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 · 卷四十九·列传第十四

牛弘牛弘，字里仁，安定鹑觚人也，本姓裛氏。祖炽，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书、临泾公，赐姓为牛氏。弘初在襁褓，有相者见之，谓其父曰："此儿当贵，善爱养之。"及长，须貌甚伟，性宽裕，好学博闻。在周，起家中外府记室、内史上士。俄转纳言上士，专掌文翰，甚有美称。加威烈将军、员外散骑侍郎，修起居注。其后袭封临泾公。宣政元年，转内史下大夫，进位使持节、大将军，仪同三司。开皇初，迁授散骑常侍、秘书监。弘以典籍遗逸，上表请开献书之路，曰：

牛弘，字里仁，是安定鹑觚人，本姓裛氏。祖父牛炽，担任郡中正。父亲牛允，曾任魏侍中、工部尚书、临泾公，被赐姓为牛氏。牛弘还在襁褓中时，有相面的人看见他，对他的父亲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显贵，要好好抚养他。"等到长大，胡须相貌非常魁梧，性格宽厚宽容，爱好学习，博闻强识。在北周时，从家中被征召出任中外府记室、内史上士。不久转任纳言上士，专门掌管文书，很有美名。加授威烈将军、员外散骑侍郎，修撰起居注。此后继承爵位为临泾公。宣政元年，转任内史下大夫，晋升使持节、大将军，仪同三司。开皇初年，迁升为散骑常侍、秘书监。牛弘因为典籍散失，上表请求开辟献书的途径，说：

经籍所兴，由来尚矣。爻画肇于庖羲，文字生于苍颉。圣人所以弘宣教导，博通古今，扬于王庭，肆于时夏。故尧称至圣，犹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观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及四方之志。武王问黄帝、颛顼之道，太公曰："在《丹书》。"是知握符御历，有国有家者，曷尝不以《诗》《书》而为教，因礼乐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旧经紊弃。孔子以大圣之才，开素王之业，宪章祖述，制《礼》刊《诗》，正五始而修《春秋》，阐《十翼》而弘《易》道。治国立身，作范垂法。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任用威力，事不师古，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本既先亡，从而颠覆。臣以图谶言之，经典盛衰，信有徵数。此则书之一厄也。汉兴，改秦之弊，敦尚儒术，建藏书之策，置校书之官，屋壁山岩，往往间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内有延阁、秘书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父子雠校篇籍。汉之典文，于斯为盛。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光武嗣兴，尤重经诰，未及下车，先求文雅。于是鸿生巨儒，继踵而集，怀经负帙，不远斯至。肃宗亲临讲肄，和帝数幸书林，其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牒填委，更倍于前。及孝献移都，吏民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魏文代汉，更集经典，皆藏在秘书、内外三阁，遣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美其朱紫有别。晋氏承之，文籍尤广。晋秘书监荀勖定魏《内经》，更著《新簿》。虽古文旧简，犹云有缺，新章后录，鸠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训范当世。属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永嘉之后，寇窃竞兴。因河据洛，跨秦带赵。论其建国立家，虽传名号，宪章礼乐，寂灭无闻。刘裕平姚，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僭伪之盛，莫过二秦，以此而论，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轨物，图画记注，播迁之余，皆归江左。晋、宋之际，学艺为多，齐、梁之间，经史弥盛。宋秘书丞王俭，依刘氏《七略》，撰为《七志》。梁人阮孝绪，亦为《七录》。总其书数，三万余卷。及侯景渡江，破灭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图书，因斯尽萃于绎矣。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后魏爰自幽方，迁宅伊、洛，日不暇给，经籍阙如。周氏创基关右，戎车未息。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加收集，方盈万卷。高氏据有山东，初亦采访，验其本目，残缺犹多。及东夏初平，获其经史，四部重杂，三万余卷。所益旧书，五千而已。今御书单本，合一万五千余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比梁之旧目，止有其半。至于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臣以经书自仲尼已后，迄于当今，年逾千载，数遭五厄，兴集之期，属膺圣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临区宇，功无与二，德冠往初。自华夏分离，彝伦攸斁，其间虽霸王递起，而世难未夷，欲崇儒业，时或未可。今土宇迈于三王，民黎盛于两汉，有人有时，正在今日。方当大弘文教，纳俗升平，而天下图书，尚有遗逸，非所以仰协圣情，流训无穷者也。臣史籍是司，寝兴怀惧。昔陆贾奏汉祖云"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为国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然士民殷杂，求访难知，纵有知者，多怀吝惜，必须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发明诏，兼开购赏，则异典必臻，观阁斯积，重道之风，超于前世，不亦善乎！伏愿天鉴，少垂照察。

