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 · 卷一百五十七·列传第八十二

陆贽陆贽，字敬舆，苏州嘉兴人。十八第进士，中博学宏辞。调郑尉，罢归。寿州刺史张镒有重名，贽往见，语三日，奇之，请为忘年交。既行，饷钱百万，曰："请为母夫人一日费。"贽不纳，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赐？"以书判拔萃补渭南尉。

陆贽，字敬舆，是苏州嘉兴人。十八岁考中进士，又在博学宏辞科中选。调任郑县县尉，后被罢免回家。寿州刺史张镒有很高的名望，陆贽前去拜见，交谈了三天，张镒认为他奇特，请求和他结为忘年之交。陆贽辞行的时候，张镒馈赠他百万钱，说："请作为太夫人一天的用度。"陆贽不接受，只收了一串茶，说："怎敢不承受您的馈赠呢？"后因书判拔萃科考中，补任渭南县尉。

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贽说使者，请以五术省风俗，八计听吏治，三科登隽乂，四赋经财实，六德保罢瘵，五要简官事。五术曰："听谣诵审其哀乐，纳市贾观其好恶，讯簿书考其争讼，览车服等其俭奢，省作业察其趣舍。"八计曰："视户口丰耗以稽抚字，视垦田赢缩以稽本末，视赋役薄厚以稽廉冒，视案籍烦简以稽听断，视囚系盈虚以稽决滞，视奸盗有无以稽禁御，视选举众寡以稽风化，视学校兴废以稽教导。"三科曰："茂异，贤良，干蛊。"四赋曰："阅稼以奠税，度产以衰征，料丁壮以计庸，占商贾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赈贫穷，任失业。"五要曰："废兵之冗食，蠲法之挠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无用，罢事之非要。"时皆韪其言。迁监察御史。

唐德宗即位，派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巡行天下。陆贽向使者进言，请求用五种方法考察风俗，用八种计策审核官吏治理，用三科选拔优秀人才，用四赋管理财政，用六德安抚困苦百姓，用五要简省官事。五术是："听民间歌谣审察百姓的哀乐，采集市价观察百姓的好恶，查簿书案卷考察争讼多少，看车马服饰衡量俭朴奢侈，视察生产考察百姓的取舍好恶。"八计是："看户口增减来考察官员的抚育，看垦田增减来考察农业根本，看赋役轻重来考察官员的廉洁冒滥，看案卷簿册的繁简来考察官员的审判能力，看囚犯多少来考察案件是否积压，看奸盗有无来考察禁令防范，看选举人数多少来考察风气教化，看学校兴废来考察教导。"三科是："才能出众，品德贤良，办事干练。"四赋是："根据庄稼收成确定税赋，根据财产多少确定征收等级，根据壮丁数量计算庸调，统计商贾以均衡利益。"六德是："尊敬老人，慈爱幼童，救助病人，抚恤孤寡，赈济贫穷，安置失业者。"五要是："裁减闲散军队，废除扰民的法律，简省不急的官职，去除无用的物品，停止不重要的政务。"当时的人都认为他的话很正确。陆贽升任监察御史。

帝在东宫，已闻其名矣，召为翰林学士。会马燧讨贼河北，久不决，请济师；李希烈寇襄城。诏问策安出，贽言：

皇帝在东宫做太子时，就已经听说过陆贽的名声了，召他担任翰林学士。恰逢马燧在河北讨伐贼寇，久战不决，请求增派援军；李希烈侵犯襄城。皇帝下诏问应该采取什么对策，陆贽上言说：

劳于服远，莫若脩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今幽、燕、恒、魏之势缓而祸轻，汝、洛、荥、汴之势急而祸重。田悦覆败之余，无复远略，王武俊有勇无谋，朱滔多疑少决，互相制劫，急则合力，退则背憎，不能有越轶之患，此谓缓也。希烈果于奔噬，忍于伤残，据蔡、许富全之地，而益以邓、襄虏获之实，东寇则饷道阻，北窥则都邑震，此谓急也。代、朔、邠、灵自昔之精骑，上党、盟津今之选师，举而委之山东，将多而势分，兵广而财屈，则屯戍失于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当汴必争地；哥舒曜之众，乌合也，扞襄城方锐之贼。本非素习，首鼠莫前，则守御失于不足也。今若还李芃河阳以援东都，李怀光解襄城之围，专以太原、泽、潞兵抗山东，则梁、宋安。

与其费力从事远方征服，不如修治近处；与其多方补救失误，不如改变做法。现在幽州、燕州、恒州、魏州的形势和缓而祸害较轻，汝州、洛阳、荥州、汴州的形势急迫而祸害严重。田悦在覆败之后，没有再图远略的能力，王武俊有勇无谋，朱滔多疑少决，他们互相牵制，紧急时合力，退却时互相憎恨，不会造成出其不意的祸患，这就是所谓和缓。李希烈奔袭迅猛，残忍好杀，占据蔡州、许州富庶完整之地，又增加了邓州、襄州俘获的物资，向东侵犯则粮道被阻，向北窥伺则都城震动，这就是所谓急迫。代州、朔州、邠州、灵州是自古以来的精锐骑兵，上党、盟津是现在的精兵，全部投放到山东，将领多而势力分散，兵员广而财力不足，这是屯戍失于太繁的弊病。李勉是个文官，却处在汴州这个必争之地；哥舒曜的军队是乌合之众，却要抵御襄城正锐的贼军。本来就不是平时训练有素的，犹豫不决不敢前进，这是守御失于不足的问题。现在如果让李芃返回河阳以援助东都，让李怀光解除襄城之围，专门用太原、泽州、潞州的军队对抗山东，那么梁州、宋州就能安定。

又言：

又说：

立国之权，在审轻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适称而不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本也。其势当京邑如身，王畿如臂，而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权也。是以前世转天下租税，徙郡县豪杰，以实京师。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关中五百，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也。方世承平久，武备微，故禄山乘外重之势，一举而覆两京。然犹诸牧有马，州县有粮，肃宗得以中兴。乾元后，外虞踵发，悉师东讨，故吐蕃乘虚，而先帝莫与为御，是失驭轻之权也。既自陕还，惩乂前事，稍益禁卫，故关中有朔方、泾原、陇右之兵以捍西戎，河东有太原之兵以制北虏。今朔方、太原众已屯山东，而神策六军悉戍关外，将不能尽敌，则请济师。陛下为之辍边军，缺环卫，竭内厩之马、武库之兵，占将家子以益师，赋私畜以增骑。又告乏财，则为算室庐，贷商人，设诸榷之科，日日以甚。万有一如朱滔、李希烈负固边垒，窃发都甸者，何以备之？

立国的根本，在于审察轻重，根本大而枝叶小，才能稳固。所以治理天下的人，就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大小相称而不悖乱。王畿是四方的根本；京邑是王畿的根本。按照这种形势，应当京邑像身体，王畿像手臂，而四方像手指，这是天子的大权所在。因此前代转运天下的租税，迁徙郡县的豪杰，来充实京师。唐太宗设置府兵八百所，而关中就有五百所，整个天下也比不上关中，这就是居重驭轻的意思。现在太平已久，武备削弱，所以安禄山乘着外重之势，一举而颠覆了两京。然而各牧监还有马匹，各州县还有粮食，肃宗得以中兴。乾元以后，外患接连发生，全部军队东征讨伐，所以吐蕃乘虚而入，而先帝无法抵御，这是失去了驭轻的权力。从陕州回来后，吸取前事的教训，逐渐增加禁卫，所以关中有朔方、泾原、陇右的军队来捍卫西戎，河东有太原的军队来制衡北虏。现在朔方、太原的军队已经屯驻在山东，而神策六军全部戍守关外，将领不能对付全部敌人，就请求增派援军。陛下为此撤走边防军队，缺少禁卫，用尽内厩的马匹、武库的兵器，征用将门子弟来增加军队，征收私人畜产来增加骑兵。又说缺少财物，就计算房屋征收间架税，向商人借贷，设立各种专卖税，一天比一天更甚。万一有像朱滔、李希烈那样固守边境堡垒，在京郊突然发难的人，拿什么来防备？

夫关中，王业根本在焉。豪杰之在关中者，与籍于营卫不殊；车乘之在关中者，与列于厩牧不殊；财用之在关中者，与贮于帑藏不殊。一朝有急，可取也。陛下幸听臣计，使芃还军援洛，怀光救襄城，希烈必走。请神策军及将家子占而东者追还之，凡京师税间架、榷酒、抽贯、贷商、点召之令，一切停之，则端本整棼之术。

关中，是王业的根本所在。关中的豪杰之士，和在营卫中登记在册的勇士没有区别；关中的车辆乘骑，和排列在厩牧中的马匹没有区别；关中的财物，和贮藏在国库中的没有区别。一旦有急，都可以取用。希望陛下听从臣的计策，让李芃回军援救洛阳，李怀光救援襄城，李希烈必定逃走。请将神策军以及将门子弟征调东去的都追回来，凡是京师征收间架税、榷酒税、抽贯、贷商、点召等命令，一切停止，这才是端正根本、理清乱局的方法。

帝不纳。后泾师急变，贽言皆效。

皇帝不采纳。后来泾州军队突然哗变，陆贽的话都得到了验证。

从狩奉天，机务填总，远近调发，奏请报下，书诏日数百，贽初若不经思，逮成，皆周尽事情，衍绎孰复，人人可晓。旁吏承写不给，它学士笔阁不得下，而贽沛然有余。

跟随皇帝出逃到奉天，机要事务堆积，远近的调发、奏请和批复，每天要写几百道诏书，陆贽起初好像不经思考，等到写成，都周详地切合事理，推演详尽，每个人都能明白。旁边的官吏抄写都来不及，别的学士搁笔写不出来，而陆贽却从容不迫，绰绰有余。

始，帝仓卒变故，每自克责。贽曰："陛下引咎，尧、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群臣罪。"贽意指卢杞等。帝护杞，因曰："卿不忍归过朕，有是言哉。然自古兴衰，其亦有天命乎？今之厄运，恐不在人也。"贽退而上书曰：

