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二十四史

新唐书 · 卷五十二·志第四十二

唐 · 欧阳修、宋祁 撰 [志]

逐段对照:上为原文,下为白话。译文仅供参考,请以原文为准。

食货二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其后国家侈费无节,而大盗起,兵兴,财用益屈,而租庸调法弊坏。

租庸调法是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从开元年间以后,天下的户籍长久没有重新编造,人口迁移死亡,田地买卖变更,贫富升降情况都与实际不符。后来国家奢侈浪费没有节制,加上安史之乱爆发,战争兴起,财政开支日益困窘,租庸调法已经败坏。

自代宗时,始以亩定税,而敛以夏秋。至德宗相杨炎,遂作两税法,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置两税使以总之,量出制入。户无主、客,以居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商贾税三十之一,与居者均役。田税视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定。遣黜陟使按比诸道丁产等级,免鳏寡惸独不济者。敢有加敛,以枉法论。议者以租、庸、调,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轻改。而德宗方信用炎,不疑也。旧户三百八十万五千,使者按比得主户三百八十万,客户三十万。天下之民,不土断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虚实。岁敛钱二千五十余万缗,米四百万斛,以供外;钱九百五十余万缗,米千六百余万斛,以供京师。

从代宗时期开始,才按田亩确定税额,分夏季和秋季两次征收。到德宗任用杨炎为宰相,就制定了两税法,规定夏税缴纳不超过六月,秋税缴纳不超过十一月。设置两税使总管此事,根据支出规模来确定收入数额。无论主户还是客户,都以现居住地登记入册;不分丁男和中男,都按照贫富程度确定等级。商人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税,与定居百姓一样负担徭役。田税按照大历十四年开垦田地的数额确定。派遣黜陟使核查各道人口财产等级,免除鳏寡孤独不能自给者的赋税。胆敢额外加税的,以违法论处。议论的人认为租庸调是高祖、太宗制定的旧法,不能轻易改动。但德宗正信任杨炎,不怀疑他的做法。原先户籍上有三百八十万五千户,使者核查得到主户三百八十万,客户三十万。天下百姓不需要通过土断政策就定居下来,不需要重新编制户籍就掌握了实际情况。一年总共征收二千零五十多万缗钱,四百万斛米,供给地方;九百五十多万缗钱,一千六百多万斛米,供给京师。

税法既行,民力未及宽,而朱滔、王武俊、田悦合从而叛,用益不给,而借商之令出。初,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请借富商钱,德宗以问度支杜佑,以为军费裁支数月,幸得商钱五百万缗,可支半岁,乃以户部侍郎赵赞判度支,代佑行借钱令,约罢兵乃偿之。京兆少尹韦桢、长安丞薛萃搜督甚峻,民有不胜其冤自经者,家若被盗。然总京师豪人田宅、奴婢之估,裁得八十万缗。又取僦柜纳质钱及粟麦粜于市者,四取其一,长安为罢市,市民相率遮邀宰相哭诉,卢杞疾驱而过。韦桢惧,乃请钱不及百缗、粟麦不及五十斛者免,而所获才二百万缗。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增其本道税钱,每缗二百,因诏天下皆增之。

两税法实行后,百姓财力还没有得到宽缓,而朱滔、王武俊、田悦联合叛乱,军费开支更加不足,于是征收借商钱的命令出台。起初,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请求向富商借钱,德宗就此询问度支杜佑,杜佑认为军费只能支撑数月,如果能得到五百万缗商人的钱,可以支撑半年,于是让户部侍郎赵赞兼管度支,代替杜佑执行借钱令,约定战争结束后偿还。京兆少尹韦桢、长安丞薛萃搜求督促十分严酷,百姓中有忍受不了冤屈而自杀的,家中就像被盗一样。但总共统计京师豪富田宅、奴婢的估价,只得到八十万缗。又对租赁柜房寄存的钱财以及在市场上出售的粟麦征收四分之一的税,长安因此罢市,百姓相继拦住宰相哭诉,卢杞驱车快速驶过不加理会。韦桢恐惧,于是请求钱不到一百缗、粟麦不到五十斛的免于征收,但所得也才二百万缗。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增加本道税钱,每缗增收二百文,于是诏令天下都这样增加。

自太宗时置义仓及常平仓以备凶荒,高宗以后,稍假义仓以给他费,至神龙中略尽。玄宗即位,复置之。其后第五琦请天下常平仓皆置库,以畜本钱。至是赵赞又言:"自军兴,常平仓废垂三十年,凶荒溃散,馁死相食,不可胜纪。陛下即位,京城两市置常平官,虽频年少雨,米不腾贵,可推而广之,宜兼储布帛。请于两都、江陵、成都、杨、汴、苏、洪置常平轻重本钱,上至百万缗,下至十万,积米、粟、布、帛、丝、麻、贵则下价而出之,贱则加估而收之。诸道津会置吏,阅商贾钱,每缗税二十,竹、木、茶、漆税十之一,以赡常平本钱。"德宗纳其策。属军用迫蹴,亦随而耗竭,不能备常平之积。是时,诸道讨贼,兵在外者,度支给出界粮。每军以台省官一人为粮料使,主供亿。士卒出境,则给酒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费。将士利之,逾境而屯。赵赞复请税间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为间,上间钱二千,中间一千,下间五百;匿一间,杖六十,告者赏钱五万。除陌法:公私贸易,千钱旧算二十,加为五十;物两相易者,约直为率。而民益愁怨。及泾原兵反,大謼长安市中曰:"不夺尔商户僦质,不税尔间架、除陌矣。"于是间架、除陌、竹、木、茶、漆、铁之税皆罢。