经籍的兴起，由来已久。爻画起源于庖羲，文字产生于苍颉。圣人用它来弘扬教化，博通古今，宣扬于朝廷，流行于华夏。所以尧被称为至圣，还要考察古人的道理来发言；舜有大智慧，还要观察古人的形象。《周官》记载外史掌管三皇五帝的书籍，以及四方的志书。武王问黄帝、颛顼的治国之道，太公说："在《丹书》中。"由此可知，掌握符命、驾驭历数的君主，何尝不是以《诗》《书》来进行教化，依靠礼乐来成就功业呢。从前周朝德业衰落后，旧的经典被扰乱废弃。孔子以大圣的才能，开创素王的事业，效法祖述，制定《礼》删定《诗》，校正五始而修撰《春秋》，阐明《十翼》而弘扬《易》道。治国修身，树立典范，垂示法则。到秦始皇统治天下，吞并诸侯，任用威势武力，做事不效法古人，开始发布焚书的命令，施行偶语之刑。先王的典籍，被彻底扫除干净。根本既已先亡，随之而颠覆。臣以图谶来说，经典的盛衰，确实有徵兆气数。这是书籍的第一次厄运。汉朝兴起，改变秦朝的弊政，崇尚儒术，建立藏书的策略，设置校书的官员，屋壁山岩之中，往往有书籍散出。朝廷有太常、太史的藏书，宫内有延阁、秘书的府库。到孝成帝时期，散失的仍然很多，派遣谒者陈农到天下搜求遗书，诏令刘向父子校勘篇籍。汉朝的典章文献，在这时最为兴盛。到王莽末年，长安兵起，宫室图书，一起被焚毁。这是书籍的第二次厄运。光武帝继承兴起，尤其重视经典诰命，还没下车，就先访求文雅之士。于是大儒鸿生，接踵而至，怀抱经书背负书帙，不远千里而来。肃宗亲自到讲堂，和帝多次驾临书林，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藏的典籍堆积，比前代加倍。到孝献帝迁都，官吏百姓扰乱，图书缣帛，都被取来做帷帐行囊。收集西运的，才七十多车。遇上西京大乱，一时焚烧殆尽。这是书籍的第三次厄运。魏文帝取代汉朝，重新收集经典，都藏在秘书、内外三阁，派遣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当时的评论者，称赞他辨别朱紫有别。晋朝继承，文籍更加广泛。晋秘书监荀勖校定魏《内经》，另著《新簿》。虽然古文旧简，仍有缺失，但新章后录，收集已多，足以恢弘正道，训导当世。遇上刘渊、石勒侵犯，京城覆灭，朝廷典章制度，随之失落。这是书籍的第四次厄运。永嘉之后，寇盗争相兴起。凭河据洛，跨秦带赵。论其建国立家，虽然流传名号，但宪章礼乐，灭迹无闻。刘裕平定姚秦，收缴其图书典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都是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僭伪政权中，没有超过二秦的，以此而论，足可说明问题了。因此可知，衣冠轨物、图画记注，在迁徙流离之余，都归于江左。晋、宋之际，学术技艺较多，齐、梁之间，经史更加兴盛。宋秘书丞王俭，依照刘氏《七略》，撰成《七志》。梁人阮孝绪，也撰成《七录》。总计其书数，三万余卷。到侯景渡江，破灭梁朝，秘省经籍，虽遭兵火，但文德殿内的书史，依然完好保存。萧绎占据江陵，派遣将领击败平定侯景，收集文德殿的书籍，以及公私典籍，副本共七万余卷，全部送往荆州。所以江表图书，因此全部汇集于萧绎处。到周军攻入郢都，萧绎把它们全部焚烧在外城，所收集的才十分之一二。这是书籍的第五次厄运。后魏从幽州方向而来，迁都到伊、洛，日不暇给，经籍缺少。周氏在关右创立基业，战车未停。保定初年，书只有八千卷，后来加以收集，才满万卷。高氏占据山东，最初也采访搜求，核对本目，残缺仍然很多。到东夏刚平定，获得其经史，四部重复混杂，三万余卷。所增益的旧书，不过五千卷而已。现在御书单本，合计一万五千余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比起梁朝的旧目录，只有其一半。至于阴阳河洛之类的篇章，医方图谱之类的著述，更加稀少。臣认为经书自孔子以后，直到当今，年逾千载，数次遭遇五次厄运，兴盛收集的时机，正逢圣明之世。伏惟陛下承受天命，君临天下，功业无与伦比，德行超越往古。自从华夏分离，伦常混乱，其间虽然霸王相继兴起，但世难未平，想要推崇儒业，时势或许不允许。如今疆土超过三王，民众盛于两汉，有人才有时机，正在今日。正应当大力弘扬文教，引导风俗走向太平，而天下图书，仍有散失，不是用来仰合圣情、流传无穷训导的做法。臣掌管史籍，寝食不安心怀恐惧。从前陆贾上奏汉高祖说"天下不可以在马上治理"，由此可知治理国家建立政教，在于典谟。治国的根本，没有比这更优先的。现在秘藏现有的书籍，也足够披阅，但一代的典籍，必须使其完备。不能王府所没有的，私家却有。然而士民繁杂，搜访难以遍知，即使有知道的，大多怀有吝惜之心，必须用天威来强制，用微利来引导。如果发布明诏，同时开设购赏，那么异典必至，观阁就此积累，重道的风气，超越前世，不是很好吗！伏愿天鉴，稍加垂察。