当初，皇帝在仓猝变故中，常常自责。陆贽说："陛下归咎于自己，这是尧、舜的用意。然而导致祸乱的是群臣的罪过。"陆贽的意思是暗指卢杞等人。皇帝庇护卢杞，于是说："你不忍心把过错归于朕，才这样说吧。然而自古兴衰，大概也有天命吧？现在的厄运，恐怕不在于人。"陆贽退下后上书说：

自安史之乱，朝廷因循涵养，而诸方自擅壤地，未尝会朝。陛下将一区宇，乃命将兴师，以讨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资奉；居者疲馈转，行者苦锋镝；去留骚然，而闾里不宁矣。聚兵日众，供费日博，常赋不给，乃议蹙限而加敛焉；加敛既殚，乃别配之；别配不足，于是榷算之科设，率贷之法兴。禁防滋章，吏不堪命；农桑废于追呼，膏血竭于笞捶；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宁矣。边陲之戍以保封疆，禁卫之旅以备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悉而东征，边备空屈，又搜私牧、责将家以出兵籍马。夫私牧者，元勋贵戚之门也；将家者，统帅岳牧之后也；其复除征徭旧矣。今夺其畜牧，事其子孙，丐假以给资装，破产以营卒乘，元臣贵位，孰不解体？方且税侯王之庐，算裨贩之缗，贵不见优，近不见异，群情嚣然而关畿不宁矣。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朝廷因循守旧，姑息养奸，而各地擅自占据地盘，不曾来朝见。陛下将要统一天下，于是命令将帅发兵，来讨伐四方。一人出征，十家供奉；留在家中的疲于转运粮草，出征的苦于锋镝之险；离去的留下的都骚动不安，而乡里不得安宁了。聚集的军队一天天增多，供给的费用一天天浩大，常规赋税不够，于是商议缩短期限而增加赋敛；增加赋敛已经用尽，于是另外摊派；另外摊派不够，于是设立专卖征税的法令，兴起借贷之法。禁令防范日益繁多，官吏不堪承受；农耕蚕桑荒废于追缴催逼，民脂民膏耗尽于鞭笞捶打；亿万百姓嗷嗷哀叫，而郡县不得安宁了。边境的戍军用来保卫疆土，禁卫的军队用来防备巡逻警戒，这是国家的大防。陛下把他们都调去东征，边境防备空虚，又搜求私人牧场、责令将门之家出兵出马。私人牧场，是元勋贵戚的家门；将门之家，是统帅、州牧的后代；他们免除赋税徭役是旧例。现在夺取他们的畜牧，役使他们的子孙，乞求借贷来供给军需物资，倾家荡产来经营兵车战马，元臣贵位，谁不离心解体？又要征收侯王的房屋税，计算小贩的捐税，显贵的人得不到优待，亲近的人得不到特殊，群情喧哗而关辅地区不得安宁了。

陛下又谓百度弛废，则持义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断失于太速，察伤于太精。断速则寡恕于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则多猜于物，而亿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惧祸，故反侧之衅生；多猜而下防嫌，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乱继产，忿讟并兴，非常之虞，惟人主独不闻。凶卒鼓行，白昼犯阙；重门无结草之御，环卫无谁何之人。陛下虽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见危不能竭诚，临难不能效死，是则群臣之罪也。

陛下又认为各种法度废弛，就坚持义理而掩盖恩惠，依靠法律来成就治理，决断过于仓促，苛察过于精细。决断仓促就对别人缺少宽恕，而疑似之处不容分辨；苛察精细就对事物多有猜疑，而推测未必正确。缺少宽恕则下面的人害怕祸患，所以反复无常的事端发生；多猜疑则下面的人防范猜忌，所以苟且偷安的祸患兴起。因此叛乱接连产生，怨恨咒骂一齐兴起，非常的忧患，只有君主独自听不到。凶恶的士兵击鼓行进，白天侵犯宫阙；重重门户没有结草相报的抵御，禁卫之中没有谁敢过问。陛下虽然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看到危险不能竭尽忠诚，面临灾难不能以死效命，这就是群臣的罪过。

陛下方以兴衰诿之天命，亦过矣。《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则天所视听，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纣之辞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舍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仲尼以谓："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是以祐之。"《易》论天人祐助之际，必先履行，而吉凶之报象焉。此天命在人，盖昭昭矣。人事治而天降乱，未之有也；人事乱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尚恐有可疑者，请以近事信之。

陛下正要拿兴衰推诿于天命，也是错误的。《尚书》说："上天的视听就是来自我们百姓的视听。"那么上天所听所看的，都是根据人事，而不是在人事之外另有天命。纣王说："我生来不是有天命在天吗？"这就是舍弃人事而推诿天命，一定是不通的道理。《易经》说："从天祐之。"孔子认为："祐就是帮助。上天所帮助的是顺应天理的人，人们所帮助的是诚信的人。践行诚信而思慕顺应，因此得到祐助。"《易经》论述天人祐助的道理，一定先要自己践行，然后吉凶的报应才会显现。这说明天命在于人事，是非常明白的。人事治理好了而上天降下祸乱，从来没有过；人事混乱而上天降下安康，也从来没有过。尚且担心有可疑之处，请用近事来验证。

自比兵兴，物力耗竭。人心惊疑如风涛然，汹汹靡定，族谋聚议，谓必有变。则京师之人，固非悉通占术、晓天命也，则致寇之由，岂运当然？夫治或生乱，乱或资治；有以无难而亡，多难而兴。治或生乱者，恃治而不修也；乱或资治者，遭乱而能治也；无难而失者，忽万几之重，而忘忧畏也；多难而兴者，涉庶事之艰，而知敕慎也。今生乱失序之事不可追矣，其资治兴邦之业，在刻励而谨修之。当至危之机，得其道则兴，失则废，其间不容复有所悔也，惟勤思而熟计之。舍己以从众，违欲以遵道，远憸佞，亲忠直，推至诚，去逆诈，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劬力，第约之于心耳。何忧乎乱人，何畏乎厄运，何患乎不宁哉？

自从近年战事兴起，物资消耗殆尽。人心惊疑像风浪一样，汹涌不定，家族相聚谋划议论，认为一定有变故。那么京师之人，本来并非全部通晓占卜之术、懂得天命，那么导致寇乱的缘由，难道是命运应当如此吗？治世有时产生祸乱，祸乱有时帮助治理；有在没有灾难时灭亡的，有多灾多难而兴盛的。治世产生祸乱，是因为仗恃安定而不修明政治；祸乱帮助治理，是因为遭遇祸乱而能够治理；没有灾难而失去的，是因为忽视了万事的重大，而忘记了忧患畏惧；多难而兴盛的，是因为经历了众多事务的艰难，而知道警戒谨慎。现在产生祸乱失去秩序的事情已经不可追回了，依靠祸乱来治理振兴国家的事业，在于刻苦自励而谨慎修治。当着最危险的时机，得道就兴盛，失道就废弛，这中间不容再有所后悔，只有勤于思考而仔细谋划。舍弃一己之见而顺从众人，违背私欲而遵从正道，远离奸佞，亲近忠直，推至诚之心，去掉逆诈之行，这个道理很容易知道，很容易践行，不耗费精神，不劳累体力，只要约束在心中罢了。又何必忧虑乱人，何必畏惧厄运，何必担心不安宁呢？

帝又问贽事切于今者，贽劝帝："群臣参日，使极言得失。若以军务对者，见不以时，听纳无倦。兼天下之智以为聪明。"帝曰："朕岂不推诚！然顾上封者，惟讥斥人短长，类非忠直。往谓君臣一体，故推信不疑，至憸人卖为威福。今兹之祸，推诚之敝也。又谏者不密，要须归曲于朕，以自取名。朕嗣位，见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听，加质则穷。故顷不诏次对，岂曰倦哉！"贽因是极谏曰：

皇帝又问陆贽当前最急切的事，陆贽劝皇帝说："群臣在朝参的日子，让他们尽量说出治政得失。如果是关于军务的情报，随时接见，聆听采纳不知疲倦。兼取天下的智慧来作为自己的聪明。"皇帝说："朕难道不是推诚待人的吗！然而看那些密封上奏的，只是讥讽斥责别人的短长，大多不是忠直之言。以前说君臣一体，所以推诚信任不疑，以至于奸人卖弄威福。现在的祸患，就是推诚的弊端。又谏官不保密，总是要把责任归于朕，以此来为自己获取名声。朕继位以来，见到进言论事的很多了，大抵是雷同的道听途说，加以质问就理屈词穷。所以最近不诏令次臣对奏，难道说是倦怠吗！"陆贽因此极力劝谏说：

昔人有因噎而废食者，又有惧溺而自沈者，其为防患，不亦过哉！愿陛下鉴之，毋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闻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诚。一不诚，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圣人重焉。传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物者事也，言不诚即无所事矣。匹夫不诚，无复有事，况王者赖人之诚以自固，而可不诚于人乎？陛下所谓诚信以致害者，臣窃非之。孔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陛下可审其言而不可不信，可慎其所与而不可不诚。所谓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伦，或昏或鄙，此似于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恶靡不知，所秘靡不传，所为靡不效。驭以智则诈，示以疑则偷；接不以礼则其徇义轻，抚不以情则其效忠薄。上行则下从之，上施则下报之，若景附形，若响应声。故曰："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不尽于己而责尽于人，不诚于前而望诚于后，必绐而不信矣。今方镇有不诚于国，陛下兴师伐之；臣有不信于上，陛下下令诛之。有司奉命而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责彼所无也。故诚与信不可斯须去己。愿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为悔也。

