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 · 卷二百五十五·列传第一百四十三

**刘宗周**〔附祝渊、王毓蓍〕**黄道周**〔附叶廷秀〕**刘宗周**，字起东，山阴人。父亲刘坡，是一名秀才。母亲章氏怀孕五个月时刘坡去世。宗周出生后，家境极为贫困，母亲带着他到娘家抚养。后来因为宗周的祖父年老多病，便回家侍奉祖父，劈柴打水，端汤喂药。然而宗周身体非常瘦弱，母亲常常忧虑不止，于是积忧成疾。又因为贫困的缘故，强忍着不治病。万历二十九年，宗周考中进士，母亲在家去世。宗周赶回奔丧，在中门外搭建草庐守丧，每天在其中哭泣。守丧期满后，被选任为行人司行人，请求回乡奉养祖父母。又遭遇丧事，在家居丧七年才赴京补官。母亲以守节闻名于朝廷。

当时有昆党、宣党与东林党为敌。宗周上疏说："东林，是顾宪成讲学的地方。高攀龙、刘永澄、姜士昌、刘元珍，都是贤人。于玉立、丁元荐，光明磊落不欺其志，有国士风范。诸位大臣挑剔人物品流是可以的，争论意见分歧则不可；攻击东林党是可以的，结党依附昆党、宣党则不可。"党人们大哗，宗周于是请求告假回乡。

天启元年，被起用为仪制司主事。上疏说："魏进忠引导皇上骑马射箭、游戏娱乐，奉圣夫人自由出入宫禁。一举驱逐谏臣三人，处罚一人，都出自宫中旨意，势必会指鹿为马，生杀予夺，控制国家大命。如今东西两方正在用兵，怎么能把天下大事委托给宦官呢？"进忠就是魏忠贤，他大怒，停发宗周半年俸禄。不久又以国法未得伸张为由，请求处死崔文升以正弑君之罪，处死卢受以正勾结私党之罪，处死杨镐、李如桢、李维翰、郑之范以正丧师失地之罪，处死高出、胡嘉栋、康应乾、牛维曜、刘国缙、傅国以正弃城逃跑之罪；紧急起用李三才为兵部尚书，录用清议名贤丁元荐、李朴等人，谏臣杨涟、刘重庆等人，以振作仗节殉义之气。皇帝严厉责备了他。后来累次升迁为光禄寺丞、尚宝司卿、太仆寺少卿，称病回乡。天启四年，被起用为右通政，到任时魏忠贤已经将东林党人几乎全部驱逐，宗周再次坚决推辞。魏忠贤指责他矫情厌世，削去他的官籍。

崇祯元年冬，被召为顺天府尹。他推辞，皇帝不准。第二年九月进入京城，上疏说：

陛下励精图治，日夜操劳不得安宁。然而求效太急，不免贪图小利而急功近利，怎么能达到唐尧、虞舜的治世呢？如今所急于追求的近功，不就是军事吗？如果确实以屯田防守为上策，精简士卒节约军饷，修明刑法政令而将威信传播四方，假以时日，没有不望风归降的，而陛下正锐意中兴，限期出塞作战。当此国库空虚、民力困竭之时，竭尽天下之力来供养饥饿的军队而军队却越来越骄横，聚集天下的军队来孤注一掷决战而决战之日遥遥无期，这是失策啊。

如今所斤斤计较的小利，不就是国家财政吗？陛下关心民间疾苦，恻然忧虑，但因为户部报告财政枯竭，一时所讲求的都是搜刮聚敛的政策。正税不足，继之以各种杂派；科罚不足，又加上火耗。水旱灾害，一概不问，鞭打催逼日益严厉，道路上百姓吞声饮泣，小民甚至卖妻卖子来应付。地方官以搜刮为循良，而安抚百姓的政令断绝；上级官员以催征赋税为考核标准，而升降赏罚的法度废弛。想要国家有充实的府库，是不可能的了。

功利之见萌动，而朝廷之上日益烦琐苛刻。事事纠察却纠察不完，人人挑剔却挑剔不尽，于是名实混乱而法令繁多。近来，特别严厉地惩处贪官污吏，从宰相以下，被处以重刑的十多人，而贪污之风仍未完全平息，是因为引导的方法不善。贾谊说："礼禁于未然之前，法施于已然之后。"如果确实以礼义引导，将人人有士君子的品行，而没有猪狗般的心肠，这就是所谓禁之于未然。如今一切过失以及被指称贿赂的，即使已经昭雪，仍然要从吏议处治，深文周纳巧言诋毁，断绝天下人改过自新的途径，使人更加习惯于顽钝无耻，粉饰外表来欺骗陛下。士大夫的节操日益败坏，官员的邪恶日益显著，陛下又怎么能一一察觉呢。

而且陛下之所以在上劳心焦思，是因为没有得到贤人君子来任用，而所赞赏委任的人，大多是奔走办事之人：以揭发挑剔为精明，以告密为正直，以巧言善辩为才干，又怎么能得到贤人而任用呢？即使得到了贤人，要求太完备，有时会因为短处而废弃长处；责备太苛刻，有时会因为过失而耽误事情。

而且陛下所筹划的，常常出乎群臣意料之外，不免有自以为是之心。臣下补救过失都来不及，进谗阿谀之人借机离间，猜忌的端绪便从此产生。依靠一个人的聪明，而使臣下不能尽其忠心，则耳目有时会被蒙蔽；凭借一个人的英明决断，而使诸大夫和国人不能表达其意见，则看法有时会被动摇。况且还搞内降旨意、留中不发，怎么能追及古代君臣唱和的盛况呢？几十年来，因为门户之争杀害了天下多少正直之人，至今还在蔓延不止。陛下想要折抑君子来平息小人的气焰，任用小人来成就君子的公道，前日的覆辙将再次出现在天下。

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酝酿而成为功利之心，功利不止，转变为刑名之术；刑名不止，流为猜忌之心；猜忌不止，积累为壅蔽之弊。这正是人心危殆，暗中滋长而不自知的表现。如果能够建立中正之道确立准则，默默端正此心，使心之所发，都是仁义之良知，以仁来养育天下，以义来匡正万民，从朝廷达于四海，无不是仁义的教化，陛下就已经一举跻于尧、舜之列了。

不久，京城被敌兵围困，皇帝不上朝理政，奏章大多留在宫中不予批复。传旨办理布袋八百个，宦官争相进献马骡，又命令百官进献马匹。宗周说："这必定是有人以迁都之说动摇了皇上的心意。"于是到午门叩头进谏说："国家势力的强弱，取决于人心的安危。请求陛下出御皇极门，接见百官，明确表示宗庙山陵都在此地，坚守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他俯伏在地等待回复，从清晨直到傍晚，宦官传达旨意才退下。米价飞涨，他请求撤销九门税，修建集市来安置贫民，煮粥来赡养年老有病的人，严格执行保甲法，人心才稍微安定。