上纳之，于是下诏：献书一卷，赉缣一匹。一二年间，篇籍稍备。进爵奇章郡公，邑千五百户。

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下诏：献书一卷，赏赐缣一匹。一两年间，书籍逐渐齐备。牛弘晋升爵位为奇章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户。

三年，拜礼部尚书，奉敕修撰《五礼》，勒成百卷，行于当世。弘请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议曰：

三年，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奉诏令修撰《五礼》，编纂成一百卷，通行于当世。牛弘请求依照古制修建明堂，上书议论说：

窃谓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祭义》云："祀于明堂，教诸侯孝也。"黄帝曰合宫，尧曰五府，舜曰总章，布政兴治，由来尚矣。《周官·考工记》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郑玄注云："修十四步，其广益以四分修之一，则堂广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四阿重屋。"郑云："其修七寻，广九寻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郑云："此三者，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马融、王肃、干宝所注，与郑亦异，今不具出。汉司徒马宫议云："夏后氏世室，室显于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显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于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广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为两序间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据郑玄之说，则夏室大于周堂，如依马宫之言，则周堂大于夏室。后王转文，周大为是。但宫之所言，未详其义。此皆去圣久远，礼文残缺，先儒解说，家异人殊。郑注《玉藻》亦云："宗庙路寝，与明堂同制。"《王制》曰："寝不逾庙。"明大小是同。今依郑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余。若以宗庙论之，祫享之时，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主，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寝论之，例须朝宴。据《燕礼》："诸侯宴，则宾及卿大夫脱屦升坐。"是知天子宴，则三公九卿并须升堂。《燕义》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于二筵之间，岂得行礼？若以明堂论之，总享之时，五帝各于其室。设青帝之位，须于木室之内，少北西面。太昊从食，坐于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于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笾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设，复须席上升歌，出樽反坫，揖让升降，亦以隘矣。据兹而说，近是不然。

我认为明堂，是用来通达神灵，感化天地，推行教化，尊崇有德之人的。《孝经》说："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享上帝。"《祭义》说："在明堂祭祀，是教导诸侯孝顺。"黄帝称为合宫，尧称为五府，舜称为总章，布政兴治，由来已久。《周官·考工记》说："夏后氏的世室，堂长二七，宽四修一。"郑玄注解说："长十四步，其宽度增加四分之一的长，则堂宽十七步半。""殷人的重屋，堂长七寻，四阿重屋。"郑玄注解说："其长七寻，宽九寻。""周人的明堂，以九尺的筵席为度，南北七筵，五室，每室二筵。"郑玄注解说："这三者，有的举宗庙，有的举王寝，有的举明堂，互相而言，说明它们是同一制度。"马融、王肃、干宝的注释，与郑玄也不同，现在不一一列出。汉司徒马宫议论说："夏后氏的世室，室比堂显要，所以命名为室。殷人的重屋，屋比堂显要，所以命名为屋。周人的明堂，堂比夏室大，所以命名为堂。夏后氏增加其堂的宽度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认为两序之间比夏后氏大七十二尺。"如果依据郑玄的说法，则夏室大于周堂，如果依照马宫的话，则周堂大于夏室。后代帝王转相文饰，周大是正确的。但马宫所说的，未能详其含义。这都是离圣人久远，礼文残缺，先儒解说，各家不同。郑玄注《玉藻》也说："宗庙路寝，与明堂同制。"《王制》说："寝不超过庙。"说明大小是相同的。如今依照郑玄注，每室及堂，只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余。如果以宗庙来论，祫享的时候，周人旅酬六尸，加上后稷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计十一尸，三十六主，及君主北面行礼于二丈的堂中，我认为不可能做到。如果以正寝来论，按例须行朝宴。据《燕礼》："诸侯宴饮，则宾客及卿大夫脱鞋登堂入座。"由此可知天子宴饮，则三公九卿都必须登堂。《燕义》又说："席位，小卿次于上卿。"说都侍坐于席。局限在二筵之间，怎能行礼？如果以明堂来论，合祭之时，五帝各在其室。设青帝之位，须在木室之内，稍北而西向。太昊从食，坐在其西，近南而北向。祖宗配享的，又在青帝之南，稍退而西向。一丈八尺的室，神位有三个，加上簠簋笾豆，牛羊的俎案，四海九州的美物都陈设，又须在席上升歌，出樽反坫，揖让升降，也太狭窄了。据此而言，这种说法大概不对。

案刘向《别录》及马宫、蔡邕等所见，当时有《古文明堂礼》《王居明堂礼》《明堂图》《明堂大图》《明堂阴阳》《太山通义》《魏文侯孝经传》等，并说古明堂之事。其书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郑玄云："是吕不韦著，《春秋十二纪》之首章，礼家钞合为记。"蔡邕、王肃云："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证明，文多不载。束皙以为夏时之书。"刘献云："不韦鸠集儒者，寻于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不韦安能独为此记？"今案不得全称《周书》，亦未可即为秦典，其内杂有虞、夏、殷、周之法，皆圣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为章句，又论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玄堂，内曰太室。圣人南面而听，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虽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数，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庙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径九丈，阴阳九六之变，且圆盖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闼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宫以应日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九宫之数也。户皆外设而不闭，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钟九九之实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应三统，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阔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气，于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礼也。"观其模范天地，则象阴阳，必据古文，义不虚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参《月令》，青阳总章之号不得而称，九月享帝之礼不得而用。汉代二京所建，与此说悉同。

