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书 · 卷五十二·列传第三十三

文学

丘灵鞠、檀超、卞彬、丘巨源、王智深、陆厥、崔慰祖、王逡之、祖冲之、贾渊。

丘灵鞠，是吴兴乌程人。祖父丘系，曾任秘书监。丘灵鞠年少时喜爱学习，擅长写文章。参与上计考核，在郡中担任吏员。州府征召他为从事，前往拜见领军沈演之。沈演之说："我当年担任州职时，前去拜见领军谢晦，宾主坐处的位置，正如今日一样，你将来或许也是如此。"后被举荐为秀才，担任州主簿。屡经升迁至员外郎。

宋孝武帝的殷贵妃去世，丘灵鞠呈献挽歌诗三首，其中有"云横广阶暗，霜深高殿寒"之句。皇帝摘出此句赞叹欣赏。任命他为新安王北中郎参军，出任剡县乌程令，不得志。泰始初年，因受东贼牵连被禁锢数年。褚渊担任吴兴太守时，对人说："此郡的才士，只有丘灵鞠和沈勃而已。"于是上奏为他申辩。明帝让他撰写《大驾南讨纪论》。过了很久，任命为太尉参军，转任安北记室，兼任扶风太守，没有就任。担任尚书三公郎，建康令，转任通直郎，兼中书郎。

昇明年间，升迁为正员郎，兼任本郡中正，依旧兼中书郎。当时正值禅让之际，太祖让丘灵鞠参与掌管诏策文书。建元元年，转任中书郎，中正之职如故，受命掌管东宫文书。不久又掌管国史。第二年，出任镇南长史、寻阳相，升迁为尚书左丞。世祖即位，转任通直常侍，不久兼任东观祭酒。丘灵鞠说："久居官位不愿频繁迁转，让我终身担任祭酒，也不遗憾了。"

永明二年，兼任骁骑将军。丘灵鞠不喜欢武职，对人说："我应该回东方去挖顾荣的坟墓。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全出自这里。顾荣忽然引领那些北人南渡，妨碍我辈的仕途，死有余罪。"改任正员常侍。

丘灵鞠喜欢饮酒，品评人物，在沈渊的座上见到王俭的诗，沈渊说："王令的文章大有长进。"丘灵鞠说："比起我还没有长进时如何？"这话传到了王俭那里。丘灵鞠在宋代的文名很盛，入齐后大为减退。他头发蓬乱、放纵不羁，没有仪表，不治理家业。王俭对人说："丘公仕途不前进，才华也退步了。"升迁为长沙王车骑长史，太中大夫，去世。著有《江左文章录序》，起于太兴年间，止于元熙年间。文集流传于世。

檀超，字悦祖，是高平金乡人。祖父檀弘宗，曾任宋南琅邪太守。檀超年少时喜爱文学，放纵任性，初入仕途担任州西曹。曾与别驾萧惠开共事，不愿居于他之下。对萧惠开说："我与您都起于一个老妇人，有什么值得夸耀？"萧太后是萧惠开的祖姑；长沙王刘道怜的妃子是檀超的祖姑。被举荐为秀才。孝建初年，因事获罪流放梁州，被任命为宣威府参军。孝武帝听说檀超有文才，下令让他回朝值宿东宫，任命为骠骑参军、宁蛮主簿，镇北谘议。檀超屡次担任藩府僚佐之职，不得志，转任尚书度支郎，车骑功曹，桂阳内史。入朝为殿中郎，兼中书郎，零陵内史，征北骠骑记室，国子博士，兼左丞。