当时枢辅等大臣多有被下狱的，宗周说："国事到了这个地步，诸位大臣辜负了委任，无法逃避罪责，陛下也应该分担责任。大禹、商汤罪己，国家便勃然兴起。以前皇上因情面而怀疑群臣，群臣都在被怀疑之中，日积月累，结为隐疾，有识之士为此忧虑。今天应当开示诚心，作为共济艰难的根本，在便殿接见士大夫，将票拟之权归还内阁，将庶政归还部院，将进谏弹劾之权给予言官。如果不奏效，再行更换，不要坐视囚禁来成就他们的罪名。近来朝廷捆绑文官如同对待孤雏，而看待武健之士不啻于骄子，逐渐使恩威错置。文武都不足信任，于是专门任用一两个宦官，京城以外依次委托给他们。自古以来没有宦官掌兵而不误国的。"又弹劾马世龙、张凤翼、吴阿衡等人的罪过，触怒了皇帝。

崇祯三年，因病请假，进呈祈求上天赐予长命之说，说：

效法天道最重要的，莫过于重视百姓的生命，所以刑罚应当适当公平。陛下以重刑惩处臣下，逆党有诛杀的，封疆失事有诛杀的。一切过失，重的杖打至死，轻的贬谪离去，朝廷中半数人身染罪衣。而最伤国体的，莫过于诏狱。副都御史易应昌因为平反冤案被下狱问罪，司法部门必定以严刑逼供为忠直，如苍鹰乳虎般的酷吏接踵出现于天下。希望陛下体察上天好生之德，首先废除诏狱，并且宽恕易应昌，这就是祈天永命的一个方法。

效法天道最重要的，莫过于厚待民生，所以赋税应当从缓从轻。如今旧欠正在催征，来年的赋税又预征，层层追缴，民间困苦疲惫，贪官更加成为百姓的祸害。贵州巡按苏琰因为行李被监司揭发检举。巡方官员贪赃受贿，还谈什么查办下属官吏？吸膏吮脂之辈，接迹于天下。希望陛下体察上天好生之德，首先废除新增军饷，并严格整饬官风，这就是祈天永命的又一个方法。

然而大君，是上天的宗子；辅臣，是宗子的家相。陛下任用辅臣，都由特简。也希望陛下体察一人好生之心，不要驱逐异己，构陷朝臣以大狱，结成国家朋党之祸；不要贪图功利居功自傲，引导人主追求富强，酿成天下土崩瓦解之势。

担任京兆尹期间，政令焕然一新，打击豪强尤其有力。宦官有事来求往往不予理睬，有时互相谩骂，宗周处理政务泰然自若。武清伯的家奴殴打生员，宗周杖打了他，给他戴上枷锁示众于武清门外。曾经出行，看见优伶的道具箱笼，便在通衢大道上焚烧。周济抚恤单丁下户尤其周到。任职一年，称病辞官回乡，京城百姓为他罢市。

崇祯八年七月，内阁缺人，命吏部推举在籍官员，将孙慎行、林钎及宗周的名字上报。诏令有关部门敦促催行，宗周坚决推辞不准。第二年正月进入京城，孙慎行已经去世，与林钎上朝。皇帝询问人才、兵食以及流寇猖獗的情况。宗周说："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严，颁布命令太烦琐，进退天下士大夫太轻率。诸位大臣畏罪掩饰过失，不肯尽职尽责，所以有人却无人之用，有饷却无饷之用，有将帅不能治军，有士兵不能杀贼。流寇本来是朝廷的子民，安抚有道，就会重新成为百姓。如今急需以收拾人心为本，收拾人心在于先宽待地方官。参罚太重则吏治败坏，吏治败坏则民生困苦，盗贼由此日益增多。"皇帝又问兵事。宗周说："抵御外敌以治理内政为本。内政修明，远方之人自然归服，舞干羽而有苗来归。希望陛下以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天下自然太平。"对答完毕退下。皇帝对温体仁说宗周的话迂阔，命林钎辅政，宗周另作他用。随即授任工部左侍郎。过了一个月，上《痛愤时艰疏》，说：

陛下锐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理天下的道理未暇讲求，施政的次第还有许多未得要领之处。首先着意于边功，而督师便以五年恢复之说进言，这就是祸胎。己巳之变，谋划国事没有良策，朝廷开始有轻视士大夫之心。从此耳目参杂于近侍，腹心寄托于武将，治术崇尚刑名，政体归于丛脞，天下之事日益败坏而不可救。厂卫负责侦察，而告密之风炽盛；诏狱涉及士绅，而朝廷与百官的等级被夷平；人人补救过失都来不及，而欺瞒的习气反而更甚；事事仰赖独断，而阿谀之风日长。三尺之法不能在司法部门伸张，而犯法者日众，诏旨杂用五刑，每年亲自断案数千件，而好生之德意泯灭。刀笔吏掌管诏令而王言被亵渎，诛求及于琐屑而政体受损。参罚在于钱粮而官吏更加贪腐，吏治更加横暴，赋税更加拖欠；鞭打催逼繁重而民生凋敝，严刑重敛交困而盗贼日起。总理大臣上任而臣下的功能被削弱，监视太监遣出而封疆大臣的责任被减轻。督抚无权而将帅日益怯懦，武将废弛法纪而士兵日益骄横，将懦兵骄而朝廷的威令一并穷于督抚。朝廷限期平贼，而军中天天杀害良民报功，生灵更加涂炭。一旦上天开悟圣心，撤回总监之任，重视守令之选，下达招贤之命，收敛酷吏之威，推行维新之化，正要与二三臣工洗心涤虑，以联合上下交泰，却不料君臣相遇之难。得到一个文震孟却因为只言片语被罢免，使大臣失去和衷共济的情谊；得到一个陈子壮却因为过于憨直而获罪，使朝堂没有直言争谏的风气。这关系到国体人心，绝非浅鲜之事。

陛下必须体察上天化生万物之心来敬天，而不只是倚仗风雷之威；必须念及祖宗鉴古的制度来效法祖宗，而不轻易改弦更张。以简明扼要发布政令，以宽宏大度培养人才，以忠厚仁德培植国脉。发政施仁，收拢天下涣散的人心，并且撤回内廷扫除的差役，端正怯懦将帅失律的惩罚，慎重宗室改授官职的途径。派遣廷臣携带内帑巡行郡国担任招抚使，赦免那些无罪而流亡的人。在险要之处陈兵，坚壁清野，听任敌军穷蹙而自行归降。诛杀贼首之外，还可以不杀一人而完成此役，何须大动干戈呢。

当时太仆寺缺少马价银，有诏书说愿意捐助的听便，温体仁及成国公朱纯臣以下都有捐助。又议定罢免明年的朝觐。宗周认为捐资助饷、免于朝觐是极大的国耻。皇帝虽然不高兴，心里却赞赏他的忠诚，更加想要重用他。温体仁很担忧，招募山阴人许瑚上疏弹劾宗周，说宗周道学有余，才干不足。皇帝认为许瑚是同乡，了解的情况应当真实，于是作罢不再任用。

这年秋天，三次上疏请求告假离去。到了天津，听说京城被兵，便留下来养病。十月，局势稍定，于是上疏说：

己巳之变，误国者只有袁崇焕一人。小人竞相借门户之怨报复，与自己不同的人一概坐以袁崇焕同党之罪，天天制造流言蜚语，依次将他们驱逐。从此小人进用而君子退避，宦官用事而外廷日益疏远。法令日益繁密，欺瞒日益严重，朝政日益败坏，边防日益废弛。今日之祸，实在是己巳以来酿成的。

