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二十四史

汉书 · 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

西汉 · 班固 撰 [列传]

本卷为卷级对照(原文与白话未逐段对齐),请以原文为准。

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

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查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仲舒对曰: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五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晁之,为生贤佐,后世称通,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谬失其统也。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贱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娇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在,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未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俫,动之斯和”,此之谓也。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册之曰:

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

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亡以辅德,二端异焉。

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秏矣哀哉!

乌乎!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

仲舒对曰:

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此之谓也。尧在位七十载,乃逊于位以禅虞舜。尧崩,天下不归尧子丹朱而归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为相,因尧之辅佐,继其统业,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矣”,此之谓也。至于殷纣,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伯夷、太公皆当世贤者,隐处而不为臣。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秏乱,万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从周。文王顺天理物,师用贤圣,是以闳夭、大颠、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爱施兆民,天下归之,故太公起海滨而即三公也。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昏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由此观之,帝王之条贯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孔子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此之谓也。

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官至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此之谓也。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来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陛下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维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弃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陛下加惠,宽臣之罪,令勿牵制于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尽愚!

于是天子复册之。

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仲舒复对曰:

臣闻《论语》曰:“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听于承学之臣,复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尽圣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对,条贯靡竟,统纪不终,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

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之。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

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臣,故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乎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胡尧兢兢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以其浸明浸昌之道也。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夫善恶之相从,如景乡之应形声也。故桀、纣暴谩,谗贼并进,贤知隐伏,恶日显,国日乱,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终陵夷而大坏。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十余年,此其浸微浸灭之道也。

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之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欲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举贤良方正之士,论议考问,将欲兴仁谊之林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闻,诵所学,道师之言,廑能勿失耳。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窃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皇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试迹之于古,返之于天,党可得见乎。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故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故诗人疾而刺之,曰:“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着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矣。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问仲舒曰:“粤王勾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亦以为粤有三仁。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仲舒对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对。闻昔者鲁君问柳下惠:‘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徒见问耳,且犹羞之,况设诈以伐吴乎?由此言之,粤本无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王曰:“善。”

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为从谀,弘嫉之。胶西王亦上兄也,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弘乃言于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闻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获罪,病免。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

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年老,以寿终于家,家徙茂陵,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

赞曰: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为:“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赣、子游、子夏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至向曾孙龚,笃论君子也,以歆之言为然。

董仲舒是广川人。他年轻时专门研究《春秋》,汉景帝时担任博士。他讲课的时候放下帷帐,弟子们按照入学的先后顺序相互传授学业,有的学生甚至从来没有见过他的面。据说他三年都没有到自家的花园里去看过一眼,专心致志到了这种程度。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凡是不合礼制的事坚决不做,当时的学者们都把他当作老师一样尊敬。

汉朝建立以来,传到第五代皇帝这段时期,只有董仲舒一个人称得上精通《春秋》,他传承的是公羊氏的学说。

汉武帝即位后,先后多次选拔贤良文学之士,加起来有上百人,而董仲舒就是以贤良的身份参加对策考试的。

汉武帝下诏策问道:朕有幸继承了至高无上的美德,想要把它千秋万代地传下去,推行到无边无际的地方,责任如此重大,使命如此崇高,所以朕日夜不得安宁,时刻思考着万事万物的根本道理,仍然担心有所差错。因此广泛延请天下四方的豪杰英才,各郡国诸侯也公开选拔贤良方正、品德廉洁、学识广博的人才,朕想听听治国大道的要领和最高深理论的精义。如今先生您脱颖而出,成为被举荐者中的第一名,朕非常赞赏。请先生集中精力、深入思考,朕将虚心听取您的回答。

朕听说五帝三王的治国之道,他们改立法制、制作礼乐教化,而天下治理的方式各不相同。既然这样,那么这些治国之道究竟是遵循什么原则呢?朕猜想,或许是因为他们各自所走的途径不同,所以具体的功德措施也应当有所差异,各有各的适用之处,各有各的合宜之法,正所谓殊途同归。如今先生既然已经阐明了治国大道的极致,就请陈述治乱兴衰的道理、当今所应当采取的合宜措施,以及如何贯通这些道理的方法,请毫无保留地一一回答,朕将亲自审阅。

董仲舒回答说:

