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 · 卷五十六·志第四十六

刑法刑法古之为国者，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知争端也。后世作为刑书，惟恐不备，俾民之知所避也。其为法虽殊，而用心则一，盖皆欲民之无犯也。然未知夫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而可使民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

古代治理国家的人，根据礼制来裁决事务，不预先公布刑法条文，害怕百姓知道后会产生争执争端。后代制定了刑法条文，唯恐法律不完备，使百姓知道如何躲避刑罚。他们做法虽然不同，但用意却是一样的，都是希望百姓不触犯法律。然而他们却不知道，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制来规范百姓，能够使百姓不知不觉地走向善良、远离罪恶。

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律之为书，因隋之旧，为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

唐朝的刑法典籍有四种，叫做：律、令、格、式。令，是规定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是国家的基本制度；格，是百官各部门日常办事的规则；式，是各部门需要遵守的办事章程。大凡国家政务，都必须依照这三者来处理。凡是有违反这三者以及作恶而构成犯罪的，一概依照律来决断。律这部典籍，沿袭隋朝的旧制，分为十二篇：第一叫名例，第二叫卫禁，第三叫职制，第四叫户婚，第五叫厩库，第六叫擅兴，第七叫贼盗，第八叫斗讼，第九叫诈伪，第十叫杂律，第十一叫捕亡，第十二叫断狱。

其用刑有五：一曰笞。笞之为言耻也；凡过之小者，捶挞以耻之。汉用竹，后世更以楚。《书》曰“扑作教刑”是也。二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击也。《书》曰“鞭作官刑”是也。三曰徒。徒者，奴也；盖奴辱之。《周礼》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隶，任之以事，寘之圜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轻重，有年数而舍。四曰流。《书》云“流宥五刑”，谓不忍刑杀，宥之于远也。五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

唐朝使用的刑罚有五种：第一叫笞刑。笞的意思就是羞辱；凡是犯了小过错的，用捶打的方式让他感到羞耻。汉朝用竹，后世改用荆条。《尚书》说“扑作教刑”，说的就是这个。第二叫杖刑。杖，就是拿的意思；可以拿着它来打人。《尚书》说“鞭作官刑”，说的就是这个。第三叫徒刑。徒，就是奴隶；就是把罪犯当作奴隶来羞辱他。《周礼》说：“那些罪犯奴隶，男子收归为罪隶，让他们服劳役，把他们放在监狱里改造，根据他们罪行的轻重，满一定年限就释放。第四叫流刑。《尚书》说“流宥五刑”，是说不忍心施加刑杀，宽恕他们把他们放逐到远方。第五叫死刑。这就是古代所说的大辟之刑。

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罄、绞、斩、枭、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数皆逾百。至隋始定为：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于三年；流刑三，自一千里至于二千里；死刑二，绞、斩。除其鞭刑及枭首、轘裂之酷。又有议、请、减、赎、当、免之法。唐皆因之。然隋文帝性刻深，而炀帝昏乱，民不胜其毒。

在隋朝以前，死刑有五种，叫做：罄、绞、斩、枭、裂。而流刑、徒刑，都同时使用鞭笞，数量都超过一百。到隋朝才确定为：笞刑五等，从十到五十；杖刑五等，从六十到一百；徒刑五等，从一年到三年；流刑三等，从一千里到二千里；死刑二等，绞、斩。废除了鞭刑以及枭首、车裂这些残酷的刑罚。又有议、请、减、赎、当、免等法律规定。唐朝都沿袭了这些制度。但是隋文帝生性刻薄严酷，而炀帝昏庸淫乱，百姓无法忍受他们的毒害。

唐兴，高祖入京师，约法十二条，惟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及受禅，命纳言刘文静等损益律令。武德二年，颁新格五十三条，唯吏受赇、犯盗、诈冒府库物，赦不原。凡断屠日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刑。四年，高祖躬录囚徒，以人因乱冒法者众，盗非劫伤其主及征人逃亡、官吏枉法，皆原之。已而又诏仆射裴寂等十五人更撰律令，凡律五百，丽以五十三条。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三岁至二岁半者悉为一岁。余无改焉。

唐朝兴起，高祖进入京师，制定十二条约法，只有杀人、劫盗、逃兵、叛逆者判处死刑。等到受禅即位后，命令纳言刘文静等人增减律令。武德二年，颁布新格五十三条，只有官吏受贿、盗窃、诈取骗取国家府库财物，即使遇到大赦也不原谅。凡是断屠日以及正月、五月、九月都不执行死刑。武德四年，高祖亲自审录囚徒，因为当时天下大乱犯法的人很多，对于盗窃而没有劫伤主人、征人逃亡、官吏枉法这些人，都予以宽宥。不久又下诏仆射裴寂等十五人重新撰定律令，总共定律五百条，附上五十三条格。三等流罪，都增加一千里；服劳役三年到二年半的都改为一年。其余没有更改。

太宗即位，诏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复定旧令，议绞刑之属五十，皆免死而断右趾。既而又哀其断毁支体，谓侍臣曰：“肉刑，前代除之久矣，今复断人趾，吾不忍也。”王珪、萧瑀、陈叔达对曰：“受刑者当死而获生，岂惮去一趾？去趾，所以使见者知惧。今以死刑为断趾，盖宽之也。”帝曰：“公等更思之。”其后蜀王法曹参军裴弘献驳律令四十余事，乃诏房玄龄与弘献等重加删定。玄龄等以谓“古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既废，今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而又刖足，是六刑也。”于是除断趾法，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

