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 · 卷五十四·志第四十四

食货四唐有盐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隶度支。蒲州安邑、解县有池五，总曰"两池"，岁得盐万斛，以供京师。盐州五原有乌池、白池、瓦池、细项池，灵州有温泉池、两井池、长尾池、五泉池、红桃池、回乐池、弘静池、会州有河池，三州皆输米以代盐。安北都护府有胡落池，岁得盐万四千斛，以给振武、天德。黔州有井四十一，成州、巂州井各一，果、阆、开、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领之。邛、眉、嘉有井十三，剑南西川院领之。梓、遂、绵、合、昌、渝、泸、资、荣、陵、简有井四百六十，剑南东川院领之。皆随月督课。幽州、大同横野军有盐屯，每屯有丁有兵，岁得盐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负海州岁免租为盐二万斛以输司农。青、楚、海、沧、棣、杭、苏等州，以盐价市轻货，亦输司农。

唐朝有盐池十八处，盐井六百四十口，都隶属于度支司。蒲州安邑、解县有盐池五处，总称为"两池"，每年产盐一万斛，供应京师。盐州五原有乌池、白池、瓦池、细项池，灵州有温泉池、两井池、长尾池、五泉池、红桃池、回乐池、弘静池，会州有河池，这三州都缴纳米粮来代替盐税。安北都护府有胡落池，每年产盐一万四千斛，供给振武、天德两军。黔州有盐井四十一口，成州、巂州各有盐井一口，果州、阆州、开州、通州共有盐井一百二十三口，由山南西院管理。邛州、眉州、嘉州有盐井十三口，由剑南西川院管理。梓州、遂州、绵州、合州、昌州、渝州、泸州、资州、荣州、陵州、简州有盐井四百六十口，由剑南东川院管理。都按月督促征收盐税。幽州、大同横野军设有盐屯，每屯有民丁和士兵，每年产盐二千八百斛，差的也有一千五百斛。沿海各州每年免除租税，改缴盐二万斛运交司农寺。青州、楚州、海州、沧州、棣州、杭州、苏州等州，用盐价购买轻便货物，也运交司农寺。

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乾元元年，盐铁、铸钱使第五琦初变盐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监院，游民业盐者为亭户，免杂徭。盗鬻者论以法。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

天宝、至德年间，盐每斗十文钱。乾元元年，盐铁、铸钱使第五琦开始改革盐法，在靠近山海盐井盐灶等有利可图的地方设置监院，让游民从事盐业生产的称为亭户，免除他们的杂役。私自卖盐的依法论处。等到第五琦担任诸州榷盐铁使，将天下的盐全部实行专卖，每斗在时价基础上加价一百文出售，成为一百一十文。

自兵起，流庸未复，税赋不足供费，盐铁使刘晏以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于是上盐法轻重之宜，以盐吏多则州县扰，出盐乡因旧监置吏，亭户粜商人，纵其所之。江、岭去盐远者，有常平盐，每商人不至，则减价以粜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晏又以盐生霖潦则卤薄，暵旱则土溜坟，乃随时为令，遣吏晓导，倍于劝农。吴、越、扬、楚盐廪至数千，积盐二万余石。有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场，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大昌、候官、富都十监，岁得钱百余万缗，以当百余州之赋。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扬州、陈许、汴州、庐寿、白沙、淮西、甬桥、浙西、宋州、泗州、岭南、兖郓、郑滑，捕私盐者，奸盗为之衰息。然诸道加榷盐钱，商人舟所过有税。晏奏罢州县率税，禁堰埭邀以利者。晏之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明年而晏罢。

自从战乱兴起，流亡的雇工未能恢复，税收不足以支付费用，盐铁使刘晏认为对百姓急需的物品征税，国家就能满足开支。于是上奏盐法轻重的适宜办法，认为盐官太多就会骚扰州县，在产盐乡沿袭旧监设置官吏，亭户将盐卖给商人，任凭他们自由贩运。江、岭一带距离盐产地较远的地方，设有常平盐，每当商人不来，就降价卖给百姓，官府收取厚利而百姓不觉得盐价贵。刘晏又认为盐遇到久雨积水就会盐卤稀薄，干旱时盐土就会开裂隆起，于是随时节发布政令，派遣官吏宣传指导，比劝农还要加倍用心。吴、越、扬、楚等地的盐仓多达数千，积盐二万多石。设有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个盐场，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大昌、候官、富都十个盐监，每年得钱一百余万缗，抵得上百余州的赋税。从淮北设置十三个巡院，即扬州、陈许、汴州、庐寿、白沙、淮西、甬桥、浙西、宋州、泗州、岭南、兖郓、郑滑，抓捕私盐贩子，奸盗因此衰减平息。然而各道加征盐税钱，商人的船只经过之处都要纳税。刘晏奏请罢除州县的额外征税，禁止拦河设堰阻截以牟利的行为。刘晏刚到任时，盐利每年才四十万缗，到大历末年，达到六百余万缗。天下的赋税收入，盐利占了一半，宫廷的服饰车马、军饷、百官俸禄都依赖盐利供给。第二年刘晏被罢免。

贞元四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奏加民赋，自此江淮盐每斗亦增二百，为钱三百一十，其后复增六十，河中两池盐每斗为钱三百七十。江淮豪贾射利，或时倍之，官收不能过半，民始怨矣。

贞元四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上奏增加百姓赋税，从此江淮盐每斗也增加二百文，为三百一十文，其后又增加六十文，河中两池盐每斗为三百七十文。江淮的大商人追逐利润，有时售价翻倍，官府收入不能超过一半，百姓开始怨恨了。

刘晏盐法既成，商人纳绢以代盐利者，每缗加钱二百，以备将士春服。包佶为汴东水陆运、两税、盐铁使，许以漆器、玳瑁、绫绮代盐价，虽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广虚数以罔上。亭户冒法，私鬻不绝，巡捕之卒，遍于州县。盐估益贵，商人乘时射利，远乡贫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巡吏既多，官冗伤财，当时病之。其后军费日增，盐价浸贵，有以谷数斗易盐一升。私籴犯法，未尝少息。