臣听说,上天要大力扶助一个人、让他成为君王,必定会有一些人力无法招致而自动到来的祥瑞征兆,这就是接受天命的符信。天下的人同心归附于他,就像归附自己的父母一样,所以上天的祥瑞便会被他的诚心所感动而降临。《尚书》上说"白鱼跳进周武王的船中,有火焰覆盖在武王的屋顶上,又变成乌鸦飞走了",这大概就是接受天命的符信。周公摄政的时候实现了天下太平,于是营建洛邑,天下和睦融洽,远方的越裳氏经过好几重翻译前来进献白色的雉鸟。可是到了周幽王、周厉王的时候,朝廷上下不和,诸侯互相争斗,四方蛮夷交相入侵,中原地区变得衰弱不堪。由此看来,一个国家的治乱兴废完全取决于君主自身,并不是上天降下的命数无法挽回,而是因为君主的行为违背了天理,所以才丢了天下。

仁、义、礼、智、信这五种恒久不变的道德准则,是君王应当用心修养的;这五种道德修养好了,就能受到上天的保佑,享受鬼神的赐福,君王的恩德就能推广到国境之外,惠及天下万物。

音乐,是天下最美的事物,古人让天下人共同享受音乐的美好,如今却各自不同。教化,是政治的根本;刑狱,是政治的末节。它们虽然分属不同的领域,但作用是一致的,所以不能不相通。如今朝廷废弃了先王设立的掌管道德教化的官职,而只用执法的官吏来治理百姓,这恐怕是想要单靠刑罚来治国的意思吧!孔子说:"不先进行教化就杀人,这叫暴虐。"暴虐的政治施加在百姓身上,却还想让道德教化覆盖天下,所以是很难成功的。

臣听说,各种规章制度以及礼服上玄色和黄色的装饰,是用来明确尊卑、区分贵贱、勉励有德之人的。所以《春秋》中讲到,接受天命之后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改订历法正朔、变更服饰颜色,以此来顺应天命。臣听说,上天要大力扶助一个人、让他成为君王,必定会有一些人力无法招致而自动到来的祥瑞征兆,这就是接受天命的符信。天下的人同心归附于他,就像归附自己的父母一样,所以上天的祥瑞便会被他的诚心所感动而降临。

臣仔细考察《春秋》中的记载,看看前代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来观察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实在是令人敬畏。一个国家将要出现违背天道的败亡时,上天就会先降下灾害来谴责警告它;如果君主不知道自我反省,上天又会降下怪异现象来让君主恐惧警惕;如果还不知道悔改,那么伤亡败亡就随之而来了。由此可见,上天对君主是仁慈爱护的,想要制止他走向祸乱。只要不是极端无道的时代,上天都想尽力扶持保全他,事情的关键只在于君主是否努力罢了。努力做学问,就能见识广博而智慧更加明达;努力推行正道,就能德行日益提升而大有成就,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未必人人都能做到。《诗经》上说"从早到晚毫不懈怠",《尚书》上说"努力啊,努力啊",说的都是要尽力而为的意思。

所谓道,就是通往天下大治的路径,仁义礼乐都是实现它的工具。所以圣明的君王虽然去世了,他的子孙还能长久安宁几百年,这都是礼乐教化所起的作用。君王在没有制作新的礼乐之前,就采用先王流传下来而又适用于当代的礼乐,用来对百姓进行深入的教化。如果教化没有深入人心,雅颂这样的音乐就无法制作出来,所以君王功业成就之后才制作礼乐,这是用来歌颂他的德政的。音乐,是用来改变民风、转化民俗的;它改变百姓很容易,感化人的效果也很显著。所以声音从和谐中产生,以情感为根本,能够触及人的肌肤,深入人的骨髓。因此,王道即使有所衰微,但管弦之声并没有消失。虞舜已经很久没有执掌政权了,可是歌功颂德的音乐遗风仍然存在,所以孔子在齐国能够听到《韶》乐。

百姓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如果不用教化这道堤防去阻挡,是拦不住的。所以教化确立之后,奸邪行为都能止息,是因为这道堤防完好;教化废弛之后,奸邪行为一起出现,连刑罚也禁止不了,是因为这道堤防坏了。古代的君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面向南方治理天下,没有不把教化作为头等大事的。在国都设立太学来教育国人,在县邑设立庠序来教化百姓,用仁来浸润百姓,用义来磨砺百姓,用礼来约束百姓,所以他们虽然刑罚很轻,却没有人犯法,这是因为教化推行得好而风俗淳美的缘故。