从前有因为噎住而不敢吃饭的人，又有害怕溺水而自己沉下去的人，他们这样防范灾难，不是太过分了吗！希望陛下以此为鉴，不要因为小忧而妨碍大道理。臣听说人们所帮助在于诚信，诚信的根本在于诚意。一旦不诚，心就保不住；一旦不信，言语就无法实行。所以圣人看重诚信。经传说："诚，是万物的始终，不诚就没有万物。"物就是事，言语不诚就没有什么事可做了。一个普通人如果不诚，就没有什么事可做，何况帝王依靠别人的诚信来巩固自己，难道可以不诚信待人吗？陛下所谓的诚信招致祸害，臣私下认为不对。孔子说："可以和他说话却不和他说，是失人；不可以和他说话却和他说，是失言。智者不失人，也不失言。"陛下可以审察别人的话而不可不信，可以谨慎交往的对象而不可不诚。所谓民众，极其愚钝却极其神明。那些朴实的百姓，有的昏昧有的鄙陋，这看起来像是愚钝。然而君上的得失没有不辨别的，喜好厌恶没有不知道的，所隐秘的没有不传扬的，所做的没有不效仿的。用智谋驾驭他们就会欺诈，用猜疑对待他们就会偷安；不按礼仪对待他们，他们也就轻视义，不按情义抚慰他们，他们也就寡于效忠。上面做什么下面就跟着做，上面施予什么下面就回报什么，就像影子跟随形体，回响跟随声音。所以说："只有天下至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自己不竭尽诚意，却要求别人竭尽诚意，前面不诚，却指望后面诚信，必定是欺骗而不可信。现在方镇对国家不诚，陛下兴师讨伐他们；臣子对君上不诚信，陛下下令诛杀他们。有关部门奉命而不敢赦免，是因为以陛下所有的诚信，来督责他们所没有的诚信。所以诚和信不可片刻离开自己。希望陛下谨慎遵守而大力实行，恐怕不应当以此为悔。

《传》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汤之德曰："改过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职有阙，仲山甫补之。"夫成汤圣君也，仲虺圣辅也，以圣辅赞圣君，不称其无过，称其改过；周宣中兴贤王也，吉甫文武贤臣也，歌诵其主，不美其无阙，而美其补阙。则圣贤之意，贵于改过，较然甚明。盖过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耻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谀，其君亦自圣，掩盛德，行小道，乃有入则造膝，出则诡辞，奸由此滋，善由此沮，天子意由此惑，争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义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谓盛矣，然而人到于今以从谏改过为称首。是知谏而能从，过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谓谏官论事，引善自予，归过于上者，信非其美，然于盛德，未有亏焉。纳而不违，传之适足增美；拒而违之，又安能禁之勿传？不宜以此梗进言之路也。

《左传》说："人谁没有过错？有过错而能改正，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仲虺歌颂成汤之德说："改正过错不吝惜。"尹吉甫赞美周宣王之功说："天子的职位有缺失，仲山甫来弥补。"成汤是圣君，仲虺是圣臣，以圣臣赞美圣君，不称道他没有过错，而称道他改正过错；周宣王是中兴贤王，尹吉甫是文武贤臣，歌颂他的君主，不赞美他没有缺失，而赞美他弥补缺失。那么圣贤的意思，贵在改正过错，是十分明白的。过错差错，上智下愚都不能避免，只有智者能够改正而走向善，愚者感到羞耻而走向错。中古以来，臣子崇尚谄谀，君主也自以为圣明，掩盖盛德，施行小道，于是有入朝就促膝密语，出朝就诡辩言辞，奸邪由此滋生，善行由此阻止，天子的心意由此迷惑，谏臣的罪过由此产生，谄媚之道盛行而祸害就更严重了。太宗有文武仁义之德、治理天下达到太平的功绩，可说是很盛大了，然而人们至今以从谏改过为他称道之首。由此可知劝谏而能听从，有过而能改正，是帝王最大的功业。陛下说谏官论事，把善引为己有，把过错归于君上，确实不是美事，然而对于盛德，并没有损害。采纳而不违背，传扬出去恰恰足以增加美德；拒绝而违背，又怎么能禁止它不传扬呢？不应当以此阻塞进言的道路。

圣人不忽细微，不侮鳏寡；奓言无验不必用，质言当理不必违；逊于志不必然，逆于心不必否；异于人不必是，同于众不必非；辞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实，惟善所在，则可以尽天下之心矣。夫人情蔽于所信，沮于所疑，忽于所轻，溺于所欲。信偏则听言不尽其实，故有过当之言；疑甚则虽实不听其言，故有失实之听。轻其人则遗可重之事，欲其事则存可弃之人。苟纵所私，不考其实，则是失天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轻，圣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异也。

圣人不忽视细微之事，不欺侮鳏寡之人；夸大的话没有验证不必采用，质朴的话合于道理不必违背；顺耳的话不一定对，逆耳的话不一定错；与别人不同的不一定正确，与众人相同的不一定错误；言辞笨拙而效果迂远的人不一定愚蠢，言语甜美而利益厚重的人不一定聪明。用实际来考察，只看善在哪里，就可以穷尽天下的人心了。人情被所信任的蒙蔽，被所怀疑的阻挠，被所轻视的忽略，被所欲求的沉溺。信任偏颇则听言不能尽其实，所以有过当的言论；怀疑太甚则即使真实也不听他的话，所以有失实的判断。轻视这个人就会遗漏值得重视的事，想要这件事就会留下可以抛弃的人。如果放纵一己私心，不考察实际情况，那就是失去天下的人心了。所以常情所轻视的，正是圣人所重视的，不必追求高远而喜好标新立异。

陛下又以雷同道说，加质则穷。臣谓陛下虽穷其辞而未穷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难达，上常苦下之难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谓九弊者，上有六，下有三：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衒聪明，厉威严，恣强愎，上之弊也；谄谀、顾望、畏懦，下之弊也。好胜而耻过，必甘佞辞，忌直言，则谄谀者进，而忠实之语不闻矣。骋辩而炫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诈，则顾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尽矣。厉威而恣愎，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己，则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说不申矣。人之难知，尧、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诘，而谓尽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务得人心，则天下固不治矣；务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则心固不得矣；务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则下固不可接矣；务辨君子小人，而恶直嗜谀，则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趋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颜冒祸，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犹惧忠告之不暨，况疏隔而猜忌者乎？

陛下又认为那些雷同的道听途说，加以质问就理屈词穷。臣认为陛下虽然使其言辞穷尽却没有穷尽其道理，能够让其口服却没有让其心服。况且下面的情况没有不愿意向上传达的，上面的情况没有不寻求下面了解的。然而下面常常苦于难于上达于君，上面常常苦于难于了解下面。像这样是为什么呢？因为有九种弊端没有去除。所谓九弊，上面有六种，下面有三种：喜欢胜过别人，耻于听到过错，驰骋口辩，炫耀聪明，厉行威严，恣意刚愎，这是上面的弊端；谄媚阿谀、观望顾盼、畏惧懦弱，这是下面的弊端。喜欢胜过别人而耻于听错，必定喜欢阿谀之辞，忌讳直言，那么谄谀的人就进用了，而忠实的话语就听不到了。驰骋口辩而炫耀聪明，必定用言语折服别人，用欺诈猜度别人，那么观望的人就图方便，而切磋琢磨的好处就得不到了。厉行威严而恣意刚愎，必定不能降下心情对待事物，引咎归于自己，那么畏惧懦弱的人就来了，而情理之论就不能申述了。人的难以了解，是尧、舜所感到困难的，怎么能用一次应对一次诘问，就说穷尽了他们的才能呢？想要治理天下，而不致力于获得人心，那么天下本来就不能治理了；致力于获得人心，而不勤于接待臣下，那么人心本来就不能获得了；致力于接待臣下而不辨别君子小人，那么臣下本来就不能接待了；致力于辨别君子小人，而厌恶正直喜好阿谀，那么君子小人本来就不能分辨了。趋炎附势、追求谄媚，对人有很大的好处；犯颜直谏、冒犯祸患，对人也有很大的害处。居于上位的人改变言语而用好利益来利诱他们，尚且害怕忠告不能到来，何况疏远隔离而猜忌的君主呢？

是时，贼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术家争言数钟百六，宜有所变，示天下复始。帝乃议更益大号。贽曰："今乘舆播越，大憝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隙。陛下宜痛自贬励，不宜益美名以累谦德。"帝曰："卿言固善，然要当小有变革，为朕计之。"贽奏言："古之人君，德合于天曰'皇'，合于地曰'帝'，合于人曰'王'，父天母地以养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称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后世昏僻之君，始有圣刘、天元之号。故人主重轻，不在称谓，视德何如耳。若以时屯当有变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祗天戒。且矫旧失，至明也；损虚饰，大知也。宁与加冗号以受实患哉？"帝从之。

这时，贼寇尚未平定，皇帝想在第二年就改元，而术士们争相说天命气数遭遇百六之厄，应当有所变更，向天下显示重新开始。皇帝于是商议更加增上尊号。陆贽说："现在陛下流亡在外，大恶人还未除去，这是人心向背、天意去就的间隙。陛下应当痛切地自我贬责激励，不应当增加美名而连累谦虚的美德。"皇帝说："卿的话固然好，然而总要有些小变革，替朕谋划一下。"陆贽上奏说："古代的君主，德合于天叫做'皇'，合于地叫做'帝'，合于人叫做'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养育人民治理万物而各得其宜的叫做'天子'，这些都是大名称。三代以上，所称的称号与德行相称，不敢有所增加。到秦朝才兼称'皇帝'，流传到后世昏庸邪僻的君主，才有圣刘、天元这样的称号。所以人主的轻重，不在于称谓，要看德行如何罢了。如果因为时运艰难应当有所变革，不如引咎自贬称号，以恭敬地对待上天的警戒。况且纠正旧有的过失，是最明智的；减损虚饰，是大智慧。宁可增加冗长称号而遭受实际祸患吗？"皇帝听从了他。

会兴元赦令方具，帝以稿付贽，使商讨其详。贽知帝执德不固，困则思治，泰则易骄，欲激之使强其意，即建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纷者，不可以常令谕。陛下穷用兵甲，竭取财赋，变生京师，盗据宫闼。今假王者四凶，僭帝者二竖，其他顾瞻怀贰，不可悉数。而欲纾多难，收群心，惟在赦令而已。动人以言，所感已浅；言又不切，人谁肯怀？故诚不至者物不感，损不极者益不臻。夫悔过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尽，招延不可不广，润泽不可不弘，使天下闻之，廓然一变，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其须改革科条，已别封上。臣闻知过非难，改之难；言善非难，行之难。《易》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诚发于心而形于事，事或未谕，故宣之于言，言必顾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惟陛下先断厥志，以施其辞，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无苟于言，以重取悔。"帝纳之。