太宗即位后，诏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重新修定旧令，讨论决定把五十种绞刑，都免去死刑改为断右趾。不久又哀怜这种刑罚会截断毁坏罪犯肢体，对侍臣说：“肉刑，前代已经废除很久了，现在又要截断人的脚趾，我不忍心这样做。”王珪、萧瑀、陈叔达回答说：“受刑的人本应当处死而获得生路，哪里会害怕去掉一个脚趾？去掉脚趾，是用来让看到的人感到畏惧。现在把死刑改为断趾，实际上是宽宥他们。”太宗说：“诸位再重新考虑一下。”这之后蜀王法曹参军裴弘献驳正律令四十多件事，于是诏令房玄龄和裴弘献等人重新加以删定。房玄龄等人认为“古代五刑，刖刑是其中之一。等到肉刑被废除后，现在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如果又加上刖足，就是六刑了。”于是废除了断趾法，改为加役流三千里，服劳役二年。

太宗尝览《明堂针灸图》，见人之五藏皆近背，针灸失所，则其害致死，叹曰：“夫箠者，五刑之轻；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轻之刑而或致死？”遂诏罪人无得鞭背。

太宗曾经观看《明堂针灸图》，看到人的五脏都靠近背部，如果针灸扎错了位置，就会致人死亡，叹息说：“箠刑，是五刑中最轻的；而生命，对人来说是最重要的。怎么能让犯了最轻刑罚的人却可能因此致死呢？”于是诏令对罪犯不得鞭打背部。

五年，河内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狱，大理丞张蕴古以为好德病狂瞀，法不当坐。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蕴古相州人，好德兄厚德方为相州刺史，故蕴古奏不以实。太宗怒，遽斩蕴古，既而大悔，因诏“死刑虽令即决，皆三覆奏”。久之，谓群臣曰：“死者不可复生。昔王世充杀郑颋而犹能悔，近有府史取赇不多，朕杀之，是思之不审也。决囚虽三覆奏，而顷刻之间，何暇思虑？自今宜二日五覆奏。决日，尚食勿进酒肉，教坊太常辍教习，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务合礼撤乐、减膳之意。”

贞观五年，河内人李好德因为散布妖言获罪被关进监狱，大理丞张蕴古认为李好德得了疯病，按照法律不应当治罪。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弹劾张蕴古是相州人，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当时正担任相州刺史，所以张蕴古上奏不按实情。太宗发怒，立刻斩杀了张蕴古，不久又非常后悔，于是下诏“死刑即使命令立即处决，都要三次复核上奏”。过了很久，对群臣说：“人死不能复生。过去王世充杀了郑颋还能够后悔，最近有府吏受贿不多，朕杀了他，这是考虑得不周详啊。处决囚犯虽然三次复核上奏，但是顷刻之间完成，哪里有时间仔细考虑？从今以后应该在两天内进行五次复核上奏。处决当天，尚食局不得进献酒肉，教坊和太常寺停止教习音乐，各州死刑三次复核上奏，当天也要吃素食，务必符合礼仪中撤乐、减膳的意思。”

故时律，兄弟分居，荫不相及，而连坐则俱死。同州人房强以弟谋反当从坐，帝因录囚为之动容，曰：“反逆有二：兴师动众一也，恶言犯法二也。轻重固异，而钧谓之反，连坐皆死，岂定法耶？”玄龄等议曰：“礼，孙为父尸，故祖有荫孙令，是祖孙重而兄弟轻。”于是令：“反逆者，祖孙与兄弟缘坐，皆配没；恶言犯法者，兄弟配流而已。玄龄等遂与法司增损隋律，降大辟为流者九十二，流为徒者七十一，以为律；定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条，以为令；又删武德以来敕三千余条为七百条，以为格；又取尚书省列曹及诸寺、监、十六卫计帐以为式。

旧的法律规定，兄弟分居后，官荫不能互相涉及，但连坐却都要处死。同州人房强因为弟弟谋反应当连坐处死，皇帝在审录囚徒的时候为此动容，说：“反叛谋逆有两种：一种是兴师动众，一种是恶言犯法。轻重本来不同，却都一概称为反逆，连坐都处死，哪里是定法呢？”房玄龄等人议论说：“按照礼制，孙子要为父亲主祭，所以祖父有官荫可以惠及孙子，这说明祖孙关系重而兄弟关系轻。”于是下令：“谋反叛逆的，祖孙和兄弟连坐，都发配没收为官奴；只是恶言犯法的，兄弟只发配流放而已。”房玄龄等人于是和司法部门增减隋律，把死刑减为流刑的有九十二条，把流刑减为徒刑的有七十一条，以此作为律；定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条，作为令；又删除武德以来的敕令三千多条为七百条，作为格；又选取尚书省各曹以及诸寺、监、十六卫的会计帐簿格式作为式。

凡州县皆有狱，而京兆、河南狱治京师，其诸司有罪及金吾捕者又有大理狱。京师之囚，刑部月一奏，御史巡行之。每岁立春至秋及大祭祀、致齐，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气、雨及夜未明，假日、断屠月，皆停死刑。