况且以张凤翼之溺职中枢，却让他专征，怎么能使王洽死而心服？以丁魁楚等人在边疆失事，却让他们戴罪留任，怎么能使刘策死而心服？各镇勤王的军队，争先入卫的有几人，没听说有因逗留而受到诘责的，怎么能使耿如杞死而心服？如今又以二州八县的生灵，结成一个饱掠而去的局面，那么廷臣中累累若若可以侥幸无罪的人，又凭什么向韩爌、张凤翔、李邦华等大臣的或戍或去谢罪？难道以前因为异己而加以驱逐，如今就不难以同己而加以包庇吗？我由此而知小人之祸害国家是没有止境的。

从前唐德宗对群臣说："人们说卢杞奸邪，朕一点也感觉不到。"群臣回答说："这正是卢杞之所以奸邪的地方。"我每每反复品味这句话，认为是万世辨别奸邪的要诀。所以说："大奸似忠，大佞似信。"近年来，陛下厌恶私交，而臣下多以告密进用；陛下录用品节清高之人，而臣下多以曲意谨慎被容纳；陛下崇尚励精图治，而臣下奔走承顺以为恭敬；陛下崇尚综核名实，而臣下吹毛求疵以显示精察。凡此种种，正是似信似忠之类，究其用心，无不出于身家利禄。陛下不察而任用他们，则聚集天下的小人立于朝堂，却不知不觉。天下即使缺乏人才，何至于尽出宦官之下？而陛下每当危急之时，必定委以重任。三协有派遣，通州、天津、临清、德州有派遣；又加重他们的体统，等同于总督。有宦官总督，把总督置于何地？总督无权，把抚按置于何地？这是拿封疆大事当儿戏。

而且小人每每勾结小人，互相援引以自重，君子则独自岸然自异。所以自古有用小人的君子，却没有结党比附小人的君子。陛下如果真的想进君子退小人，决断治乱消长之机，却又用宦官来牵制，这是明示偏袒。有通晓治国之理的人出面争辩，陛下即使不用其言，何至于连同其人一起驱逐？而御史金光辰竟然因此被驱逐，好像唯恐伤害宦官的心，尤其不是用来昭示天下的做法。

到今日刑政最为荒谬的，成德，是傲慢的官吏，却以贪赃之罪被流放，怎么能严肃惩贪的法令？申绍芳，做了十多年监司，却以莫须有的钻营之罪被流放，怎么能昭示抑制竞争的典章？郑鄤之狱，有人以诬告定罪，怎么能显示敦厚人伦的教化？这几件事，都是已故辅臣文震孟引绳批根，就是以前驱除异己的故伎，而廷臣中无人敢言。

陛下也无从得知。唉，八年之间，谁主持国政，竟然到了这个地步！臣不能为首辅温体仁辩解了。俗话说："谁制造了祸端，至今为害。"说的就是温体仁。

崇祯十四年九月，吏部缺少左侍郎，廷推的结果不符合皇帝心意。皇帝临朝叹息，对大臣们说："刘宗周清正敢言，可以任用。"于是以此任命他。宗周两次推辞不得，于是赴朝。途中进呈三份奏札：一是明圣学以端正治本，二是躬圣学以建立治要，三是重圣学以待治化，共数千言。皇帝以优旨批复。第二年八月，尚未到任便被擢升为左都御史。他极力推辞，有诏敦促催行。过了一个月，入见文华殿。皇帝问都察院的职掌是什么，宗周回答说："在于正己以正百僚。必须心中所存，上可以对君父，下可以质于天下士大夫，然后百僚才能效法。大臣守法，小臣廉洁，纪纲振肃，职掌就在于此，而责成巡方御史是首要任务。巡方得人，则吏治清明，民生安遂。"皇帝说："卿尽力去做以不负朕的期望。"于是列出建立道统准则、端正法纪操守、崇尚国体、清除隐藏奸邪、惩治官邪、整顿吏治六事进献，皇帝嘉奖采纳。不久弹劾御史喻上猷、严云京而推荐袁恺、成勇，皇帝一并听从。后来喻上猷接受了李自成的显赫官职，最终被世人所唾骂。

冬十月，京城被兵。宗周请求旌表死事的卢象升，并追杀误国的奸臣杨嗣昌，逮捕跋扈的悍将左良玉；防备关隘以防反攻，防备潞河以防偷渡，防备通州、天津、临清、德州以防敌军南下。皇帝不能全部施行。

闰月晦日，皇帝在中左门召见廷臣。当时姜埰、熊开元因为言事被下诏狱，宗周约集九卿共同营救。入朝后，听说密旨要将二人处死。宗周愕然对众人说："今天应当空署力争，必须改交刑部才算完。"等到入对时，御史杨若桥推荐西洋人汤若望善于制造火器，请求召来测试。宗周说："边臣不讲求战守屯戍的方法，专门依赖火器。近来城池失陷，难道是因为没有火器吗？我们用它来制服敌人，敌人得到它也可以制服我们，没看见河间反而被火器攻破吗？国家大计，以法纪为主。大将跋扈，援军逗留，怎么反而姑息，做这些纷纷无益的举动呢？"于是议论督抚的去留，便请求先罢免督师范志完。并且说："十五年来，陛下处分不当，才导致今日的败局。不追究祸乱的根源，改弦易辙，想用一切苟且的政令来弥补目前的漏洞，不是长治久安之道。"皇帝变色说："过去的事不可追，善后的办法在哪里？"宗周说："在于陛下开诚布公，以天下为公来决定好恶，合全国人的意见来决定用舍，进用贤才，广开言路，依次与天下重新开始。"皇帝说："眼下烽火逼近京畿，而且国家败坏已极，应当怎么办？"宗周说："武备必须先练兵，练兵必须先选将，选将必须先选择贤能的督抚，选择贤能的督抚必须先使吏部、兵部得到合适的人选。宋朝大臣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这话，是今日的针砭。论者只论才干名望，不问操守；没有操守不谨而遇事敢前、军士畏威的。如果只以言辞捷给、举动恢张，就称为才望，取爵位则有余，责事功则不足，对成败有什么益处呢？"皇帝说："救变之日，应当先才后守。"宗周说："前人的败坏，都是由贪纵所致；所以以救变而言，更应当先守后才。"皇帝说："大将另有才局，不是只靠操守就可以期望成功的。"宗周说："其他的不论，如范志完操守不谨，大将偏裨无不是靠贿赂进用，所以三军解体。由此看来，操守是主要的。"皇帝怒色消解说："朕已经知道了。"命宗周起来。