恰逢兴元赦令正在起草，皇帝把草稿交给陆贽，让他商讨详细内容。陆贽知道皇帝修德不坚定，困窘时就思治，安泰时就容易骄傲，想要激励他使他坚定意志，就进言说："经历非常危险的人，不能用平常的道理来安定；解除非常纷乱的人，不能用平常的法令来晓谕。陛下用尽了兵甲，取尽了财赋，变故发生在京师，盗贼占据了宫闱。现在假借王号的有四个凶人，僭称帝号的有两个小人，其他观望怀有二心的，不可胜数。而想要缓解众多灾难，收拢众人之心，只在赦令而已。用言语打动人，所感已经浅了；言语又不切要，谁肯归心？所以诚意不到则事物不感动，减损不极则增益不至。悔过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尽，招纳不可不广，恩泽不可不弘，使天下人听到，豁然一变，人人得到他们所想要的，哪里会有人不服呢？那些需要改革的法律条文，已经另外封好送上。臣听说知道过错不难，改正过错难；说好话不难，做好事难。《易经》说：'圣人感动人心而天下和平。'感动，是诚意发自内心而表现在行事上，事情有时未能明白，所以宣说在言语中，言语必须与心意相符，心意必须与行事相符，三者相合，才可求得感动。希望陛下先决断自己的心意，然后施行言辞，考虑可行的就宣布，不可行的就搁置。不要轻率于言辞，以免加重后悔。"皇帝采纳了他。

始，帝播迁，府藏委弃，卫兵无褚衣。至是，天下贡奉稍至，乃于行在夹庑署琼林、大盈二库，别藏贡物。贽谏，以为："琼林、大盈于古无传。旧老皆言：开元时贵臣饰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赋税，当委有司以制经用，其贡献悉归天子私有之。荡心侈欲，亦终以饵寇。今师旅方殷，疮痛呻吟之声未息，遽以珍贡私别库，恐群下有所觖望，请悉出以赐有功。令后纳贡必归之有司，先给军赏，瑰怪纤丽无得以供。是乃散小储成大储，捐小宝固大宝也。"帝悟，即撤其署。

当初，皇帝流亡，府库贮藏被抛弃，卫兵没有棉衣。到这时，天下的贡奉逐渐到来，于是在行宫两侧的廊屋设置琼林、大盈二库，另外收藏贡物。陆贽劝谏，认为："琼林、大盈在古时没有记载。老臣都说：开元时期贵臣设法讨好以求媚，建议郡县的赋税，应当交给有关部门来规划日常开支，贡献的物品全部归天子私有。这只会放纵心意奢侈欲望，也最终因此招致贼寇。现在军队正在众多，创伤痛苦呻吟之声还没有停止，就急忙把珍奇贡物私藏别库，恐怕群臣会有怨望，请全部拿出来赏赐有功之人。命令今后进贡必须归于有关部门，先供给军队赏赐，瑰丽奇巧之物不得上供。这就是散小储而成大储，弃小宝而固大宝。"皇帝醒悟，立即撤除了那两个库。

李怀光有异志，欲怒其军使叛，即上言："兵禀薄，与神策不等，难以战。"李晟密言其变，因请移屯。帝遣贽见怀光议事。贽还奏："怀光寇奔不追，师老不用，群帅欲进，辄沮止其谋。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劝帝许晟移军。初，贽与怀光语及晟，怀光妄诧曰："吾无所藉晟。"贽即美其强雄，使不得翻覆。至是，请下诏书如其意者，且无辞归短于朝。又建："遣李建徽、阳惠元与晟并屯东渭桥，托言晟兵寡不足支贼，俾为掎角。怀光虽不欲遣，且辞穷，无以沮解。"帝犹豫曰："晟移屯，怀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东，彼且为辞。少须之。"晟已徙营，不阅旬，怀光果夺两节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惊，遂徙幸梁。

李怀光有反叛之心，想要激怒他的军队使之叛变，就上言说："军队粮食太少，和神策军待遇不等，难以作战。"李晟秘密上奏说李怀光要叛变，并请求移屯。皇帝派陆贽去见李怀光商议事务。陆贽回来后上奏："李怀光对贼寇逃奔不追击，军队长期不使用，各将帅想进兵，他总是阻挠挫败他们的计谋。这人必定要反，应当有所防备来控制他。"于是劝皇帝允许李晟移动军队。起初，陆贽和李怀光谈话时提到李晟，李怀光狂妄地说："我没有什么要依靠李晟的。"陆贽就赞美他的强雄，使他不能反覆。到这时，陆贽请求下诏书按照李晟的意思办，并且不让李怀光有借口归罪朝廷。又建议："派李建徽、阳惠元和李晟一起屯驻东渭桥，假托李晟兵力少不足以抵御贼寇，让他们作为掎角之势。李怀光虽然不想派遣，也将理屈词穷，没有办法阻止。"皇帝犹豫说："李晟移屯，李怀光本来就不高兴，如果再派李建徽等人都东去，他将有话说。稍等一下。"李晟已经移营，不到十天，李怀光果然夺取了两位节度使的兵权。李建徽脱身幸免，阳惠元被杀。行在震惊，于是迁往梁州。

道有献瓜果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试官。贽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轻也。"帝曰："试官虚名，且已与宰相议矣，卿其无嫌。"贽奏："信赏必罚，霸王之资也；轻爵亵刑，衰乱之渐也。非功而获爵则轻，非罪而肆刑则亵。天宝之季，嬖幸倾国，爵以情授，赏以宠加，纲纪始坏矣。羯胡乘之，遂乱中夏。财赋不足以供赐，而职官之赏兴焉；职员不足以容功，而散、试之号行焉。今所病者爵轻也，设法贵之，犹恐不重，若又自弃，将何劝焉？陛下谓试官为虚名，岂思之未熟邪？夫立国惟义与权，诱人惟名与利。名近虚，于教为重；利近实，于德为轻。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则存乎其义；参虚实，揣轻重，则存乎其权。专实利而不济之以虚，则物有匮耗而不给矣；专虚名而不副之以实，则情有诞谩而不趋矣。故锡货财，列禀秩，以彰实也；差品列，异服章，以饰虚也。居上者达其变，相须以为表里，则为国之权得矣。桉甲令，有职事官、有散官、有勋官、有爵号。其赋事受奉者，惟职事一官，以叙才能，以位勋德，所谓施实利而寓虚名也；勋、散、爵号，止于服色、资荫，以驭崇贵，以甄功劳，所谓假虚名佐实利者也。今员外、试官与勋、散、爵号同，然而突铦锋、排祸难者以是酬之可谓重矣。今献瓜一器、果一盛则受之，彼忘躯命者有以相谓矣，曰：'吾之躯命乃同瓜果。'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劝哉？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欢心，厚赐之可也。"路上有献瓜果的人，皇帝赞赏他的心意，想授予他试官。陆贽说："爵位，是天下的公器，不可轻易授予。"皇帝说："试官是虚名，而且已经和宰相商议了，卿不要有顾虑。"陆贽上奏："诚信的赏赐和坚决的惩罚，是称霸称王的资本；轻视爵位和亵渎刑罚，是衰乱的开始。没有功劳而获得爵位就是轻视，没有罪过而肆意施刑就是亵渎。天宝末年，宠幸之人倾覆国家，爵位以私情授予，赏赐以宠幸加给，纲纪开始败坏了。羯胡乘机而起，于是扰乱了中原。财物赋税不足以供给赏赐，于是职官的赏赐兴起了；职员不足以容纳功劳，于是散官、试官的名号流行了。现在所忧虑的是爵位太轻，设法使它贵重，还怕不够重，如果又自己放弃，将用什么来鼓励人呢？陛下说试官是虚名，难道是没有深思熟虑吗？立国只有义和权，诱导人只有名和利。名接近虚，对于教化是重要的；利接近实，对于德行是次要的。凡是用来裁断是非、建立法制的，就在于义；参酌虚实、权衡轻重，就在于权。专讲实利而不以虚名辅助，那么事物就会匮乏耗竭而供应不上；专讲虚名而不以实利配合，那么人情就会虚诞而不向往。所以赏赐财物，排列俸禄等级，是为了彰显实利；差别品级，不同服饰，是为了修饰虚名。居于上位的人通达其变化，相互配合作为表里，那么治理国家的权术就得到了。按照律令，有职事官、有散官、有勋官、有爵号。那些承担事务接受俸禄的，只有职事官一种，用它来安排才能，定位勋德，这就是所谓施给实利而寄托虚名；勋官、散官、爵号，只限于服饰颜色、资荫，用来驾驭高贵之人，甄别功劳，这就是所谓借助虚名来辅助实利。现在员外官、试官和勋官、散官、爵号相同，然而对付冲锋陷阵、排除祸难的人，用这些来酬谢他们可说是很重的了。现在献一盆瓜、一篮果就接受了，那些忘躯舍命的人会互相说：'我们的身躯性命竟和瓜果一样。'瓜果，是草木之类。如果像草木一样，还有什么可以鼓励人呢？农夫野人一定要让他们得到欢心，重赏就可以了。"俄以劳迁谏议大夫，仍为学士。时凤翔节度使李楚琳杀张镒得位，虽数贡奉，议者颇言其挟两端，有所狙伺然。帝亦不能容，其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浑瑊代之。贽谏曰："楚琳之罪旧矣，今议者乃始纷纭，不亦晚哉？且勤王之师在畿内者，急宣亟告，景刻不可差。商岭既回远，而骆谷又为贼所扼，通王命者唯褒斜尔。若复阻，则诸镇之向背者，我胜则来，贼胜遂往，此焉几会，不容差跌。使楚琳逞憾，敢为猖狂，南塞要冲，东与贼合，则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岂不病哉！今顾望两端，是乃天诱其衷，通归涂，济大业也。"帝释然，尽召见其使，优诏劳安之。