查阅刘向《别录》及马宫、蔡邕等所见，当时有《古文明堂礼》《王居明堂礼》《明堂图》《明堂大图》《明堂阴阳》《太山通义》《魏文侯孝经传》等，都说到古代明堂的事情。这些书都已失传，无法得到校正。现在的《明堂月令》，郑玄说："是吕不韦所著，《春秋十二纪》的首章，礼家抄合为记。"蔡邕、王肃说："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就是此篇。各有证明，文字太多不录。束皙认为是夏时的书。"刘献说："吕不韦聚集儒者，寻访圣王月令的事情而记录下来。吕不韦怎能独自撰写此记？"现在考察，不能完全称为《周书》，也不可立即定为秦典，其中杂有虞、夏、殷、周的制度，都是圣王仁恕的政教。蔡邕详细撰作章句，又论述说："明堂，是用来宗祀其祖先以配享上帝的。夏后氏称为世室，殷人称为重屋，周人称为明堂。东面的叫青阳，南面的叫明堂，西面的叫总章，北面的叫玄堂，里面的叫太室。圣人面南而听政，向阳而治理，人君的位置没有不端正的。所以虽然有五个名称，而以明堂为主。制度的数量，各有依据。堂方一百四十四尺，是坤的策数，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是乾的策数。太庙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径九丈，是阴阳九六的变化，而且圆盖方覆，是九六之道。八闼以象征卦，九室以象征州，十二宫以对应日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以九宫之数。门户都向外设置而不关闭，向天下表示不隐藏。通天屋高八十一尺，是黄钟九九的实数。二十八柱分布于四方，是四方七宿的象征。堂高三尺，以对应三统，四向五色，各象征其五行。水阔二十四丈，象征二十四气，在外以象征四海。这是王者的大礼。"观察其效法天地，取象阴阳，必定依据古文，义理不是凭空产生。现在如果直接取用《考工》，不参考《月令》，青阳、总章的名号就无从称呼，九月享帝的礼仪就无法使用。汉代二京所建，与此说法完全相同。

建安之后，海内大乱，京邑焚烧，宪章泯绝。魏氏三方未平，无闻兴造。晋则侍中裴頠议曰："尊祖配天，其义明著，而庙宇之制，理据未分。宜可直为一殿，以崇严父之祀，其余杂碎，一皆除之。"宋、齐已还，咸率兹礼。此乃世之通儒，时无思术，前王盛事，于是不行。后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为九室。檐不覆基，房间通街，穿凿处多，迄无可取。及迁宅洛阳，更加营构，五九纷竞，遂至不成，宗配之事，于焉靡托。

建安之后，天下大乱，京城被焚烧，典章制度泯灭绝迹。魏氏三方未平，没有听说兴造明堂。晋朝则侍中裴頠议论说："尊祖配天，其义明确，而庙宇的制度，理据未分明。应该直接建一座殿，以尊崇严父的祭祀，其余杂碎，一概除去。"宋、齐以来，都遵循此礼。这是世上通儒，当时没有深思熟虑，前代君王的盛事，于是不再施行。后魏在代都所造的，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为九室。屋檐不覆盖地基，房间连通街道，穿凿之处很多，终究没有可取之处。等到迁都洛阳，更加营造，五室九室纷争，最终没有建成，宗配的事情，于是无处依托。

今皇猷遐阐，化覃海外，方建大礼，垂之无穷。弘等不以庸虚，谬当议限。今检明堂必须五室者何？《尚书帝命验》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显纪，黑曰玄矩，苍曰灵府。"郑玄注曰："五府与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损益，至于五室，确然不变。夫室以祭天，天实有五，若立九室，四无所用。布政视朔，自依其辰。郑司农云："十二月分在青阳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郑玄亦言："每月于其时之堂而听政焉。"《礼图》画个，皆在堂偏，是以须为五室。明堂必须上圆下方者何？《孝经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圆下方，八窗四达，布政之宫。"《礼记·盛德篇》曰："明堂四户八牖，上圆下方。"《五经异义》称讲学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圆下方。"郑玄同之。是以须为圆方。明堂必须重屋者何？案《考工记》，夏言"九阶，四旁两夹窗，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后不言屋，制亦尽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无五室之文，郑注云："五室者，亦据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则有，灼然可见。《礼记·明堂位》曰："太庙天子明堂。"言鲁为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礼乐，鲁之太庙与周之明堂同。又曰："复庙重檐，刮楹达向，天子之庙饰。"郑注："复庙，重屋也。"据庙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坏。"《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庙，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庙太室之上屋也。"《周书·作洛篇》曰："乃立太庙宗宫路寝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栋，重廊累屋也。"依《黄图》所载，汉之宗庙皆为重屋。此去古犹近，遗法尚在，是以须为重屋。明堂必须为辟雍者何？《礼记·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雍。"《明堂阴阳录》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内有太室以象紫宫。"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马宫、王肃以为明堂、辟雍、太学同处，蔡邕、卢植亦以为明堂、灵台、辟雍、太学同实异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则谓之清庙，取其正室，则曰太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周水圜如璧，则曰璧雍。其实一也。"其言别者，《五经通义》曰："灵台以望气，明堂以布政，辟雍以养老教学。"三者不同。袁准、郑玄亦以为别。历代所疑，岂能辄定？今据《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晓其制。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一殿无壁，盖之以茅，水圜宫垣，天子从之。"以此而言，其来则久。汉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灵台于洛阳，并别处。然明堂亦有壁水，李尤《明堂铭》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须有辟雍。