刘晏的盐法既已制定，商人缴纳绢帛代替盐利时，每缗加收钱二百文，用来准备将士的春装。包佶担任汴东水陆运、两税、盐铁使时，允许用漆器、玳瑁、绫绮代替盐价，即使不能用的东西也高估价格出售，虚报大量数字欺骗朝廷。亭户违法，私下卖盐不绝，巡逻捕捉的士卒遍布州县。盐价越来越贵，商人乘机牟利，偏远乡村的贫民苦于高价，甚至有吃淡食的。巡吏既多，官员冗杂耗费钱财，当时的人都以此为患。此后军费日益增加，盐价逐渐昂贵，有用几斗谷子换一升盐的。私自买盐犯法，从未稍有停息。

顺宗时始减江淮盐价，每斗为钱二百五十，河中两池盐斗钱三百。增云安、涣阳、涂鞬三监。其后盐铁使李锜奏江淮盐斗减钱十以便民，未几复旧。方是时，锜盛贡献以固宠，朝廷大臣皆饵以厚货，盐铁之利积于私室，而国用耗屈，榷盐法大坏，多为虚估，率千钱不满百三十而已。兵部侍郎李巽为使，以盐利皆归度支，物无虚估，天下粜盐税茶，其赢六百六十五万缗。初岁之利，如刘晏之季年，其后则三倍晏时矣。两池盐利，岁收百五十余万缗。四方豪商猾贾、杂处解县，主以郎官，其佐贰皆御史。盐民田园籍于县，而令不得以县民治之。

顺宗时开始降低江淮盐价，每斗为二百五十文，河中两池盐每斗三百文。增设云安、涣阳、涂鞬三个盐监。其后盐铁使李锜上奏江淮盐每斗减钱十文以方便百姓，不久又恢复原价。正当此时，李锜大量进贡以巩固宠信，朝廷大臣都接受他丰厚的贿赂，盐铁的利润积聚在私人家里，而国家财用消耗枯竭，盐专卖法大坏，大多虚估价格，大约一千钱实际不到一百三十文而已。兵部侍郎李巽担任盐铁使，将盐利全部归入度支司，物价没有虚估，天下卖盐税茶，盈余六百六十五万缗。最初一年的利润，相当于刘晏在任的末年，其后则达到刘晏时期的三倍。两池的盐利，每年收入一百五十余万缗。四方的大商人狡猾商贾，混杂居住在解县，由郎官主管，其副手都是御史。盐民的田园户籍登记在县里，但县令不得将他们当作普通县民来治理。

宪宗之讨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镈加剑南东西两川、山南西道盐估以供军。贞元中，盗鬻两池盐一石者死，至元和中，减死流天德五城，镈奏论死如初。一斗以上杖背，没其车驴，能捕斗盐者赏千钱；节度观察使以判官、州以司录录事参军察私盐，漏一石以上罚课料；鬻两池盐者，坊市居邸主人、市侩皆论坐；盗刮硷土一斗，比盐一升。州县团保相察，比于贞元加酷矣。自兵兴，河北盐法羁縻而已。至皇甫镈，又奏置榷盐使，如江淮榷法，犯禁岁多。及田弘正举魏博归朝廷，穆宗命河北罢榷盐。户部侍郎张平叔议榷盐法弊，请粜盐可以富国，诏公卿议其可否。中书舍人韦处厚、兵部侍郎韩愈条诘之，以为不可，平叔屈服。是时奉天卤池生水柏，以灰一斛得盐十二斤，利倍硷卤。文帝时，采灰一斗，比盐一斤论罪。开成末，诏私盐月再犯者，易县令，罚刺史俸；十犯，则罚观察、判官课科。

宪宗讨伐淮西时，度支使皇甫镈增加剑南东西两川、山南西道的盐价以供应军需。贞元年间，盗卖两池盐一石的处死，到元和年间，减死罪为流放天德五城，皇甫镈上奏按当初的死刑论处。一斗以上杖打脊背，没收其车辆驴子，能捕获一斗私盐的赏钱一千文；节度观察使派判官、州里派司录录事参军监察私盐，漏查一石以上的罚课料钱；贩卖两池盐的，坊市居民和店主、市场经纪人一律连坐论罪；盗刮碱土一斗，等同私盐一升论处。州县团保相互监察，比起贞元年间更加严酷了。自从战事兴起，河北的盐法只是名义上维持而已。到皇甫镈时，又上奏设置榷盐使，按照江淮的专卖法，犯禁的人每年增多。等到田弘正率领魏博归顺朝廷，穆宗命令河北取消盐专卖。户部侍郎张平叔议论盐专卖法的弊端，请求卖盐可以使国家富裕，诏令公卿讨论是否可行。中书舍人韦处厚、兵部侍郎韩愈逐条诘问，认为不可行，张平叔屈服。这时奉天盐池生出水柏，用一斛灰可得盐十二斤，利润比碱卤加倍。文帝时，采灰一斗，等同私盐一斤论罪。开成末年，诏令私盐一月内两次犯法的，更换县令，罚刺史俸禄；十次犯法，则罚观察使、判官的课料钱。

宣宗即位，茶、盐之法益密，粜盐少、私盗多者，谪观察、判官，不计十犯。户部侍郎、判度支卢弘止以两池盐法敝，遣巡院官司空舆更立新法，其课倍入，迁榷盐使。以壕篱者，盐池之堤禁，有盗坏与鬻硷皆死，盐盗持弓矢者亦皆死刑。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又言："两池盐盗贩者，迹其居处，保、社按罪。鬻五石，市二石，亭户盗粜二石，皆死。"是时江、吴群盗，以所剽物易茶盐，不受者焚其室庐，吏不敢枝梧，镇戍、场铺、堰埭以关通致富。宣宗乃择尝更两畿辅望县令者为监院官。户部侍郎裴休为盐铁使，上盐法八事，其法皆施行，两池榷课大增。

