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 · 卷六十七·杨胡朱梅云传第三十七
西汉 · 班固 撰 [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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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王孙者,孝武时人也。学黄、老之术,家业千余,厚自奉养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终,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其子欲默而不从,重废父命;欲从之,心又不忍,乃往见王孙友人祁侯。
祁侯与王孙书曰:“王孙苦疾,仆迫从上祠雍,未得诣前。愿存精神,省思虑,进医药,厚自持。窃闻王孙先令裸葬,令死者亡知则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将裸见先人,窃为王孙不取也。且《孝经》曰‘为之棺椁衣衾’,是亦圣人之遗制,何必区区独守所闻?愿王孙察焉。”
王孙报曰:“盖闻古之圣王,缘人情不忍其亲,故为制礼,今则越之,吾是以裸葬,将以矫世也。夫厚葬诚亡益于死者,而俗人竞以相高,靡财单币,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且夫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声,乃合道情。夫饰外以华众,厚葬以隔真,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得变,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闻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之为言归也。其尸块然独处,岂有知哉?裹以币帛,鬲以棺椁,支体络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千载之后,棺椁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尧之葬也,窾木为椟,葛藟为缄,其穿下不乱泉,上不泄殠。故圣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于亡用,不损财于亡谓。今费财厚葬,留归隔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谓重惑。于戏!吾不为也。”
祁侯曰:“善。”遂裸葬。
胡建字子孟,河东人也。孝武天汉中,守军正丞,贫亡车马,常步与走卒起居,所以尉荐走卒,甚得其心。时监军御史为奸,穿北军垒垣以为贾区,建欲诛之,乃约其走卒曰:“我欲与公有所诛,吾言取之则取,斩之则斩。”于是当选士马日,监御史与护军诸校列坐堂皇上,建从走卒趋至堂皇下拜谒,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监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斩之。”遂斩御史。护军诸校皆愕惊,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怀中,遂上奏曰:“臣闻军法,立武以威众,诛恶以禁邪。今监御史公穿军垣以求贾利,私买卖以与士市,不立刚毅之心,勇猛之节,亡以帅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议,不至重法。《黄帝李法》曰:‘壁垒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臣谨按军法曰:‘正亡属将军,将军有罪以闻,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于用法疑,执事不诿上,臣谨以斩,昧死以闻。”制曰:“《司马法》曰‘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何文吏也?三王或誓于军中,欲民先成其虑也;或誓于军门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将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由是显名。
后为渭城令,治甚有声。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将军安与帝姊盖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骄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杀之。客臧公主庐,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将吏卒围捕。盖主闻之,与外人、上官将军多从奴客往,奔射追吏,吏散走。主使仆射劾渭城令游徼伤主家奴。建报亡它坐。盖主怒,使人上书告建侵辱长公主,射甲舍门。知吏贼伤奴,辟报故不穷审。大将军霍光寝其奏。后光病,上官氏代听事,下吏捕建,建自杀。吏民称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云字游,鲁人也,徙平陵。少时通轻侠,借客报仇。长八尺余,容貌甚壮,以勇力闻。年四十,乃变节从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将军萧望之受《论语》,皆能传其业。好倜傥大节,当世以是高之。
元帝时,琅邪贡禹为御史大夫,而华阴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于得贤,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选。平陵朱云,兼资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试守御史大夫,以尽其能。”上乃下其事问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对,以为“大臣者,国家之股肱,万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择也。传曰下轻其上爵,贱人图柄臣,则国家摇动而民不静矣。今嘉从守丞而图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古,非所以重国家而尊社稷也。自尧之用舜,文王于太公,犹试然后爵之,又况朱云者乎?云素好勇,数犯法亡命,受《易》颇有师道,其行义未有以异。今御史大夫禹洁白廉正,经术通明,有伯夷、史鱼之风,海内莫不闻知,而嘉猥称云,欲令为御史大夫,妄相称举,疑有奸心,渐不可长,宜下有司案验以明好恶。”嘉竟坐之。
是时,少府五鹿充宗贵幸,为《梁丘易》。自宣帝时善梁丘氏说,元帝好之,欲考其异同,令充宗与诸《易》家论。充宗乘贵辩口,诸儒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会。有荐云者,召入,摄登堂,抗着而请,音动左右。既论难,连拄五鹿君,故诸儒为之语曰:“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由是为博士。