如今皇道远扬，教化覆盖海外，正要建立大礼，垂范无穷。牛弘等不以庸虚，谬当议论之职。现在考察明堂必须五室的理由是什么？《尚书帝命验》说："帝者承天立五府，赤的叫文祖，黄的叫神斗，白的叫显纪，黑的叫玄矩，苍的叫灵府。"郑玄注解说："五府与周的明堂相同。"况且三代相沿，多有增减，至于五室，确然不变。室是用来祭天的，天确实有五位，如果立九室，四室就无所用。布政视朔，自然依其时辰。郑司农说："十二月分在青阳等左右之位。"不说居室。郑玄也说："每月在当月的堂中听政。"《礼图》画个，都在堂的偏侧，因此必须为五室。明堂必须上圆下方的理由是什么？《孝经援神契》说："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达，是布政的宫室。"《礼记·盛德篇》说："明堂四户八牖，上圆下方。"《五经异义》称讲学大夫淳于登也说："上圆下方。"郑玄同意。因此必须为圆方。明堂必须重屋的理由是什么？案《考工记》，夏说"九阶，四旁两夹窗，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说，表明与夏制相同。殷说"四阿重屋"，周承其后不说屋，制度也完全相同可知。"殷人重屋"之下，本来没有五室的文字，郑玄注解说："五室，也是据夏来知道的。"表明周不说重屋，因殷有而可知，显然可见。《礼记·明堂位》说："太庙天子明堂。"说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得以使用天子礼乐，鲁的太庙与周的明堂相同。又说："复庙重檐，刮楹达向，天子的庙饰。"郑玄注："复庙，就是重屋。"据此庙既是重屋，明堂也不疑了。《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坏。"《五行志》说："前堂叫太庙，中央叫太室，屋是上面重层的。"服虔也说："太室，是太庙太室上面的屋。"《周书·作洛篇》说："于是立太庙宗宫路寝明堂，都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解说："重亢是累叠栋梁，重廊是累叠屋宇。"依照《黄图》所载，汉的宗庙都是重屋。这离古还近，遗法尚在，因此必须为重屋。明堂必须为辟雍的理由是什么？《礼记·盛德篇》说："明堂，是明诸侯尊卑的。外面的水叫辟雍。"《明堂阴阳录》说："明堂的制度，周围行水，左旋以象天，内有太室以象紫宫。"这是明堂有水的明确文字。然而马宫、王肃认为明堂、辟雍、太学同在一处，蔡邕、卢植也认为明堂、灵台、辟雍、太学是同一实体不同名称。蔡邕说："明堂，取其宗祀的清貌，就称为清庙，取其正室，就称为太室，取其堂，就称为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就称为太学，取其周水圆如璧，就称为璧雍。其实是一样的。"说它们不同的，《五经通义》说："灵台用于望气，明堂用于布政，辟雍用于养老教学。"三者不同。袁准、郑玄也认为是不同的。历代所疑，岂能轻易断定？现在根据《郊祀志》说："想建明堂，不知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献上黄帝时的《明堂图》，一殿无壁，用茅草覆盖，水环绕宫墙，天子依从了。"以此而言，其由来已久。汉中元二年，在洛阳建造明堂、辟雍、灵台，并分别设置。然而明堂也有壁水，李尤《明堂铭》说"流水洋洋"就是。以此必须有辟雍。

夫帝王作事，必师古昔，今造明堂，须以《礼经》为本。形制依于周法，度数取于《月令》，遗阙之处，参以余书，庶使该详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阶，上圆下方，四阿重屋，四旁两门，依《考工记》《孝经》说。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径九丈，八达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书·月令》论。殿垣方在内，水周如外，水内径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记》《觐礼经》。仰观俯察，皆有则象，足以尽诚上帝，祗配祖宗，弘风布教，作范于后矣。弘等学不稽古，辄申所见，可否之宜，伏听裁择。