宣宗即位，茶、盐的法令更加严密，卖盐少、私盐盗卖多的，贬谪观察使、判官，不论十次犯法。户部侍郎、判度支卢弘止因为两池盐法败坏，派遣巡院官司空舆重新制定新法，其税收成倍增加，升迁为榷盐使。壕篱是盐池的堤防禁界，有盗挖破坏和贩卖碱土的都处死，盐盗手持弓箭的也都处以死刑。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又说："两池盐盗贩者，追查其住处，保、社按罪论处。卖五石，买二石，亭户盗卖二石，都处死。"这时江、吴一带的群盗，用所抢掠的物品交换茶盐，不接受的就烧毁其房屋，官吏不敢抵抗，镇戍、场铺、堰埭都通过关卡交通致富。宣宗于是选择曾经经历两畿辅有声望的县令担任监院官。户部侍郎裴休担任盐铁使，上奏盐法八条，这些法令都施行了，两池专卖税收大幅增加。

其后兵遍天下，诸镇擅利，两池为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所有，岁贡盐三千车。中官田令孜募新军五十四都，餫转不足，乃倡议两池复归盐铁使，而重荣不奉诏，至举兵反，僖宗为再出，然而卒不能夺。

此后战事遍及天下，各镇独占利益，两池被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占有，每年进贡盐三千车。宦官田令孜招募新军五十四都，粮饷转运不足，于是倡议两池重归盐铁使管辖，但王重荣不接受诏令，甚至起兵反叛，僖宗因此再次出逃，然而最终也不能夺回。

唐初无酒禁。乾元元年，京师酒贵，肃宗以禀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麦熟如初。二年，饥，复禁酤，非光禄祭祀、燕蕃客，不御酒。广德二年，定天下酤户以月收税。建中元年，罢之。三年，复禁民酤，以佐军费，置肆酿酒，斛收直三千，州县总领，醨薄私酿者论其罪。寻以京师四方所凑，罢榷。贞元二年，复禁京城、畿县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钱百五十，免其徭役，独淮南、忠武、宣武、河东榷麹而已。元和六年，罢京师酤肆，以榷酒钱随两税青苗敛之。大和八年，遂罢京师榷酤。凡天下榷酒为钱百五十六万余缗，在酿费居三之一，贫户逃酤不在焉。昭宗世，以用度不足，易京畿近镇麹法，复榷酒以赡军，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方专其利，按兵请入奏利害，天子遽罢之。

唐朝初年没有酒禁。乾元元年，京师酒价昂贵，肃宗因为粮食正短缺，于是禁止京城卖酒，约定到麦熟时恢复如初。二年，发生饥荒，又禁止卖酒，除非光禄寺祭祀、宴请蕃客，不得饮酒。广德二年，规定天下酒户按月收税。建中元年，取消此税。三年，又禁止百姓卖酒，以补助军费，设置店铺酿酒，每斛收钱三千，州县统一管理，酒味淡薄私自酿造的论罪。不久因为京师是四方汇聚之地，取消了专卖。贞元二年，又禁止京城、畿县卖酒，天下设置店铺卖酒的，每斗收钱一百五十文，免除其徭役，只有淮南、忠武、宣武、河东实行酒曲专卖而已。元和六年，取消京师卖酒店铺，将酒税钱随两税青苗钱一起征收。大和八年，于是取消京师酒专卖。总计天下酒税为一百五十六万余缗，其中酿造费用占三分之一，贫困的逃税酒户不在其中。昭宗时期，因为费用不足，改变京畿附近藩镇的酒曲法，又实行酒专卖以供给军队，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正独占其利，按兵不动请求入朝奏报利害，天子立即取消了这个做法。

初，德宗纳户部侍郎赵赞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平本钱。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诏亟罢之。及朱泚平，佞臣希意兴利者益进。贞元八年，以水灾减税，明年，诸道盐铁使张滂奏：出茶州县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税其一。自是岁得钱四十万缗，然水旱亦未尝拯之也。

起初，德宗采纳户部侍郎赵赞的建议，对天下的茶、漆、竹、木征税，十取其一，作为常平仓的本钱。等到出奔奉天，才追悔，下诏紧急取消此税。等到朱泚之乱平定，迎合旨意兴利聚敛的佞臣更加被进用。贞元八年，因水灾减税，第二年，诸道盐铁使张滂上奏：在产茶州县的山中以及商人经过的要道，按三等确定估价，十分中征税一分。从此每年得钱四十万缗，但水旱灾害时也未曾用这些钱来救济百姓。

穆宗即位，两镇用兵，帑藏空虚，禁中起百尺楼，费不可胜计。盐铁使王播图宠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江淮、浙东西、岭南、福建、荆襄茶，播自领之，两川以户部领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两，播又奏加取焉。右拾遗李珏上疏谏曰："榷率起于养兵，今边境无虞，而厚敛伤民，不可一也；茗饮，人之所资，重税则价必增，贫弱益困，不可二也；山泽之饶，其出不訾，论税以售多为利，价腾踊则市者稀，不可三也。"其后王涯判二使，置榷茶使，徙民茶树于官场，焚其旧积者，天下大怨。令狐楚代为盐铁使兼榷茶使，复令纳榷，加价而已。李石为相，以茶税皆归盐铁，复贞元之制。

穆宗即位，两镇用兵，国库空虚，宫中建造百尺高楼，费用不可胜计。盐铁使王播企图邀宠以求自保，于是增加天下茶税，大抵每百钱增加五十钱。江淮、浙东西、岭南、福建、荆襄的茶税，王播自己兼管，两川的茶税由户部管理。天下的茶每斤加至二十两，王播又上奏加收茶税。右拾遗李珏上疏劝谏说："专卖税兴起于养兵，如今边境没有忧患，却重敛伤害百姓，这是不可行的第一个理由；饮茶是人们的生活所需，加重税则价格必然上涨，贫弱之人更加困苦，这是不可行的第二个理由；山林湖泽的出产，数量不可计量，论税以售多为利，价格飞涨则买的人就少了，这是不可行的第三个理由。"其后王涯兼管盐铁、度支二使，设置榷茶使，将百姓的茶树迁移到官场，焚烧其旧有的积存茶叶，天下人非常怨恨。令狐楚接替担任盐铁使兼榷茶使，又命令缴纳茶税，只是加价而已。李石为宰相，将茶税都归盐铁使管理，恢复贞元时期的制度。