从太宗时设置义仓和常平仓来防备灾荒,高宗以后,逐渐借用义仓粮食供给其他费用,到神龙年间差不多耗尽。玄宗即位后,重新设置。后来第五琦请求天下常平仓都设置库房来储存本钱。到这时赵赞又说:"自从战争兴起,常平仓废弃将近三十年,灾荒年份百姓流离失所,饿死甚至人相食的情况,记载不完。陛下即位后,在京城东西两市设置常平官,虽然连年少雨,米价没有上涨,可以推广这种做法,应当同时储备布帛。请求在两都、江陵、成都、扬州、汴州、苏州、洪州设置常平轻重本钱,多的上百万缗,少的十万缗,储存米、粟、布、帛、丝、麻,物价贵时低价出售,物价贱时加价收购。在各道水陆要道和都会设置官吏,核查商人钱财,每缗征税二十文,竹、木、茶、漆征收十分之一的税,来补充常平本钱。"德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但由于军费紧迫,这些钱也随之消耗殆尽,没能积储起常平仓的粮食。这时,各道讨伐叛贼,出境作战的军队,由度支供给出境粮。每支军队由一名台省官员担任粮料使,主管供应。士卒出境后,还要供给酒肉。一名士卒出境,要兼供三人的费用。将士从中获利,越境屯驻不走。赵赞又请求征收间架税和除陌税。其方法是:房屋二架为一间,上等间收税二千钱,中等间一千钱,下等间五百钱;隐匿一间不报,杖责六十,告发者赏钱五万。除陌法:公私贸易,原先一千钱征税二十文,现在增加到五十文;物物交换的,估算价值按比例征税。百姓更加忧愁怨恨。等到泾原士兵反叛,在长安街市大声呼喊说:"不再夺取你们商户的典当钱财,不再征收你们的间架税、除陌税了。"于是间架税、除陌税、竹、木、茶、漆、铁的税都废除了。

朱泚平,天下户口三耗其二。贞元四年,诏天下两税审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户。自初定两税,货重钱轻,乃计钱而输绫绢。既而物价愈下,所纳愈多,绢匹为钱三千二百,其后一匹为钱一千六百,输一者过二,虽赋不增旧,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税物颁诸司,皆增本价为虚估给之,而缪以滥恶督州县剥价,谓之折纳。复有"进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微文,比大历之数再倍。又疠疫水旱,户口减耗,刺史析户,张虚数以宽责。逃死阙税,取于居者,一室空而四邻亦尽。户版不缉,无浮游之禁,州县行小惠以倾诱邻境,新收者优假之,唯安居不迁之民,赋役日重。帝以问宰相陆贽,贽上疏请厘革其甚害者,大略有六:

朱泚被平定后,天下户口损耗了三分之二。贞元四年,诏令天下审核两税等级高低,每三年核定一次户口。从最初制定两税法时,物价高钱值低,于是计算税额缴纳绫绢。后来物价越来越低,所缴纳的绢帛越来越多,原先一匹绢值三千二百钱,后来一匹绢值一千六百钱,原来缴纳一匹的现在要超过两匹,虽然赋税没有比原先增加,但百姓更加困窘了。度支把征收来的税物分给各部门,都抬高原价作为虚估供给,却又错误地以质量低劣为由责令州县压价收购,这叫做折纳。又有"进奉"、"宣索"名目,把摊派徭役改叫"召雇",把强行配购改叫"和市",用巧妙手段逃避法令,数额比大历年间增加了一倍。又加上瘟疫水旱灾害,户口减少,刺史拆分户口,夸大户数来减轻自己的责任。逃亡死亡者缺交的税额,都由现存住户承担,一家户口空虚,四邻的赋税也都交完了。户籍不整理,也没有禁止流动人口的措施,州县施行小恩小惠引诱邻境百姓,对新招收的户口优待放宽,只有安居不迁移的百姓,赋役一天天加重。皇帝就此询问宰相陆贽,陆贽上疏请求改革其中危害最大的,大致有六点:

其一曰:

第一点说:

国家赋役之法,曰租、曰调、曰庸。其取法远,其敛财均,其域人固。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天下法制均壹,虽转徙莫容其奸,故人无摇心。天宝之季,海内波荡,版图隳于避地,赋法坏于奉军。赋役旧法,行之百年,人以为便。兵兴,供亿不常,诛求隳制,此时弊,非法弊也。时有弊而未理,法无弊而已更。两税新制,竭耗编甿,日日滋甚。陛下初即位,宜损上益下,啬用节财,而摘郡邑,验簿书,州取大历中一年科率多者为两税定法,此总无名之暴赋而立常规也。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两税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税轻,多者税重。不知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贵而人莫窥者;有场圃、囷仓,直轻而众以为富者;有流通蕃息之货,数寡而日收其赢者;有庐舍器用,价高而终岁利寡者。计估算缗,失平长伪,挟轻费转徙者脱徭税,敦本业者困敛求。此诱之为奸,驱之避役也。今徭赋轻重相百,而以旧为准,重处流亡益多,轻处归附益众。有流亡则摊出,已重者愈重;有归附则散出,已轻者愈轻。人婴其弊。愿诏有司与宰相量年支,有不急者罢之,广费者节之。军兴加税,诸道权宜所增,皆可停。税物估价,宜视月平,至京与色样符者,不得虚称折估。有滥恶,罪官吏,勿督百姓。每道以知两税判官一人与度支参计户数,量土地沃瘠、物产多少为二等,州等下者配钱少,高者配钱多。不变法而逋逃渐息矣。

国家的赋役制度,分为租、调、庸。这种制度起源久远,征税公平,限制百姓固定不变。有田地就有租,有家室就有调,有丁身就有庸,天下法律制度公平统一,即使人口迁移也不能作奸犯科,所以百姓没有动摇之心。天宝末年,天下动荡,户籍版图因人们逃难而毁坏,赋税制度因军费供应而破坏。旧的赋役法,已经实行了百年,人们习惯它感到方便。战争兴起后,供应没有常规,横征暴敛破坏了制度,这是时势的弊病,不是制度本身有弊病。时势有弊病没有整治,制度没有弊病却已经更改。两税新制度,耗尽了百姓财力,一天比一天严重。陛下刚刚即位,本应该损上益下,节约用度,却搜刮郡县,核验簿书,每州选取大历年间一年中征收数额最多的作为两税定额,这是汇集了无名的暴敛而确立为固定制度。财富的产生,必须依赖人力。两税法以资产为依据,不以人丁为本,资产少的税轻,资产多的税重。却不知道有的财产藏在怀抱箱柜中,物品贵重别人却看不见;有的只是场院仓库,价值轻人们却认为富有;有的是流通生利的货物,数量少却每天能获得盈利;有的是房屋器具,价格高却整年获利很少。估算资产按缗征税,就会失去公平助长欺诈,带着轻便财产迁移的人免除徭役赋税,安心务农的人却被搜刮困窘。这是引诱人们作奸,驱使人们逃避徭役。如今徭赋轻重相差百倍,却仍以旧额为准,税重的地方流亡的人越来越多,税轻的地方归附的人越来越多。有流亡就把缺额摊派给他人,已经重的赋税就更重;有归附就把税额分散出去,已经轻的赋税就更轻。人们深受这种弊病的祸害。希望诏令有关部门与宰相估量每年开支,不急需的项目废除,过大的开支加以裁减。战争兴起后增加的赋税,各道临时增加的,都可以停止。税物估价,应当参照每月的平均价格,运到京城与色样符合的,不得虚称折价。质量低劣的,处罚官吏,不要责令百姓。每道任命一名两税判官和度支一起统计户数,根据土地肥瘦、物产多少分为二等,下等州分配的钱少,高等州分配的钱多。这样不需要改变税法而逃荒流亡就会逐渐停止了。

其二曰:

第二点说:

播殖非力不成,故先王定赋以布、麻、缯、纩、百谷,勉人功也。又惧物失贵贱之平,交易难准,乃定货泉以节轻重。盖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则谷帛,人所为也;钱货,官所为也。人所为者,租税取焉;官所为者,赋敛舍焉。国朝著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曷尝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今两税效算缗之末法,估资产为差,以钱谷定税,折供杂物,岁目颇殊。所供非所业,所业非所供,增价以市所无,减价以货所有,耕织之力有限,而物价贵贱无常。初定两税,万钱为绢三匹,价贵而数不多。及给军装,计数不计价,此税少国用不充也。近者万钱为绢六匹,价贱而数加。计口蚕织不殊,而所输倍,此供税多人力不给也。宜令有司覆初定两税之岁绢、布定估,为布帛之数,复庸、调旧制,随土所宜,各脩家技。物甚贱,所出不加;物甚贵,所入不减。且经费所资,在钱者独月俸、资课,以钱数多少给布,广铸而禁用铜器,则钱不乏。有籴盐以入直,榷酒以纳资,何虑无所给哉!