檀超嗜好饮酒，喜欢吟咏，举止柔和，自比晋代的郗超，称为高平"二超"。对人说："还是觉得我更为优秀。"太祖赏识喜爱他。升迁为骁骑将军，常侍，司徒右长史。

建元二年，初次设置史官，命檀超与骠骑记室江淹掌管史职。上表拟定条例，纪元以开国为始，不采用宋的年号。封爵详情各载本传，不另设年表。设立十志：《律历》《礼乐》《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艺文》依照班固的体例，《朝会》《舆服》依照蔡邕、司马彪的体例，《州郡》依照徐爰的体例。《百官》依范晔，合并《州郡》。班固将五星记载于《天文》，日蚀记载于《五行》；改为将日蚀收入《天文志》。以建元为起始。皇帝的女儿出自皇族宗室，立传以体现甥舅关系的重视，又立《处士》《列女传》。诏令内外详加审议。左仆射王俭审议说："金粟的重要，是八政之首，食货通畅则国富民实，应当加以编录，以崇尚务本。《朝会志》前代史书不记载，蔡邕称先师胡广解说《汉旧仪》，这不过是蔡邕一家的意见，琐碎细微的仪节，不必烦劳记录。应当设立《食货》，省去《朝会》。《洪范》九畴，第一是五行。五行的根本，先于水火的精华，这就是日月五行的宗主。如今应当效法前代规范，不必改革。又设立《帝女传》，也不是浅见之人所能安心的。如果有高德异行，自然应当记载在《列女》中，如果只是平常的美德，则沿用旧例不予记载。"诏令："日月灾异归入《天文》，其余依照王俭的审议。"檀超修史之功尚未完成，在任上去世。江淹继续撰写完成，仍不完备。

当时豫章人熊襄著《齐典》，上起十代。其序言说："《尚书·尧典》，称为《虞书》，则是附随所述，所以通称为齐，书名为《河洛金匮》。"

卞彬字士蔚，是济阴冤句人。祖父卞嗣之，曾任中领军。父亲卞延之，有刚烈之气，曾任上虞令。卞彬才能操守与众不同，文章多含指斥讽刺。州府征召为西曹主簿，奉朝请，员外郎。宋元徽末年，四位权贵辅政。卞彬对太祖说："外面有童谣说：'可怜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暂鸣死灭族。'您可曾听到？"当时王蕴正在为父守丧，与袁粲一同死去，所以说尸著服。服就是衣，褚字旁边是衣字旁，孝去掉子，用日来代替，指的是褚渊。列管，指的是萧。卞彬退下后，太祖笑着说："这是卞彬自己编的。"齐台初建时，卞彬又说："谁说宋远，踮起脚尖就能望见。"太祖听到后，没有加罪于他。任命为右军参军。家境贫困，出任南康郡丞。

卞彬颇好饮酒，不拘形骸。作《蚤虱赋序》说："我生活贫困，布衣十年不置新衣。一件袍子里的旧絮，是我有生以来的依托，靠它度过寒暑，没有东西可以替换。我身体多病，起居十分疏懒，蜷缩睡在破烂的棉絮中，不能自己解脱。加上性情懈怠懒惰，懒得料理皮肤，洗澡不勤，沐浴不及时，四肢浑身发痒，又加上臭味污秽，所以在苇席蓬缨之间，跳蚤虱子大量滋生。奇痒难忍，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皮肉，摸索揣捏，每天手不离身。虱子有谚语说，早晨生晚上就有孙子。像我身上的虱子，没有热水沐浴的忧虑，断绝了相互吊唁的担忧，安然聚集在长年破烂的衣裳里，衣服不换，掐咬奈何不了它们，我散漫懒惰，又不勤于捕捉讨伐，子子孙孙绵延不息，已有三十五年了。"其大略所述都是实情。

任命为南海王国郎中令，尚书比部郎，安吉令，车骑记室。卞彬生性喜好饮酒，用葫芦壶瓢勺和杬皮做菜肴，戴着帛冠十二年不更换，用大葫芦做火笼，日常器物大多稀奇古怪，自称"卞田居"，称妻子为"傅蚕室"。有人劝谏说："您完全不持操守，名位怎能得到提升？"卞彬说："投掷五木子，十次投掷都中，这难道还是投掷者的笨拙。我喜欢投掷，正是到了这个程度而已。"永元年间，担任平越长史、绥建太守，在任上去世。

卞彬又品评禽兽说："羊性淫荡而凶狠，猪性卑贱而轻率，鹅性愚顽而傲慢，狗性阴险而狡诈。"都是指斥权贵势力。他的《虾蟆赋》说："纡青拖紫，名为蛤鱼。"世人认为这是比作尚书令和仆射。又说："科斗唯唯，群浮暗水。维朝继夕，聿役如鬼。"比作令史谘事。文章在民间巷里流传。