不久因功劳升任谏议大夫，仍然担任学士。当时凤翔节度使李楚琳杀了张镒夺得职位，虽然多次进贡，议论的人颇多说他怀有二心，有所窥伺。皇帝也不能容忍，他的使者来，都不被召见，皇帝想用浑瑊代替他。陆贽劝谏说："李楚琳的罪过由来已久了，现在议论的人才开始纷纷议论，不也太晚了吗？况且勤王的军队在畿辅之内的，紧急宣召通知，一刻也不能耽误。商岭既迂回辽远，而骆谷又被贼人所扼守，传达王命的通道只有褒斜道了。如果又被阻塞，那么各镇向背的人，我们胜就来，贼胜就去，这是关键时机，不容有差错。如果使李楚琳逞其私憾，敢于猖狂，南面堵塞要冲，东面和贼人联合，那么我们的咽喉就被阻塞而心腹分离了，难道不是大患吗！现在他观望两端，这是上天诱导他的内心，打通我们的归路，成就大业。"皇帝释然，全部召见了李楚琳的使者，下优诏慰劳安抚他们。

帝欲以内外从官普号"定难元从功臣"。贽曰："宫官具寮，恪居奔走，劳则有之，何功之云？难则尝之，何定之云？今与奋命者齿，恐沮战士之心，结勋臣之愤。"帝乃止。

皇帝想把内外随从官员普遍赐号"定难元从功臣"。陆贽说："宫廷官员和百官，谨守本分而奔走，劳苦是有的，有什么功劳可谈？灾难是经历过的，有什么平定可谈？现在和奋身拼命的人并列，恐怕会挫伤战士的心，结下功臣的怨愤。"皇帝于是停止。

京师已平，帝欲召浑瑊访奔亡内人，给装使赴行在。贽谏曰："大难始平，而百役疲瘵之氓、重伤残废之卒，皆忍死扶疾，想闻德音。盖事有先后，义有轻重，重者宜先，轻者宜后。昔武王克殷，有未下车而为之者，有下车而为之者。当今所务，谓宜以大臣驰传，迎复神主，脩饬郊丘，展禋享之礼，申告谢之意；恤死义，犒有功，崇进忠直，优问耆耄；定反侧，宽胁从，官失职，复废业，是皆宜先不可后也。葺宫室，治服玩，耳目之娱，巾栉之侍，是皆宜后不可先也。且内人当离溃之后，或为将士所私。昔人掩绝缨、饮盗马者，岂忘其爱邪？知为君之体然也。天下固多亵人，何必独此？"帝不复下诏，犹遣使谕瑊资遣。

京师平定后，皇帝想召见浑瑊询问逃亡的宫女，给她们衣物让她们奔赴行在。陆贽劝谏说："大难刚刚平定，而各种劳役中疲惫病弱的百姓、重伤残废的士兵，都忍受着死伤扶病，想听到仁德的诏书。事情有先后，情义有轻重，重的应当先做，轻的应当后做。从前周武王攻克殷商，有还没下车就做的事，有下车之后做的事。现在要做的事，应当让大臣乘车疾驰，迎回先帝的神主，修饬郊丘，举行祭祀之礼，表达告谢之意；抚恤死义之士，犒赏有功之人，提升忠直之臣，优恤慰问老人；安定动摇的人，宽赦胁从的人，使失业的官员恢复官职，恢复已经废弃的产业，这些都是应当先做不可后做的事。修葺宫室，整理服饰器玩，耳目的娱乐，侍奉的人，这些都是应当后做不可先做的事。况且宫女在离散之后，有的已被将士所占有。从前有人掩盖绝缨的过失、给盗马的人酒喝，难道是忘记了所爱吗？是知道为君之道应当如此。天下本来就有很多轻慢的人，何必只在这件事上？"皇帝不再下诏，还是派人告诉浑瑊资助遣送。

初，刘从一、姜公辅等材下不逮贽远甚，徒以单言暂谋偶有合，由下位建台宰。而贽孤立一意，为左右权幸沮短，又言事无所回讳，阴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还京，但为中书舍人。母韦犹在江东，帝遣中人迎还京师。俄以丧解官，客东都。诸方赗遗一不取，惟韦皋以布衣交，先以闻，故所致辄称诏受之。又诏中人护父柩至自吴会，葬洛阳。服除，以权知兵部侍郎复召为学士。入谢，伏地鲠泣，帝为兴，改容慰抚。眷遇弥渥，天下属以为相，而窦参素不平，忌之。贽亦数言参罪失。贞元七年，罢学士，以兵部侍郎知贡举。明年，参黜，乃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当初，刘从一、姜公辅等人才能远不如陆贽，只是因为偶然的单独言论和短暂谋划偶尔相合，从低位登上台辅宰相之位。而陆贽孤立一意，被左右权幸阻挠中伤，又进言论事无所回避，暗中失去了皇帝的欢心，很久得不到宰相之位。回到京师，只担任中书舍人。他母亲韦氏还在江东，皇帝派宦官迎回京师。不久陆贽因为母亲去世辞官，寄居东都。各处的吊丧馈赠一概不收，只有韦皋因为是布衣之交，事先告诉了皇帝，所以所送的东西就以奉诏的名义接受。又诏令宦官护送他父亲的灵柩从吴会来，葬在洛阳。服丧期满，以代理兵部侍郎的身份再次被召为学士。入朝谢恩，伏在地上哽咽哭泣，皇帝为此起身，改变脸色慰问安抚。眷顾待遇更加优厚，天下人都期待他做宰相，而窦参一向不平，嫉妒他。陆贽也多次说窦参的罪过。贞元七年，免去学士，以兵部侍郎的身份主持贡举。第二年，窦参被贬，陆贽才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身份担任宰相。

帝始任杨炎、卢杞，引树私党，排忠良，天下怨疾。贞元后，惩艾其失，虽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参诘乃得下。及贽秉政，始请台阁长官得自荐其属，有不职，坐举者。帝初许之，或言诸司所引皆亲党，招赂遗，无实才，帝复诏宰相自择。贽奏言："齐桓公问管仲害霸，对曰：'得贤不能任，害霸也；任贤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终，害霸也；与贤人谋事，而小人议之，害霸也。'所谓小人者，非悉怀险诐以覆邦家也，盖趋向狭促，以沮议为出众，自异为不群，趣小利，昧远图，效小信，伤大道尔。所谓台省长官，仆射、尚书、丞、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择辅相多出其中，行实不能顿殊也。今乃谓不能进一二属吏，岂后位宰相则可择天下材乎？夫求才者贵广，考课者贵精。往武后收人心，务拔擢，非徒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岂不易哉？然而课责严，进退速，故当世称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陛下赏鉴独任，难于公举，有登延之路，无练核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今择宰相以重于庶品，选长官以愈于下流。及宰相献言，长吏荐士，则又纳横议，废始谋，是任以重者轻其言，待以轻者重其事也。"帝虽嘉之，然卒停荐士诏。

皇帝起初任用杨炎、卢杞，他们招引树立私党，排斥忠良，天下人怨恨痛恶。贞元以后，皇帝惩罚了他们的过失，虽然设置宰相，但到了任用普通官员，仍然反复参验诘问才能下达。等到陆贽执掌朝政，才请求台阁长官可以自己推荐下属，有不称职的，举荐者连坐。皇帝起初答应了，有人说各司所推荐的都是亲戚党羽，招纳贿赂，没有实际才能，皇帝又下诏让宰相自己选择。陆贽上奏说："齐桓公问管仲哪些事会妨害霸业，管仲回答说：'得到贤才不能任用，妨害霸业；任用贤才不能坚定，妨害霸业；坚定开始而不能坚持到底，妨害霸业；和贤人共谋事情，而小人议论它，妨害霸业。'所谓小人，不一定都是心怀险恶倾覆国家的，而是趋向狭窄，以阻挠议论为出众，以标新立异为不群，追逐小利，看不清远大图谋，表现出小诚信，损伤大道理罢了。所谓台省长官，就是仆射、尚书、丞、郎、御史大夫、中丞。陛下选择辅相多出自其中，行迹实际不能突然改变。现在却说他们不能推荐一两个属吏，难道以后位居宰相就可以选择天下人才了吗？求才贵在广泛，考核贵在精细。从前武后收拢人心，致力于提拔，不但人人可以推荐人才，也允许自荐其才，难道不容易吗？然而考核严格，进退迅速，所以当世称赞她有知人之明，历朝都依赖众多人才的效用。陛下赏鉴独断，难在公开推举，有登用延揽的途径，却没有考核查验的方法。武后因为简易而得到人才，陛下因为精细而失去人才。现在选择宰相以比普通官员更重，选拔长官以比下等更优。等到宰相献言，长吏推荐人才，则又接纳横议，废弃最初的谋划，这是给予重任却轻视其言语，给予轻任却重视其事务。"皇帝虽然赞赏他，但最终还是停止了推荐人才的诏书。

旧制，吏部选以岁集。乾元后，天下兵兴，率三年一调，吏员稽壅，则案牒丛淆，伪冒蒙真，吏缘以为奸，废置无纲，至十年不被调者，缺员或累岁不补。贽乃请以内外员三分之，每岁计阙集人，检柅吏奸，天下便之。

按照旧制，吏部选拔每年集中一次。乾元以后，天下战事兴起，大约三年才调一次，官吏积压，于是案牒混乱，假冒蒙混，官吏趁机作奸，废置没有纲纪，甚至有十年不被调任的，缺员可能多年不补。陆贽于是请求把内外官员分为三份，每年计算缺额集中人选，检核制止官吏的奸邪，天下都认为便利。

当是时，贾耽、卢迈、赵憬同辅政，凡有司关白，三人者更相顾不肯判。贽又请如故事，旬一人秉笔，所咨辄判。

当时，贾耽、卢迈、赵憬共同辅政，凡是有部门报告，三个人互相观望不肯判决。陆贽又请求按照旧例，每十天一人执笔，所咨询的事就判决。

又以西北边岁调河南、江淮兵，谓之"防秋"，士不素练，战数败，将统制不一，亡以应敌。乃上陈其弊曰：

又因为西北边境每年调河南、江淮的士兵，称为"防秋"，士兵缺乏平时训练，多次战败，将领统制不统一，无法应对敌人。于是上疏陈述其中的弊端说：

自禄山构乱，肃宗始撤边备，以靖中邦，借外威，宁内难，于是吐蕃乘衅，回纥矜功，中国不振，四十余年。率伤耗之民，竭力以事，西输贿缯，北偿马资，尚不足满其意。于是调敛四方，以屯疆陲，又不能遏其侵。故小入则驱略，深入则戒严。于时议安边者，皆务所难，忽所易，勉所短，略所长，行之而要不精，图之而功靡就。