迁杜陵令,坐故纵亡命,会赦,举方正,为槐里令。时中书令石显用事,与充宗为党,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陈咸年少抗节,不附显等,而与云相结。云数上疏,言丞相韦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来,而咸数毁石显。久之,有司考云,疑风吏杀人。群臣朝见,上问丞相以云治行。丞相玄成言云暴虐亡状。时,陈咸在前,闻之,以语云。云上书自讼,咸为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杀人罪。云亡入长安,复与咸计议。丞相具发其事,奏:“咸宿卫执法之臣,幸得进见,漏泄所闻,以私语云,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后知云亡命罪人,而与交通,云以故不得。”上于是下咸、云狱,减死为城旦。咸、云遂废锢,终元帝世。
至成帝时,丞相故安昌侯张禹以帝师位特进,甚尊重。云上书求见,公卿在前。云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谓‘鄙夫不可与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上问:“谁也??对曰:“安昌侯张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罪死不赦。”御史将云下,云攀殿槛,槛折。云呼曰:“臣得下从龙逢、比干游于地下,足矣!未知圣朝何如耳?”御史遂将云去。于是左将军辛庆忌免冠解印绶,叩头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于世。使其言是,不可诛;其言非,固当容之。臣敢以死争。”庆忌叩头流血。上意解,然后得已。及后当治槛,上曰:“勿易!因而辑之,以旌直臣。”
云自是之后不复仕,常居鄠田,时出乘牛车从诸生,所过皆敬事焉。薛宣为丞相,云往见之。宣备宾主礼,因留云宿,从容谓云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东阁,可以观四方奇士。”云曰:“小生乃欲相吏邪?”宣不敢复言。
其教授,择诸生,然后为弟子。九江严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传云学,皆为博士。望至泰山太守。
云年七十余,终于家。病不呼医饮药。遗言以身服敛,棺周于身,士周于椁,为丈五坟,葬平陵东郭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寿春人也。少学长安,明《尚书》《谷梁春秋》,为郡文学,补南昌尉。后去官归寿春,数因县道上言变事,求假轺传,诣行在所条对急政,辄报罢。
是时,成帝委任大将军王凤,凤专势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讥刺凤,为凤所诛。王氏浸盛,灾异数见,群下莫敢正言。福复上书曰:
臣闻箕子佯狂于殷,而为周陈《洪范》;叔孙通遁秦归汉,制作仪品。夫叔孙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亲也,不可为言也。昔高祖纳善若不及,从谏若转圜,听言不求其能,举功不考其素。陈平起于亡命而为谋主,韩信拔于行陈而建上将。故天下之士云合归汉,争进奇异,知者竭其策,愚者尽其虑,勇士极其节,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举秦如鸿毛,取楚若拾遗,此高祖所以亡敌于天下也。孝文皇帝起于代谷,非有周、召之师,伊、吕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俭。当此之时,天下几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则治,不循则乱。何者?秦为亡道,削仲尼之迹,灭周公之轨,坏井田,除五等,礼废乐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谏,说至言,出爵不待廉茂,庆赐不须显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厉志竭精以赴阙廷自衒鬻者不可胜数。汉家得贤,于此为盛。使孝武皇帝听用其计,升平可致。于是积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缘间而起。所以计虑不成而谋议泄者,以众贤聚于本朝,故其大臣势陵不敢和从也。方今布衣乃窥国家之隙,见间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阳亡徒苏令之群,蹈藉名都大郡,求党与,索随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轻量大臣,亡所畏忌,国家之权轻,故匹夫欲与上争衡也。
士者,国之重器;得士则重,失士则轻。《诗》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庙堂之议,非草茅所当言也。臣诚恐身涂野草,尸并卒伍,故数上书求见,辄报罢。臣闻齐桓之时有以九九见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关自鬻;缪公行伯,繇余归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书求见者,辄使诣尚书问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禄,赐以一束之帛。若此,则天下之士发愤懑,吐忠言,嘉谋日闻于上,天下条贯,国家表里,烂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广,士民之数,能言之类至众多也。然其俊杰指世陈政,言成文章,质之先圣而不缪,施之当世合时务,若此者,亦亡几人。故爵禄束帛者,天下之厎石,高祖所以厉世摩钝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则不然,张诽谤之罔,以为汉驱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诚能勿失其柄,天下虽有不顺,莫敢触其锋,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为汉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乃欲以三代选举之法取当时之士,犹察伯乐之图,求骐骥于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弃陈平之过而获其谋,晋文召天王,齐桓用其仇,有益于时,不顾逆顺,此所谓伯道者也。一色成体谓之醇,白黑杂合谓之驳。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绪,犹以乡饮酒之礼理军市也。