于是宗周出奏说："陛下刚下诏求贤，姜埰、熊开元二臣却因为进言获罪。本朝没有言官被下诏狱的先例，有之从二臣开始。陛下度量卓越，像臣宗周这样妄诞、像臣黄道周这样憨直，尚且蒙受使过之典，二臣何其不幸，不能邀得法外之恩？"皇帝说："道周有学有守，非二臣可比。"宗周说："二臣确实不如道周，然而朝廷对待言官自有体统，言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置之。即使有应得之罪，也应当交法司审理。如今遽然下诏狱，终究有伤国体。"皇帝大怒，说："法司和锦衣卫都是刑官，有什么公私之分？况且惩处一两个言官，怎么就伤了国体？如果有贪赃坏法、欺君罔上的，都可以不问吗？"宗周说："锦衣卫的人，都是膏粱子弟，懂得什么礼义？听凭寺人役使。即使陛下问贪赃坏法、欺君罔上之事，也不可不交法司审理。"皇帝大怒说："如此偏袒结党，怎么能担任宪职！"过了一会儿说："开元这个奏疏，必定有人主使，怀疑就是宗周。"金光辰出面争辩。皇帝呵斥金光辰，并命议处。第二天，金光辰降三级调用，宗周革职，交刑部议罪。阁臣扣留不发，捧着原旨到御前恳求营救，才免于处罚，革职为平民。

回乡两年后京城陷落。宗周徒步扛着兵器，前往杭州，责问巡抚黄鸣骏发丧讨贼，黄鸣骏告诫他要镇静，宗周勃然说："君父之变出非常，公专阃外之任，不思枕戈泣血、激励同仇，反而借口镇静，做退避之计吗？"黄鸣骏唯唯诺诺。第二天，又催促他。黄鸣骏说："发丧必须等待哀诏。"宗周说："嘻，这是什么时候了，哪里能等到哀诏！"黄鸣骏于是发丧。宗周问出兵的日期，黄鸣骏说："甲仗还没有准备好。"宗周叹息说："唉，这怎么能与之共事呢！"于是与故侍郎朱大典、故给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召募义军。将要出发时，福王在南京监国，起用宗周为原官。宗周以大仇未报，不敢接受官职，自称草莽孤臣，上疏陈述时政，说：

今日的大计，除了讨贼复仇，无法表明陛下渡江之心；不毅然决策亲征，无法振作天下忠义之气。

一是据形胜以图进取。江左不是偏安之业，请进图江北。凤阳号称中都，东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顾荆、襄，而南距金陵不远，请以之驻扎亲征之师。大小铨选任命，暂称行在，稍存臣子负罪引慝之心。从此渐进，秦、晋、燕、齐必有响应而起者。

二是重藩屏以资弹压。淮、扬数百里，设两个节度，不能御乱，争先南下，导致江北一块土地，拱手送给敌人。督漕路振飞坐守淮城，早已把家属用船送到远方，这是带头逃跑；于是镇臣刘泽清、高杰便有了把家属寄居江南的说法。军法规定临阵脱逃者斩，臣认为一抚二镇都可以斩。

三是慎爵赏以肃军情。请分别各帅的封赏，谁当谁滥，轻则收回侯爵，重则剥夺伯爵。以左帅的恢复之功而封爵，高杰、刘泽清的败逃也封爵，又有谁不应当封爵呢？武臣既然滥封，文臣随之，外臣既然滥封，宦官随之，恐怕天下闻之而解体。

四是核旧官以立臣纪。燕京既破，有接受伪官而叛变的，有接受伪官而逃跑的，有在封疆守土而逃跑的，有奉命出使而逃跑的，依法都不赦免。急需分别定罪，以儆效尤。

至于伪命南下，徘徊在顺逆之间的，确实大有人在；必定会编造歪理邪说来蛊惑人心，尤其应当诛灭。

又说：

当贼军入秦流晋，渐渐经过京畿以南，远近惊惶，唯独大江南北安然无事，而二三督抚没听说派遣一骑以壮声援，贼军于是得以长驱直入犯阙。坐视君父之危亡而不救，这是封疆诸臣当诛的第一条罪状。凶讯已经确凿，诸臣应当奋戈而起，决一死战以赎前愆，自然应当不俟朝食。却还在观望南中的声息，争言固圉之策，把兵权推给阃外，首先图谋定策之功，这是封疆诸臣当诛的第二条罪状。新朝既立之后，应当不俟终日，首先派遣北伐之师。不然，则急派一人，从小道北进，檄告燕中父老，起塞上名王，哭祭九庙，安放梓宫，寻访诸王。再不然，则起用闽帅郑芝龙，以海师直下直沽，九边督镇合谋共奋，事情或许可为。而诸臣计不出此，这是举朝谋国不忠当诛的第三条罪状。罪废诸臣，酌情昭雪，自然应当援引先帝遗诏来办理，如今却一概用新恩。诛阉定案，前后诏书含糊不清，势必使虎豹豺狼之辈，全部平反而后才罢休，这是举朝谋国不忠当诛的第四条罪状。臣认为今日问罪，应当从中外诸臣不职者开始。

宗周连续上疏请求告假未获批准，于是上疏弹劾马士英，说：

陛下龙飞淮甸，是上天给予的。乃有扈从微劳，入内阁，进中枢，加宫衔世袭荫职，安然受之不疑的，不就是马士英吗？于是李沾大言定策之功，挑激廷臣。刘孔昭以功赏不均为由，对冢臣发难，朝端哗然聚讼，而群阴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则逆党可以死灰复燃；宽反正之路，则逃臣可以汲引进用，而阁部诸臣且次第请求离职。朝中的党争方兴未艾，哪有闲暇图谋河北之贼？立国的根本纪纲已经松懈，凭什么谈论匡扶攘夷的方略？高杰不过是一逃将，却被奉为骄子，渐渐有尾大不掉之忧。淮、扬失事，不难谴责抚臣道臣来谢罪，怎么能不助长其桀骜，这也是倚仗马士英的庇护。刘、黄诸将，各有旧汛地，却被置若弈棋，汹汹形成连鸡之势，以至于分剖江北四镇来安抚他们，怎么能不助长其野心，这都是高杰一人倡始的。京营自祖宗以来，都由勋臣掌管，枢贰辅佐。陛下立国伊始，便有内臣卢九德的任命，则马士英有不能推卸的责任。

总之，兵戈盗贼，都从小人的气类感召而生，而小人与宦官又往往互为表里。自古以来没有宦官用事而将帅能在疆域建功的。希望陛下首先辨别阴阳消长之机，让马士英出去仍然督师凤阳，联络诸镇，决断用兵之策。史可法即使不回中枢，也应当从淮向北，历河以南，另开幕府，与马士英互为掎角。京营提督之命，请独断废止。将此事载入史册，作为弘光第一美政。