自从安禄山构乱，肃宗开始撤除边备，来安定中原，借助外族威势，安抚内部灾难，于是吐蕃乘机入侵，回纥矜持功劳，中原不振，四十多年了。率领伤耗的百姓，竭尽全力来事奉，向西输送贿赂的丝织品，向北偿还马价，还不能满足他们的心意。于是向四方征调敛取，来屯驻边境，又不能遏制他们的入侵。所以小规模入侵则驱赶掠夺，大规模深入则紧急戒严。当时议论安定边境的人，都致力于困难的，忽视容易的，勉强做短处，忽略长处，实行起来却要领不精，谋划起来却功业不成。

夫势有难易，事有先后。力大而敌脆，则先所难，是谓夺人之心也；力寡而敌坚，则先所易，是谓观衅而动也。今财匮于中，人劳未瘳，而欲发师徒以犯猎寇境，复其侵疆，攻其坚城，前有胜负未必之虞，后有馈运不继之患。万一桡败，适所以启戎心，挫国威也。以此安边，可谓不量势而务所难矣。天之授有分，地之产有宜，是以五方之俗，长短各殊。勉所短而敌长者殆，用所长而乘短者强。且以水草为居，讨猎为生，便于驰突，不耻败亡，此戎狄所长，中国之短也。而欲益兵搜乘，争驱角力，交锋原野之上，决命寻常之间，以此御寇，可谓勉所短而校其长矣。务所难，勉所短，劳费百倍，终无成功，虽果成之，不挫则废。诚以越天授，违地产，亏时势，以反物宜者也。胡不守所易，用所长乎？

形势有难易，事情有先后。力量大而敌人脆弱，就先做难的，这就是所谓夺敌人之心；力量少而敌人坚强，就先做容易的，这就是所谓观察可乘之机而行动。现在国内财力匮乏，人民疲劳尚未恢复，却要发动军队去侵犯掠夺敌境，收复被侵占的疆土，攻打他们坚固的城池，前面有胜负未必的忧虑，后面有粮运不继的祸患。万一挫败，恰恰是启发敌人的野心，挫伤国威。用这样的办法安定边境，可说是不能量力而致力于困难的事。上天授予的各有不同，土地的出产各有适宜，所以五方的风俗，长短各有不同。勉强做短处而对抗敌人的长处是危险的，用自己的长处而乘敌人的短处是强大的。况且以水草为居所，以狩猎为生，便于奔驰突袭，不以败亡为耻，这是戎狄的长处，中原的短处。而想要增加兵力搜索战车，争相追逐较量力量，在原野上交锋，在寻常之间决一死战，用这样的办法抵御寇敌，可说是勉强做短处而较量对方的长处。致力于困难的，勉强做短处，劳费百倍，最终没有成功，即使果然成功了，不是受挫就是废弛。实在是由于违背了上天授予的，违反了土地所产的，亏损了时势，而违反了事物适宜之理。为什么不守住容易的，使用自己的长处呢？

若乃择将吏，脩纪律，训齐师徒；耀德以佐威，能迩以示遐；禁侵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以昭吾仁；彼求和则善之而勿与盟，彼为寇则备之而不报复。此当今所易也。贱力贵智，好生恶杀；轻利重人，忍小全大；安其居而动，俟其时后行。脩封疆，守要害，蹊堑隧，列屯营，谨禁防，明斥候，务农足食，非万全不谋，非百克不斗；寇小至则遏其入，寇大至则邀其归，据险以乘之，多方以误之，使其勇无所加，众无所用，掠则靡获，攻则不能，进有腹背支敌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谓乘其弊，不战而屈人兵。此中国之长也。我之所长，戎狄之短也；我之所易，戎狄之难也。以长制短，则用力寡而见功多；以易敌难，则财不匮而事速成。舍此不务而反为所乘，斯谓倒持戈矛，以鐏授寇者也。今皆务之矣，尚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惩者何邪？病在谋无定用，众无适从；任者不必才，才者不必任；闻不必实，实不必闻；所信不必诚，所诚不必信；行不必当，当不必行。

至于选择将吏，修明纪律，训练整齐军队；炫耀德行来辅佐威势，安抚近处以显示远方；禁止侵暴来彰显我们的诚信，抑制攻取来昭示我们的仁德；他们求和就善待他们但不与他们结盟，他们为寇就防备他们但不报复。这是当今容易做的事。轻视武力重视智谋，喜好生存厌恶杀戮；轻视利益重视人民，忍受小的以保全大的；安居然后再行动，等候时机然后再出发。修整边疆，守卫要害，挖掘壕沟隧道，排列屯营，谨慎禁防，明确斥候，务农足食，不是万全就不谋划，不是百胜就不战斗；寇敌小规模来就遏制他们进入，寇敌大规模来就截击他们的归路，占据险要来乘势攻击他们，多方设谋来迷惑他们，使他们勇力无处施展，兵力无处可用，抢掠则没有收获，进攻则不能得逞，前进有腹背受敌的忧虑，后退有首尾不能相救的祸患。这就是所谓乘其疲弊，不战而使人屈服。这是中原的长处。我们的长处，正是戎狄的短处；我们容易的，正是戎狄困难的。以长处制短处，则用力少而见效多；以容易的对抗困难的，则财力不匮乏而事情迅速成功。舍弃这些不去做而反被敌人所乘，这就是所谓倒持戈矛，把矛柄交给敌人。现在这些都做了，尚且守卫边疆不稳固，寇敌不被惩罚，是为什么呢？毛病在于谋划没有一定之规，众人没有统一的指挥；任职的人不一定有才能，有才能的人不一定被任用；听到的不一定是实情，实情不一定被听到；所信任的不一定是诚信之人，诚信的人不一定被信任；实行的事不一定恰当，恰当的事不一定实行。

又有六失焉。夫兵有攻讨，有镇守。权以纾难，暂以应机，事有便宜，谋有奇诡，不恤常制，不徇众情，死生进退，唯将所命，攻讨之兵也。人情者，利焉则劝，习焉则安，保亲戚而后乐生，顾家业而后忘死，可以治术驭，不可以法制驱，镇守之兵也。王者欲备封疆，御戎狄，则选镇守之兵以置之。古之善选置者，必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好恶。用其力，不违其性；齐其俗，不易其宜；引其善，不责其所不能；禁其非，不处其所不欲。类其部伍，安其家室，然后能使之乐其居，定其志。以惠则感而不骄，以威则肃而不死。靡督课而自用，驰禁防而不携。故守则固，战则强。其术无它，便于人而已。今远调屯士，以戍边陲，邀所不能，强所不欲，广其数不考于用，责其力不察其情，斯可为羽卫之仪，而无益备御之实也。何者？穷边之地，千里萧条，寒风裂肤，豺狼为邻，昼则荷戈以耕，夜则倚烽以觇，有剽害之虑，无休暇之娱，非生其域、习其风，幼而视焉，长而安焉，则不能宁居而狎其敌也。关东百物阜殷，士忲温饱，比诸边隅，不翅天地。闻绝塞荒陬，则辛酸动容；聆强蕃劲虏，则慑骇褫情。又使去亲族，舍园庐，甘所辛酸，抗所慑骇，将冀为用，不亦疏乎？又有休代之期，无统制之善，资奉姑息，譬如骄子，进不邀以成功，退不处以严宪，屈指计归，张颐待饲，师一挫伤，则乘其危桡，布路东溃。平居殚资储以奉浮冗，临难弃城镇以摇疆场。其弊岂特无益哉？谪徙之人，本以增户实边，立功自赎。既无良之人，而思乱幸灾又甚于戍卒，适有防卫之烦，而无立功之益。虽前代行之，固非可遵者也。帅臣身不临边，而以偏师戍守。大抵士之犀锐，悉选以自奉，委疲羸者以守要冲，寇至而不支，则劫执芟蹂，恣所欲得，比都府闻之，虏已旋返。治兵若此，斯可谓措置乖方。一失也。

又有六种失误。军队有攻讨之兵，有镇守之兵。权宜用来缓解灾难，暂时用来应对时机，事情有便通之处，谋略有奇诡之变，不遵循常规制度，不曲从众人之情，生死进退，只听将帅的命令，这是攻讨之兵。人情，有利则受鼓励，习熟则能安定，保护亲戚然后喜欢生存，顾念家业然后忘记死亡，可以用治理之术驾驭，不能用法律制度驱使，这是镇守之兵。帝王想要防备边疆，抵御戎狄，就选择镇守之兵来安置他们。古代善于选择安置的人，一定辨别土地的适宜，考察他们的技能，知道他们的好恶。使用他们的力量，不违背他们的本性；整齐他们的风俗，不改变他们的习俗；引导他们的善行，不责求他们做不到的事；禁止他们的错误，不把他们安置在他们不愿去的地方。分类他们的部队，安定他们的家室，然后能使他们乐于居住，安定他们的志向。用恩惠使他们感动而不骄纵，用威严使他们肃敬而不惧死。不用督促就能自己做事，放松禁令也不离心。所以守则坚固，战则强劲。这个方法没有别的，只是方便于人罢了。现在从远方调集屯驻士兵，来戍守边陲，让他们做做不到的事，强迫他们做不愿做的事，人数多却不考虑使用，责求他们的力量却不考察实情，这只能作为仪仗的装饰，对实际防备没有益处。为什么呢？穷边之地，千里萧条，寒风裂肤，豺狼为邻，白天扛着戈矛耕作，夜里靠着烽火瞭望，有被劫掠杀害的忧虑，没有休息闲暇的娱乐，不是生长在那个地方、习惯那里的风俗，从小看见、长大安于那里的，就不能安宁居住而能熟悉敌人。关东百物丰富，士兵习惯于温饱，比起边疆，不止是天壤之别。听到绝塞荒远之地，就辛酸动容；听到强蕃劲虏，就恐惧失色。又让他们离开亲族，舍弃家园，甘心于辛酸，抵抗恐惧，将希望他们为我所用，不是很疏远吗？又有休假替换的期限，没有统制的善法，供应姑息，就像骄纵的儿子，前进不以求成功，后退不处以严法，扳着指头计算归期，张着下巴等待喂养，军队一旦受挫，就乘着危难，分散向东溃逃。平时耗尽资财储备来供养浮冗，临难时抛弃城镇来动摇边疆。这种弊病难道只是没有益处吗？被贬谪迁徙的人，本来是用来增加户口充实边境，靠立功来赎罪。既然没有良善之人，而想作乱幸灾又比戍卒更甚，恰有防卫的麻烦，而没有立功的益处。虽然前代实行过，本来就不是可以遵循的。帅臣自身不亲临边境，而用偏师戍守。大抵军中的精锐，全部挑选来自己享用，任命疲弱的人来守卫要冲，寇敌来了不能支撑，就被劫持杀戮，敌人任意夺取，等到都督府知道，敌军已经返回了。这样治兵，可以说是措置失当。这是第一失。