今陛下既不纳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鹊遭害,则仁鸟增逝;愚者蒙戮,则知士深退。间者愚民上疏,多触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众。自阳朔以来,天下以言为讳,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顺上指,莫有执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书,陛下之所善,试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资质忠直,敢面引廷争,孝元皇帝擢之,以厉具臣而矫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恶恶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节,结谏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争,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愿陛下循高祖之轨,杜亡秦之路,数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讳之诏,博鉴兼听,谋及疏贱,令深者不隐,远者不塞,所谓“辟四门,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诽谤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来者犹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夺,外戚之权日以益隆,陛下不见其形,愿察其景。建始以来,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灾亡与比数。阴盛阳微,金铁为飞,此何景也!汉兴以来,社稷三危。吕、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亲亲之道,全之为右,当与之贤师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宠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骄逆,至于夷灭,此失亲亲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贤,不能为子孙虑,故权臣易世则危。《书》曰:“毋若火,始庸庸。”势陵于君,权隆于主,然后防之,亦亡及已。
上遂不纳。成帝久亡继嗣,福以为宜建三统,封孔子之世以为殷后,复上书曰:
臣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政者职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职触罪,危言世患,虽伏质横分,臣之愿也。守职不言,没齿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灭,虽有景公之位,伏历千驷,臣不贪也。故愿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途,当户牖之法坐,尽平生之愚虑。亡益于时,有遗于世,此臣寝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愿陛下深省臣言。
臣闻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恶之报,各如其事。昔者秦灭二周,夷六国,隐士不显,佚民不举,绝三绝,灭天道,是以身危子杀,厥孙不嗣,所谓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车,存五帝之后,封殷于宋,绍夏于杞,明著三统,示不独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迁庙之主,流出于户,所谓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汤不祀,殷人亡后,陛下继嗣久微,殆为此也。《春秋经》曰:“宋杀其大夫。”《谷梁传》曰:“其不称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之后也,虽不正统,封其子孙以为殷后,礼亦宜之。何者?诸侯夺宗,圣庶夺適。传曰“贤者子孙宜有土”而况圣人,又殷之后哉!昔成王以诸侯礼葬周公,而皇天动威,雷风著灾。今仲尼之庙不出阙里,孔氏子孙不免编户,以圣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诚能据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孙,则国家必获其福,又陛下之名与天亡极。何者?追圣人素功,封其子孙,未有法也,后圣必以为则。不灭之名,可不勉哉!
福孤远,又讥切王氏,故终不见纳。
初,武帝时,始封周后姬嘉为周子南君,至元帝时,尊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位次诸侯王。使诸大夫博士求殷后,分散为十余姓,郡国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孙,绝不能纪。时,匡衡议,以为“王者存二王后,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统也。其犯诛绝之罪者绝,而更封他亲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义,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绝。今宋国已不守其统而失国矣,则宜更立殷后为始封君,而上承汤统,非当继宋之绝侯也,宜明得殷后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远不可得;虽得其嫡,嫡之先已绝,不当得立。《礼记》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师所共传,宜以孔子世为汤后。”上以其语不经,遂见寝。至成帝时,梅福复言宜封孔子后以奉汤祀。绥和元年,立二王后,推迹古文,以《左氏》《谷梁》《世本》《礼记》相明,遂下诏封孔子世为殷绍嘉公。语在《成纪》。是时,福居家,常以读书养性为事。
至元始中,王莽颛政,福一朝弃妻子,去九江,至今传以为仙。其后,人有见福于会稽者,变名姓,为吴市门卒云。
云敞字幼孺,平陵人也。师事同县吴章,章治《尚书经》为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即帝位,年幼,莽秉政,自号安汉公。以平帝为成帝后,不得顾私亲,帝母及外家卫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师。莽长子宇,非莽隔绝卫氏,恐帝长大后见怨。宇与吴章谋,夜以血涂莽门,若鬼神之戒,冀以惧莽。章欲因对其咎。事发觉,莽杀宇,诛灭卫氏,谋所联及,死者百余人。章坐要斩,磔尸东市门。初,章为当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余人,莽以为恶人党,皆当禁锢,不得仕宦。门人尽更名他师。敞时为大司徒掾,自劾吴章弟子,收抱章尸归,棺敛葬之,京师称焉。车骑将军王舜高其志节,比之栾布,表奏以为掾,荐为中郎谏大夫。莽篡位,王舜为太师,复荐敞可辅职。以病免。唐林言敞可典郡,擢为鲁郡大尹。更始时,安车征敞为御史大夫,复病免去,卒于家。
赞曰:“昔仲尼称不得中行,则思狂狷。观杨王孙之志,贤于秦始皇远矣。世称朱云多过其实,故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胡建临敌敢断,武昭于外。斩伐奸隙,军旅不队。梅福之辞,合于《大雅》,虽无老成,尚有典刑;殷监不远,夏后所闻。遂从所好,全性市门。云敞之义,著于吴章,为仁由己,再入大府,清则濯缨,何远之有?