马士英大怒，当天上疏辞位，并且在朝中扬言说："刘公自称草莽孤臣，不书写新任命，明示不臣服天子。"他的私人朱统铚便弹劾宗周上疏请求迁都凤阳："凤阳是高墙所在，想以罪宗安置皇上，而与史可法拥立潞王。他的兵已经埋伏在丹阳，应当急为防备。"而刘泽清、高杰日夜谋划杀宗周的方法不得，于是派遣刺客十人前往刺杀宗周。宗周当时在丹阳，整天端坐，从未有懈怠之容，先后到来的刺客，不敢加害而离去。而黄鸣骏入京觐见，军队抵达京口，与防江兵发生冲突。马士英以为朱统铚的话可信，也感到震恐。于是刘泽清上疏弹劾："宗周暗中阻挠恢复，想要诛杀臣等，激变军心，招致生灵之祸。"刘良佐也上疏说宗周力持"三案"，为门户主盟，倡议亲征，图谋如晁错之自为居守、司马懿之闭城拒君。奏疏未下达，刘泽清又草拟一疏，署上高杰、刘良佐及黄得功的名字上奏，说："宗周劝皇上亲征，图谋危害君父，想把陛下安置于烽火凶危之地。这并非宗周一人的阴谋，而是姜曰广、吴甡合谋。姜曰广心雄胆大，拥戴并非其本意，所以暗中结交死党，翦除诸忠臣，然后胁迫乘舆，迁都别郡。如果吴甡、宗周入都，臣等即刻渡江赴阙，当面揭发诸奸，正《春秋》讨贼之义。"奏疏呈入，举朝大骇，传谕和衷共济。宗周不得已，于七月十八日入朝。当初，刘泽清的奏疏出来后，派人抄录给高杰看。高杰说："我辈武人，竟参与朝政吗？"黄得功上疏辩白："臣不预闻。"马士英压下不奏。史可法不平，遣使遍问诸镇，都说不知道，于是据实上报，刘泽清等人由此气馁。

马士英既然嫉恨宗周，更加想要除掉他，便推荐阮大铖知兵。有诏命冠带陛见。不久，宫中传旨特授兵部添注右侍郎。宗周说："阮大铖的进退，关系江左的兴亡，老臣不敢不力争。如果不听，那么臣也将归去了。"奏疏呈入，不被采纳，宗周于是告假回乡，诏书允许他乘传车回去。临行前，上疏陈述五件事：

一是修明圣政，不要因为近处娱乐而忽视长远谋划。国家不幸，遭此大变，如今纷纷制作，似乎不再有恢复中原的志向。土木工程崇尚了，珍奇宝物聚集了，俳优杂剧陈列了；宦官充斥朝廷，金吾卫满座，外戚络绎不绝了；谗夫猖狂，言路被扼，官常混乱了。这就是所谓安于近娱而忽视远图。

二是振肃王纲，不要因为君恩而伤害臣纪。自陛下即位，中外臣工不说从龙，就说佐命。一推恩近侍，则左右因而秉权；再推恩大臣，则阁部可以兼权；三推恩勋旧，则陈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武弁，则疆场视同儿戏。表里呼应，动辄有藐视朝廷之心；彼此争雄，就形成犯上无等的习气。礼乐征伐，渐渐不出自天子，这就是所谓亵渎主恩而伤害臣纪。

三是明辨国是，不要以邪锋危害正气。朋党之说，小人用来加诸君子，酿成国家空虚之祸，先帝末年可以借鉴。如今又为个别元恶称冤，至于诸位君子先后死于党祸、死于殉国的，好像还有余罪可加。推究其原因，只是因为一人进用，动辄援引三朝旧事，排斥打击旧人。私交重，君父轻，自己结党，却坐他人以党罪，这就是所谓助长邪锋而危害正气。

四是端正治术，不要以刑名先于教化。先帝颇崇尚刑名，而杀机先动于温体仁。杀运日开，怨毒满天下。近来如贪吏之诛，不经审讯，遽然定罪；未定罪名，先追赃罚。假使有像禹那样好善的巡方官，借成德来媚附权相，又有谁能辨别？又如职方戎政的奸弊，道路上啧有烦言，即使卫臣也有不敢过问的，那么厂卫的设置有什么用？只是让人主亏损至德，伤害治体，这就是所谓急刑名而忘教化。

五是巩固邦本，不要以外衅酿成内忧。之前淮、扬告变，不久高杰、黄得功二镇便兴兵相攻。四镇额兵各三万，不以杀敌而自相屠戮，又天天烦劳朝廷讲和，这是为什么！以十二万不杀敌的兵，索取十二万不杀敌的饷，必然是穷困之术。不稍加裁抑，只有加派横征。蓄养一两个如苍鹰乳虎般的官吏，以天下殉之罢了，这就是所谓积外衅而酿内忧。

第二年五月，南都沦陷。六月，潞王投降，杭州也失守。宗周正在吃饭，推开桌案恸哭，从此不再进食。移居城外，有人以文天祥、谢枋得的故事来劝他。宗周说："北都之变，可以死，也可以不死，因为身在乡野，尚有中兴的希望。南都之变，主上自弃其社稷，尚可以说可以死，也可以不死，以等待继起有人。如今我越地又投降了，老臣不死，还等什么呢？如果说身不在官位，不应当与城共存亡，难道不应当与土地共存亡吗？这就是江万里赴死的原因。"他出辞祖墓，船过西洋港，跃入水中，水浅没有死成，船夫把他扶出来。绝食二十三天，开始还喝茶水，后来连一勺水都不进有十三天，与门人问答如平时。闰六月八日去世，终年六十八岁。他的门人中殉义的有祝渊、王毓蓍。

**祝渊**，字开美，海宁人。崇祯六年中举。自以为年轻学识未充，栖居山峰僧舍，读书三年，山僧很少见到他的面。崇祯十五年冬，入京会试，适逢宗周在朝廷力争营救姜埰、熊开元而被削籍。祝渊上疏说："宗周憨直之性天成，忠孝之节天授，受任以来，粗食不饱，终宵不寝，图报国恩。如今四方多难，贪墨成风，求一清刚之臣来掌管风纪，谁能比得上宗周？宗周以迂直被斥，继任者必定是圆滑苟且之人；宗周以偏执被斥，继任者必定是便捷钻营之人。圆滑便捷之夫进用，必定营私纳贿，颠倒贞邪。请求收回成命，恢复他的原官，天下幸甚。"皇帝得到奏疏很不高兴，停止祝渊的会试资格，交礼官议处。祝渊本来不认识宗周，得到命令后前去拜见。宗周说："你做这件事，是无所为而为之呢，还是被名声之心所动而为之呢？"祝渊爽然避席说："先生名满天下，我实在以不能列于门墙为耻，愿执贽为弟子。"第二年，跟随宗周在山阴。礼官议处结果上报，将祝渊逮捕下诏狱，诘问主使者的姓名。祝渊说："男儿死就死了，哪里是听人指使的！"移交给刑部，进士们共同上疏营救祝渊出狱。不久，京城陷落，他替死难的太常少卿吴麟征操办丧事，将其灵柩送归。到南京刑部了结前案，尚书劝止他。他上疏请求诛杀奸辅，通政司压制不奏。给事中陈子龙上疏推荐祝渊及待诏涂仲吉为义士，可为台谏。涂仲吉是漳浦人，以诸生身份跋涉万里上书为黄道周鸣冤，得罪被杖责贬谪。未获批准。

宗周罢官家居，祝渊多次前往问学。曾经有过错，进入内室长跪流涕自责。杭州失守时，祝渊正在安葬母亲，催促完工。安葬完毕，回家设祭，随即上吊而死，年仅三十五岁。过了两天，宗周饿死。