种植不靠人力不能成功,所以先王用布、麻、丝绵、各种谷物来确定赋税,这是为了鼓励人们努力耕作。又担心物价失去贵贱平衡,交易难以准确,于是制定钱币来调节轻重。国家的财利大权,由官府掌握,不交给臣下。这样说来,谷物布帛,是百姓生产的;钱币,是官府铸造的。百姓生产的,就从中征收租税;官府铸造的,就不向百姓征收。本朝法令明确规定,租缴纳谷物,庸缴纳绢,调缴纳丝、绵、布、麻,何曾禁止私人铸钱而一定要用钱币纳税呢?现在两税法仿效算缗钱的末流方法,估算资产确定等级,用钱谷确定税额,折合缴纳各种杂物,每年的名目很不相同。所缴纳的不是自己生产的,自己生产的不是需要缴纳的,百姓要高价买入自己没有的,低价卖出自己生产的,耕织的人力有限,而物价贵贱变化无常。最初制定两税法时,一万钱相当于三匹绢,物价高所以缴纳数量不多。等到供应军装,只计算数量不计算物价,这就造成税收少而国家用度不足。近来一万钱相当于六匹绢,物价低所以缴纳数量增加。按人口计算养蚕织帛没有差别,但所缴纳的却增加一倍,这就是缴税多而人力不够供给。应当命令有关部门按照最初制定两税那一年的绢、布价格重新估算,确定布帛的数量,恢复租庸调的旧制度,根据土地所宜,各自从事家庭生产。物价很低时,缴纳的数量不增加;物价很高时,收入也不减少。而且经费开支中,只有月俸、资课用钱,按照钱数多少折给布帛,大量铸钱并禁止使用铜器,那么钱币就不会缺乏。还有买盐缴纳的价款,榷酒所得的收入,何必担心没有供给呢!

其三曰:

第三点说:

廉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一曰户口增加,二曰田野垦辟,三曰税钱长数,四曰率办先期。夫贵户口增加,诡情以诱奸浮,苛法以析亲族,所诱者将议薄征则遽散,所析者不胜重税而亡,有州县破伤之病;贵田野垦辟,率民殖荒田,限年免租,新亩虽辟,旧畬芜矣,人以免租年满,复为污莱,有稼穑不增之病;贵税钱长数,重困疲羸,捶骨沥髓,苟媚聚敛之司,有不恤人之病;贵率办先期,作威残人,丝不容织,粟不暇舂,贫者奔迸,有不恕物之病:四病繇考核不切事情之过。验之以实,则租赋所加,固有受其损者,此州若增客户,彼郡必减居人。增处邀赏而税数加,减处惧罪而税数不降。国家设考课之法,非欲崇聚敛也。宜命有司详考课绩,州税有定,徭役有等,覆实然后报户部。若人益阜实,税额有余,据户均减十三为上课,减二次之,减一又次之。若流亡多,加税见户者,殿亦如之。民纳租以去岁输数为常,罢据额所率者。增辟勿益租,废耕不降数。定户之际,视杂产以校之。田既有常租,则不宜复入两税。如此,不督课而人人乐耕矣。

观察使考核官吏的才能分为四科,第一是户口增加,第二是田地开垦,第三是税钱增长,第四是按期提前完成。看重户口增加,就会弄虚作假引诱奸邪浮浪之人,用苛刻法令拆分亲族户口,引诱来的人一说到要征税就很快散走,被拆分的人受不了重税而逃亡,造成州县残破的弊病;看重田地开垦,驱使百姓开垦荒田,规定年限免除租税,新田虽然开垦了,旧田却荒芜了,等到免租年限期满,新开的田又变成荒地,造成粮食产量没有增加的弊病;看重税钱增长,加重压迫穷困百姓,敲骨吸髓,苟且讨好聚敛的部门,造成不体恤百姓的弊病;看重提前完成,作威残害百姓,丝还没织好,谷还没舂好,穷人四处逃亡,造成不宽容待人的弊病:这四种弊病都是因为考核不符合实际情况造成的。用实际情况检验,增加租赋,本来就有人受到损害,这个州如果增加了客户,那个郡一定会减少居民。增加的地方邀功请赏而税额增加,减少的地方害怕获罪而税额不降低。国家设立考核制度,不是为了推崇聚敛。应当命令有关部门详细考核政绩,州税有定额,徭役有等级,核实之后上报户部。如果人口增加,税额有余,按照户数平均减去十分之十三为上等考核成绩,减去十分之二次之,减去十分之一又次之。如果流亡多,对现存户口增加税额,也按照这个标准定殿级。百姓缴纳租税以去年缴纳数额为定额,废除按照比例摊派的做法。新增开垦的田地不增加租税,废弃耕种的不降低税额。核定户口的时候,参照其他财产校定。田地既然已经有固定租税,就不应该再计入两税。这样,不用督促考核而人人都乐于耕种了。

其四曰:

第四点说:

明君不厚所资而害所养,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家给然后敛余财。今督收迫促,蚕事方兴而输缣,农功未艾而敛谷。有者急卖而耗半直,无者求假费倍。定两税之初,期约未详,属征役多故,率先限以收。宜定税期,随风俗时候,务于纾人。

贤明的君主不会为了增加国家资财而伤害养育的百姓,所以先安排百姓农事然后使用闲暇劳力,百姓家用充足然后征收多余的财物。现在督促征收紧迫,养蚕刚刚开始就催缴绢帛,农事还没结束就征收谷物。有东西的急于卖掉损失一半价值,没有东西的要借高利贷花费加倍。当初制定两税法的时候,期限规定不详尽,加上征役频繁,所以要求提前限期征收。应当确定纳税期限,按照风俗习惯和季节,务必使百姓舒缓。

其五曰:

第五点说:

顷师旅亟兴,官司所储,唯给军食,凶荒不遑赈救。人小乏则取息利,大乏则鬻田庐。剑<*禾蒦始毕,执契行贷,饥岁室家相弃,乞为奴仆,犹莫之售,或缢死道途。天灾流行,四方代有。税茶钱积户部者,宜计诸道户口均之。谷麦熟则平籴,亦以义仓为名,主以巡院。时稔伤农,则优价广籴,谷贵而止;小歉则借贷。循环敛散,使聚谷幸灾者无以牟大利。

近来战争频繁,官府储存的粮食,只供应军粮,灾荒之年来不及赈济救助。百姓小困难就要借高利贷,大困难就要卖掉田宅。收割刚刚结束,就拿着契书去借贷,饥荒年份家庭离散,请求做人家奴仆,还没人要,有的人就缢死在路上。天灾流行,各地不断发生。积存在户部的税茶钱,应当按照各道户口平均分配。谷麦成熟时平价收购,也用义仓为名,由巡院主管。丰收年份谷贱伤农,就高价广泛收购,谷价上涨后停止;小灾歉收就借贷出去。这样循环收集散发,使囤积谷物幸灾乐祸的人不能牟取暴利。

其六曰:

第六点说:

古者百亩地号一夫,盖一夫授田不得过百亩,欲使人不废业,田无旷耕。今富者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家,为其私属,终岁服劳,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京畿田亩税五升,而私家收租亩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穑者安得足食?宜为占田条限,裁租价,损有余,优不足,此安富恤穷之善经,不可舍也。

古时候百亩地称为一夫,一个人授田不超过百亩,想要使人们不荒废本业,田地没有闲置不耕的。现在富人有万亩田地,穷人没有立足之地,依附豪强,做他们的私属,整年服役,还常常担心吃不饱。有田地的人家坐收租税,京畿地区每亩田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每亩一石,官府收一份,私家收十份,种地的人怎么能吃饱?应当制定占田限额,裁减租价,损有余,补不足,这是安定富人救济穷人的好办法,不能舍弃。

贽言虽切,以谗逐,事无施行者。

陆贽的话虽然恳切,但因为被谗言驱逐,事情没有得到施行。

十二年,河南尹齐抗复论其弊,以为:"军兴,国用稍广,随要而税,吏扰人劳。陛下变为两税,督纳有时,贪暴无容其奸。二十年间,府库充牣。但定税之初,钱轻货重,故陛下以钱为税。今钱重货轻,若更为税名,以就其轻,其利有六:吏绝其奸,一也;人用不扰,二也;静而获利,三也;用不乏钱,四也;不劳而易知,五也;农桑自劝,六也。百姓本出布帛,而税反配钱,至输时复取布帛,更为三估计折,州县升降成奸。若直定布帛,无估可折。盖以钱为税,则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觉。今两税出于农人,农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用布帛处多,用钱处少,又有鼓铸以助国计,何必取于农人哉?"疏入,亦不报。

贞元十二年,河南尹齐抗又论述两税法的弊病,认为:"战争兴起后,国家开支逐渐增大,随着需要随时征税,官吏扰民百姓劳苦。陛下改为两税法,督促缴纳有固定期限,贪婪暴虐不能得逞。二十年间,府库充实。只是当初定税的时候,钱贱物贵,所以陛下用钱确定税额。现在钱贵物贱,如果改成以布帛为税名,顺应物轻的形势,有六点好处:官吏杜绝奸邪,这是第一;百姓不受侵扰,这是第二;国家安稳获利,这是第三;用度不缺钱财,这是第四;不辛劳而且容易核算,这是第五;农桑得到鼓励,这是第六。百姓本来生产布帛,而征税反而折算成钱,到缴纳时又征收布帛,还要多次估价折算,州县从中上下其手作奸。如果直接确定布帛税额,就没有估价折算的事。因为用钱征税,百姓人力耗尽而官府还不知道。现在两税都出自农民,农民所有的,只有布帛罢了。用布帛的地方多,用钱的地方少,又有铸钱来满足国家用度,何必一定要从农民那里获取呢?"奏疏呈上,也没有答复。

初,德宗居奉天,储畜空窘,尝遣卒视贼,以苦寒乞襦绔,帝不能致,剔亲王带金而鬻之。朱泚既平,于是帝属意聚敛,常赋之外,进奉不息。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有"日进",江西观察使李兼有"月进",淮南节度使杜亚、宣歙观察使刘赞、镇海节度使王纬、李锜皆徼射恩泽,以常赋入贡,名为"羡余"。至代易又有"进奉"。当是时,户部钱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矫密旨加敛,谪官吏、刻禄禀,增税通津、死人及蔬果。凡代易进奉,取于税入,十献二三,无敢问者。常州刺史裴肃鬻薪炭案纸为进奉,得迁浙东观察使。刺史进奉,自肃始也。刘赞卒于宣州,其判官严绶倾军府为进奉,召为刑部员外郎。判官进奉,自绶始也。自裴延龄用事,益为天子积私财,而生民重困。延龄死,而人相贺。