杨王孙是汉武帝时的人。他学习黄帝、老子的学说,家产有一千多万,在奉养养生方面极为丰厚,没有什么做不到的。等到他病重将死的时候,预先给儿子留下遗命,说:"我想要裸体下葬,以此回归我的本真,一定不要改变我的心意。我死后就用布袋装尸体,埋入地下七尺,放下去之后,从脚部把布袋拉脱,让身体直接接触泥土。"他的儿子想沉默不服从,又怕违背了父亲的命令;想听从他的话,心里又不忍心,于是去见杨王孙的朋友祁侯。
祁侯给王孙写信说:"王孙苦于疾病,我迫于跟随皇上到雍地祭祀,没能到你面前。希望你保重精神,减少思虑,进用医药,好好调养身体。我私下听说王孙预先留下遗命要裸葬,假若死者没有知觉也就罢了,如果死者有知觉,这就是在地下戮辱尸体,将赤身裸体去见祖先,我私下认为王孙不应该这样做。况且《孝经》说'要为死者准备棺椁衣被',这也是圣人留下的制度,何必偏偏固守你所听说的那一套呢?希望王孙考虑。"
王孙回信说:"我听说古代的圣王,因为体恤人情不忍心让自己的亲人裸露,所以制定了礼仪,现在我要超越它,因此我要裸葬,以此来矫正世俗。厚葬确实对死者没有益处,而世俗之人竞相以此攀比,浪费钱财币帛,在地下腐烂。有的甚至今天刚埋进去明天就被盗掘,这和把尸骨暴露在旷野中有什么区别!况且死者,是生命的终结变化,是万物回归自然。回归的得以到达归宿,变化的得以完成转化,这就是万物各自回归其本真。回归本真之后归于冥冥之中,没有形迹没有声音,这才符合道的情理。修饰外表来炫耀众人,用厚葬来阻隔回归本真,使归者不能到达归宿,变化者不能完成转化,这是让万物各自失去其归宿。而且我听说,精神是属于天的,形骸是属于地的。精神离开形体,各自回归其本真,所以叫做鬼,鬼的意思就是归。尸体孤零零地独自呆在那里,哪里有什么知觉呢?用币帛包裹,用棺椁隔开,肢体被束缚捆绑,口中含着玉石,想要变化而不得,郁结成干枯的腊肉,千年之后,棺椁腐烂,才能回归泥土,到达真正的归宿。由此说来,何必长久地客居在外!从前帝尧下葬时,挖空木头做成棺椁,用葛藤捆扎,墓穴往下不破坏泉水,往上不泄漏臭气。所以圣王活着的时候容易崇尚,死了也容易安葬。不在无用的事情上花费功夫,不在无谓的事情上损耗钱财。现在花费钱财厚葬,留住归者阻隔到达,死者不知道,生者也得不到什么,这就叫做极度的糊涂。唉!我不这样做。"
祁侯说:"好。"于是杨王孙就裸葬了。
胡建字子孟,河东郡人。汉武帝天汉年间,代理军正丞,贫穷没有车马,经常步行与士兵们一起起居,因此能体恤慰劳士兵,很得士兵们的心。当时监军御史做坏事,拆毁北军营垒的墙垣用来做买卖区,胡建想要杀他,就与士兵们约定说:"我想要和你们一起诛杀一个人,我说抓就抓,说斩就斩。"到了挑选将士马匹的日子,监御史与护军各校尉排列坐在堂皇之上,胡建带着士兵快步来到堂皇下拜见,然后登上堂皇,士兵们都跟了上去。胡建指着监御史说:"抓那个人。"士兵们上前把他拉下堂皇。胡建说:"斩了他。"于是斩杀了御史。护军各校尉都惊愕不已,不知是怎么回事。胡建已经把写好的奏章揣在怀中,于是上奏说:"臣听说军法,树立武威来震慑众人,诛杀恶人来禁止邪恶。如今监御史公然拆毁军营墙垣来谋取商业利益,私自买卖与士兵交易,没有树立刚毅之心、勇猛之节,无法统帅引导士大夫,尤其是不合道理、不公正。如果用文吏的议法来论处,不至于判处重刑。《黄帝李法》说:'营垒已经确定,穿墙不走正路,这就叫做奸人,奸人者杀。'臣谨按军法说:'军正不隶属于将军,将军有罪要上奏,二千石以下官员可以直接执行法令。'丞对于用法有疑虑,但执行事务不能推诿给上级,臣谨以此斩杀,冒死上奏。"皇帝下制书说:"《司马法》说'国家的礼仪不适用于军队,军队的规矩不适用于国家',哪里用得着文吏呢?三王有时在军中誓师,是想让士兵先坚定其决心;有时在军门外誓师,是想让士兵先有准备来等待事情;有时在即将交战时誓师,是为了激发士兵的斗志。'胡建又有什么可犹豫的呢?'"胡建由此显名。
后来胡建担任渭城县令,治理很有声望。适逢昭帝年幼,皇后之父上官将军上官安与昭帝姐姐盖长公主的私夫丁外人交好。丁外人骄纵恣肆,怨恨原京兆尹樊福,派门客射杀了他。门客藏在公主的府第中,官吏不敢去抓捕。渭城县令胡建带领官吏士兵包围抓捕。盖长公主听说后,与丁外人、上官将军带着许多家奴门客前去,奔驰射箭追赶官吏,官吏们四散逃跑。公主派仆射弹劾渭城县令的游徼伤了公主家的奴仆。胡建回报告说没有其他罪过。盖长公主大怒,派人上书告发胡建侵犯侮辱长公主,射公主府第的门。明知官吏贼杀伤害了奴仆,却隐瞒不报故意不追究审查。大将军霍光将奏章搁置不办。后来霍光生病,上官氏代为处理政事,下令官吏去抓捕胡建,胡建自杀。官吏百姓都称冤,至今渭城还立有他的祠堂。
