又遣使多赍金银帛历诸国市马。徵谏曰：“今以立可汗为名，可汗未定，即诣诸国市马，彼必以为意在市马，不为专意立可汗。可汗得立，则不甚怀恩。诸蕃闻之，以为中国薄义重利，未必得马，而失义矣。昔汉文有献千里马者，曰：吾凶行日三十里，吉行五十里，銮舆在前，属车在后，吾独乘千里马将安之？乃赏其道里所费而返之。汉光武有献千里马及宝剑者，马以驾鼓车，剑以赐骑士。陛下凡所施为，皆邈逾三王之上，奈何至于此事，欲为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苏则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则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为贵也。’陛下纵不能慕汉文之高行，可不畏苏则之言乎？”太宗纳其言而止。时公卿大臣并请封禅，唯徵以为不可。太宗曰：“朕欲卿极言之。岂功不高耶？德不厚耶？诸夏未治安耶？远夷不慕义耶？嘉瑞不至耶？年谷不登耶？何为而不可？”对曰：“陛下功则高矣，而民未怀惠；德虽厚矣，而泽未滂流；诸夏虽安，未足以供事；远夷慕义，无以供其求；符瑞虽臻，罻罗犹密；积岁丰稔，仓廪尚虚，此臣所以窃谓未可。臣未能远譬，且借喻于人。今有人十年长患，疗治且愈，此人应皮骨仅存，便欲使负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乱，非止十年，陛下为之良医，疾苦虽已乂安，未甚充实，告成天地，臣窃有疑。且陛下东封，万国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走。今自伊、洛以东，暨乎海岱，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岂可引彼夷狄，示以虚弱？竭财以赏，未厌远人之望；重加给复，不偿百姓之劳。或遇水旱之灾，风雨之变，庸夫横议，悔不可追。岂独臣之恳诚，亦有舆人之诵。”太宗不能夺。是后，右仆射缺，欲拜之，徵固让乃止。及皇太子承乾不修德业，魏王泰宠爱日隆，内外庶僚，并有疑议。太宗闻而恶之，谓侍臣曰：“当今朝臣忠謇，无逾魏徵，我遣傅皇太子，用绝天下之望。”十六年，拜太子太师，知门下省事如故。徵自陈有疾，诏答曰：“汉之太子，四皓为助，我之赖公，即其义也。知公疾病，可卧护之。”其年，称绵惙，中使相望。徵宅先无正寝，太宗欲为小殿，辍其材为徵营构，五日而成，遣中使赍素褥布被而赐之，遂其所尚也。及病笃，舆驾再幸其第，抚之流涕，问所欲言，徵曰：“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后数日，太宗夜梦徵若平生，及旦而奏徵薨，时年六十四。太宗亲临恸哭，废朝五日，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给羽葆鼓吹、班剑四十人，赙绢布千段、米粟千石，陪葬昭陵。及将祖载，徵妻裴氏曰：“徵平生俭素，今以一品礼葬，羽仪甚盛，非亡者之志。”悉辞不受，竟以布车载柩，无文彩之饰。太宗登苑西楼，望丧而哭，诏百官送出郊外。帝亲制碑文，并为书石。其后追思不已，赐其实封九百户。尝临朝谓侍臣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徵亡后，朕遣人至宅，就其书函得表一纸，始立表草，字皆难识，唯前有数行，稍可分辩，云：‘天下之事，有善有恶，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乱。公卿之内，情有爱憎，憎者唯见其恶，爱者唯见其善。爱憎之间，所宜详慎，若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贤勿贰，可以兴矣。’其遗表如此，然在朕思之，恐不免斯事。公卿侍臣，可书之于笏，知而必谏也。”徵状貌不逾中人，而素有胆智，每犯颜进谏，虽逢王赫斯怒，神色不移。尝密荐中书侍郎杜正伦及吏部尚书侯君集有宰相之材。徵卒后，正伦以罪黜，君集犯逆伏诛，太宗始疑徵阿党。徵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先许以衡山公主降其长子叔玉，于是手诏停婚，顾其家渐衰矣。徵四子，叔琬、叔璘、叔瑜。叔玉袭爵国公，官至光禄少卿；叔瑜至潞州刺史，叔璘礼部侍郎，则天时为酷吏所杀。神龙初，继封叔玉子膺为郑国公。

赞辞说：智者不谏，谏了或许不智。智者尽言，是国家的利益。郑公通达节操，才略周济经世。太宗任用他，子孙得以长享帝位。**【注释】***[1]*唐初名臣，初为太子建成洗马，多次劝建成巩固势力。玄武门之变后归附太宗，成为贞观名相。*[2]*隋末割据势力，据洛阳称郑帝，被太宗围困后出降。**【评析】**此段记载马周的出身和被太宗发现的过程。他从一个布衣草莽被太宗拔擢为宰相，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典型案例。马周以直言敢谏著称，上疏论政切中时弊。