帝王做事，必定效法古代，如今建造明堂，必须以《礼经》为根本。形制依照周法，度数取于《月令》，遗漏缺失之处，参考其余书籍，希望能详细完备沿革的道理。其五室九阶，上圆下方，四阿重屋，四旁两门，依照《考工记》《孝经》的说法。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径九丈，八达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照《周书·月令》的论述。殿垣方在内，水周流在外，水内径三百步，依照《太山盛德记》《觐礼经》。仰观俯察，都有法则象征，足以尽诚于上帝，恭敬配享祖宗，弘扬风化广布教化，为后世作典范了。牛弘等学识不能稽考古制，冒昧申述所见，可否适宜，伏听裁择。

上以时事草创，未遑制作，竟寝不行。

皇上因时事初创，无暇制作，最终搁置不行。

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诏改定雅乐，又作乐府歌词，撰定圆丘五帝凯乐，并议乐事。弘上议云：

六年，被任命为太常卿。九年，诏令改定雅乐，又制作乐府歌词，撰定圆丘五帝凯乐，并议论音乐事务。牛弘上书议论说：

谨案《礼》，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周礼》奏黄钟，歌大吕，奏太簇，歌应钟，皆是旋相为宫之义。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则太簇为宫，姑洗为商，蕤宾为角，南吕为徵，应钟为羽，大吕为变宫，夷则为变徵。他月放此。"故先王之作律吕也，所以辩天地四方阴阳之声。扬子云曰："声生于律，律生于辰。"故律吕配五行，通八风，历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环转运，义无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余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还相为宫者，谓当其王月，名之为宫。今若十一月不以黄钟为宫，十三月不以太簇为宫，便是春木不王，夏王不相，岂不阴阳失度，天地不通哉？刘歆《钟律书》云："春宫秋律，百卉必凋；秋宫春律，万物必荣；夏宫冬律，雨雹必降；冬宫夏律，雷必发声。"以斯而论，诚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为黄钟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复何施？恐失圣人制作本意。故须依礼作还相为宫之法。

谨案《礼》，五声、六律、十二管循环相替为宫。《周礼》奏黄钟，歌大吕，奏太簇，歌应钟，都是旋相为宫的意思。蔡邕《明堂月令章句》说："孟春月则太簇为宫，姑洗为商，蕤宾为角，南吕为徵，应钟为羽，大吕为变宫，夷则为变徵。其他月份仿此。"所以先王制作律吕，是用来辨别天地四方阴阳的声音。扬子云说："声生于律，律生于辰。"所以律吕配合五行，通晓八风，经历十二辰，运行十二月，循环运转，道理没有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余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还相为宫，是说当其王月，称之为宫。现在如果十一月不以黄钟为宫，十三月不以太簇为宫，便是春木不王，夏王不相，岂不是阴阳失度，天地不通吗？刘歆《钟律书》说："春宫秋律，百卉必凋；秋宫春律，万物必荣；夏宫冬律，雨雹必降；冬宫夏律，雷必发声。"以此而论，确实不可改变。况且律有十二，现在只做黄钟一均，只用七律，其余五律，究竟又怎么用？恐怕失去圣人制作的本意。所以必须依照礼制作还相为宫的方法。

上曰："不须作旋相为宫，且作黄钟一均也。"弘又论六十律不可行：

皇上说："不须作旋相为宫，暂且作黄钟一均。"牛弘又论六十律不可行：

谨案《续汉书·律历志》，元帝遣韦玄成问京房于乐府，房对："受学故小黄令焦延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而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六十律毕矣。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冬至之声，以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统一日。其余以次运行，当日者各自为宫，而商徵以类从焉。"房又曰："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长一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执始之类，皆房自造。房云受法于焦延寿，未知延寿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诏候钟律殷肜上言："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故待诏严崇具以准法教其子宣，愿召宣补学官，主调乐器。"大史丞弘试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罢。自此律家莫能为准施弦。熹平年，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问准意。光等不知，归阅旧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书，犹不能定其弦缓急，故史官能辨清浊者遂绝。其可以相传者，唯大榷常数及候气而已。据此而论，京房之法，汉世已不能行。沈约《宋志》曰："详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无施于乐。"《礼》云"十二管还相为宫"，不言六十。《封禅书》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而悲，破为二十五弦。"假令六十律为乐，得成亦所不用。取"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之意也。

谨案《续汉书·律历志》，元帝派遣韦玄成到乐府问京房，京房回答说："从学于故小黄令焦延寿。六十律相生的方法，以上生下，都是三生二，以下生上，都是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止于中吕，而十二律完毕。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止于南事，六十律完毕。十二律的变化至于六十，犹如八卦的变化至于六十四，冬至的声音，以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这是声气的元始，五音的正声。所以各统一日。其余依次运行，当日的各自为宫，而商徵按类相从。"京房又说："竹声不可以度量调式，所以制作准来确定度数。准的形状如瑟，长一丈而有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对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面画分寸，作为六十律清浊的节度。"执始之类，都是京房自己创造的。京房说从焦延寿那里接受此法，不知延寿所承继的是谁。到元和年间，待诏候钟律殷肜上言："官府没有通晓六十律用准来调音的人。故待诏严崇详细用准法教他的儿子严宣，希望召严宣补为学官，主管调乐器。"太史丞弘测试严宣十二律，其中两个中，四个不中，六个不知是什么律，严宣于是被罢免。从此律家没有人能为准施弦。熹平年间，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问准的意思。张光等人不知道，回去查阅旧藏，才得到那件器具，形制如京房书中所说，仍然不能确定其弦的缓急，所以史官能辨别清浊的人就此断绝。其中可以相传的，只有大致的常数和候气而已。据此而论，京房的方法，汉代已经不能施行。沈约《宋志》说："详细考察古典及当今音家，六十律不能施行于乐。"《礼》说"十二管还相为宫"，不说六十。《封禅书》说："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而悲，破为二十五弦。"假使六十律为乐，即使做成也不采用。取"大乐必易，大礼必简"的意思。