朱云字游,鲁国人,后迁居平陵。年轻时结交轻侠之徒,借门客报仇。身高八尺有余,容貌非常壮健,以勇力闻名。四十岁时,才改变志节跟随博士白子友学习《易经》,又师从前将军萧望之学习《论语》,都能传承他们的学问。他崇尚洒脱不羁的大节,当世之人因此推崇他。
元帝时,琅邪人贡禹担任御史大夫,华阴守丞嘉上密封奏章,说"治国的关键在于得到贤才,御史的官职,是宰相的副手,在九卿之上,不可不慎重选择。平陵人朱云,兼具文武之才,忠诚正直有智谋,可以让他以六百石的品秩试任御史大夫,以充分发挥他的才能。"皇上于是把这件事交给公卿讨论。太子少傅匡衡回答说,认为"大臣,是国家的股肱,万民所瞻仰,是明君所慎重选择的。传记说下面的人轻视上面的爵位,卑贱的人图谋掌权的大臣,那么国家就会动摇,百姓就不能安宁。现在嘉以一个守丞的身份图谋大臣的位置,想以一个平民百姓越级升到九卿的高位,这不是用来尊崇国家、敬重社稷的做法。从尧任用舜,文王对待太公,尚且要经过考验然后才赐予爵位,更何况朱云呢?朱云一向好勇,多次犯法逃亡,学习《易经》颇有些师道,但他的行为操守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如今御史大夫贡禹廉洁正直,经学通明,有伯夷、史鱼的风范,海内无人不知,而嘉妄加称誉朱云,想让他担任御史大夫,胡乱举荐,怀疑有奸诈之心,这种苗头不可助长,应该交给有关部门查办审问以明辨好恶。"嘉最终因此获罪。
height="0.16666666666666666in"}登堂,抗着而请,音动左右。既论难,连拄五鹿君,故诸儒为之语曰:"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由是为博士。
当时,少府五鹿充宗尊贵受宠,研究《梁丘易》。自从宣帝时喜欢梁丘氏的学说,元帝也爱好它,想要考察各家学说的异同,让充宗与各《易》学名家辩论。充宗凭借尊贵的地位和善辩的口才,众儒生没有能与他抗衡的,都称病不敢参加。有人推荐朱云,召他入宫,朱云提着衣襟登上堂,昂首挺胸地提出辩论,声音震动左右。经过辩论诘难,接连驳倒了五鹿君,所以众儒生为他编了谚语说:"五鹿岳岳(高耸自得),朱云折其角。"朱云由此成为博士。
朱云迁任杜陵县令,因故意放跑亡命之徒获罪,适逢大赦,被举荐为方正,担任槐里县令。当时中书令石显当权,与五鹿充宗结为朋党,百官都畏惧他们。只有御史中丞陈咸年轻而坚守节操,不依附石显等人,而与朱云相结交。朱云多次上疏,说丞相韦玄成苟且保位,没有才能,而陈咸也多次毁谤石显。时间长了,有关部门审查朱云,怀疑他暗示官吏杀人。群臣朝见时,皇上问丞相朱云的治理情况。丞相韦玄成说朱云暴虐无状。当时陈咸在前面,听到后告诉了朱云。朱云上书为自己辩护,陈咸为他起草奏章,请求交给御史中丞处理。事情交给丞相,丞相派属吏审查确立了他的杀人罪。朱云逃亡到长安,又与陈咸商议。丞相把事情全部揭发出来,上奏说:"陈咸是宫中执法的大臣,有幸得以进见皇上,却泄漏所听到的事情,私下告诉朱云,为他起草奏章,想让事情从下面处理,后来知道朱云是亡命罪人,还与他交往,朱云因此未能抓获。"皇上于是将陈咸、朱云下狱,减死罪为城旦刑(筑城四年)。陈咸、朱云于是被废黜禁锢,终元帝之世。
到了成帝时,原丞相安昌侯张禹以皇帝老师的身份位列特进,非常受尊重。朱云上书求见,公卿都在前面。朱云说:"如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正君主,下不能造福百姓,都是尸位素餐,就是孔子所说的'鄙夫不可以与之事奉君主'、'只怕失去官位,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人。臣希望赐予尚方斩马剑,斩杀一个佞臣来警告其余的人。"皇上问:"谁?"朱云回答说:"安昌侯张禹。"皇上大怒,说:"小臣在下面诽谤上面,在朝廷上侮辱我的老师,罪当死不可赦。"御史要把朱云拉下去,朱云攀住殿前的栏杆,栏杆被拉断了。朱云大呼说:"臣能够到地下追随关龙逢、比干同游,就足够了!只是不知道圣明的朝廷将来会怎样。"御史于是把朱云带走了。这时左将军辛庆忌摘下官帽解下印绶,在殿下叩头说:"这位臣子向来以狂妄直率著称于世。如果他说得对,不可诛杀;如果他说得不对,也应当宽容他。臣敢以死相争。"辛庆忌叩头直到流血。皇上怒气消解,然后才作罢。后来要修理栏杆时,皇上说:"不要换新的!就在原来的基础上修补,以此来表彰直言的臣子。"