永明年间，琅邪人诸葛勖为国子生，作《云中赋》，指斥祭酒以下官员，都有形似的比喻。因此获罪被关押在东冶，作《东冶徒赋》，世祖看到后，赦免了他。

又有陈郡人袁嘏，自重其文。对人说："我的诗须用大材压住，不然就会飞走。"建武末年，担任诸暨令，被王敬则所杀。

丘巨源，是兰陵兰陵人。宋初土断时属丹阳，后来归属兰陵。丘巨源年少时被举为丹阳郡孝廉，受到宋孝武帝的赏识。大明五年，受命协助徐爰撰写国史。皇帝驾崩后，江夏王刘义恭将他召去掌管文书。明帝即位，让他参与诏诰起草，引在左右。从南台御史出任王景文镇军参军，因守丧回家。

元徽初年，桂阳王刘休范在寻阳，因为丘巨源有文笔才能，派船迎接他，馈赠钱物。丘巨源通过太祖自行启奏，敕令征召丘巨源让他留在京都。桂阳王事变发生后，让他在中书省撰写符檄文书，事平之后，任命为奉朝请。丘巨源期望得到封赏，后来却没有获得，于是给尚书令袁粲写信说：

我以诚信推心置腹，不善于衡量事理，本以为赤诚之心能感动上达，赏赐回报指日可待；岂料寂寥无声，忽然已过三年？议论者必定会说笔记是低贱的技艺，不是生死所系；开导劝说的小文章，不是裁决所寄。然而先声后实，是军国旧有的规章，七德九功，应当名扬当世。仰观天象，则右为将而左为相，俯察人事，则西为武而东为文，本来就不是祝巫工匠之流可以相比的。

从前奇兵突发，变故起于呼吸之间，虽然凶首立即被剿灭，但人心更加迷乱。茅恬开城，千龄出叛，当此之时，心腹之人如同胡越一般疏远，奉迎新亭的，士庶填满道路，投名朱雀的，愚智空室而出。别人迷惑而我民不迷惑，别人畏惧而我民不畏惧。这是第一点可论的。

临机新亭，独能抽刀斩贼的，只有张敬儿；而中书省独能奋笔不顾的，只有丘巨源。文武相比，确实有优劣之分，但就冒着死亡来决定成败，面对崩天般的敌人，抵抗不测的灾祸，请问海内，这种胆量如何？这是第二点可论的。

又当时颠沛之际，普遍征召文士，黄门中书，无不全部聚集，挥毫铺采，并非缺乏人才，朝廷的重要文书，为什么要借手于凡贱之人？如果认为此贼强盛，胜负难测，群贤畏惧不敢沾笔，那么我应当以勇敢获得赏赐；如果说羽檄的难度，必须文笔杰出之人，群贤推举才能而委托于我，那么我应当以才能赐予列位。这是第三点可论的。

我私下看到桂阳贼赏赐不赦的条令共有二十五人，而李恒、钟爽同在此例，战败后出降，罪责一并释然，而吴迈远却被族诛。处罚方面，操笔的遭大祸而操戈的却无害；论以赏赐科条，则武人超越而文人埋没。这是第四点可论的。

况且吴迈远措辞，不过是侵慢而已，我作符檄，肆意辱骂，放下笔一出手，就立即会粉身碎骨。如果让桂阳王得志，我如果不是在军门被车裂，就应当在都市被腰斩。婴孩被做成肉脯，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这是第五点可论的。