凡是州县都设有监狱，而京兆府、河南府的监狱治理京师地区，朝廷各部门有罪的人以及金吾卫逮捕的犯人又关押在大理寺监狱。京师的囚犯，刑部每月上奏一次，御史巡察监督。每年从立春到秋分以及大祭祀、斋戒，初一、十五、上下弦、二十四节气、雨天以及天未亮，节假日、断屠月，都停止执行死刑。

京师决死，涖以御史、金吾，在外则上佐，余皆判官涖之。五品以上罪论死，乘车就刑，大理正涖之，或赐死于家。凡囚已刑，无亲属者，将作给棺，瘗于京城七里外，圹有砖铭，上揭以榜，家人得取以葬。

京师处决死刑犯人，由御史、金吾卫监刑，地方上由上佐官监刑，其余都由判官监刑。五品以上官员犯罪判处死刑的，乘车前往刑场，由大理正监刑，有的允许在家中自杀。凡是已经处决的囚犯，没有亲属收尸的，将作监供给棺材，埋葬在京城七里以外，墓穴有砖刻铭文，上面立有标识，家属可以前来取葬。

诸狱之长官，五日一虑囚。夏置浆饮，月一沐之；疾病给医药，重者释械，其家一人入侍，职事散官三品以上，妇女子孙二人入侍。

各监狱的长官，每五天清理一次囚犯。夏天供应饮料，每月让囚犯洗一次澡；生病的供给医药，病重的去掉刑具，让家属一人进入狱中侍候，三品以上职事官和散官犯罪，允许妇女子孙二人进入侍候。

天下疑狱谳大理寺不能决，尚书省众议之，录可为法者送秘书省。奏报不驰驿。经覆而决者，刑部岁以正月遣使巡覆，所至，阅狱囚杻校、粮饷，治不如法者。杻校钳锁皆有长短广狭之制，量囚轻重用之。

天下有疑难案件大理寺不能裁决的，交给尚书省集体商议，记录下可以作为法则的案例送交秘书省。奏报不需要乘驿马快速传送。经过复核裁决的案件，刑部每年正月派遣使者巡视复核，所到之处，检查囚犯刑具、粮饷，惩治不依法办事的人。手铐脚镣枷锁都有长短宽窄的规定，根据罪行轻重来使用。

囚二十日一讯，三讯而止，数不过二百。

囚犯每二十天问讯一次，审讯三次就停止，拷打的数目不超过二百。

凡杖，皆长三尺五寸，削去节目。讯杖，大头径三分二厘，小头二分二厘。常行杖，大头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笞杖，大头二分，小头一分有半。

凡是杖，长度都是三尺五寸，削去节疤疙瘩。讯杖，大头直径三分二厘，小头二分二厘。常行杖，大头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笞杖，大头二分，小头一分半。

死罪校而加杻，官品勋阶第七者，锁禁之。轻罪及十岁以下至八十以上者、废疾、侏儒、怀妊皆颂系以待断。

死罪犯人戴上木枷加手铐，官品勋阶在第七级以上的，只用锁监禁。轻罪以及十岁以下到八十岁以上的人、残疾、侏儒、怀孕妇女都不用刑具监禁，等待判决。

居作者著钳若校，京师隶将作，女子隶少府缝作。旬给假一日，腊、寒食二日，毋出役院。病者释钳校、给假，疾差陪役。谋反者男女奴婢没为官奴婢，隶司农，七十者免之。凡役，男子入于蔬圃，女子入于厨饎。

服劳役的戴上钳或枷，在京师的隶属于将作监，女子隶属于少府监从事缝纫。每十天给假一天，腊日、寒食给假两天，不得走出服役场所。生病的去掉钳枷、给假，病愈后继续服役。谋反者的男女奴婢没收入官为奴婢，隶属于司农寺，年满七十的免除。凡是服役，男子派去种菜，女子派去做饭。

流移人在道疾病，妇人免乳，祖父母、父母丧，男女奴婢死，皆给假，授程粮。

被流放迁徙的人在路上生病，妇女分娩，祖父母、父母去世，家中男女奴婢死亡，都给予假期，供给路程粮食。

非反逆缘坐，六岁纵之，特流者三岁纵之，有官者得复仕。

如果不是谋反叛逆连坐的，六年之后就释放，特别流放的三年之后释放，有官职的可以重新做官。

初，太宗以古者断狱，讯于三槐、九棘，乃诏：“死罪，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及尚书等平议之；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不追身。”凡所以纤悉条目，必本于仁恕。然自张蕴古之死也，法官以失出为诫，有失入者，又不加罪，自是吏法稍密。帝以问大理卿刘德威，对曰：“律，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失入无辜，而失出为大罪，故吏皆深文。”帝矍然，遂命失出入者皆如律，自此吏亦持平。

当初，太宗认为古代审理案件，要在三槐、九棘之下公开审讯，于是下诏：“死罪，由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官员以及尚书等共同评议；三品以上官员犯公罪判流刑、私罪判徒刑，都不追捕本人到案。”凡是法令中细致的条目，都必定本着仁恕的原则。但是自从张蕴古死后，法官都把放纵罪犯作为警戒，对于错判有罪的，又不加罪，从此官吏执法渐渐严苛。皇帝就此问大理卿刘德威，刘德威回答说：“法律规定，错判有罪降三等，错放罪犯降五等。现在错判有罪没有罪过，而错放罪犯却是大罪，所以官吏都严苛执法。”皇帝惊醒，于是命令错判错放都按照法律降等，从此官吏执法也公平了。