朱云从此以后不再做官,常住在鄠县的田庄,有时出门乘坐牛车带着学生们,所经过的地方人们都恭敬地对待他。薛宣担任丞相时,朱云去见他。薛宣以宾主之礼接待,趁机留朱云住宿,从容地对朱云说:"你在田野里没有事情做,暂且留在我的东阁,可以结交四方奇士。"朱云说:"你这小子想把我当属吏吗?"薛宣不敢再说。
朱云教授学生,要挑选诸生,然后才收为弟子。九江人严望及严望哥哥的儿子严元,字仲,都能传承朱云的学问,都做了博士。严望官至泰山太守。
朱云七十多岁时,在家中去世。生病时不请医生吃药。遗言说用身上的衣服入殓,棺材刚好围住身体,墓土围住棺椁,筑一丈五尺高的坟,葬在平陵东城门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郡寿春县人。年轻时在长安求学,精通《尚书》和《谷梁春秋》,担任郡文学,补任南昌县尉。后来辞官回到寿春,多次通过县道上书谈论变故之事,请求借用驿车,到皇帝驻跸之处逐条应对紧急政事,但总是被批复退回。
当时,成帝委任大将军王凤,王凤专权擅权朝政,而京兆尹王章一向忠诚正直,讥讽弹劾王凤,被王凤所杀。王氏势力日渐强盛,灾变异象屡次出现,群臣没有敢说正话的。梅福又上书说:
"臣听说箕子在殷商时佯装疯狂,却为周朝陈述了《洪范》;叔孙通逃离秦朝归附汉朝,制定了礼仪品秩。叔孙通先前并非不忠,箕子并非疏远自己的家族而背叛亲人,而是无可奈何不能进言。从前高祖采纳善言唯恐不及,听从劝谏如同转动圆环般顺畅,听人进言不求其能力,举荐有功之人不考究其过去。陈平从亡命之徒起家而成为谋主,韩信从行伍之间被提拔而建树为大将。所以天下的士人如云合般归附汉朝,争相进献奇谋异策,智者竭尽其策略,愚者尽其思虑,勇士极尽其节操,怯夫也勉力效死。汇聚天下的智慧,合并天下的威势,因此推翻秦朝如同举起鸿毛,攻取楚如同拾取遗物,这就是高祖之所以无敌于天下的原因。孝文皇帝从代地起家,没有周公、召公那样的师傅,没有伊尹、吕尚那样的辅佐,遵循高祖的法令,加上恭敬节俭。在这个时候,天下几乎太平。由此说来,遵循高祖的法则就治理得好,不遵循就混乱。为什么呢?秦朝行无道之事,削除孔子的遗迹,毁灭周公的轨范,破坏井田制,废除五等爵位,礼废乐崩,王道不通,所以想要推行王道的人不能成就功业。孝武皇帝喜欢忠谏,爱听至理之言,赐予爵位不等待品行优秀之人,赏赐不须要有显赫功绩,因此天下平民各自激励志向竭尽心力奔赴朝廷自我推荐的人数不胜数。汉朝得到贤才,在这个时候最为兴盛。假使孝武皇帝听从采纳他们的计策,升平之世是可以达到的。然而却积尸暴骨,在胡、越之地快意征伐,所以淮南王刘安乘机而起。他的计谋之所以不能成功而密谋泄露,是因为众多贤才聚集在本朝,所以他的大臣势力不足以凌驾朝廷,不敢附和跟从。如今平民百姓窥伺国家的空隙,乘机而起的就是蜀郡。以及山阳的亡命之徒苏令之流,践踏名都大郡,寻求同党,招揽随从,却没有逃亡隐藏的打算。这些都是轻视朝廷大臣,无所畏惧忌惮,国家的权力轻,所以匹夫想要与皇上争衡。
"士人,是国家的重器;得到士人就强大,失去士人就弱小。《诗经》说:'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庙堂上的议论,不是草野之人所应当说的。臣确实害怕自己身死弃尸荒野,尸骨与士卒并列,所以多次上书求见,却总是被退回。臣听说齐桓公的时候,有人以九九乘法表来求见,桓公不拒绝,想以此招致大才。如今臣所说的不仅仅是九九乘法,陛下拒绝臣已经三次了,这就是天下士人不来的原因。从前秦武王好勇力,任鄙叩关自我推荐;秦穆公行霸道,繇余归附其德行。如今想要招致天下的士人,百姓有上书求见的,就让他们到尚书那里询问他们要说的话,言论可以采纳的,给予升斗之俸禄,赐予一束帛。如果这样做,那么天下的士人就会发愤吐露忠言,好的谋略每天都能上达皇上,天下的条理秩序,国家的内外事务,就清清楚楚可以看到了。以四海之广,士民之多,能言善辩的人非常多。然而其中能够指陈世事、陈述政见,言辞成文章,用先圣之道来验证而不谬误,施行于当世合乎时务的,也不过寥寥几人。所以爵禄束帛,是天下的基石,是高祖用来激励世人、磨砺钝器的方法。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到了秦朝就不是这样了,张设诽谤的罗网,实际上是为汉朝驱除障碍,倒持泰阿宝剑,把剑柄交给了楚国。所以如果确实能不失去权柄,天下虽然有不顺从的,也没有人敢触犯其锋芒,这就是孝武皇帝之所以开疆拓土建功立业成为汉朝世宗的原因。如今不遵循霸主之道,却想用三代的选举方法来选取当世的士人,就像看着伯乐的画图,到集市上寻找千里马,不可能得到,这也是很明显的了。所以高祖舍弃陈平的过失而获得他的谋略,晋文公召天王,齐桓公任用仇人,只要有益于时世,不顾忌逆顺,这就是所谓的霸道。纯一色成体叫做醇,黑白杂合叫做驳。想用承平时代的法律来治理暴秦留下的残余,就像用乡饮酒的礼仪来管理军市一样。