武宗即位，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搨地钱"，故私贩益起。大中初，盐铁转运使裴休著条约：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行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庐、寿、淮南皆加半税，私商给自首之帖，天下税茶增倍贞元。江淮茶为大摸，一斤至五十两。诸道盐铁使于悰每斤增税钱五，谓之"剩茶钱"，自是斤两复旧。

武宗即位，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加江淮茶税。这时茶商经过的州县有重税，有的掠夺船只车辆，茶叶露天堆积在雨中，各道设置邸舍来收税，称为"搨地钱"，所以私贩更加猖獗。大中初年，盐铁转运使裴休制定条约：私自贩卖三次都达到三百斤的，才论死罪；长途结队贩运的，茶即使很少也处死；雇人运载三次犯法达到五百斤、居停主人和保人四次犯法达到千斤的，都处死；茶园户私自卖茶百斤以上，杖打脊背，三次犯法，加重徭役；砍伐茶园导致失业的，刺史、县令按纵容私盐论处。庐州、寿州、淮南都加收半税，给私商发自首凭证，天下茶税比贞元时期增加一倍。江淮茶制成大茶饼，一斤达到五十两。诸道盐铁使于悰每斤增加税钱五文，称为"剩茶钱"，从此每斤重量又恢复旧制。

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陕、宣、润、饶、衢、信五州，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锡山二，铜山四。汾州矾山七。麟德二年，废陕州铜冶四十八。

总计银、铜、铁、锡矿冶共一百六十八处。陕州、宣州、润州、饶州、衢州、信州等州，有银矿五十八处，铜矿九十六处，铁山五处，锡山二处，铜山四处。汾州有矾山七处。麟德二年，废弃陕州铜矿四十八处。

开元十五年，初税伊阳五重山银、锡。德宗时户部侍郎韩洄建议，山泽之利宜归王者，自是皆隶盐铁使。

开元十五年，开始对伊阳五重山的银、锡征税。德宗时户部侍郎韩洄建议，山林湖泽的收益应当归于君王，从此都隶属于盐铁使。

元和初，天下银治废者四十，岁采银万二千两，铜二十六万六千斤，铁二百七万斤，锡五万斤，铅无常数。

元和初年，天下银矿废弃的有四十处，每年采银一万二千两，铜二十六万六千斤，铁二百零七万斤，锡五万斤，铅的产量没有固定数额。

开成元年，复以山泽之利归州县，刺史选吏主之。其后诸州牟利以自殖，举天下不过七万余缗，不能当一县之茶税。及宣宗增河湟戍兵衣绢五十二万余匹。盐铁转运使裴休请复归盐铁使以供国用，增银冶二、铁山七十一，废铜冶二十七、铅山一。天下岁率银二万五千两、铜六十五万五千斤、铅十一万四千斤、锡万七千斤、铁五十三万二千斤。

开成元年，又将山林湖泽的收益归于州县，刺史选派官吏主管。其后各州牟利以自肥，全天下收入不过七万余缗，抵不上一个县的茶税。等到宣宗增加河湟戍兵的衣绢五十二万余匹，盐铁转运使裴休请求重新归于盐铁使以供给国家用度，增加银矿二处、铁山七十一处，废弃铜矿二十七处、铅山一处。天下每年大约产银二万五千两、铜六十五万五千斤、铅十一万四千斤、锡一万七千斤、铁五十三万二千斤。

隋末行五铢白钱，天下盗起，私铸钱行。千钱初重二斤，其后愈轻，不及一斤，铁叶、皮纸皆以为钱。高祖入长安，民间行线环钱，其制轻小，凡八九万才满半斛。

隋朝末年通行五铢白钱，天下盗贼蜂起，私人铸钱盛行。一千钱起初重二斤，后来愈来愈轻，不到一斤，铁片、皮纸都用来当钱使用。高祖进入长安，民间通行线环钱，其形制轻小，大约八九万钱才能装满半斛。

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径八分，重二铢四参，积十钱重一两，得轻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隶三体。洛、并、幽、益、桂等州皆置监。赐秦王、齐王三炉，右仆射裴寂一炉以铸。盗铸者论死，没其家属。

武德四年，铸造"开元通宝"，直径八分，重二铢四参，累计十钱重一两，取得了轻重大小的适中，钱文用八分书、篆书、隶书三种字体。洛州、并州、幽州、益州、桂州等州都设置钱监。赐给秦王、齐王各三座铸钱炉，右仆射裴寂一座铸钱炉来铸钱。私自铸钱的论处死刑，没收其家属。

其后盗铸渐起。显庆五年，以恶钱多，官为市之，以一善钱售五恶钱，民间藏恶钱以待禁驰。乾封元年，改铸"乾封泉宝"钱，径寸，重二铢六分，以一当旧钱之十。逾年而旧钱多废。明年，以商贾不通，米帛踊贵，复行开元通宝钱，天下皆铸之。然私钱犯法日蕃，有以舟筏铸江中者。诏所在纳恶钱，而奸亦不息。仪凤中，濒江民多私铸钱为业，诏巡江官督捕，载铜、锡、镴过百斤者没官。四年，命东都粜米粟，斗别纳恶钱百，少府、司农毁之。是时铸多钱贱，米粟踊贵，乃罢少府铸，寻复旧。永淳元年，私铸者抵死，邻、保、里、坊、村正皆从坐。武后时，钱非穿穴及铁锡铜液，皆得用之，熟铜、排斗、沙涩之钱皆售，自是盗铸蜂起，江淮游民依大山陂海以铸，吏莫能捕。

其后私自铸钱逐渐兴起。显庆五年，因为恶钱太多，官府为之收购，用一枚好钱换五枚恶钱，民间收藏恶钱等待禁令松弛。乾封元年，改铸"乾封泉宝"钱，直径一寸，重二铢六分，以一当旧钱十枚。过了一年旧钱大多废弃。第二年，因为商贾不通，米帛飞涨，又恢复通行开元通宝钱，天下都铸造此钱。然而私钱犯法日益增多，有用船筏在江中铸钱的。诏令各地收缴恶钱，但奸弊也不停息。仪凤年间，沿江百姓多以私铸钱为业，诏令巡江官监督追捕，运载铜、锡、镴超过一百斤的没收归官。四年，命令东都出售米粟，每斗另收恶钱一百文，少府、司农将其销毁。这时铸钱多而钱贱，米粟飞涨，于是停止少府铸钱，不久又恢复旧制。永淳元年，私铸钱者处以死刑，邻居、保人、里正、坊正、村正都连坐。武后时，钱只要不是穿孔以及铁锡铜液所铸，都可以使用，熟铜钱、排斗钱、沙涩钱都流通，从此盗铸蜂拥而起，江淮游民依靠大山海边来铸钱，官吏不能捕捉。