往年戎旅之中，有万余甲兵，十分之中，九分是冗隶，可以说人数众多。攀龙附凤，翻然腾飞。至于像我这样的狂夫，可以说人数极少。徒然关乎敕旨，空自沉没无闻。难道那些扛盾冲锋在尘埃末端的，都是白起，而操笔从事文牍的，就一定不是鲁仲连吗？我自忖，国家谋算迅足之才，驰骋烽火旌旗之际，皇帝选择逸翰之士，奔赴网罗之会。既然能临敌不退，争先不负，应当稍微赐予存在，略沾饮食。却竟然被弃于沟壑之间，如同蜉蝣蚂蚁，抛掷于言语之外，如同尘土灰烬。那些挂名隶籍参战者，无拳无勇，都随资历升至高阶；凡在台内供职者，不文不武，已安然坐享清阶。抚慰尸骨如此，而瞻望那些范例又如彼，既非草木，怎能无声？

巨源竟不被申。

丘巨源最终未能得到申理。

历任诸王府佐僚，转任羽林监。建元元年，担任尚书主客郎，领军司马，越骑校尉。任命为武昌太守，拜官完毕，不愿去江外任职，世祖问他，丘巨源说："古人说：'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臣年纪已老，宁愿死在建业。"于是任命为余杭令。

沈攸之事变时，太祖让丘巨源为尚书拟写发往荆州的符檄，丘巨源因此又期望得到特殊赏赐，从此心中常怀不满。高宗担任吴兴太守时，丘巨源作《秋胡诗》，其中有讥刺之语，因事被杀。

王智深，字云才，是琅邪临沂人。年少时跟随陈郡谢超宗学习写文章。喜好饮酒，笨拙迟钝缺乏风度仪表。宋建平王刘景素担任南徐州刺史时，作《观法篇》，王智深和诗，受到赏识，征召为西曹书佐，因贫困无衣，未到职而刘景素事败。后来入仕担任州祭酒。太祖担任镇军将军时，丘巨源向太祖推荐他，任命为府行参军，任命为豫章王国常侍，升迁为太学博士，豫章王大司马参军，兼记室。

世祖让太子家令沈约撰写《宋书》，打算立《袁粲传》，以此请示世祖。世祖说："袁粲自然是宋家的忠臣。"沈约又多记载孝武帝、明帝的各种鄙陋污秽之事，皇上派左右对沈约说："孝武帝的事迹不容如此直书。我从前曾侍奉宋明帝，你可以想想避讳恶行的道理。"于是多处删减。

又命王智深撰写《宋纪》，在芙蓉堂召见，赏赐衣服，赐给宅第。王智深向豫章王诉说贫困，豫章王说："等你的书完成，自当商议给你俸禄。"书成三十卷，世祖后来在璇明殿召见王智深，让他拜表奏上。表尚未奏上而世祖驾崩。隆昌元年，敕令索取他的书，王智深升迁为竟陵王司徒参军，因事获罪免职。江夏王萧锋、衡阳王萧钧都善待他。

当初，王智深受司徒袁粲礼遇接待，等到撰写《宋纪》，心中常怀依恋之情。袁粲幼年丧父，祖母给他取名愍孙，后来仰慕荀粲，自己改名，会稽人贺乔讥讽此事，王智深于是著论评论。

家中贫困无人事关系，曾饿了五日得不到食物，挖苋菜根来吃。司空王僧虔及儿子王志分给他衣食。在家中去世。

在此之前，陈郡人袁炳，字叔明，有文学才能，也受到袁粲的赏识。著《晋书》未完成，去世。

颍川人庾铣，善于写文章，受到豫章王赏识，引荐至大司马记室参军，去世。

陆厥，字韩卿，是吴郡吴人，扬州别驾陆闲的儿子。陆厥年少时有风骨气概，喜好写文章，五言诗体非常新颖变化。永明九年，诏令百官举荐士人，同郡司徒左西掾顾暠之上表推荐他。州举秀才，担任王晏少傅主簿，升迁为后军行参军。

永明末年，文坛兴盛。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意气相投相互推重。汝南周颙善于辨识声韵。沈约等人的文章都运用宫商音律，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定韵律，不可增减，世人称为"永明体"。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后又论述宫商。陆厥给沈约写信说：