**王毓蓍**，字元趾，会稽人。是一名秀才，行为放荡不羁。后来拜宗周为师，同门生都非议嘲笑他。杭州失守后，宗周绝食尚未死去，毓蓍上书说："希望先生早日自尽，不要被王炎午所吊。"不久一个朋友来看望，毓蓍问："你打算怎么办？"朋友说："有陶渊明的先例在。"毓蓍说："不然。我辈是沉溺声色之人，时间长了恐怕难以坚持。"一天，遍召故交欢饮，伶人奏乐。酒罢，提灯出门，投入柳桥下，比宗周早一个月死去。乡人私下谥为正义先生。

宗周最初拜许孚远为师。后来进入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人讲习。冯从吾首善书院的集会，宗周也参与。越中自王守仁之后，一传为王畿，再传为周汝登、陶望龄，三传为陶奭龄，都杂有禅学。陶奭龄在白马山讲学，讲因果之说，离王守仁的学说更远。宗周为此忧虑，筑证人书院，集合同志讲学。临终时，对门人说："学问的要领，在于诚而已，主敬是其功夫。敬则诚，诚则合乎天道。良知之说，很少有不流于禅学的。"宗周在官的日子少，他事奉君上，不以当面顺从为敬。入朝时，即使在暗室，也不敢面朝南而坐。有时审讯大案，参与大议，面对明旨，必定退坐拱立一段时间。有时称病，徒步家居，布袍粗饭，乐道安贫。听到召命就上路，常常连冠裳都备不齐。学者称他为念台先生。儿子刘汋，字伯绳。

**黄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天启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为经筵展书官。按照旧例，必须膝行上前，道周独不如此，魏忠贤怒目而视。不久，因母丧回乡。

崇祯二年起复原官，进右中允。三次上疏营救故相钱龙锡，被降调，龙锡得以免死。崇祯五年正月正在候补，染病请求离去。临行前，上疏说：

臣自幼学《易》，以天道为准则。上下两千四百年的典籍，考察其治乱，百不失一。陛下登极的第一年，正当《师》卦的上九爻，其爻辞说："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陛下思贤才而不能立即得到，惩小人而不易绝除，是因为陛下有大君之实，而小人怀有干预天命之心。臣入都以来，所见诸大臣都没有远大谋略，动辄追求苛细，治理朝政的以督责为要务，治理边疆的以姑息为上策。谈论仁义道德，则以为迂昧而不切实际；奉行刀笔簿书，则以为通达而知时务。一切磨勘核查，则葛藤纠缠终年；一事不调，则株连四起。陛下想要整顿纪纲，斥除外患，诸臣用此来滋彰法令，摧折缙绅；陛下想要剔除弊端防范奸邪，惩一警百，诸臣用此来借题发挥、修隙报复、敛怨市权。而且外廷诸臣敢欺骗陛下的，必定不在拘谨守文之士，而在权谋巧诈之人；内廷诸臣敢欺骗陛下的，必定不在锥刀泉布之微，而在把持权柄、神丛之大。希望陛下超然省览，旁考典籍，自古至今，决没有数米量薪可以成就远大谋略、吹毛数睫可以实现三五之治的。那些小人看事情，智慧常常短于事前，言论常常多于事后。不去拯救被围困的城池，却说该城必不可筑；不去安抚岛民，却说岛民必不可用；士兵逃于长期驻扎，却说乱生于无兵；军饷浪费于漏洞百出的城邑，却说功绩消失于无饷。乱视荧听，浸淫相欺，驯至极坏，不可挽回，臣私下为之忧虑。自崇祯二年以来，以察来去弊，而弊端更多；以威来惩顽，而威势更消。这也是反申韩以归周孔、捐苛细以崇惇大的时候了。

近年来诸臣所目营心计的，没有一个是真正为朝廷的。其用人行事，不过是推求报复而已。从前年春月以后，盛谈边疆之事，实际不是为陛下的边疆，而是为逆阉翻边疆之案；去年春月以后，盛言科场之事，实际不是为陛下的科场，而是为仇隙翻科场之案。这不就是所谓的"葛藤"、"株连"吗？自古外患未平，则大臣一心忧虑外患；小人未退，则大臣一心忧虑小人。如今却把这些留给君父，而大臣自处于催科比较的末节。行事而事败，就说事不可为；用人而人失，就人说人不足用。这就是臣所说的谬误。三十年来，酿成门户之祸，如今又把缙绅中稍有器识的人，举网投阱，一旦有急难，怎么能得到一士之用呢！凡绝饵而去的，必非鲔鱼；恋栈而来的，必非骏马。以利禄豢养士人，则所豢养的必是嗜利之臣；以鞭楚驱使人，则就驱的必是驽骀之骨。如今诸臣的才具心术，陛下已经知道了。知道他们是小人而又用小人来矫正，则小人的气焰更加嚣张；知道他们是君子而更用小人来掺和，则君子的功业不能建立。天下总共这些人才，不在朝廷则在山林。臣所认识的有马如蛟、毛羽健、任赞化，所闻知的有惠世扬、李邦华，在仕籍的有徐良彦、曾樱、朱大典、陆梦龙、邹嘉生，都卓荦不凡，假使让他们独当一面，必有可观。

崇祯九年，因推荐被召还，恢复原官。第二年闰月，久旱修省，道周上言："近来中外斋戒住宿，为百姓请命，而五天之内就关押了两位尚书，没听说有人上疏申救的。怎么能指望他们戡乱除凶、辅佐清明之治呢？陛下在上焦劳，小民在下辗转，而诸臣噤若囊括，稍微有人心，不应当到这个地步。"又上疏说："陛下宽仁弘宥，有身负重任至七八年无效、拥权自若的人。积渐以来，国无是非，朝无枉直，中外臣工大多苟且图事，实在令人痛心愤慨。然而他们的视听都系于上位。上位急催科则下位急贿赂；上位乐综核则下位乐险恶；上位喜告讦则下位喜诬陷。当此南北交困之时，怎么能与市井细民，申争吵之谈，修睚眦之隙呢。"当时温体仁正招奸人构陷东林、复社之狱，所以道周言及此事。

不久进右谕德，掌司经局，上疏辞谢。趁机说自己有三罪、四耻、七不如。三罪、四耻，用以自责。七不如，是说"品行高峻，卓绝伦表，不如刘宗周；至性奇情，无愧纯孝，不如倪元璐；湛深大虑，远见深计，不如魏呈润；犯言敢谏，清裁绝俗，不如詹尔选、吴执御；志尚高雅，博学多通，不如华亭布衣陈继儒、龙溪举人张燮；至于身陷囹圄之臣，朴心纯行，不如李汝璨、傅朝佑；文章意气，坎坷磊落，不如钱谦益、郑鄤。"郑鄤正因杖母之事受到极大非议，皇帝得到奏疏很惊异，责备他颠倒是非。道周上疏辩解，言辞间又维护郑鄤。皇帝大怒，严旨切责。

道周以文章风节名满天下，严冷方刚，不谐流俗。公卿多畏而忌之，便借不如郑鄤的话为口实。这年冬天，挑选东宫讲官。温体仁已经罢免，张至发当国，排斥道周不让他参与。他的同官项煜、杨廷麟不平，上疏推让道周。张至发说："郑鄤杖母，明旨煌煌，道周自谓不如，怎么能担任太子的辅导。"道周于是称病请求退休，不准。