先天之际，两京钱益滥，郴、衡钱才有轮郭，铁锡五铢之属皆可用之。或熔锡摸钱，须臾百十。开元初，宰相宋璟请禁恶钱，行二铢四参钱，毁旧钱不可用者。江淮有官炉钱、偏炉钱、棱钱、时钱，遣监察御史萧隐之使江淮，率户出恶钱，捕责甚峻，上青钱皆输官，小恶者沈江湖，市井不通，物价益贵，隐之坐贬官。宋璟又请出米十万斛收恶钱，少府毁之。十一年，诏所在加铸，禁卖铜锡及造铜器者。二十年，千钱以重六斤四两为率，每钱重二铢四参，禁缺顿、沙涩、荡染、白强、黑强之钱。首者，官为市之。铜一斤为钱八十。

先天年间，两京的钱更加滥恶，郴州、衡州的钱才有外郭，铁锡五铢之类都可以使用。有人熔化锡来模铸钱币，片刻之间就能铸出百十枚。开元初年，宰相宋璟请求禁止恶钱，通行二铢四参钱，销毁不可用的旧钱。江淮有官炉钱、偏炉钱、棱钱、时钱之分，派遣监察御史萧隐之前往江淮，按户收缴恶钱，追捕责罚非常严厉，上等青钱都输送官府，小的恶钱沉入江湖，市场不通，物价更贵，萧隐之因此获罪贬官。宋璟又请求拿出十万斛米收购恶钱，少府将其销毁。十一年，诏令各地增加铸钱，禁止卖铜锡以及制造铜器。二十年，一千钱以重六斤四两为标准，每钱重二铢四参，禁止缺顿、沙涩、荡染、白强、黑强之类的钱。自首上缴的，官府为之收购。铜一斤铸钱八十枚。

二十二年，宰相张九龄建议："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而均，乃为钱以通贸易。官铸所入无几，而工费多，宜纵民铸。"议下百官，宰相裴耀卿、黄门侍郎李林甫、河南少尹萧炅、秘书监崔沔皆以为"严断恶钱则人知禁，税铜折役则官冶可成，计估度庸则私钱以利薄而自息。若许私铸，则下皆弃农而竞利矣。"左监门卫录事参军事刘秩曰："今之钱，古之下币也。若舍之任人，则上无以御下，下无以事上，不可一也；物贱伤农，钱轻伤贾，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物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物少则作法布之使轻，奈何假人？不可二也；铸钱不杂铅铁则无利，杂则钱恶。今塞私铸之路，人犹冒死，况设陷井诱之？不可三也；铸钱无利则人不铸，有利则去南亩者众，不可四也；人富则不可以赏劝、贫则不可以威禁，法不行，人不理，繇贫富不齐，若得铸钱，贫者服役于富室，富室乘而益恣，不可五也。夫钱重繇人日滋于前，而炉不加旧。公钱与铜价颇等，故破重钱为轻钱，铜之不赡，在采用者众也。铜之为兵不如铁，为器不如漆。禁铜则人无所用，盗铸者少，公钱不破，人不犯死，钱又日增，是一举而四美兼也。"是时公卿皆以纵民铸为不便，于是下诏禁恶钱而已。信安郡王祎复言国用不足，请纵私铸，议者皆畏祎帝弟之贵，莫敢与抗，独仓部郎中韦伯阳以为不可，祎议亦格。

二十二年，宰相张九龄建议："古代因为布帛粮食不能用尺寸、抄勺来均匀计量，于是制造钱币来流通贸易。官府铸钱所得无几，而工费多，应该允许百姓铸钱。"建议下发给百官讨论，宰相裴耀卿、黄门侍郎李林甫、河南少尹萧炅、秘书监崔沔都认为"严厉禁断恶钱则人们知道禁令，用铜折抵劳役则官冶可以成功，计算估价衡量工钱则私钱因利薄而自行停息。如果允许私铸，则百姓都放弃农耕而追逐利益了。"左监门卫录事参军事刘秩说："今天的钱，就是古代的下等货币。如果放弃铸钱权任由私人铸造，那么朝廷无法驾驭百姓，百姓无法事奉朝廷，这是不可行的第一个理由；物价贱则伤害农民，钱轻则伤害商人，物价贵则钱轻，钱轻是由于物资多，物资多就设法收之使减少，物资少就设法发放使之变轻，怎么能交给私人？这是不可行的第二个理由；铸钱不掺杂铅铁就没有利润，掺杂则钱恶。如今堵塞私铸之路，人们尚且冒死而为，何况设置陷阱引诱他们？这是不可行的第三个理由；铸钱无利则人们不铸，有利则离开农田的人就多了，这是不可行的第四个理由；人富了就不能用赏赐来鼓励，人穷了就不能用威严来禁止，法令不行，百姓不治，是由于贫富不齐，如果允许铸钱，穷人服务于富家，富家乘机更加恣意妄为，这是不可行的第五个理由。钱重是因为人口比以前日益增多，而铸钱炉没有比旧时增加。公钱与铜价大致相当，所以毁重钱铸为轻钱，铜不够用，在于采用的人太多。铜用来做兵器不如铁，做器具不如漆。禁铜则人们没有用处，盗铸的人就少了，公钱不被毁坏，人们不犯死罪，钱又日益增多，这是一举而四美兼备。"这时公卿都认为放任百姓铸钱不利，于是下诏只禁止恶钱而已。信安郡王李祎又说国家用度不足，请求放任私铸，议论的人都畏惧李祎作为皇帝弟弟的尊贵，没有人敢与他抗争，只有仓部郎中韦伯阳认为不可，李祎的提议也被搁置。