圣明的君王在接替乱世之后,会把乱世留下的一切痕迹扫除干净,然后重新修明教化、大力加以推崇。教化已经明备,习俗已经形成,子孙遵循着这套制度,延续五六百年也不会败坏。可是到了周朝末年,君主极其无道,因而丢了天下。秦朝继周之后,不但不能改弦更张,反而变本加厉,严厉禁止学术研究,不许百姓收藏书籍,抛弃礼义而且厌恶听到这些,他们的心思是要彻底消灭先王的治国之道,专行那种任性妄为、苟且简慢的统治,所以建国才十四年就灭亡了。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像秦朝这样以乱助乱、严重残害天下百姓的。秦朝留下的遗毒和余害,至今还没有消除,使得风俗浅薄恶劣,百姓凶暴顽劣,互相抵触抗拒,败坏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臣私下打个比方:琴瑟的音调不和谐了,严重的就一定要把弦拆了重新拉紧,才能弹奏;政治行不通了,严重的就一定要变革更新,才能治理好。应当重新拉紧而不去拉紧,即使有高明的工匠也无法把音调调好;应当变革更新而不去变革,即使有大贤人也无法把国家治理好。所以汉朝得天下以来,一直想把国家治理好,却至今没有治理好,失误就在于应当变革更新而没有变革更新。古人说过:"站在深水边想要得到鱼,不如回家去织网。"如今汉朝治理天下已经七十多年了,不如退下来变革更新;变革更新就能把国家治理好,国家治理好了,灾害就会一天天消失,福禄就会一天天来临。《诗经》上说:"对百姓适宜、对人民得当,就会从上天那里受到福禄。"施政如果能适宜于百姓,本来就应当受到上天的赐福。仁、义、礼、智、信这五种恒久不变的道德准则,是君王应当用心修养的;这五者修养好了,就能受到上天的保佑,享受鬼神的赐福,君王的恩德就能推广到国境之外,惠及天下万物。

臣听说,上天要大力扶助一个人、让他成为君王,必定会有一些人力无法招致而自动到来的祥瑞征兆,这就是接受天命的符信。天下的人同心归附于他,就像归附自己的父母一样,所以上天的祥瑞便会被他的诚心所感动而降临。可是到了后世,君主骄奢淫逸、德行衰微,不能统辖治理百姓,诸侯反叛,残害良民来争夺土地,废弃道德教化而专用刑罚。刑罚使用不当,就会产生邪气;邪气在民间积聚,怨恨和不满在朝廷蓄积。上下之间不和睦,那么阴阳就会错乱,妖孽就产生了。这就是灾异所以发生的根源。

臣听说,命是上天的命令,性是生命固有的本质,情是人的欲望。有人短命有人长寿,有人仁厚有人鄙薄,这都是环境造就而成的,不可能纯粹完美,其中有治世和乱世的不同原因,所以人们参差不齐。孔子说:"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吹到草上,草就必然随风倒伏。"所以尧、舜推行德政,百姓就仁厚长寿;桀、纣施行暴政,百姓就鄙陋短命。在上位的人教化下面的人,下面的人追随上面的人,就像泥土在转轮上,完全取决于陶工怎样塑造;就像金属在熔炉里,完全取决于冶匠怎样铸造。"安抚他们,他们就会来归附;鼓动他们,他们就会和谐团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臣仔细考察《春秋》的经文,探求王道的开端,从"正月"这个词上找到了答案。"正"字放在"王"字之后,"王"字放在"春"字之后。"春"是上天的作为;"正"是君王的作为。它的意思是说,君王上承上天的作为,而下用来匡正自己的作为,这才是王道的开端。既然这样,那么君王想要有所作为,就应当从上天那里寻求端绪。天道中最大的,就是阴阳。阳代表德,阴代表刑;刑主管杀戮而德主管生长。所以阳常处于盛夏,以生育养长为职责;阴常处于严冬,而积聚在空虚不用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上天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罚。上天让阳出来在上方布施,主导一年的收成;让阴进入下面潜伏,按时出来辅助阳。阳如果得不到阴的辅助,也不能单独完成一年的变化。但最终还是靠阳来完成一年的变化,这就是上天的意志。君王秉承上天的意志来处理事务,所以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罚。刑罚不可以用来治理天下,就像阴不可以用来完成一年的变化一样。施政而专用刑罚,就不顺从于天,所以先王没有愿意这样做的。如今朝廷废弃了先王设立的掌管道德教化的官职,而只用执法的官吏来治理百姓,这恐怕是想要单靠刑罚来治国的意思吧!孔子说:"不先进行教化就杀人,这叫暴虐。"暴虐的政治施加在百姓身上,却还想让道德教化覆盖天下,所以是很难成功的。

臣听说,各种规章制度以及礼服上玄色和黄色的装饰,是用来明确尊卑、区分贵贱、勉励有德之人的。所以《春秋》中讲到,接受天命之后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改订历法正朔、变更服饰颜色,以此来顺应天命。臣听说,上天要大力扶助一个人、让他成为君王,必定会有一些人力无法招致而自动到来的祥瑞征兆,这就是接受天命的符信。天下的人同心归附于他,就像归附自己的父母一样,所以上天的祥瑞便会被他的诚心所感动而降临。