当初,德宗住在奉天,储备空虚困窘,曾经派士兵侦察贼寇,士兵因为寒冷乞讨短袄裤子,皇帝拿不出来,剔下亲王腰带上的金饰卖掉。朱泚被平定后,于是皇帝专心聚敛,正常赋税之外,进奉不断。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有"日进",江西观察使李兼有"月进",淮南节度使杜亚、宣歙观察使刘赞、镇海节度使王纬、李锜都追求恩宠,把正常赋税拿来进奉,叫做"羡余"。到换任时又有"进奉"。在这时,户部的钱物,所在州府和巡院都可以擅自截留,有的假传密旨增加征收,贬谪官吏,克扣俸禄,在渡口对死人甚至蔬菜水果都增加税收。凡是换任进奉,都是从税收中取出,十分之中只进献二三分,没人敢过问。常州刺史裴肃卖掉柴炭案纸作为进奉,得以升任浙东观察使。刺史进奉,从裴肃开始。刘赞死在宣州,他的判官严绶把军府的钱财全部拿出来作为进奉,被征召为刑部员外郎。判官进奉,从严绶开始。自从裴延龄掌权,更加为天子积聚私财,百姓更加穷困。裴延龄死后,人们相互庆贺。

是时,宫中取物于市,以中官为宫市使。两市置"白望"数十百人,以盐估敝衣、绢帛,尺寸分裂酬其直。又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钱,有赍物入市而空归者。每中官出,沽浆卖饼之家皆彻肆塞门。谏官御史数上疏谏,不听,人不堪其弊。户部侍郎苏弁言:"京师游手数千万家,无生业者仰宫市以活,奈何罢?"帝悦,以为然。京兆尹韦凑奏:"小人因宫市为奸,真伪难辨,宜下府县供送。"帝许之。中官言百姓赖宫市以养者也,凑反得罪。

这时,宫中在市场上购买物品,让宦官担任宫市使。东西两市设置了"白望"几十上百人,用盐估作价的破衣、绢帛,剪开尺寸折算价钱。还要索取进奉门户钱和脚价钱,有带着货物进入市场而空手回去的。每次宦官出宫,卖浆卖饼的店铺都关门停业。谏官御史多次上疏进谏,皇帝不听,百姓受不了这种危害。户部侍郎苏弁说:"京师游手好闲的有几千万家,没有生计的依靠宫市生活,为什么要废除?"皇帝高兴,认为说得对。京兆尹韦凑上奏说:"小人借着宫市作恶,真假难辨,应该让府县供应送进宫。"皇帝答应了。宦官说百姓依靠宫市养活,韦凑反而获罪。

顺宗即位,乃罢宫市使及盐铁使月进;宪宗又罢除官受代进奉及诸道两税外榷率,分天下之赋以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垍又令诸道节度、观察调费取于所治州,不足则取于属州,而属州送使之余与其上供者,皆输度支。是时,因德宗府库之积,颇约费用,天子身服澣濯。及刘辟、李锜既平,訾藏皆入内库。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河东节度使王锷进献甚厚,翰林学士李绛尝谏曰:"方镇进献,因缘为奸,以侵百姓,非圣政所宜。"帝喟然曰:"诚知非至德事,然两河中夏贡赋之地,朝觐久废,河、湟陷没,烽候列于郊甸。方刷祖宗之耻,不忍重敛于人也。"然独不知进献之取于人者重矣。

顺宗即位,就废除了宫市使和盐铁使月进;宪宗又废除了官员更替进奉和各道两税之外的专卖征税,把天下赋税分为三部分:第一叫上供,第二叫送使,第三叫留州。宰相裴垍又命令各道节度使、观察使的调度费用从所治理的州取用,不够就从属州取用,属州送使之后的剩余和上供的部分,都输送给度支。这时,靠着德宗府库的积蓄,很能节约费用,天子亲身穿着洗过的衣服。等到刘辟、李锜被平定后,他们的财产都收入内库。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河东节度使王锷进献很丰厚,翰林学士李绛曾经进谏说:"方镇进奉,借此作恶,侵害百姓,不是圣明政治所应该有的。"皇帝叹息说:"我确实知道这不是最高德行的事,然而两河是中原贡赋之地,朝觐已经长久废弛,河、湟地区陷落,烽火台一直排列到郊外。正要洗刷祖宗的耻辱,不忍心对百姓加重征税。"但却不知道这些进奉都是从百姓那里重重榨取来的。

及讨淮西,判度支杨于陵坐馈餫不继贬,以司农卿皇甫镈代之,由是益为刻剥。司农卿王遂、京兆尹李翛号能聚敛,乃以为宣歙、浙西观察使,予之富饶之地,以办财赋。盐铁使王播言:"刘晏领使时,自按租庸,然后知州县钱谷利病虚实。"乃以副使程异巡江、淮,核州府上供钱谷。异至江、淮,得钱百八十五万贯。其年,遂代播为盐铁使。是时,河北兵讨王承宗,于是募人入粟河北、淮西者,自千斛以上皆授以官。度支盐铁与诸道贡献尤甚,号"助军钱"。及贼平,则有贺礼及助赏设物。群臣上尊号,又有献贺物。