二十六年，宣、润等州初置钱监，两京用钱稍善，米粟价益下。其后钱又渐恶，诏出铜所在置监，铸"开元通宝"钱，京师库藏皆满。天下盗铸益起，广陵、丹杨、宣城尤甚。京师权豪，岁岁取之，舟车相属。江淮偏炉钱数十种，杂以铁锡，轻漫无复钱形。公铸者号官炉钱，一以当偏炉钱七八，富商往往藏之，以易江淮私铸者。两京钱有鹅眼、古文、线环之别，每贯重不过三四斤，至翦铁而缗之。宰相李林甫请出绢布三百万匹，平估收钱，物价踊贵，诉者日万人。兵部侍郎杨国忠欲招权以市恩，扬鞭市门曰："行当复之。"明日，诏复行旧钱。天宝十一载，又出钱三十万缗易两市恶钱，出左藏库排斗钱，许民易之。国忠又言钱非铁锡、铜沙、穿穴、古文，皆得用之。

二十六年，宣州、润州等州初次设置钱监，两京使用的钱稍有改善，米粟价格更加下降。其后钱又逐渐变恶，诏令在产铜的地方设置钱监，铸造"开元通宝"钱，京师库藏都满了。天下盗铸更加兴起，广陵、丹杨、宣城尤其严重。京师的权贵豪强，年年收取这些钱，船只车辆络绎不绝。江淮偏炉钱有数十种，掺杂铁锡，轻飘漫漶不再有铜钱的形状。官府铸造的称为官炉钱，一枚抵偏炉钱七八枚，富商往往收藏官炉钱，用来换取江淮的私铸钱。两京的钱有鹅眼、古文、线环的区别，每贯重不过三四斤，甚至剪铁片穿成串。宰相李林甫请求拿出绢布三百万匹，平价收购钱币，物价飞涨，申诉的人每天数以万计。兵部侍郎杨国忠想揽权以施恩惠，在市场门口扬鞭说："将要恢复旧钱。"第二天，诏令恢复通行旧钱。天宝十一载，又出钱三十万缗兑换两市的恶钱，拿出左藏库的排斗钱，允许百姓兑换。杨国忠又说钱只要不是铁锡、铜沙、穿孔、古文的，都可以使用。

是时增调农人铸钱，既非所习，皆不聊生。内作判官韦伦请厚价募工，繇是役用减而鼓铸多。天下炉九十九：绛州三十，扬、润、宣、鄂、蔚皆十，益、邓、郴皆五，洋州三，定州一。每炉岁铸钱三千三百缗，役丁匠三十，费铜二万一千二百斤、镴三千七百斤、锡五百斤。每千钱费钱七百五十。天下岁铸三十二万七千缗。

这时增加调发农民铸钱，既不是他们所熟悉的，都难以维持生计。内作判官韦伦请求用高价招募工匠，从此役用减少而铸造增多。天下有铸钱炉九十九座：绛州三十座，扬州、润州、宣州、鄂州、蔚州各十座，益州、邓州、郴州各五座，洋州三座，定州一座。每炉每年铸钱三千三百缗，役使工匠三十人，耗费铜二万一千二百斤、镴三千七百斤、锡五百斤。每千钱花费成本七百五十文。天下每年铸钱三十二万七千缗。

肃宗乾元元年，经费不给，铸钱使第五琦铸"乾元重宝"钱，径一寸，每缗重十斤，与开元通宝参用，以一当十，亦号"乾元十当钱"。先是诸炉铸钱窳薄，熔破钱及佛像，谓之"盘陀"，皆铸为私钱，犯者杖死。第五琦为相，复命绛州诸炉铸重轮乾元钱，径一寸二分，其文亦曰："乾元重宝"，背之外郭为重轮，每缗重十二斤，与开元通宝钱并行，以一当五十。是时民间行三钱，大而重棱者亦号"重棱钱"。法既屡易，物价腾踊，米斗钱至七千，饿死者满道。

肃宗乾元元年，经费不足，铸钱使第五琦铸造"乾元重宝"钱，直径一寸，每缗重十斤，与开元通宝钱参杂使用，以一当十，也称为"乾元十当钱"。此前各炉铸钱粗劣薄小，熔化破钱及佛像，称为"盘陀"，都铸成私钱，犯者杖杀。第五琦为宰相，又命令绛州各炉铸重轮乾元钱，直径一寸二分，其钱文也写作"乾元重宝"，背面外郭有重轮，每缗重十二斤，与开元通宝钱并行，以一当五十。这时民间通行三种钱，大而重棱的也称为"重棱钱"。法令既屡次变更，物价飞涨，米每斗钱至七千文，饿死的人满路都是。

初，有"虚钱"，京师人人私铸，并小钱，坏钟、像，犯禁者愈众。郑叔清为京兆尹，数月榜死者八百余人。肃宗以新钱不便，命百官集议，不能改。上元元年，减重轮钱以一当三十，开元旧钱与乾元十当钱，皆以一当十，碾硙鬻受，得为实钱，虚钱交易皆用十当钱，由是钱有虚实之名。

起初，有"虚钱"，京师人人大肆私铸，合并小钱，毁坏钟、佛像，犯禁的人越来越多。郑叔清为京兆尹，数月间杖杀的有八百余人。肃宗认为新钱不便，命令百官集议，不能改变。上元元年，减重轮钱以一当三十，开元旧钱与乾元十当钱，都以一当十，碾硙买卖接受，可以当作实钱，虚钱交易都用十当钱，从此钱有虚实之名。