赏以存劝，罚以示惩，以懋有庸，以威不恪。故赏罚之于驭众，譬輗軏所以行车，衔勒所以服马也。今将之号令不能行之军，国之典刑不能施之将，上下遵养，以苟岁时。欲褒一有功，虑无功者怨，嫌疑而不赏；欲责一有罪，畏同恶者竦，隐忍而不诛。故忘身效节者抵噪于众，偾军缓救者畜奸不畏，褒贬称毁，纷然相乱。公者直己不求诸人，则罹困厄；奸者行私苟媚于众，则取优崇。此义士勇夫所以痛心解体也。又如遇敌而守不固，陈谋而功不成。责将帅，将帅曰资粮不足；责有司，有司曰须给无乏；更相为解，而朝廷含糊，未尝究诘。故抱直者吞声，罔上者不惭。驭众若此，可谓课责亏度。二失也。

赏赐用来保存鼓励，惩罚用来展示惩戒，用来勉励有功的人，用来威慑不恭敬的人。所以赏罚对于驾驭众人，就像輗軏用来行车，衔勒用来驯马一样。现在将领的号令不能施行于军队，国家的典刑不能施加于将领，上下互相姑息，以求苟且度日。想要褒奖一个有功劳的人，顾虑没有功劳的人怨恨，猜疑而不赏赐；想要责罚一个有罪的人，害怕同恶的人恐惧，隐忍而不诛杀。所以舍身效节的人遭众人诋毁，败坏军队、迟缓救援的人包藏奸邪而不畏惧，褒贬毁誉，纷纷相互混乱。公正的人端正自己而不求于人，就遭受困厄；奸邪的人行私苟且取媚于众人，就获得优崇。这就是义士勇夫痛心离散的原因。又如遇到敌人而防守不坚固，陈述谋略而功业不成。责问将帅，将帅说物资粮食不足；责问有关部门，有关部门说供给没有缺乏；互相推诿解释，而朝廷含糊其辞，不曾追究责问。所以抱持正直的人忍气吞声，欺骗上级的人不觉惭愧。像这样驾驭众人，可以说是考核责罚缺乏法度。这是第二失。

以课责之亏，措置之乖，将不得竭其才，卒不得尽其力，屯集虽众，无施战阵，虏常横行，以谓境无人焉。吏习其常，惟曰兵少不敌，朝廷莫之省，则又调发益师，无裨于备御，而有弊于供亿。闾井日耗，敛求日繁，倾家析产，榷盐税酒，无虑所入半以事边。制用若此，可谓财匮于兵众矣。三失也。

由于考核责罚的亏缺，措置的乖谬，将领不能竭尽其才能，士兵不能竭尽其力量，屯集虽然众多，于战阵没有用处，敌人常常横行，认为境内没有人。官吏习以为常，只说兵少无法抵挡，朝廷不省察，就又调发增加军队，对防备抵御没有帮助，却对供给造成弊病。乡里日益消耗，征敛日益繁多，倾家荡产，专卖盐酒征税，大概收入的一半都用来供给边防。像这样用度，可以说是财力因兵多而匮乏了。这是第三失。

今四夷最强盛者，莫如吐蕃。举吐蕃众，未当中国十数大郡，而内虞外备与中国不殊，所以能寇边者无几。又器不犀利，甲不精完，材不趋敏。动则中国慹其众不敢抗，静则惮其强不敢侵，何哉？良以我之节制多，而彼之统帅一也。且节制多，则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号令不行，则进退难必；进退难必，则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则机会不及；机会不及，则气势自衰。斯乃勇废为尫，众失为弱。开元、天宝时，制西北二蕃，则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而已，尚虑权分，或诏兼领之。中兴未遑外讨，则侨四镇隶安定，以陇右附扶风，所当二蕃，则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节度而已，以关东戍卒属之。虽任未得人，而措置之法存焉。自贼泚乱以诱泾原，怀光反以污朔方，则分朔方为三节度，其镇军且四十，皆特诏任之，各有中人监军，咸得相抗。既无军法临下，莫能禀属，边书告急，方使关白用兵，是谓从容拯溺，揖让救焚矣。兵以气若势为用者也，气聚则盛，散则消；势合则威，析则弱。今之边戍，势弱气消。建军若此，可谓力分于将多矣。四失也。

现在四夷中最强盛的，没有比得上吐蕃的。整个吐蕃的人口，比不上中国十几个大郡，而内部忧患外部防备和中国没有不同，之所以能入侵边境是因为没有多少牵制。又武器不锋利，铠甲不精良，人才不敏捷。行动时中国害怕他们的兵力不敢抵抗，静止时又害怕他们的强大不敢侵犯，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我们的指挥系统太多，而他们的统帅只有一个。况且指挥系统多，则人心不统一；人心不统一，则号令不能施行；号令不能施行，则进退难以确定；进退难以确定，则快慢失当；快慢失当，则机会赶不上；机会赶不上，则气势自然衰落。这就是勇猛变为软弱，众多变为弱小。开元、天宝时，控制西北两个蕃国，朔方、河西、陇右三个节度使而已，尚且担心权力分散，有时下诏让一人兼领。中兴以来顾不上对外讨伐，把四镇侨置隶属于安定，把陇右附属于扶风，所对付的两个蕃国，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个节度使而已，把关东的戍卒隶属于他们。虽然任用未必得当，而措置的方法还存在。自从贼人朱泚叛乱引诱泾原，李怀光反叛玷污朔方，就把朔方分为三个节度使，其镇军将近四十个，都是特诏任命的，各有宦官监军，都能互相抗衡。既没有军法来统率下属，没有人能接受统属，边境告急文书传来，才让人报告用兵，这就是所谓从容拯救溺水，揖让扑救火灾了。军队是依靠气势和力量来发挥作用的，气聚则盛，气散则消；势合则威，势分则弱。现在的边境戍卫，势弱气消。像这样建立军队，可以说是力量分散于将领太多。这是第四失。

治戎之要，在均齐而已。故军法无贵贱之差、多少之异，所以同其志、尽其力也。被边长镇之兵，皆百战伤夷，角所能则习，度所处则危，考服役则劳，察临敌则勇，然衣禀止于当身，又为家室所分，居常冻馁。而关东戍士，岁月更代，怯于应敌，懈于服劳，然衣禀优厚，继以茶药，资以蔬酱。丰寡相县，势则远甚。又有以边军诡为奏请遥隶神策者，禀赐之饶，有三倍之益。此士类所以忿恨，经费所以褊匮。夫事业未异，给养顿殊，人情所不甘也。不为戎首，已可嘉者，况使协力同心，以攘寇难，臣知有所不能焉。养士若此，可谓怨生于不均矣。五失也。

治理军队的关键，在于平均齐一罢了。所以军法没有贵贱的差别、多少的差异，是用来统一意志、竭尽力量的。长期在边境镇守的军队，都是百战伤残，较量他们的能力则是熟练的，估量他们的处境则是危险的，考察他们的服役则是劳苦的，观察他们面对敌人则是勇敢的，然而衣服粮食只够自己，又被家室分享，平时常常受冻挨饿。而关东的戍卒，按岁月更替，胆怯于应对敌人，懈怠于服役劳累，然而衣服粮食优厚，接着有茶药供应，资助以蔬菜酱料。丰寡相差悬殊，形势则差得更远。又有人用边境军队的名义诡称奏请遥隶神策的，供给的丰富，有三倍的增益。这就是士兵们愤怒怨恨，经费之所以匮乏的原因。事业没有差别，供养却截然不同，人情是不甘心的。不成为带头作乱的人，已经值得嘉许了，何况让他们协力同心，来平定寇难，臣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像这样养士，可以说是怨恨产生于不平均了。这是第五失。

凡任将帅，必先考察行能，然后指所授之方、所委之要，令自揣可否，以见要领。须某甲兵，藉某参属，用若干步骑，计若干资粮，何所列屯，何时成功，观其言，校其实。若曰不足取，当艰之于初，不宜诒悔于后也；若曰可任，则当要之于终，不宜掣肘于内也。故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劳神于拔选，端拱于委任，然后核否臧，信赏罚，受赏者不为滥，当罚者不敢辞，付授专则苟且之心息矣。是以古之遣将者，君推毂而命之，又赐鈇钺，故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机宜不以远决，号令不以两从。今陛下命帅，先求易制者，多其部使力分，轻其任使心弱。由是分阃责成之义废，死绥任咎之志衰。一则听命，二则听命，止取承顺可矣，若有意乎靖难则不可。两强相接，两军相持，事机所急，罅不留息，况千里之远，九重之深，陈述之难明，听览之不专，欲事无遗策，虽圣亦有所不能焉。守戍者以寡不敢抗，分镇者以无诏不敢救，逗留之顷，寇已奔逼。牧马屯牛，鞠椎剽矣；啬夫樵妇，罄俘囚矣。假令诏至发兵，更相顾望，莫敢遮碍，败者减百为一，获者衍百为千。帅守以总制在朝，不恤于罪；陛下以权出己，不究厥情。用帅若此，可谓机失于遥制矣。六失也。