等到讨伐淮西,判度支杨于陵因为运送军粮不连续获罪被贬,让司农卿皇甫镈代替他,从此更加剥削百姓。司农卿王遂、京兆尹李翛号称能聚敛,于是让他们担任宣歙、浙西观察使,给他们富饶的地区,来办理财赋。盐铁使王播说:"刘晏担任盐铁使时,亲自核查租庸,然后才知道州县钱谷利弊虚实。"于是让副使程异巡视江、淮,核实州府上供的钱谷。程异到江、淮,得到一百八十五万贯钱。这一年,就代替王播担任盐铁使。这时,河北军队讨伐王承宗,于是招募人向河北、淮西运送粮食,从一千斛以上都授予官职。度支盐铁和各道贡献更加厉害,号称"助军钱"。等到贼寇平定,就有贺礼和助赏物资。群臣上尊号,又有进献贺物。

穆宗即位,一切罢之,两税外加率一钱者,以枉法赃论。然自在藩邸时,习见用兵之弊,以谓戎臣武卒,法当姑息。及即位,自神策诸军,非时赏赐,不可胜纪。已而幽州兵囚张弘靖,镇州杀田弘正,两镇用兵,置南北供军院。而行营军十五万,不能亢两镇万余之众。而馈运不能给,帛粟未至而诸军或强夺于道。

穆宗即位,全部废除这些,两税之外额外增收一钱的,以枉法贪赃论处。但是穆宗在藩王府的时候,习惯看到用兵的弊病,认为对于武将士兵,按法应当姑息。等到即位,对神策各军,不时赏赐,多得记载不完。不久幽州军队囚禁张弘靖,镇州杀死田弘正,朝廷对两镇用兵,设置南北供军院。而朝廷行营军队十五万,不能抵挡住两镇一万多人。运输供应不能跟上,帛粟还没运到,各军有的就在路上强行抢夺。

盖自建中定两税,而物轻钱重,民以为患,至是四十年。当时为绢二匹半者为八匹,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帝亦以货轻钱重,民困而用不充,诏百官议革其弊。而议者多请重挟铜之律。户部尚书杨于陵曰:"王者制钱以权百货,贸迁有无,通变不倦,使物无甚贵甚贱,其术非它,在上而已。何则?上之所重,人必从之。古者权之于上,今索之于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昔广铸以资用,今减炉以废功;昔行之于中原,今泄之于边裔。又有闾井送终之唅,商贾贷举之积,江湖压覆之耗,则钱焉得不重,货焉得不轻?开元中,天下铸钱七十余炉,岁盈百万,今才十数炉,岁入十五万而已。大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杂铅铁以通时用,岭南杂以金、银、丹砂、象齿,今一用泉货,故钱不足。今宜使天下两税、榷酒、盐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钱,悉输以布帛谷粟,则人宽于所求,然后出内府之积,收市廛之滞,广山铸之数,限边裔之出,禁私家之积,则货日重而钱日轻矣。"宰相善其议。由是两税、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丝纩,租、庸、课、调不计钱而纳布帛,唯盐酒本以榷率计钱,与两税异,不可去钱。

自从建中年间制定两税法以来,物贱钱贵,百姓深受其害,到这时已经四十年了。原先折合二匹半绢的现在要八匹,大约增加了三倍。豪强大商,囤积钱币操纵物价,所以农民一天天困窘,工商业一天天发展。皇帝也因为物贱钱贵,百姓困窘而国家用度不足,诏令百官讨论改革这种弊病。议论的人大多请求加重对挟藏铜器的禁令。户部尚书杨于陵说:"圣王铸造钱币来衡量百货,促进商品交换,不断调节,使物价不会过高过低,方法没有别的,在于朝廷而已。为什么呢?朝廷重视的,百姓一定会跟着做。古时候权柄在朝廷,现在向民间搜求;从前钱币散在四方,现在都储藏在官府;从前大量铸造满足使用,现在减少铸炉废弃铸钱;从前钱币流通在中原,现在流失到边境。再加上民间丧葬用的含玉,商人放贷囤积,翻船沉没消耗,那么钱怎么能不升值,货物怎么能不贬值?开元年间,天下铸钱七十多炉,每年增加一百万,现在才十几炉,每年收入十五万而已。大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杂铸铅铁来流通使用,岭南杂铸金、银、丹砂、象牙,现在统一使用官方钱币,所以钱币不足。现在应该让天下两税、榷酒、盐利、上供以及留州、送使的钱,都用布帛谷物缴纳,这样百姓需求宽松,然后拿出内府的积蓄,收购市场上滞销的货物,增加开山铸钱的数量,限制钱币流出边境,禁止私人囤积,这样货物就会一天天升值而钱币一天天贬值了。"宰相认为他的建议很好。因此两税、上供、留州,都改用布帛、丝绵缴纳,租、庸、课、调不计算钱币而缴纳布帛,只有盐酒本来就是按税率计算钱数,和两税不同,不能去掉钱币。

文宗大和九年,以天下回残钱置常平义仓本钱,岁增市之。非遇水旱不增者,判官罚俸,书下考;州县假借,以枉法论。

文宗大和九年,用天下遗留的剩钱设置常平义仓本钱,每年增加收购谷物。不是遇到水旱灾害而不增加储备的,判官罚俸,考核定为下等;州县挪用,以违法论处。

文宗尝召盐仓御史崔虞问太仓粟数,对曰:"有粟二百五十万石。"帝曰:"今岁费广而所畜寡,奈何?"乃诏出使郎官、御史督察州县壅遏钱谷者。时豪民侵噬产业不移户,州县不敢徭役,而征税皆出下贫。至于依富室为奴客,役罚峻于州县。长吏岁辄遣吏巡覆田税,民苦其扰。