叔瑜子华，开元初太子右庶子。

叔瑜的儿子魏华，开元初年任太子右庶子。**【注释】***[1]*唐初名臣，初为太子建成洗马，多次劝建成巩固势力。玄武门之变后归附太宗，成为贞观名相。*[2]*隋末割据势力，据洛阳称郑帝，被太宗围困后出降。*[3]*唐玄宗年号（713-741年）。**【评析】**此段记载马周在太宗朝的政绩。他在选官、赋税、司法等方面提出多项改革建议，深受太宗器重。马周早逝，太宗深为惋惜，追赠幽州都督。

史臣曰：臣尝读汉史《刘更生传》，见其上书论王氏擅权，恐移运祚，汉成不悟，更生徘徊伊郁，极言而不顾祸患，何匡益忠尽也如此！当更生时，谏者甚多。如谷永、杨兴之上言，图为奸利，与贼臣为乡导，梅福、王吉之言，虽近古道，未切事情。则纳谏任贤，讵宜容易！臣尝阅《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其实根于道义，发为律度，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侈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所载章疏四篇，可为万代王者法。虽汉之刘向、魏之徐邈、晋之山涛、宋之谢朏，才则才矣，比文贞之雅道，不有遗行乎？前代诤臣，一人而已。

史臣说：臣曾经阅读汉代史书《刘更生传》，看到他上书论述王氏专权，恐怕转移国运，汉成帝不醒悟，刘更生徘徊忧郁，极力进言而不顾祸患，多么忠心匡正竭尽所能啊！在刘更生那个时候，进谏的人很多。如谷永、杨兴的上言，图谋奸利，为贼臣做向导；梅福、王吉的言论，虽然接近古道，却不切中事情。那么纳谏任贤，岂是容易之事！臣曾经阅览《魏公故事》，看到魏徵与文皇帝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共有数十万言。他匡正过失、纠正违逆，能就近取譬，博约连类，都是前代谏臣所达不到的。其实根于道义，发为律度，自身端正而内心刚劲，上不辜负当时君主，下不阿附权幸，中间不侈大亲族，对外不结为朋党，不因逢迎时势而改变节操，不因谋求官位而出卖忠诚。所载章疏四篇，可以作为万代帝王的法则。虽然汉代的刘向、魏代的徐邈、晋代的山涛、宋代的谢朏，才华是有的，但比起魏徵的雅正之道，不是也有缺失之行吗？前代的谏臣，不过魏徵一人而已。**【注释】***[1]*唐初名臣，初为太子建成洗马，多次劝建成巩固势力。玄武门之变后归附太宗，成为贞观名相。*[2]*隋末割据势力，据洛阳称郑帝，被太宗围困后出降。**【评析】**此段记载刘洎的事迹。他性情刚直，多次上疏直言政事，是贞观朝重要的进谏者之一。但他因卷入太子承乾谋反事件而最终被赐死，体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赞曰：智者不谏，谏或不智。智者尽言，国家之利。郑公达节，才周经济。太宗用之，子孙长世。

赞曰：智者不去谏诤，谏诤的或许不智。智者尽其所言，是国家之利。郑公魏徵通达节操，才识足以经国济世。太宗任用他，子孙因而长保帝业。**【注释】***[1]*唐初名臣，初为太子建成洗马，多次劝建成巩固势力。玄武门之变后归附太宗，成为贞观名相。*[2]*隋末割据势力，据洛阳称郑帝，被太宗围困后出降。*[3]*太极宫北门，唐初宫廷政变多发于此。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日的玄武门之变，是唐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4]*唐太宗年号（627-649年）。**【评析】**此段详细记载玄武门之变的经过，是唐史上最具转折意义的事件。太宗以先发制人之策诛杀建成、元吉，不仅结束了兄弟间的夺嫡之争，也彻底改变了唐朝的政治走向。长孙无忌等人以"大义灭亲"之说劝进，萧瑀、陈叔达及时表态支持，使高祖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此段叙事紧凑，人物形象鲜明，尤其是"元吉马上张弓，再三不彀"的细节，极具戏剧张力。**【总评】**本卷专叙魏徵一人之传记，篇幅之大在列传中仅次于帝王和后妃，足见其在唐史中的特殊地位。魏徵原为太子建成的洗马，玄武门之变后归附太宗，以其刚直敢谏闻名于世，成为贞观之治的标志性人物。《旧唐书》对魏徵的记述极为详尽：从其早年经历、历仕多主，到太宗朝的二百余次进谏，再到晚年的几次反复，都有完整记载。尤其珍贵的是收录了魏徵的多篇奏疏原文，如著名的《十思疏》等，是研究唐初政治思想的直接史料。史官在叙事中对魏徵给予了极高评价，"赞曰"称其"通达节操，才识足以经国济世"，并认为太宗任用魏徵使"子孙因而长保帝业"。本卷不仅是魏徵个人的传记，更是贞观之治成功经验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