凡是任用将帅，必须先考察他们的品行能力，然后指定所授予的方向、所委托的要领，让他们自己揣度可否胜任，以了解要领。需要什么甲兵，借助什么参佐部属，用多少步兵骑兵，计划多少物资粮食，在哪里列屯，何时成功，观察他们的言论，核验他们的实际。如果说不足取用，应当在最初就加以难为，不应当在事后留下后悔；如果说可以任用，就应当在终局时要求他们，不应当在内部加以掣肘。所以怀疑的人不使用，使用的人不怀疑。在选拔时劳神费心，在委任时端拱无为，然后考核好坏，信赏必罚，受赏的人不觉得滥，受罚的人不敢推辞，付授专一则苟且之心就平息了。因此古代派遣将领，君主为他推车送行而命令他，又赐给他鈇钺，所以军容不进入国中，国容不进入军中，机宜不因距离远而决定，号令不随从两方面。现在陛下任命将帅，首先寻求容易控制的，增多他的部属使力量分散，减轻他的责任使心思薄弱。因此分掌一方责求成功的意义废弃了，战死疆场承担责任的心志衰落了。一次听命，两次听命，只求承顺就可以了，如果有意平定祸难就不可能了。两强相接，两军相持，事机紧追，缝隙不容停留，何况千里之远，九重之深，陈述难以明白，听览不能专一，想要做事没有遗漏之策，即使是圣人也有所不能。守戍的人因为兵少不敢抵抗，分镇的人因为没有诏令不敢救援，犹豫的片刻，寇敌已经奔驰逼近。牧马屯牛，都被抢掠了；农夫樵妇，都被俘虏了。假使诏令到达发起援兵，互相观望，不敢阻拦，失败的人把百人减为一人，俘获的人把百人夸大为千人。将帅因为总制在朝廷，不担心罪责；陛下因为权力出自自己，不追究实情。像这样任用将帅，可以说是机宜失于遥控了。这是第六失。

臣愚谓宜罢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数析而三之：其一，责本道节度，募壮士愿屯边者徙焉；其一，则第以本道衣禀，责关内、河东募用蕃、夏子弟愿傅军者给焉；其一，以所输资粮给应募者，以安其业。诏度支市牛，召工就诸屯缮完器具。至者家给牛一，耕耨水火之器毕具，一岁给二口粮，赐种子，劝之播莳。须一年，则使自给，有余粟者，县官倍价以售。既息调发之烦，又无幸免之弊，出则人自为战，处则家自为耕。与夫暂屯遽罢，岂同日论哉！然后建文武大臣一人为陇右元帅，自泾、陇、凤翔薄长武城，尽山南西道，凡节度府之兵皆属焉。又诏一人为朔方元帅，由鄜坊、邠宁揵灵夏，凡节度府之兵属焉。又诏一人为河东元帅，举河东，极振武，节度府之兵属焉。各以临边要州为治所，所部州若府，遴柬良吏为刺史，外奉军兴，内课农桑，慎守中国所长，谨行当今所易，则八利可致，六失可去矣。

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停止四方防秋的军队，把他们的数量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责成本道节度使，招募愿意屯边的壮士迁徙到那里；第二部分，就用本道的衣服粮食，责成关内、河东招募愿意从军的蕃人和汉人子弟供给他们；第三部分，用所输送的物资粮食供给应募的人，来安定他们的生计。诏令度支买牛，召集工匠到各屯修缮完备器具。到来的人每家给牛一头，耕耨水火器具全部齐备，一年给两口人的粮食，赐给种子，鼓励他们播种。只需要一年，就让他们自给自足，有余粮的，官府以双倍价格收购。既停止了调发的烦扰，又没有幸免的弊病，出战则人人各自为战，驻守则家家各自耕种。和那暂时屯驻很快撤走，怎么能同日而语呢！然后任命一位文武大臣为陇右元帅，从泾州、陇州、凤翔直到长武城，包括山南西道全部，凡是节度府的军队都归他统一指挥。又下诏任命一人为朔方元帅，由鄜坊、邠宁直到灵夏，节度府的军队都归他指挥。又下诏任命一人为河东元帅，整个河东，一直到振武，节度府的军队都归他指挥。各自以临边的要州为治所，所管辖的州和府，精选良吏为刺史，对外供应军需，对内督促农桑，谨慎地守护中国的长处，小心地实行当今容易做的事，那么八项利益可以达成，六种失误可以除去了。

帝爱重其言，不从也。

皇帝喜爱重视他的话，但没有听从。

班宏判度支，卒官，贽荐李巽，帝漫许之，而自用裴延龄。贽言："延龄僻戾躁妄，不可用。"不听。俄而延龄奸佞得君，天下仇恶，无敢言。贽上书苦谏，帝不怿，竟以太子宾客罢。贽本畏慎，未尝通宾客。延龄揣帝意薄，谗短百绪，帝遂发怒，欲诛贽，赖阳城等交章论辨，乃贬忠州别驾。后稍思之，会薛延为刺史，谕旨慰劳。韦皋数上表请贽代领剑南，帝犹衔之，不肯与。顺宗立，召还。诏未至，卒，年五十二。赠兵部尚书，谥曰宣。

班宏担任度支判官，在任上去世，陆贽推荐李巽，皇帝随口答应了他，却自己任用了裴延龄。陆贽说："裴延龄邪僻乖戾躁动狂妄，不可任用。"皇帝不听。不久裴延龄奸佞得宠，天下人仇视厌恶，没有人敢说。陆贽上书苦苦劝谏，皇帝不高兴，最终以太子宾客的名义罢免了他。陆贽本来畏慎，不曾结交宾客。裴延龄揣测皇帝心里轻视陆贽，百般谗言中伤，皇帝于是发怒，想要诛杀陆贽，靠着阳城等人接连上奏章论辩，才贬为忠州别驾。后来皇帝渐渐想起他，恰逢薛延为忠州刺史，传达皇帝旨意慰劳他。韦皋多次上表请求让陆贽代替自己统领剑南，皇帝仍然怀恨，不肯给。唐顺宗即位，召他回朝。诏书还未到达，陆贽就去世了，享年五十二岁。追赠兵部尚书，谥号宣。

始，贽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辈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进见，然小心精洁，未尝有过，由是帝亲倚，至解衣衣之，同类莫敢望。虽外有宰相主大议，而贽常居中参裁可否，时号"内相"。尝为帝言："今盗遍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汤罪己以兴，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复国。陛下诚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使臣持笔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从之。故奉天所下制书，虽武人悍卒无不感动流涕。后李抱真入朝，为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时，赦令至山东，士卒闻者皆感泣思奋。臣是时知贼不足平。"议者谓兴元戡难功，虽爪牙宣力，盖贽有助焉。狩山南也，道险涩，与从官相失，夜召贽不得，帝惊且泣，诏军中得贽者赏千金。久之，上谒，帝喜见颜间，自太子以下皆贺。及辅政，不敢自顾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剀拂帝短，恳到深切。或规其太过者，对曰："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皇它恤乎？"既放荒远，常阖户，人不识其面。又避谤不著书，地苦瘴疠，只为《今古集验方》五十篇示乡人云。

当初，陆贽进入翰林院，年纪还轻，因为才能受到宠幸，天子常常以同辈的排行称呼他而不叫名字。在奉天，早晚进见，然而小心精洁，不曾有过错，因此皇帝亲近倚重，甚至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穿，同僚没有人敢比。虽然外面有宰相主持大议，而陆贽常常在宫中参与裁决可否，当时号称"内相"。他曾经对皇帝说："现在盗贼遍天下，应当痛切地自我悔过，以感动人心。从前成汤归罪于自己而兴盛，楚昭王出奔，因为一句善言而恢复国家。陛下如果能不吝惜改正过错，用言语向天下谢罪，让臣执笔无所顾忌，希望叛变的人改变心意。"皇帝听从了他。所以奉天所下的制书，即使是武人悍卒无不感动流泪。后来李抱真入朝，对皇帝说："陛下在奉天、山南时，赦令传到山东，士兵听到的人都感动哭泣想奋起。臣当时就知道贼寇不值得平定了。"议论的人认为兴元平定祸难的功劳，虽然武将出力，但陆贽是有帮助的。皇帝巡狩山南时，道路艰险，和随从官员失散，夜里召陆贽找不到，皇帝惊慌哭泣，诏令军中找到陆贽的赏赐千金。过了很久，陆贽前来拜见，皇帝喜形于色，从太子以下都来祝贺。等到辅政，陆贽不敢顾惜自己，事情有可否必说，所说的话都切中皇帝的短处，诚恳深切。有人规劝他太过分了，他回答说："我上不辜负天子，下不辜负所学，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被放逐到荒远之地后，常常闭门不出，人们不认识他的面容。又为避谤不著书，当地苦于瘴疠，他只写了《今古集验方》五十篇给乡人看。

赞曰：德宗之不亡，顾不幸哉！在危难时听贽谋，及已平，追仇尽言，怫然以谗幸逐，犹弃梗。至延龄辈，则宠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济也。世言贽白罢翰林，以为与吴通玄兄弟争宠，窦参之死，贽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两进，邪谄得君则正士危，何可訾耶？观贽论谏数十百篇，讥陈时病，皆本仁义，可为后世法，炳炳如丹，帝所用才十一。唐胙不竞，惜哉！

赞曰：唐德宗没有灭亡，难道不是侥幸吗！在危难时听从陆贽的谋划，等到平定之后，追究怨恨他尽言直谏，生气地听信谗言宠幸之人而驱逐他，就像抛弃一根草梗。至于裴延龄之类，则宠信任用盘桓不去，稳如泰山，这是昏庸和佞臣相互助长。世人说陆贽由翰林罢免，认为是他与吴通玄兄弟争宠，窦参之死，是陆贽泄露了他的话，这是不对的。君子和小人不能同时进用，邪谄得到君主宠信则正士危险，怎么可以指责呢？看陆贽论谏的数十百篇文章，讥刺陈述时政弊病，都本于仁义，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光明如丹，皇帝所用的才十分之一。唐朝的国运不能长久，可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