十四年，诏流罪无远近皆徙边要州。后犯者浸少。十六年，又徙死罪以实西州，流者戍之，以罪轻重为更限。

贞观十四年，诏令流罪不分远近都迁徙到边境重要州郡。后来犯罪的人渐渐减少。十六年，又迁移死罪囚犯来充实西州，流放的人在那里戍守，根据罪行轻重确定换防年限。

广州都督赏仁弘尝率乡兵二千助高祖起，封长沙郡公。仁弘交通豪酋，纳金宝，没降獠为奴婢，又擅赋夷人。既还，有舟七十。或告其赃，法当死。帝哀其老且有功，因贷为庶人，乃召五品以上，谓曰：“赏罚所以代天行法，今朕宽仁弘死，是自弄法以负天也。人臣有过，请罪于君，君有过，宜请罪于天。其令有司设藁席于南郊三日，朕将请罪。”房玄龄等曰：“宽仁弘不以私而以功，何罪之请？”百僚顿首三请，乃止。

广州都督赏仁弘曾经率领乡兵二千人帮助高祖起兵，封为长沙郡公。赏仁弘勾结豪强酋长，收受金宝，把投降的獠人没收为奴婢，又擅自向夷人征收赋税。回到朝廷后，拥有七十艘船。有人告发他贪赃，按照法律应当处死。皇帝哀怜他年老又有功，于是宽免他为庶人，然后召集五品以上官员，对他们说：“赏罚是用来代替上天执行法律的，现在朕宽免赏仁弘的死罪，这是自己破坏法律而违背天意。人臣有过错，向君主请罪，君主有过错，应当向天帝请罪。命令有关部门在南郊设置草席三天，朕将要请罪。”房玄龄等人说：“宽免赏仁弘不是因为私情而是因为功劳，有什么罪需要请呢？”百官叩头再三请求，才停止。

太宗以英武定天下，然其天姿仁恕。初即位，有劝以威刑肃天下者，魏征以为不可，因为上言王政本于仁恩，所以爱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纳之，遂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四年，天下断死罪二十九人。六年，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然尝谓群臣曰：“吾闻语曰：一岁再赦，好人暗哑。吾有天下未尝数赦者，不欲诱民于幸免也。”自房玄龄等更定律、令、格、式，讫太宗世，用之无所变改。

太宗凭借英武平定天下，但他天性仁爱宽恕。刚即位时，有人劝他用威严的刑罚整肃天下，魏征认为不可以，于是向皇帝进说王道政治本于仁恩，说明要爱护百姓敦厚风俗的道理，太宗欣然采纳，于是用宽仁治理天下，而对于刑法尤其谨慎。贞观四年，天下判决死罪的只有二十九人。贞观六年，太宗亲自审录囚徒，怜悯三百九十名死刑囚犯，放他们回家，约定第二年秋天回来接受刑罚；到了约定日期，囚犯都来到朝堂，没有迟到的，太宗赞赏他们的诚信，全部赦免了他们。但是太宗曾经对群臣说：“我听俗话说：一年两次大赦，好人也会不敢说话。我统治天下不曾多次大赦，就是不想诱导百姓心存侥幸。”自从房玄龄等人重新修定律、令、格、式后，直到太宗去世，一直使用这些法律没有改变。

高宗初即位，诏律学之士撰《律疏》。又诏长孙无忌等增损格敕，其曹司常务曰《留司格》，颁之天下曰《散颁格》。龙朔、仪凤中，司刑太常伯李敬玄、左仆射刘仁轨相继又加刊正。

高宗刚即位，诏令律学学者撰写《律疏》。又诏令长孙无忌等人增减格敕，其中留给各部门日常使用的叫做《留司格》，颁布天下的叫做《散颁格》。龙朔、仪凤年间，司刑太常伯李敬玄、左仆射刘仁轨相继又加以刊定改正。

武后时，内史裴居道、凤阁侍郎韦方质等又删武德以后至于垂拱诏敕为新格，藏于有司，曰《垂拱留司格》。神龙元年，中书令韦安石又续其后至于神龙，为《散颁格》。睿宗即位，户部尚书岑羲等又著《太极格》。

武后时期，内史裴居道、凤阁侍郎韦方质等人又删定武德以后到垂拱年间的诏敕为新格，收藏在官署，叫做《垂拱留司格》。神龙元年，中书令韦安石又继续往后编到神龙年间，成为《散颁格》。睿宗即位，户部尚书岑羲等人又撰写了《太极格》。

玄宗开元三年，黄门监卢怀慎等又著《开元格》。至二十五年，中书令李林甫又著新格，凡所损益数千条，明年，吏部尚书宋璟又著后格，皆以开元名书。天宝四载，又诏刑部尚书萧炅稍复增损之。肃宗、代宗无所改造。至德宗时，诏中书门下选律学之士，取至德以来制敕奏谳，掇其可为法者藏之，而不名书。

玄宗开元三年，黄门监卢怀慎等人又撰写了《开元格》。到开元二十五年，中书令李林甫又撰写新格，总共增减几千条，第二年，吏部尚书宋璟又撰写后格，都用开元命名。天宝四年，又诏令刑部尚书萧炅又稍加增减。肃宗、代宗没有修改。到德宗时，诏令中书门下选拔律学之士，选取至德以来制敕和奏议案件，选取其中可以作为法则的收藏起来，没有命名成书。