崇祯十一年二月，皇帝御经筵。刑部尚书郑三俊正被下吏问罪，讲官黄景昉营救他，皇帝未许。而皇帝恰好追论旧讲官姚希孟曾经请求漕储全折以为非。道周听得不确切，以为皇帝将要宽恕郑三俊而追念姚希孟，于是说："故辅臣文震孟一生蹇直，未蒙覆庇之恩。天下的士人，活着如郑三俊，死了如文震孟、姚希孟，求其形似，不可多得。"皇帝认为他的回答与事实不符，责令回奏。再奏再诘，到第三次上奏才作罢。凡是道周所建言，未曾得到一次批准，道周却言而不止。

六月，廷推阁臣。道周已充任日讲官，迁少詹事，得以参与提名。皇帝不用，用杨嗣昌等五人。道周于是草拟三道奏疏，一弹劾杨嗣昌，一弹劾陈新甲，一弹劾辽抚方一藻，同日上呈。他弹劾杨嗣昌，说：

天下没有无父之子，也没有不臣之子。卫开方不省视双亲，管仲甚至把他比作豭狗；李定不为继母守丧，宋世共同指斥为人枭。如今竟然有不持两服丧、坐在司马堂上的杨嗣昌。宣大督臣卢象升因为父亲的灵柩在途中，捶心饮血，请求就近推补，却忽然有并推在籍守制之人的旨意。守制者可以推补，则闻丧者可以不归；闻丧者可以不归，则为人子者可以不父，为人臣者可以不臣。即使人才极为匮乏，怎么能使不忠不孝之人连苞引蘖，种其不祥以玷污天下呢？嗣昌在任二年，张网溢地之说，款市乐天之论，其才智也可想见了，又起用一个不祥之人，与他互为表里。陛下以孝治天下，缙绅家庭小小的纠纷，尚且以法治之，而冒丧败伦，独独说没有禁令，臣私下以为不可。

他论陈新甲，说：

其守制不终，走邪径，托捷足。天下即使很无人才，也不宜假借及此。古有忠臣孝子无济于艰难者，决没有不忠不孝而可进乎功名道德之门的。臣二十岁躬耕，手足胼胝，以奉养双亲。四十余岁被削籍，徒步荷担二千里，不解鞋履。如今虽然年过五十，没有妻儿的侍奉，婢仆的牵累。天下即使无人，臣愿意辞去清华之职，出管锁钥之地，何必使那些身被荆棘、负涂而行的人，祓除不祥来玷污王化呢！

他论方一藻，则极力诋毁和议之非。皇帝怀疑道周因为未被任用而心怀怨恨，而"缙绅"、"勃溪"等语，是想为郑鄤脱罪，交吏部议处。杨嗣昌于是上言："郑鄤杖母，禽兽不如。如今道周又不如郑鄤，而且他的用意不过是想庇护凶徒，掩饰前言的谬误，其用心可知。"于是自请罢免，皇帝以优旨慰留。

七月五日，皇帝在平台召见内阁及诸大臣，并及道周。皇帝与诸臣谈论各司事务，很久之后，问道周说："凡无所为而为的，谓之天理；有所为而为的，谓之人欲。你三道奏疏恰好是在廷推不用之时呈上的，果真是无所为吗？"道周回答说："臣三疏都是为国家纲常，自信无所为。"皇帝说："以前为什么不说？"回答说："以前还可以不说，到简用之后不说，更没有当说之日了。"皇帝说："清廉固然是美德，但不可傲物遂非。而且只有伯夷是圣之清，如果是小廉曲谨，那是廉，不是清。"当时道周的回答不合皇帝意旨，皇帝屡次驳斥，道周又进言说："只有孝悌之人才能经纶天下，发育万物。不孝不悌的人，根本既无，哪有枝叶。"杨嗣昌出奏说："臣不是生于空桑，岂不知父母？但念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君臣固在父子之前。况且古时是列国之君臣，可以离开此国去彼国；如今是一统之君臣，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且仁不遗亲，义不后君，难以偏重。臣四次上疏力辞，希望词臣中有如刘定之、罗伦那样的人，抗疏为臣代请，得以遂臣之志。及至抵都门，听说道周人品学术为人宗师，竟然不如郑鄤。"皇帝说："对，朕正想问这件事。"于是问道周说："古人心无所为，如今则各有所主，所以孟子要正人心，息邪说。古时的邪说，别为一教，如今则直接附会于圣贤经传之中，对世道人心的影响更大。而且你说不如郑鄤，为什么？"道周回答说："匡章被全国人唾弃，孟子不失礼貌，臣说的是文章不如郑鄤。"皇帝说："章子不得于父，岂是杖母的郑鄤可比。你说不如，难道不是朋比？"道周说："众恶必察。"皇帝说："陈新甲为什么走邪径，托捷足？而且你说软美容悦、叩首折枝的是谁？"道周不能对答，只说："人心邪则行径皆邪。"皇帝说："丧本是凶礼，难道遭遇凶丧的人就是凶人，都是不祥之人？"道周说："古制三年之丧，君命不过其门。所以自称凶与不祥，故军礼凿凶门而出。夺情在边疆则可，在朝中则不可。"皇帝说："人既可用，何分内外？"道周说："我朝自罗伦论夺情以来，前后五十余人，多在边疆。所以嗣昌在边疆则可，在中枢则不可；在中枢犹可，在政府则不可。只有嗣昌一人犹可，又呼朋引类，竟成一夺情世界，更加不可。"皇帝又诘问了很久。皇帝说："少正卯在当时也被称为闻人，心逆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辨，顺非而泽，记丑而博，不免于圣人之诛。如今多人类似此人。"道周说："少正卯心术不正，臣心正无一毫私心。"皇帝大怒。过了一会儿，命他出去候旨。道周说："臣今日不尽言，是臣辜负陛下；陛下今日杀臣，是陛下辜负臣。"皇帝说："你一生学问，只成了佞臣而已！"呵斥他退下。道周叩首起身，又跪奏："臣敢将忠佞二字剖析言之。人在君父之前，独立敢言就是佞，难道在君父面前谗谄面谀就是忠吗？忠佞不别，邪正混淆了，怎么能致治？"皇帝说："固然如此，不是朕随便以佞加于你。但所问在此，所答在彼，不是佞又是什么？"再次呵斥他退下。回头对杨嗣昌说："甚矣，人心偷薄也。道周恣肆如此，难道能无过吗？"于是召文武诸臣，都聆听戒谕后退下。