"如今陛下既不采纳天下人的言论,又加以杀戮。喜鹊遭到伤害,仁义的鸟就会更加远飞;愚笨的人遭到杀戮,明智的士人就会深深退隐。近来愚民上疏,多触犯不必要的法令,有的被交给廷尉,而死的人很多。自从阳朔年以来,天下以进言为忌讳,朝廷尤其严重,群臣都顺从皇上的意旨,没有人坚持正道。用什么来证明呢?拿百姓上呈的书信来说,即使是陛下所赞许的,试着交给廷尉,廷尉一定会说'不是应该说的话,大不敬'。用这个来推断,就明白了。所以京兆尹王章天资忠诚正直,敢于当面引据廷争,孝元皇帝提拔他,以此来勉励群臣而矫正朝廷的歪风。到了陛下时,却杀戮波及他的妻子儿女。况且惩治恶人只应止于其身,王章并没有反叛的罪过,却殃及全家。折损直士的节操,封住谏臣的嘴巴,群臣都知道这样做不对,但不敢争辩,天下以进言为戒,这是国家最大的祸患。希望陛下遵循高祖的轨迹,杜绝亡秦的道路,经常诵读《十月》之歌,留意《无逸》的告诫,废除不紧急的法令,下达不忌讳言论的诏书,广泛借鉴、兼听各方,与疏远卑贱之人谋事,使深处的人不隐匿,远处的人不被阻塞,这就是所谓的'辟四门,明四目'。而且不紧急的法令,是诽谤之罪中最轻微的。'过去的事不可追回,未来的事还可以补救。'如今君命被冒犯而主威被削弱,外戚的权力日益隆盛,陛下看不见其形迹,希望观察其影子。建始以来,日食地震,按比例来说,是春秋时期的三倍,水灾更是无法比拟。阴盛阳衰,金铁飞腾,这是什么征兆啊!汉朝建立以来,社稷三次面临危险。吕氏、霍氏、上官氏都是母后之家,亲亲之道,以保全为上,应当给他们贤明的老师和良好的太傅,教以忠孝之道。如今却尊宠他们的地位,授予他们大权,使他们骄横叛逆,以至于被灭族,这是在亲亲之道上的重大失误。以霍光的贤明,尚且不能为子孙考虑,所以权臣换代就危险了。《尚书》说:'不要像对待火一样,开始时觉得微弱。'势力凌驾于君王之上,权力超过君主,然后再来防范,也来不及了。
皇上最终没有采纳。成帝长期没有继承人,梅福认为应当建立三统,封孔子的后代为殷商之后,又上书说:
"臣听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政就是职责,地位低下而议论高位之事就是罪过。越职触罪,危言耸世,即使伏斧钺、身首异处,也是臣的愿望。守着职责不说话,终老天年保全身体,死的时候尸体还没腐烂名声就消失了,即使有齐景公那样的地位,有千驷之富,臣也不贪图。所以臣希望能登上文石的台阶,走过赤色的殿前通道,坐在殿门窗下的法座上,尽平生的愚虑。如果对时世没有益处,被世人遗忘,这就是臣寝食不安的原因。希望陛下深思臣的话。
"臣听说保全别人的人所以能自立,堵塞别人的人所以会自塞。善恶的报应,各如其事。从前秦灭二周,夷平六国,隐士不被显用,逸民不被举荐,断绝了三统,毁灭了天道,所以自身危险、儿子被杀,孙子不能继嗣,这就是所谓的堵塞别人而自塞。所以武王克殷,还没下车,就保存五帝的后代,封殷商后代于宋,延续夏朝后裔于杞,明著三统,表示天下不是一家独有。因此姬姓遍布半个天下,迁庙的神主,流布于千家万户,这就是所谓的保全别人而自立。如今成汤无人祭祀,殷人没有后代,陛下长期没有继承人,恐怕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春秋经》说:'宋杀其大夫。'《谷梁传》说:'不称名姓,因为他在祖先的位置上,是尊重他。'这说明孔子是殷商的后代,虽然不是正统,封他的子孙为殷后,在礼制上也是适宜的。为什么呢?诸侯可以夺取宗子的地位,圣人的庶子可以取代嫡子。传记说'贤者的子孙应当有封地',更何况是圣人,又是殷商的后代呢!从前成王用诸侯的礼仪安葬周公,而皇天动怒,雷风成灾。如今孔子的庙宇不出阙里,孔氏子孙不免为编户平民,以圣人之身而享受匹夫的祭祀,这不是皇天的意思。如今陛下如果能根据孔子的素来功绩,封他的子孙,那么国家必定获得其福,而且陛下的名声将与天同在。为什么呢?追念圣人的素来功绩,封其子孙,这是以前没有的先例,后世的圣人必定以此为法则。不朽的名声,能不努力争取吗!