宪宗时，刑部侍郎许孟容等删天宝以后敕为《开元格后敕》。

宪宗时，刑部侍郎许孟容等人删定天宝以后的敕令为《开元格后敕》。

文宗命尚书省郎官各删本司敕，而丞与侍郎覆视，中书门下参其可否而奏之，为《大和格后敕》。开成三年，刑部侍郎狄兼篸采开元二十六年以后至于开成制敕，删其繁者，为《开成详定格》。

文宗命令尚书省郎官各自删定本部门的敕令，然后由丞和侍郎复核，中书门下参议可否然后奏上，成为《大和格后敕》。开成三年，刑部侍郎狄兼篸选取开元二十六年以后到开成年间的制敕，删除其中繁琐部分，成为《开成详定格》。

宣宗时，左卫率府仓曹参军张戣以刑律分类为门，而附以格敕，为《大中刑律统类》，诏刑部颁行之。

宣宗时，左卫率府仓曹参军张戣把刑律分类分门，附上格敕，编成《大中刑律统类》，诏令刑部颁布施行。

此其当世所施行而著见者，其余有其书而不常行者，不足纪也。

这些就是当时施行并且记载明确的，其余有书籍记载但不常施行的，不值得记载。

《书》曰：“慎乃出令。”盖法令在简，简则明，行之在久，久则信，而中材之主，庸愚之吏，常莫克守之，而喜为变革。至其繁积，则虽有精明之士不能遍习，而吏得上下以为奸，此刑书之弊也。盖自高宗以来，其大节鲜可纪，而格令之书，不胜其繁也。

《尚书》说：“发布命令要谨慎。”法令贵在简要，简要就会明确，执行贵在长久，长久就会有信用，然而才能中等的君主，平庸愚昧的官吏，常常不能坚守，而喜欢变革。以至于法令繁多堆积，即使是精明的人也不能全部熟悉，而官吏就能够上下其手做奸邪之事，这是刑法典籍的弊病。自从高宗以来，值得记载的大事情很少，而格令书籍，却繁多得无法承受。

高宗既昏懦，而继以武氏之乱，毒流天下，几至于亡。自永徽以后，武氏已得志，而刑滥矣。当时大狱，以尚书刑部、御史台、大理寺杂按，谓之“三司”，而法吏以惨酷为能，至不释枷而笞棰以死者，皆不禁。律有杖百，凡五十九条，犯者或至死而杖未毕，乃诏除其四十九条，然无益也。武后已称制，惧天下不服，欲制以威，乃修后周告密之法，诏官司受讯，有言密事者，驰驿奏之。自徐敬业、越王贞、琅邪王冲等起兵讨乱，武氏益恐。乃引酷吏周兴、来俊臣辈典大狱，与侯思止、王弘义、郭弘霸、李敬仁、康暐、卫遂忠等集告事数百人，共为罗织，构陷无辜。自唐之宗室与朝廷之士，日被告捕，不可胜数，天下之人，为之仄足，如狄仁杰、魏元忠等皆几不免。左台御史周矩上疏曰：“比奸憸告讦，习以为常。推劾之吏，以深刻为功，凿空争能，相矜以虐。泥耳囊头，折胁签爪，县发燻耳，卧邻秽溺，刻害支体，糜烂狱中，号曰‘狱持’；闭绝食饮，昼夜使不得眠，号曰‘宿囚’。残贼威暴，取决目前。被诬者苟求得死，何所不至？为国者以仁为宗，以刑为助，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愿陛下缓刑用仁，天下幸甚！”武后不纳。麟台正字陈子昂亦上书切谏，不省。及周兴、来俊臣等诛死，后亦老，其意少衰，而狄仁杰、姚崇、宋璟、王及善相与论垂拱以来酷滥之冤，太后感寤，由是不复杀戮。然其毒虐所被，自古未之有也。大足元年，乃诏法司及推事使敢多作辩状而加语者，以故入论。中宗、韦后继以乱败。

高宗昏庸懦弱之后，接着武氏作乱，毒害遍及天下，唐朝几乎灭亡。从永徽以后，武氏已经得志，刑罚就滥用了。当时重大案件，由尚书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共同审问，称为“三司”，而司法官吏把惨酷当作能力，以至于不解开枷锁就笞打致死的，都不加禁止。法律规定杖刑一百的，共有五十九条，犯人有的被打死了杖刑还没打完，于是下诏废除其中四十九条，但是没有什么用处。武后称帝后，害怕天下不服，想用威势来控制，于是恢复后周的告密法律，诏令官府接受告密，有说密事的，让他乘驿马快速上奏。自从徐敬业、越王李贞、琅邪王李冲等人起兵讨伐武氏后，武氏更加恐惧。于是重用酷吏周兴、来俊臣等人掌管重大案件，和侯思止、王弘义、郭弘霸、李敬仁、康暐、卫遂忠等聚集数百名告密者，共同罗织罪名，陷害无辜。唐朝宗室和朝廷大臣，每天被逮捕，数不胜数，天下人都因此恐惧不安，像狄仁杰、魏元忠等人都几乎不能幸免。左台御史周矩上疏说：“近来奸邪之人揭发别人隐私，已经习以为常。审理弹劾的官吏，把严苛深刻当作功劳，凭空争能，互相以暴虐相夸耀。泥塞耳朵，套住脑袋，折断肋骨，钉入指甲，悬吊头发，熏烧耳朵，让犯人睡在粪尿旁边，残害肢体，使身体在狱中糜烂，这叫做‘狱持’；断绝饮食，昼夜不让睡觉，这叫做‘宿囚’。残杀暴虐，只看眼前结果。被诬陷的人如果只求一死，什么事情不能被迫承认呢？治理国家以仁为根本，以刑罚作为辅助，周朝用仁而昌盛，秦朝用刑而灭亡。希望陛下减缓刑罚施行仁政，那就是天下的大幸了！”武后不采纳。麟台正字陈子昂也上书恳切劝谏，武后不醒悟。等到周兴、来俊臣等人被诛杀，武后也年老了，她的残酷之心稍微衰减，而狄仁杰、姚崇、宋璟、王及善一起谈论垂拱以来酷吏滥刑造成的冤狱，太后感悟，从此不再杀戮。但是她所造成的毒害暴虐影响，自古以来不曾有过。大足元年，才下诏司法部门和推事使，如果敢多写辩状增加不实之词的，以故意枉法定罪。中宗、韦后接着唐朝又发生祸乱败亡。