这时，皇帝忧虑兵事，认为可以托付大事的只有杨嗣昌，破格任用他。道周守经据典，不合皇帝心意，等到奏对时，又不逊顺。皇帝大怒，想要加以重罪，但忌惮他名望高，未敢决断。恰逢刘同升、赵士春也弹劾杨嗣昌，将要给予重谴，而吏部拟定的对道周的处罚反而较轻。杨嗣昌怕道周处罚轻，则弹劾自己的人将没完没了，急忙买人弹劾道周。有刑部主事张若麒谋划改任兵部，便阿附杨嗣昌之意上疏说："臣闻人主之尊，尊无二上；人臣无将，将而必诛。如今黄道周及其徒党造作言语，亏损圣德。把古今未有的一切好话都说成出于道周，无不可归过于君父。如果不公布前日召对的始末，那些背公死党之徒，就会鼓煽以惑四方，私下记录以疑后世，掩盖圣天子正人心息邪说的至意，大为不便。"皇帝立即传谕廷臣，不要被道周劫持而互相朋党，共数百言。贬道周六级，为江西按察司照磨，而张若麒果然得到了兵部的职位。

很久以后，江西巡抚解学龙推荐所部官员，对道周推奖备至。按照旧例，只交有关部门处理，皇帝也不复审。而大学士魏照乘非常厌恶道周，便拟旨责备解学龙滥荐。皇帝于是发怒，立即削去二人官籍，逮捕下刑部狱，以党邪乱政之罪，各杖八十，追究同党。供词牵连编修黄文焕、吏部主事陈天定、工部司务董养河、中书舍人文震亨，一并下狱。户部主事叶廷秀、监生涂仲吉营救他们，也下狱。尚书李觉斯拟定罪名太轻，皇帝严旨切责，再拟谪戍烟瘴之地，皇帝还以为判得太轻，削去李觉斯之名，移狱镇抚司拷问，才还回刑部狱。过了一年，尚书刘泽深等说："二人之罪至永戍就到顶了，再重只有论死。论死不是因为封疆失事就是因为贪酷，没有因为建言而被论的。道周没有封疆贪酷之罪，而有因建言蒙戮之名，对道周来说可以了，但不是我圣主覆载之量。陛下所疑的是党，党是见于行事的。道周抗疏，只是托于空言，一两个知交相从罢斥，哪里看得到所谓的党，而烦朝廷动用大法呢？而且陛下难道对道周有积恨，万一圣意转圜，而臣已经论定，后悔怎么来得及。"仍然以原拟请求，于是永戍广西。

崇祯十五年八月，道周戍边已经一年多。一天，皇帝召五位辅臣入文华后殿，手持一编从容问道："张溥、张采是什么样的人？"都回答说："是读书好学之人。"皇帝说："张溥已死，张采是小臣，科道官为什么急称他们？"回答说："他们胸中自有学问，科道官因为他们的才能未能充分发挥而惋惜。"皇帝说："也难免偏颇。"当时周延儒自以为杨嗣昌已经死了，而自己正再入内阁，想要参用公议，为道周留余地，便回答说："张溥、黄道周都未免偏颇，只是因为他们善于学习，所以人人都惋惜他们。"皇帝默然。陈德璟说："道周前日蒙戍，皇上恩典宽大，只是他家贫子幼，实在可怜。"皇帝微笑，薛国观说："他侍奉双亲也极孝顺。"吴甡说："道周学无不通，而且极其清苦。"皇帝不答，只是微笑而已。第二天传旨恢复原官。道周在路上上疏谢恩，称赞解学龙、叶廷秀贤能。回到京城后，皇帝召见道周，道周见到皇帝而哭泣："臣不自意今天又能见到陛下，臣本来有犬马之疾。"请求休假，获准。

过了很久，福王监国，任用道周为吏部左侍郎。道周不想出仕，马士英暗示他说："人望在公，公不起，想跟史可法拥立潞王吗？"于是不得已赴朝。陈述进取九策，拜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事。而朝政日益败坏，大臣相继离职，有识之士知道国家将要灭亡了。第二年三月，被派祭祀禹陵。临行前，陈述进取之策，当时不能采用。刚完成祭祀，南都沦陷，在衢州见到唐王聿键，奉表劝进。唐王以道周为武英殿大学士。道周学行高洁，唐王对他特别敬礼，赐宴。郑芝龙爵封通侯，位在道周之上，众人议论压制郑芝龙，文武由此不和。一个秀才上书诋毁道周迂阔，不适宜居相位，唐王知道是出于郑芝龙之意，下令交督学御史杖责。

这时，国势衰弱，政权归于郑氏，大帅恃恩观望，不肯出关募兵。道周请求亲自前往江西图谋恢复。于七月启行，所到之处远近响应，得到义军九千余人，由广信出衢州。十二月进至婺源，遇到清兵。战败，被执送江宁，囚禁在别室中，穿着囚服著书。临刑时，经过东华门，坐而不起，说："这里离高皇帝的陵寝近，可以死了。"监刑者依从了他。幕下士中书赖雍、蔡绍谨，兵部主事赵士超等都殉死。

道周学贯古今，所到之处学者云集。铜山在孤岛之中，有石室，道周自幼坐卧其中，所以学者称他为石斋先生。精通天文历数皇极诸书，所著《易象正》《三易洞玑》及《太函经》，学者穷年不能通其说，而道周用以推验治乱。死后，家人得到他的小册子，自称终于丙戌年，年六十二，人们才相信他能预知未来。

**叶廷秀**，濮州人。天启五年进士。历任南乐、衡水、获鹿三县知县，入京为顺天府推官。英国公张惟贤与百姓争田，廷秀判决田归百姓。张惟贤嘱托御史袁弘勋驳勘，廷秀坚持原判。张惟贤诉诸朝廷，皇帝终于采纳廷秀的奏报，将田归还百姓。

崇祯年间，迁南京户部主事，遭遇父母丧。守丧期满，入京，未补官，上疏陈述吏治之弊，说："催科一事，正供之外有杂派，新增之外有暗加，额办之外有贴助，小民破产倾家，怎么能不做盗贼。想要救州县之弊，应当从监司郡守开始。不澄其源，水流怎么能清洁。保举之令已经实行数年，而称职者寥寥无几，可见连坐法不可不严。"皇帝采纳，授户部主事。皇帝以傅永淳为吏部尚书。廷秀说傅永淳是庸才，不应当担任铨衡之任。才四个月，傅永淳果然败落。道周被逮捕下狱，廷秀上疏抗言营救。皇帝大怒，杖打一百，下诏狱。第二年冬，遣戍福建。

廷秀拜刘宗周为师，造诣渊深，宗周门人以廷秀为首。他与道周未尝相识，却冒死论救，获重罪，处之泰然。等到道周被释还，给事中左懋第、御史李悦心又相继论荐，执政也称其贤，道周在路上又为他请命。皇帝令有关部门核议，不久执政又推荐。崇祯十六年冬，特旨起复原官。恰逢京城陷落，未赴任。福王时，兵部侍郎解学龙推荐道周，并及廷秀，命以佥都御史任用。等到还朝，马士英厌恶他，压制授光禄少卿。南都覆灭后，唐王召拜左佥都御史，进兵部右侍郎。事败，出家为僧以终。

**赞曰**：刘宗周、黄道周所指陈的，深刻切中时弊。他们论才守之辨，别忠佞之分，足以作为万世的龟鉴。然而听者以为迂阔而疏远他们，则是被救时济变之说所迷惑。《传》说："虽然处境危险起居不宁，终究伸张其志向，仍然不忘百姓的疾苦"，这两位大臣就是这样。杀身成仁，不违其素志，他们的操守难道不是很卓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