又议曰：

又议论说：

案《周官》云："大司乐掌成均之法。"郑众注云："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三礼义宗》称："《周官》奏黄钟者，用黄钟为调，歌大吕者，用大吕为调。奏者谓堂下四悬，歌者谓堂上所歌。但一祭之间，皆用二调。"是知据宫称调，其义一也。明六律六吕迭相为宫，各自为调。今见行之乐，用黄钟之宫，乃以林钟为调，与古典有违。晋内书监荀勖依典记，以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之法，制十二笛。黄钟之笛，正声应黄钟，下徵应林钟，以姑洗为清角。大吕之笛，正声应大吕，下徵应夷则。以外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钟，是勖下徵之调。不取其正，先用其下，于理未通，故须改之。

案《周官》说："大司乐掌管成均之法。"郑众注解说："均，就是调。乐师主管调其音。"《三礼义宗》称："《周官》奏黄钟的，用黄钟为调，歌大吕的，用大吕为调。奏是指堂下四面悬挂的乐器，歌是指堂上所唱的。但一次祭祀之间，都用二调。"由此可知根据宫称调，其义是一样的。说明六律六吕交替为宫，各自为调。现在行用的音乐，用黄钟之宫，却以林钟为调，与古典有违背。晋内书监荀勖依照典记，用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的方法，制作十二笛。黄钟之笛，正声对应黄钟，下徵对应林钟，以姑洗为清角。大吕之笛，正声对应大吕，下徵对应夷则。除此之外各均，例子都是如此。然而现在所用的林钟，是荀勖下徵之调。不取其正，先用其下，于理不通，所以必须改之。

上甚善其义，诏弘与姚察、许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乐，事在《音律志》。是后议置明堂，诏弘条上故事，议其得失，事在《礼志》。上甚敬重之。

皇上很赞赏他的意见，诏令牛弘与姚察、许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校正新乐，事情记载在《音律志》。此后议论设置明堂，诏令牛弘条例上奏旧事，议论其得失，事情记载在《礼志》。皇上很敬重他。

时杨素恃才矜贵，轻侮朝臣，唯见弘未当不改容自肃。素将击突厥，诣太常与弘言别。弘送素至中门而止，素谓弘曰："大将出征，故来叙别，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谓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怀。

当时杨素恃才傲物，轻视侮慢朝臣，只有见到牛弘时未尝不改变神色自我严肃。杨素将要出击突厥，到太常寺与牛弘话别。牛弘送杨素到中门就停下了，杨素对牛弘说："大将出征，特来叙别，为什么送得这么近？"牛弘就作揖而退。杨素笑着说："奇章公可说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啊。"也不放在心上。

寻授大将军，拜吏部尚书。时高祖又令弘与杨素、苏威、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崔子发等并召诸儒，论新礼降杀轻重。弘所立议，众咸推服之。仁寿二年，献皇后崩，三公已下不能定其仪注。杨素谓弘曰："公旧学，时贤所仰，今日之事，决在于公。"弘了不辞让，斯须之间，仪注悉备，皆有故实。素叹曰："衣冠礼乐，尽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丧，祥禫具有降杀，期服十一月而练者，无所象法，以闻于高祖，高祖纳焉。下诏除期练之礼，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其选举先德行而后文才，务在审慎。虽致停缓，所有进用，并多称职。吏部侍郎高孝基，鉴赏机晤，清慎绝伦，然爽俊有余，迹似轻薄，时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识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选举，于斯为最。时论弥服弘识度之远。

不久被授为大将军，拜吏部尚书。当时高祖又令牛弘与杨素、苏威、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崔子发等一同召集诸儒，讨论新礼的降杀轻重。牛弘所提出的意见，众人都推服。仁寿二年，献皇后去世，三公以下不能确定仪式规范。杨素对牛弘说："您是旧学，为时贤所仰慕，今日的事，决定在于您。"牛弘一点不推辞谦让，片刻之间，仪式规范全部完备，都有典故事实依据。杨素感叹说："衣冠礼乐，全在这里了，不是我能比得上的！"牛弘认为三年之丧，祥禫都有降杀，期服十一月而练的，没有效法的依据，以此报告高祖，高祖采纳了。下诏废除期练之礼，是从牛弘开始的。牛弘在吏部，他选拔人才先考虑德行而后才考虑文才，务求审慎。虽然导致迟缓，但所有进用的人，大多称职。吏部侍郎高孝基，鉴识机敏，清廉谨慎无与伦比，然而爽俊有余，行迹似轻薄，当时的宰臣多因此而怀疑他。只有牛弘深知其真实品质，推心置腹地委任。隋朝的选举，以此时为最好。当时的舆论更加佩服牛弘识度之深远。