玄宗自初即位，励精政事，常自选太守、县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县，民获安乐，二十年间，号称治平，衣食富足，人罕犯法。是岁刑部所断天下死罪五十八人，往时大理狱，相传鸟雀不栖，至是有鹊巢其庭树，群臣称贺，以为几致刑错。然而李林甫用事矣，自来俊臣诛后，至此始复起大狱，以诬陷所杀数十百人，如韦坚、李邕等皆一时名臣，天下冤之。而天子亦自喜边功，遣将分出以击蛮夷，兵数大败，士卒死伤以万计，国用耗乏，而转漕输送，远近烦费，民力既弊，盗贼起而狱讼繁矣。天子方侧然，诏曰：“徒非重刑，而役者寒暑不释械系。杖，古以代肉刑也，或犯非巨蠹而棰以至死，其皆免，以配诸军自效。民年八十以上及重疾有罪，皆勿坐。侍丁犯法，原之俾终养。”以此施德其民。然巨盗起，天下被其毒，民莫蒙其赐也。

玄宗从即位开始，励精图治，常常亲自选拔太守、县令，用言语告诫，于是良吏遍布州县，百姓获得安乐，二十年间，号称太平，衣食富足，人们很少犯法。这一年刑部判决天下死罪只有五十八人，过去大理寺的监狱，相传鸟雀都不栖息，到这时有喜鹊在庭院树上筑巢，群臣祝贺，认为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境地。但是这时李林甫已经掌权，自从对俊臣被诛杀后，到这时又开始兴起大狱，通过诬陷杀死了几十上百人，像韦坚、李邕等都是当时名臣，天下人都认为他们冤枉。而天子也喜欢建立边功，派遣将领分路出击蛮夷，军队多次大败，士卒死伤数以万计，国家财政消耗匮乏，而转运运输，远近都烦扰耗费，民力已经疲敝，盗贼兴起而诉讼繁多。天子这才恻然动心，下诏说：“徒刑本来不是重刑，但是服役的人寒暑都不能解除刑具。杖刑，古代是用来代替肉刑的，有的犯人不是大奸大恶却被杖打至死，这些都予以免除，改为发配各军效力。百姓八十岁以上以及重病有罪的，都不处罚。侍养老人的丁男犯法，宽免他让他能终养父母。”用这样的做法向百姓施行恩德。但是大盗已经兴起，天下遭受其害，百姓没能得到恩赐。

安、史之乱，伪官陆大钧等背贼来归，及庆绪奔河北，胁从者相率待罪阙下，自大臣陈希烈等合数百人。以御史大夫李岘、中丞崔器等为三司使，而肃宗方喜刑名，器亦刻深，乃以河南尹达奚珣等三十九人为重罪，斩于独柳树者十一人，珣及韦恒腰斩，陈希烈等赐自尽于狱中者七人，其余决重杖死者二十一人。以岁除日行刑，集百官临视，家属流窜。初，史思明、高秀岩等皆自拔归命，闻珣等被诛，惧不自安，乃复叛。而三司用刑连年，流贬相继。及王玙为相，请诏三司推核未已者，一切免之。然河北叛人畏诛不降，兵连不解，朝廷屡起大狱。肃宗后亦悔，叹曰：“朕为三司所误。”临崩，诏天下流人皆释之。

安史之乱时，伪官陆大钧等人背叛叛军来归附，等到安庆绪逃往河北，胁从的人相继到朝廷待罪，从大臣陈希烈以下总共几百人。朝廷任命御史大夫李岘、中丞崔器等人为三司使，而肃宗当时崇尚严刑，崔器也为人刻薄，于是把河南尹达奚珣等三十九人定为重罪，在独柳树斩首十一人，达奚珣和韦恒被腰斩，陈希烈等七人被赐在狱中自杀，其余判处重杖打死二十一人。在除夕那天执行刑罚，召集百官亲临观看，家属被流放。当初，史思明、高秀岩等人都主动投降，听说达奚珣等人被杀，恐惧不能自安，于是又反叛。而三司连年用刑，流放贬谪接连不断。等到王玙担任宰相，请求下诏对三司还在追查的人，全部赦免。但是河北叛军害怕诛杀不肯投降，战争连绵不断，朝廷屡次兴起大狱。肃宗后来也后悔，叹息说：“朕被三司误导了。”临终前，诏令天下被流放的人都予以释放。