梅福地位孤寒遥远,又讥讽切责王氏,所以最终不被采纳。
当初,武帝时,开始封周朝后裔姬嘉为周子南君,到元帝时,尊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位次在诸侯王之下。派各位大夫博士寻找殷商后代,已经分散为十多个姓氏,郡国中往往能找到其大宗,但推求子孙世系,已经断绝无法记载。当时,匡衡建议,认为"王者保存前二代王的后裔,是为了尊崇其先王而贯通三统。如果犯了当诛灭之罪的则断绝,而改封其他亲族为始封君,向上承继其王者的始祖。《春秋》之义,诸侯不能守住自己社稷的则断绝。如今宋国已经不能守住其统绪而失去国家了,就应当重新立殷商后裔为始封君,向上承继商汤的统绪,而不是应当继承宋国的绝侯,应当明确找到殷商后裔即可。如今原来的宋国,推求其嫡系后裔,年代久远已不可得;即使得到其嫡系,嫡系的先祖已经断绝,不应当立。《礼记》中孔子说:'丘,殷人也。'这是先师们共同传下来的,应当以孔子的世系作为商汤的后代。"皇上认为他的说法不合经典,于是搁置不办。到了成帝时,梅福再次进言应当封孔子的后代来奉祀商汤。绥和元年,立二王之后,推考古文记载,以《左传》《谷梁传》《世本》《礼记》互相印证,于是下诏封孔子的世系为殷绍嘉公。此事记载在《成帝纪》中。这时,梅福闲居在家,常以读书养性为事。
到了元始年间,王莽专政,梅福有一天抛弃了妻子儿女,离开九江,至今传说他成了仙。后来有人看见梅福在会稽,改了姓名,做了吴地城门的守卒。
云敞字幼孺,平陵人。师事同县人吴章,吴章研究《尚书经》担任博士。平帝以中山王的身份即帝位,年幼,王莽执政,自号安汉公。以平帝为成帝的后嗣,不能顾及私亲,帝母及外家卫氏都留在中山,不能到京师。王莽的长子王宇,不赞同王莽隔绝卫氏,担心皇帝长大后怨恨。王宇与吴章密谋,夜里用血涂抹王莽的门,像鬼神的警告,希望以此恐吓王莽。吴章想借此来应对灾咎。事情被发觉,王莽杀了王宇,诛灭卫氏,受牵连而死的有一百多人。吴章被判腰斩,尸体在东市门被分裂示众。当初,吴章是当世的名儒,教授学生尤其兴盛,弟子有一千多人,王莽认为他们是恶人的同党,都应当禁锢,不能做官。门人都改拜其他人为师。云敞当时是大司徒掾,自己弹劾说是吴章的弟子,收抱吴章的尸体回去,棺殓安葬了他,京师的人都称赞他。车骑将军王舜推崇他的志节,把他比作栾布,上表推荐他为掾,又推荐为中郎谏大夫。王莽篡位后,王舜为太师,又推荐云敞可以担任辅佐之职。云敞因病免官。唐林说云敞可以治理郡国,提拔他为鲁郡大尹。更始帝时,用安车征召云敞为御史大夫,又因病免职,死在家中。
赞语说:从前孔子说如果找不到中庸之人,就想到狂狷之人。看杨王孙的志向,比秦始皇贤明多了。世人称朱云往往言过其实,所以说:"大概有不知而妄作者,我没有这种毛病。"胡建面对敌人敢于决断,武功昭著于外。斩杀奸邪,军旅不乱。梅福的言辞,合乎《大雅》的精神,虽然没有老成持重之人,尚有典章可循;殷商的教训不远,夏后氏所闻。于是顺从自己的喜好,保全本性于市门。云敞的义举,彰显于吴章之事,行仁由己,两次入大府为官,清正则如濯缨,离仁德之道又有多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