史思明据东都，亦铸"得一元宝"钱，径一寸四分，以一当开元通宝之百。既而恶"得一"非长祚之兆，改其文曰"顺天元宝"。

史思明占据东都，也铸造"得一元宝"钱，直径一寸四分，以一当开元通宝一百枚。不久嫌恶"得一"不是国运长久的征兆，改其钱文为"顺天元宝"。

代宗即位，乾元重宝钱以一当二，重轮钱以一当三，凡三日而大小钱皆以一当一。自第五琦更铸，犯法者日数百，州县不能禁止，至是人甚便之。其后民间乾元、重棱二钱铸为器，不复出矣。当时议者以为："自天宝至今，户九百余万。《王制》：上农夫食九人，中农夫七人。以中农夫计之，为六千三百万人。少壮相均，人食米二升，日费米百二十六万斛，岁费四万五千三百六十万斛，而衣倍之，吉凶之礼再倍，余三年之储以备水旱凶灾，当米十三万六千八十万斛，以贵贱丰俭相当，则米之直与钱钧也。田以高下肥瘠丰耗为率，一顷出米五十余斛，当田二千七百二十一万六千顷。而钱亦岁毁于棺瓶埋藏焚溺，其间铜贵钱贱，有铸以为器者，不出十年钱几尽，不足周当世之用。"诸道盐铁转运使刘晏以江、岭诸州，任土所出，皆重粗贱弱之货，输京师不足以供道路之直。于是积之江淮，易铜铅薪炭，广铸钱，岁得十余万缗，输京师及荆、扬二州，自是钱日增矣。

代宗即位，乾元重宝钱以一当二，重轮钱以一当三，总共三天而大小钱都变为以一当一。自从第五琦改铸钱币以来，犯法的人每天数百，州县不能禁止，至此人们感到非常便利。其后民间将乾元、重棱二钱熔铸为器物，不再流通了。当时议论的人认为："从天宝至今，户口九百余万。《王制》说：上等农夫养活九人，中等农夫养活七人。以中等农夫计算，为六千三百万人。少壮平均，每人食米二升，每日费米一百二十六万斛，每年费四万五千三百六十万斛，而衣服费用加倍，吉凶礼仪费用再加倍，剩余三年的储备以防备水旱凶灾，应当有米十三万六千零八十万斛，以贵贱丰俭相抵，则米的价值与钱相等。田地以高下肥瘠丰耗为率，一顷出米五十余斛，应当有田地二千七百二十一万六千顷。而钱也每年毁于棺葬、瓶藏、埋藏、焚烧、沉溺之中，其间铜贵钱贱，有熔铸为器物的，不出十年钱几乎耗尽，不足周济当世之用。"诸道盐铁转运使刘晏认为江、岭各州，根据当地出产，都是沉重粗劣贱弱的货物，运到京师不足以支付路途的费用。于是将这些货物堆积在江淮，换取铜、铅、薪炭，广泛铸钱，每年得十余万缗，运往京师及荆州、扬州二州，从此钱日益增多了。

大历七年，禁天下铸铜器。建中初，户部侍郎韩洄以商州红崖冶铜多，请复洛源废监，起十炉，岁铸钱七万二千缗，每千钱费九百。德宗从之。

大历七年，禁止天下铸造铜器。建中初年，户部侍郎韩洄因为商州红崖冶铜多，请求恢复洛源废弃的钱监，设置十座铸钱炉，每年铸钱七万二千缗，每千钱成本九百文。德宗同意了这个建议。

江淮多铅锡钱，以铜荡外，不盈斤两，帛价益贵。销千钱为铜六斤，铸器则斤得钱六百，故销铸者多，而钱益耗。判度支赵赞采连州白铜铸大钱，一当十，以权轻重。贞元初，骆谷、散关禁行人以一钱出者。诸道盐铁使张滂奏禁江淮铸铜为器，惟铸鉴而已。十年，诏天下铸铜器，每器一斤，其直不得过百六十，销钱者以盗铸论。然而民间钱益少，缯帛价轻，州县禁钱不出境，商贾皆绝。浙西观察使李若初请通钱往来，而京师商贾赍钱四方贸易者不可胜计。诏复禁之。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兼用。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京兆尹裴武请禁与商贾飞钱者，廋索诸坊，二人为保。

江淮多铅锡钱，以铜镀在外面，不足斤两，帛价越来越贵。销熔一千钱得铜六斤，铸成器物则每斤得钱六百文，所以销钱铸器的人多，而钱日益损耗。判度支赵赞采集连州白铜铸造大钱，以一当十，来权衡轻重。贞元初年，骆谷、散关禁止行人带一钱出关。诸道盐铁使张滂上奏禁止江淮地区铸铜为器物，只允许铸铜镜而已。十年，诏令天下铸铜器，每器一斤，其价值不得超过一百六十文，销熔钱币的以盗铸论处。然而民间钱越来越少，缯帛价格低廉，州县禁止钱币出境，商贾都断绝了。浙西观察使李若初请求允许钱币流通往来，而京师商贾带钱到四方贸易的不可胜计。诏令又禁止。二十年，命令市场交易，用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币兼用。宪宗因为钱少，又禁止使用铜器。当时商贾到京师，将钱寄存于各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的富家，轻装前往四方，合验票券才能取钱，称为"飞钱"。京兆尹裴武请求禁止与商贾进行飞钱交易的，搜查各坊，二人担保。

盐铁使李巽以郴州平阳铜坑二百八十余，复置桂阳监，以两炉日铸钱二十万。天下岁铸钱十三万五千缗。命商贾蓄钱者，皆出以市货；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唯银无益于人，五岭以北，采银一两者流他州，官吏论罪。元和四年，京师用钱缗少二十及有铅锡钱者，捕之；非交易而钱行衢路者，不问。复诏采五岭银坑，禁钱出岭。六年，贸易钱十缗以上者，参用布帛。蔚州三河冶距飞狐故监二十里而近，河东节度使王锷置炉，疏拒马河水铸钱，工费尤省，以刺史李听为使，以五炉铸，每炉月铸钱三十万，自是河东锡钱皆废。

盐铁使李巽以郴州平阳有铜坑二百八十余处，恢复设置桂阳监，用两炉每天铸钱二十万。天下每年铸钱十三万五千缗。命令商贾蓄钱的，都拿出来购买货物；天下有银的山必有铜，只有银对人无益，五岭以北，采银一两的流放他州，官吏论罪。元和四年，京师用钱每缗少二十文以及有铅锡钱的，逮捕；不是交易而在路上携带钱通行的，不追究。又诏令开采五岭银坑，禁止钱币出岭。六年，贸易用钱十缗以上的，参用布帛。蔚州三河冶距离飞狐故监二十里而近，河东节度使王锷设置铸钱炉，疏导拒马河水来铸钱，工费尤其节省，以刺史李听为铸钱使，用五座炉铸钱，每炉每月铸钱三十万，从此河东锡钱都废弃了。