代宗性仁恕，常以至德以来用刑为戒。及河、洛平，下诏河北、河南吏民任伪官者，一切不问。得史朝义将士妻子四百余人，皆赦之。仆固怀恩反，免其家，不缘坐。剧贼高玉聚徒南山，啗人数千，后擒获，会赦，代宗将贷其死，公卿议请为菹醢，帝不从，卒杖杀之。谏者常讽帝政宽，故朝廷不肃。帝笑曰：“艰难时无以逮下，顾刑法峻急，有威无恩，朕不忍也。”即位五年，府县寺狱无重囚。故时，别敕决人捶无数。宝应元年，诏曰：“凡制敕与一顿杖者，其数止四十；至到与一顿及重杖一顿、痛杖一顿者，皆止六十。”

代宗生性仁爱宽恕，常常拿至德以来用刑过度作为警戒。等到黄河、洛阳平定，下诏河北、河南官吏百姓曾经担任伪官的，一概不问。抓获史朝义将士的妻子儿女四百多人，都予以赦免。仆固怀恩反叛，赦免他的家属，不连坐。大盗高玉在南山聚集徒众，吃了几千人，后来被擒获，遇到大赦，代宗打算宽免他的死罪，公卿商议请求把他剁成肉酱，皇帝不听，最终只是杖杀了他。进谏的人常常讥讽皇帝为政宽松，所以朝廷不整肃。皇帝笑着说：“艰难时期无法控制臣下，但是刑法峻急，只有威严没有恩惠，朕不忍心这样做。”即位五年，府县和寺监监狱都没有重刑囚犯。旧制，另外敕令判决打人捶打的数目没有限制。宝应元年，下诏说：“凡是制敕判处一顿杖的，数目不超过四十；至于判处一顿、重杖一顿、痛杖一顿的，都不超过六十。”

德宗性猜忌少恩，然用刑无大滥。刑部侍郎班宏言：“谋反、大逆及叛、恶逆四者，十恶之大也，犯者宜如律。其余当斩、绞刑者，决重杖一顿处死，以代极法。”故时，死罪皆先决杖，其数或百或六十，于是悉罢之。

德宗生性猜忌少恩，但是用刑没有大的滥用。刑部侍郎班宏说：“谋反、大逆以及叛、恶逆这四种，是十恶中最大的罪行，触犯的应当按照法律处理。其余应当判处斩、绞刑的，判处重杖一顿处死，来代替极刑。”旧制，死罪都先要决杖，数目有的一百有的六十，于是全部废除了这种做法。

宪宗英果明断，自即位数诛方镇，欲治僭叛，一以法度，然于用刑喜宽仁。是时，李吉甫、李绛为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赏罚，陛下频降赦令，蠲逋负，赈饥民，恩德至矣。然典刑未举，中外有懈怠心。”绛曰：“今天下虽未大治，亦未甚乱，乃古平国用中典之时。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乱之世，始专任刑法。吉甫之言过矣。”宪宗以为然。司空于頔亦讽帝用刑以收威柄，帝谓宰相曰：“頔怀奸谋，欲朕失人心也。”元和八年，诏：“两京、关内、河东、河北、淮南、山南东西道死罪十恶、杀人、铸钱、造印，若强盗持仗劫京兆界中及它盗赃逾三匹者，论如故。其余死罪皆流天德五城，父祖子孙欲随者，勿禁。”盖刑者，政之辅也。政得其道，仁义兴行，而礼让成俗，然犹不敢废刑，所以为民防也，宽之而已。今不隆其本、顾风俗谓何而废常刑，是弛民之禁，启其奸，由积水而决其防。故自玄宗废徒杖刑，至是又废死刑，民未知德，而徒以为幸也。

宪宗英明果决，自从即位后多次诛杀藩镇，想要惩治僭越叛逆，一切按照法度，但是在用刑方面喜欢宽厚仁爱。当时，李吉甫、李绛担任宰相。李吉甫说：“治理天下必须运用赏罚，陛下频繁颁布赦令，免除拖欠赋税，赈济饥民，恩德已经到极点了。但是刑罚没有执行，朝廷内外有懈怠之心。”李绛说：“现在天下虽然没有大治，也没有大乱，正是古代太平之国使用中典的时候。自古以来想要治理天下的君主，一定先用德化，到了暴乱之世，才专门使用刑法。李吉甫的话错了。”宪宗认为说得对。司空于頔也讽劝皇帝用刑来收回威权，皇帝对宰相说：“于頔心怀奸谋，想要让朕失去人心。”元和八年，下诏：“两京、关内、河东、河北、淮南、山南东西道，死罪中犯十恶、杀人、铸钱、造印，以及强盗持械在京兆境内抢劫和其他盗贼赃物超过三匹的，按照旧法论处。其余死罪都流放到天德五城，父祖子孙想要跟随的，不禁止。”刑罚本来是政治的辅助。政治得当，仁义盛行，礼让形成风俗，但是仍然不敢废除刑罚，是用来为百姓防范邪恶，只是对刑罚从宽罢了。现在不推崇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废除常刑，这是放松对百姓的禁防，开启奸邪之路，就像积水却冲破堤防。所以自从玄宗废除徒杖刑，到这时又废除死刑，百姓不知道这是恩德，只认为是侥幸。