文宗曾经召见盐仓御史崔虞问太仓粮食数量,回答说:"有粮食二百五十万石。"皇帝说:"现在每年开支大而积蓄少,怎么办?"于是诏令出使郎官、御史监察州县截留钱谷的行为。当时豪强侵吞产业不迁移户口,州县不敢对他们征派徭役,征税都从下等贫民身上出。至于依附富家做奴客的,他们承受的役罚比州县还要严厉。长官每年总是派遣官吏巡视核查田税,百姓深受骚扰之苦。

武宗即位,废浮图法,天下毁寺四千六百、招提兰若四万,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田数千万顷,大秦穆护、袄二千余人。上都、东都每街留寺二,每寺僧三十人,诸道留僧以三等,不过二十人。腴田鬻钱送户部,中下田给寺家奴婢丁壮者为两税户,人十亩。以僧尼既尽,两京悲田养病坊,给寺田十顷,诸州七顷,主以耆寿。

武宗即位,废除佛教,天下拆毁四千六百所寺院、四万所招提兰若,登记僧尼二十六万五千人为民,奴婢十五万人,没收田地数千万顷,大秦穆护、祆教二千余人也还俗。上都、东都每条街保留两所寺院,每所寺院留三十名僧人,各道按三等保留僧人,最多不超过二十人。肥沃的田地卖钱送给户部,中等下等田地分给寺院奴婢中强壮的成为两税户,每人十亩。因为僧尼都已经还俗,两京的悲田养病坊,给十顷寺田,各州给七顷,由年高望重的人主管。

自会昌末,置备边库,收度支、户部、盐铁钱物。宣宗更号延资库。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属宰相,其任益重。户部岁送钱帛二十万,度支盐铁送者三十万,诸道进奉助军钱皆输焉。

从会昌末年开始,设置备边库,收纳度支、户部、盐铁的钱物。宣宗改名为延资库。起初让度支郎中主管,到后来交给宰相负责,责任更加重大。户部每年送二十万钱帛,度支盐铁送三十万,各道进奉的助军钱都输送到这里。

懿宗时,云南蛮数内寇,徙兵戍岭南。淮北大水,征赋不能办,人人思乱。及庞勋反,附者六七万。自关东至海大旱,冬蔬皆尽,贫者以蓬子为面,槐叶为齑。乾符初,大水,山东饥。中官田令孜为神策中尉,怙权用事,督赋益急。王仙芝、黄巢等起,天下遂乱,公私困竭。昭宗在凤翔,为梁兵所围,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而天子食粥,六宫及宗室多饿死。其穷至于如此,遂以亡。

懿宗时,云南蛮族多次入侵内地,朝廷调兵戍守岭南。淮北大水,赋税不能征收,人人想作乱。等到庞勋反叛,依附的有六七万人。从关东至海发生大旱,冬季蔬菜都绝收,穷人用蓬子做面,槐叶做齑。乾符初年,发生大水,山东饥荒。宦官田令孜担任神策中尉,依仗权势专权,催逼赋税更加急迫。王仙芝、黄巢等人起兵,天下于是大乱,公私财力都耗尽。昭宗在凤翔,被梁兵包围,城中人相食,父亲吃儿子,天子只能吃粥,六宫和宗室很多人饿死。唐朝穷困到这种地步,于是灭亡。

初,乾元末,天下上计百六十九州,户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二十四,不课者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口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不课者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减天宝户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口三千五百九十二万八千七百二十三。

当初,乾元末年,天下上报总计一百六十九州,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二十四户,不纳税的有一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户;人口一千六百九十九万零三百八十六,不纳税的有一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人。比天宝减少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户,减少三千五百九十二万八千七百二十三人。

元和中,供岁赋者,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户百四十四万,比天宝才四之一。兵食于官者八十三万,加天宝三之一,通以二户养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兵广,无上供。至长庆,户三百三十五万,而兵九十九万,率三户以奉一兵。至武宗即位,户二百一十一万四千九百六十。会昌末,户增至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

元和年间,供给每年赋税的,有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才占四分之一。由官府供给粮食的士兵八十三万,比天宝增加三分之一,总共两户供养一个士兵。京西北、河北因为屯兵多,没有上供。到长庆年间,三百三十五万户,而士兵九十九万,大约三户供养一个士兵。到武宗即位,二百一十一万四千九百六十户。会昌末年,户数增加到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户。

宣宗既复河、湟,天下两税、榷酒茶盐钱,岁入九百二十二万缗,岁之常费率少三百余万,有司远取后年乃济。及群盗起,诸镇不复上计云。

宣宗收复河、湟之后,天下两税、榷酒茶盐钱,每年收入九百二十二万缗,每年正常费用常常缺少三百多万,有关部门要预征次年赋税才能维持。等到群盗兴起,各镇就不再上报户口钱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