《春秋》所主张的大一统思想,是天地之间恒久不变的法则,是古今通用的道理。如今各家学派讲的理论不同,人们发表的主张各异,百家学说各有各的路数,思想观念都不一致,因此朝廷无法保持统一;法令制度一改再改,百姓不知道应该遵守什么。臣愚昧地认为,凡是不属于六艺范畴、不合孔子学说的思想理论,都应该禁绝它们的传播,不让它们与儒家学说一起发展。那些邪僻偏颇的学说灭绝之后,然后纲纪才能统一,法度才能明确,百姓也就知道该遵从什么了。

对策结束之后,汉武帝对董仲舒的言论感到非常惊异,于是提拔他做了江都国的国相。

董仲舒治理封国的时候,运用《春秋》中关于灾异变化的理论,来推求阴阳交错运行的原因,所以举行求雨仪式时,就关闭各种属阳的事物、开放各种属阴的事物;举行止雨仪式时,做法则与此相反。他在封国内推行这些做法,没有不奏效的。中途他被贬为中大夫,闲居在家中,写了一部关于灾异的著作。这时,辽东的高帝庙发生了火灾,高园便殿也着了火。董仲舒在家里推演这两件事所蕴含的天意,写了草稿还没有呈报上去。主父偃来拜访董仲舒,私下见到了这份草稿,因为嫉妒董仲舒的才华,便偷了这份书稿上奏给朝廷。汉武帝召集儒生们传看这份书稿,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道这是他老师写的,认为其中的言论非常愚蠢。于是有关部门把董仲舒逮捕下狱,判了死罪,汉武帝下诏赦免了他。董仲舒从此再也不敢谈论灾异之事了。

董仲舒为人廉洁正直。当时,朝廷正在对外抵御四方蛮夷,公孙弘研究《春秋》不如董仲舒,但公孙弘善于迎合世俗、掌握权位,官做到了公卿。董仲舒认为公孙弘不过是阿谀奉承之辈,公孙弘因此嫉恨他。胶西王是汉武帝的哥哥,为人尤其骄纵放肆,多次陷害二千石级别的高官。公孙弘于是对汉武帝说:"只有董仲舒可以派去担任胶西王的国相。"胶西王听说董仲舒是大学者,对他很尊敬。董仲舒担心时间长了会招来祸患,就称病辞了官。他一共担任过两个诸侯国的国相,都是侍奉骄横的诸侯王,但他能端正自身为下属做表率,多次上疏直言劝谏,在封国内颁布教令,他所到之处都治理得很好。等到他辞官回家之后,始终不过问家中的产业,一心从事研究和著书。

董仲舒在家闲居,朝廷如果遇到重大决策,就会派使者以及廷尉张汤到他家里去征求意见,他的回答都能阐明很多法令制度方面的道理。自从汉武帝初年即位,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担任丞相时就开始尊崇儒学。等到董仲舒参加对策,阐发弘扬孔子的学说,贬抑排斥百家之学。设立负责学校的官职,州郡举荐茂才和孝廉,这些制度都是由董仲舒首先提出来的。他年老之后,在家中寿终正寝。他的家后来迁到了茂陵,儿子和孙子都因为学问做到了大官。

董仲舒的著作,都是阐明儒家经学精义的,加上他写的奏疏和教令,一共一百二十三篇。而论述《春秋》史事得失的著作,如《闻举》《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类,又有几十篇,十多万字,都流传于后世。这里只选取那些切合当世、适用于朝廷的内容记载于本篇。

班固评论说:刘向曾经称赞道"董仲舒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即使是伊尹、吕望也不能超过他,管仲、晏婴这些人不过是成就霸业的助手,恐怕还比不上他"。到了刘向的儿子刘歆,则认为"伊尹、吕望是圣人级别的得力助手,董仲舒还比不上"。然而自从汉武帝以来,儒者当中只有董仲舒的名气最大,是群儒之首。他多次直言劝谏,汉武帝都赞许并采纳了。在汉武帝时期,虽然未能完全采纳他的主张,但阐发弘扬孔子的学说、贬抑排斥百家之学、设立负责学校的官职、州郡举荐茂才和孝廉,这些制度都是由董仲舒首先提出来的。董仲舒生逢汉朝承接秦朝毁灭学术之后,六经散乱残缺,他却放下帷帐发愤研究,潜心于宏大的事业,使后来的学者有所统摄和归依,成为群儒之首,这是理所当然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