穆宗童昏，然颇知慎刑法，每有司断大狱，令中书舍人一人参酌而轻重之，号“参酌院”。大理少卿崔杞奏曰：“国家法度，高祖、太宗定制二百余年矣。《周礼》：正月布刑，张之门闾及都鄙邦国，所以屡丁宁，使四方谨行之。大理寺，陛下守法之司也。今别设参酌之官，有司定罪，乃议其出入，是与夺系于人情，而法官不得守其职。昔子路问政，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臣以为参酌之名不正，宜废。”乃罢之。

穆宗年幼昏庸，但是很知道谨慎对待刑法，每当有关部门判决重大案件，就让中书舍人一人参酌决定轻重，称为“参酌院”。大理少卿崔杞上奏说：“国家法度，高祖、太宗制定已经二百多年了。《周礼》说：正月公布刑法，悬挂在门闾以及都城和地方诸侯国，之所以多次叮咛，就是要让四方谨慎执行。大理寺，是陛下遵守法律的部门。现在另外设置参酌的官员，有关部门定罪之后，又议论刑罚轻重，这样处罚轻重取决于人情，而法官不能坚守职责。从前子路问为政，孔子说：‘一定要端正名分啊。’臣认为参酌之名不正，应当废除。”于是就废除了。

大和六年，兴平县民上官兴以醉杀人而逃，闻械其父，乃自归。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就刑免父，请减死。诏两省议，以为杀人者死，百王所守；若许以生，是诱之杀人也。谏官亦以为言。文宗以兴免父囚，近于义，杖流灵州，君子以为失刑。文宗好治，躬自谨畏，然阉宦肆孽不能制。至诛杀大臣，夷灭其族，滥及者不可胜数，心知其冤，为之饮恨流涕，而莫能救止。盖仁者制乱，而弱者纵之，然则刚强非不仁，而柔弱者仁之贼也。

大和六年，兴平县百姓上官兴因为醉酒杀人逃跑，听说父亲被戴上刑具，于是自己投案。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因为他投案使父亲免除囚禁，请求减免死罪。诏令中书门下两省商议，认为杀人者处死，这是百王遵守的规矩；如果允许活命，这是诱导人们杀人。谏官也这样说。文宗认为上官兴为了免除父亲囚禁而自首，近于义，判处杖刑流放灵州，君子认为这是刑罚失当。文宗喜欢治理，自己小心谨慎，但是宦官肆意作恶不能制止。到了诛杀大臣，灭其家族，滥杀的人不可胜数，文宗心里知道他们冤枉，为此饮恨流泪，却不能拯救阻止。这说明仁者能够平定祸乱，而弱者只能放纵祸乱，可见刚强并不是不仁，而柔弱却是对仁的损害。

武宗用李德裕诛刘稹等，大刑举矣，而性严刻。故时，窃盗无死，所以原民情迫于饥寒也，至是赃满千钱者死，至宣宗乃罢之。而宣宗亦自喜刑名，常曰：“犯我法，虽子弟不宥也。”然少仁恩，唐德自是衰矣。

武宗任用李德裕诛杀刘稹等人，重大刑罚得以施行，但是武宗生性严苛。旧制，盗窃罪不判处死刑，这是因为体谅百姓是迫于饥寒，到这时赃物满一千钱的就处死，到宣宗才废除这个规定。而宣宗自己也喜欢严刑，常常说：“触犯我的法律，即使是子弟也不能宽恕。”但是缺少仁爱恩惠，唐朝的德政从此衰落了。

盖自高祖、太宗除隋虐乱，治以宽平，民乐其安，重于犯法，致治之美，几乎三代之盛时。考其推心恻物，其可谓仁矣！自高宗、武后以来，毒流邦家，唐祚绝而复续。玄宗初励精为政，二十年间，刑狱减省，岁断死罪才五十八人。以此见致治虽难，勉之则易，未有为而不至者。自此以后，兵革遂兴，国家多故，而人主规规，无复太宗之志。其虽有心于治者，亦不能讲考大法，而性有宽猛，凡所更革，一切临时苟且，或重或轻，徒为繁文，不足以示后世。而高祖、太宗之法，仅守而存。故自肃宗以来，所可书者几希矣；懿宗以后，无所称焉。

自从高祖、太宗去除隋朝的暴虐混乱，用宽厚平和治理国家，百姓安于太平，看重不犯法，治理达到美好境界，几乎接近夏商周三代的盛世。考察他们推己及人、怜悯万物，可以说是仁了！自从高宗、武后以来，毒害遍布国家，唐朝国运断绝而后又延续。玄宗初年励精图治，二十年间，刑罚狱讼减少，每年判决死罪才五十八人。由此可见，天下大治虽然难，努力去做也容易，没有努力去做却达不到的。从这以后，战争兴起，国家多灾多难，而君主循规蹈矩，不再有太宗的志向。即使有心治理天下的，也不能研究考察国家大法，而性情有宽有猛，所有的变革，都是临时苟且，或重或轻，只是增加繁琐条文，不足以示范后世。而高祖、太宗的法律，仅仅勉强保持着。所以自从肃宗以来，值得记载的已经很少了；懿宗以后，就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