炀帝之在东宫也，数有诗书遗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后，尝赐弘诗曰："晋家山吏部，魏世卢尚书，莫言先哲异，奇才并佐余。学行敦时俗，道素乃冲虚，纳言云阁上，礼仪皇运初。彝伦欣有叙，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赐诗者，至于文词赞扬，无如弘美。大业二年，进位上大将军。三年，改为右光禄大夫。从拜恒岳，坛场珪币，墠畤牲牢，并弘所定。还下太行，炀帝尝引入内帐，对皇后赐以同席饮食。其礼遇亲重如此。弘谓其诸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孙，宜以诚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也。"六年，从幸江都。其年十一月，卒于江都郡，时年六十六。帝伤惜之，赠甚厚。归葬安定，赠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文安侯，谥曰宪。

炀帝在东宫时，多次有诗书送给牛弘，牛弘也有答复。到继位之后，曾赐牛弘诗说："晋家山吏部，魏世卢尚书，莫言先哲异，奇才并佐余。学行敦时俗，道素乃冲虚，纳言云阁上，礼仪皇运初。彝伦欣有叙，垂拱事端居。"那些一同被赐诗的人，在文词赞扬方面，没有比得上牛弘的。大业二年，晋升上大将军。三年，改为右光禄大夫。随从拜祭恒岳，坛场珪币，墠畤牲牢，都是牛弘所制定。回来下太行山，炀帝曾引他入内帐，当着皇后的面赐与他同席饮食。其礼遇亲重如此。牛弘对他的儿子们说："我受到非常的待遇，蒙受深重的恩德。你们这些子孙，应该以诚敬自立，来报答恩遇的隆重。"六年，随从巡幸江都。同年十一月，在江都郡去世，时年六十六岁。皇帝哀伤惋惜，赠赐非常丰厚。归葬安定，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文安侯，谥号宪。

弘荣宠当世，而车服卑俭，事上尽礼，待下以仁，讷于言而敏于行。上尝令其宣敕，弘至阶下，不能言，退还拜谢，云："并忘之。"上曰："传语小辩，故非宰臣任也。"愈称其质直。大业之世，委遇弥隆。性宽厚，笃志于学，虽职务繁杂，书不释手。隋室旧臣，始终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尝因醉，射杀弘驾车牛。弘来还宅，其妻迎谓之曰："叔射杀牛矣。"弘闻之，无所怪问，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杀牛，大是异事！"弘曰："已知之矣。"颜色自若，读书不辍。其宽和如此。有文集十三卷行于世。

牛弘在当时荣宠显赫，但车马服饰谦卑俭朴，事奉皇上尽礼，对待下属仁厚，言语迟钝而行动敏捷。皇上曾令他宣读敕令，牛弘到阶下，不能说话，退回来拜谢，说："全忘了。"皇上说："传话这种小辩，本来不是宰臣的职责。"更加称赞他的质朴正直。大业年间，委任待遇更加隆重。性情宽厚，专心致志于学问，虽然职务繁杂，但书不释手。隋朝旧臣中，始终被信任而从未遭到悔吝的，只有牛弘一人而已。有个弟弟叫牛弼，好酒而酗酒，曾因喝醉，射死了牛弘驾车的牛。牛弘回到家中，他的妻子迎上去对他说："叔叔射死了牛。"牛弘听了，没有什么奇怪追问，直接回答说："做成肉干。"坐定后，他的妻子又说："叔叔忽然射死了牛，真是件怪事！"牛弘说："我已经知道了。"神色自若，读书不停。他的宽和就是这样。有文集十三卷流传于世。

长子方大，亦有学业，官至内史舍人。次子方裕，性凶险无人心，从幸江都，与裴虔通等同谋弑逆，事见《司马德勘传》。

长子牛方大，也有学业，官至内史舍人。次子牛方裕，性情凶险没有人性，随从巡幸江都，与裴虔通等人同谋弑逆，事情记载在《司马德勘传》。

史臣曰：牛弘笃好坟籍，学优而仕，有淡雅之风，怀旷远之度，采百王之损益，成一代之典章，汉之叔孙，不能尚也。绸缪省闼，三十余年，夷险不渝，始终无际。虽开物成务，非其所长，然澄之不清，混之不浊，可谓大雅君子矣。子实不才，崇基不构，干纪犯义，以坠家风，惜哉！

史臣评论说：牛弘深爱典籍，学业优秀而做官，有淡雅的风范，怀抱旷远的度量，采集历代君王的制度增减，形成一代的典章，即使汉代的叔孙通，也不能超过他。经营省闼，三十余年，平安与危险都不改变，始终如一。虽然开创事物成就事业，不是他的长处，但是澄之不清，混之不浊，可说是大雅君子了。儿子实在不才，崇高的基业未能继承，触犯法纪违背道义，以致坠毁家风，可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