自京师禁飞钱，家有滞藏，物价浸轻。判度支卢坦、兵部尚书判户部事王绍、盐铁使王播请许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千钱增给百钱，然商人无至者。复许与商人敌贯而易之，然钱重帛轻如故。宪宗为之出内库钱五十万缗市布帛，每匹加旧估十之一。会吴元济、王承宗连衡拒命，以七道兵讨之，经费屈竭。皇甫镈建议，内外用钱每缗垫二十外，复抽五十送度支以赡军。十二年，复给京兆府钱五十万缗市布帛，而富家钱过五千贯者死，王公重贬，没入于官，以五之一赏告者。京师区肆所积，皆方镇钱，少亦五十万缗，乃争市第宅。然富贾倚左右神策军官钱为名，府县不敢劾问。民间垫陌有至七十者，铅锡钱益多，吏捕犯者，多属诸军、诸使，呼集市人强夺，殴伤吏卒。京兆尹崔元略请犯者本军、本使莅决，帝不能用，诏送本军、本使，而京兆府遣人莅决。穆宗即位，京师鬻金银十两亦垫一两，籴米盐百钱垫七八。京兆尹柳公绰以严法禁止之。寻以所在用钱垫陌不一，诏从俗所宜，内外给用，每缗垫八十。

自从京师禁止飞钱，家家有积滞的钱币，物价逐渐降低。判度支卢坦、兵部尚书判户部事王绍、盐铁使王播请求允许商人在户部、度支、盐铁三司进行飞钱，每千钱额外给一百钱，但商人没有来的。又允许与商人按等价兑换，但钱重帛轻依然如故。宪宗为此拿出内库钱五十万缗购买布帛，每匹比旧估价增加十分之一。正逢吴元济、王承宗联合抗拒朝命，用七道兵马讨伐，经费枯竭。皇甫镈建议，内外用钱每缗扣除二十文之外，再抽五十文送度支以供给军需。十二年，又给京兆府钱五十万缗购买布帛，而富家钱超过五千贯的处死，王公重贬，财产没收入官，以五分之一赏给告发者。京师区肆所积存的，都是方镇的钱，少的也有五十万缗，于是争相购买宅第。然而富商倚仗左右神策军名义的官钱，府县不敢追究审问。民间垫陌有达到七十文的，铅锡钱越来越多，官吏逮捕犯法者，大多属于诸军、诸使，呼集街市的人强行抢夺，打伤吏卒。京兆尹崔元略请求犯法者由本军、本使到场审判，皇帝不能采纳，诏令送交本军、本使，而京兆府派人到场审判。穆宗即位，京师卖金银十两也要扣除一两，买米盐百钱扣除七八文。京兆尹柳公绰用严法禁止。不久因为各地用钱垫陌不一，诏令依从各地习俗，内外给用，每缗垫八十文。

宝历初，河南尹王起请销钱为佛像者以盗铸钱论。大和三年，诏佛像以铅、锡、土、木为之，饰带以金银、鍮石、乌油、蓝铁，唯鉴、磬、钉、镮、钮得用铜，余皆禁之，盗铸者死。是时峻铅锡钱之禁。告千钱者赏以五千。

宝历初年，河南尹王起请求将销熔钱币铸造佛像的以盗铸钱论处。大和三年，诏令佛像用铅、锡、土、木制作，装饰带用金银、鍮石、乌油、蓝铁，只有铜镜、磬、钉、镮、钮可以用铜，其余都禁止，盗铸者处死。这时严厉禁止铅锡钱。告发一千钱私铸的赏五千钱。

四年，诏积钱以七千缗为率，十万缗者期以一年出之，二十万以二年。凡交易百缗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河南府、扬州、江陵府以都会之剧，约束如京师。未几皆罢。

四年，诏令积钱以七千缗为限额，十万缗的限期一年内花出去，二十万的限期二年。凡是交易百缗以上的，布帛米粟占一半。河南府、扬州、江陵府因为是繁华都会，约束如同京师。不久都取消了。

八年，河东锡钱复起，盐铁使王涯置飞狐铸钱院于蔚州，天下岁铸钱不及十万缗。文宗病币轻钱重，诏方镇纵钱谷交易。时虽禁铜为器，而江淮、岭南列肆鬻之，铸千钱为器，售利数倍。宰相李珏请加炉铸钱，于是禁铜器，官一切为市之。天下铜坑五十，岁采铜二十六万六千斤。及武宗废浮屠法，永平监官李郁彦请以铜像、钟、磬、炉、铎皆归巡院，州县铜益多矣。盐铁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铸，许诸道观察使皆得置钱坊。淮南节度使李绅请天下以州名铸钱，京师为京钱，大小径寸，如开元通宝，交易禁用旧钱。会宣宗即位，尽黜会昌之政，新钱以字可辨，复铸为像。

八年，河东锡钱又兴起，盐铁使王涯在蔚州设置飞狐铸钱院，天下每年铸钱不到十万缗。文宗忧虑币轻钱重，诏令方镇放任钱谷交易。当时虽然禁止用铜制器，但江淮、岭南开店售卖铜器，熔铸一千钱为器物，售卖获利数倍。宰相李珏请求增加铸钱炉，于是禁止铜器，官府一律收购。天下铜坑五十处，每年采铜二十六万六千斤。等到武宗废除佛教，永平监官李郁彦请求将铜像、钟、磬、炉、铎都归巡院，州县铜更多了。盐铁使认为工匠有固定生产能力，不足以增加铸钱，允许各道观察使都可以设置钱坊。淮南节度使李绅请求天下以州名铸钱，京师为京钱，大小直径一寸，如同开元通宝，交易禁用旧钱。正逢宣宗即位，全部废除会昌年间的政策，新钱以字可辨，又将钱熔铸为佛像。

昭宗末，京师用钱八百五十为贯，每百才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为百云。

昭宗末年，京师用钱八百五十文为一贯，每百文实际上只有八十五文，河南府以八十文为一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