范詹事《自序》说："能辨别宫商，识别清浊，特别能够适应轻重，济助艰难。古今文人，大多不能完全了解这一点，即使有领会此道的人，也不一定是从根本中来的。"沈尚书也说："自屈原以来，这个奥秘没有人发现。"或者说"暗与理合，并非由思考得来。张衡、蔡邕、曹植、王粲，都没有先觉，潘岳、陆机、颜延之、谢灵运，离此更远。"大旨在于使"宫羽相互变化，低昂交错有节。如果前面有浮声，则后面必须有切响，在一简之内，音韵全然不同，两句之中，轻重完全相异。"言辞既美，道理又善。但纵观历代众贤，似乎并不都暗于此道，而说"这个奥秘没有人发现"，近于诬蔑了吧？

按范晔说"不从根本中来"，沈尚书说"不是由思考得来"，这可以说是揣测情性有误于玄黄，摘取句子有差于音律。范晔又说"时时有领会此道的人"，沈尚书说"有时暗与理合"，那么优美吟咏，有辞章调韵的，虽有差错失误，也有会合之处，推此以往，可以说明。思虑有合有离，前代哲人同样不能避免；文章有通畅有阻塞，就事论事不得没有。曹植之所以喜欢别人批评指正，陆机之所以终篇留下遗憾。既然说是遗憾，就不是尽善尽美的作品，按理可以批评指责。君子抓住其批评指责，便说合理之处是暗合。哪里比得上指出其合理之处而将批评指责寄托为遗憾呢？

自从魏文帝曹丕著论，深以清浊为言，刘桢上奏书，大明体势之旨，关于龃龉妥帖的谈论，操末续颠的说法，兴玄黄于律吕，比五色之相宣，如果这个奥秘没有人发现，这些论述又是指什么呢？所以我以为前代英杰早已认识宫商徵羽，只是没有曲折具体地指出，如今天所论述的那样。至于掩藏瑕疵，合者少而谬者多，则是曹植所说的"人的著述，不能没有毛病"。不是知道了而不改正，而是说不改正就是不知道，这就是曹植、陆机又说的"竭尽才情多有悔恨"、"不可勉强"的意思。如今允许以有病有悔为说，那么必然自己知道无悔无病之处；引用其不了不合为暗，为何偏偏诬蔑其既合又了的明达呢？我想这也是质文因时而异，古今好尚不同，将急在情物，而缓于章句。情物，是文章所急，美恶尚且各半；章句，是意旨所缓，所以合者少而谬者多。道理兼在于此，一定不是不知，这是很明白的。

《长门赋》《上林赋》，恐怕不是一家之赋；《洛神赋》《池雁赋》，便成为两种体制之作。班固精正，《咏史》不逊于东都主人；张衡恢宏富丽，《羽猎赋》不逊于凭虚公子。王粲《初征赋》，其他文章不能与此相称；杨修才思敏捷，《暑赋》却整日不能献上。率意而为少有差错，则事促于一日之内；隐晦愈深，而理赊于七步之外。一人的思虑，快慢天地悬殊；一家的文章，工拙壤土相隔。为何偏偏宫商律吕，一定要责求其如一呢？论者只能说未能穷尽其极致，不能说从无先觉之人。

约答曰：

沈约答复说：

宫商之声有五种，文字的差别有数万，以数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不是思虑之力所能达到的。而且不仅如此而已。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个，巧妙的历算已不能穷尽，何况超过此数的呢？自屈原以来，未曾用心于此，本来就无从得其仿佛了。像这样的精妙，而圣人却不崇尚，为什么呢？这大概是因为曲折声韵的巧妙，与训诂义理无关，不是圣哲立言所急之事。因此扬雄把它比作"雕虫篆刻"，说"壮夫不为"。

自古辞人难道不知宫羽的不同，商徵的区别？虽然知道五音的差异，但其中参差变动，所不明白的实在很多，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所谓"此秘未睹"。以此推论，就知道前世文士确实没有领悟这一点。

如果将文章的音韵，等同于弦管乐曲，那么美恶妍丑，不会突然相互乖违。譬如师旷操曲，怎会忽然有弛缓失调之声？以《洛神赋》比曹植的其他赋作，有如不同人手笔之作。所以知道天机开启，则律吕自然调和；六情滞塞，则音律顿时错乱。

陆机虽说"炳若缛锦"，难道在江波中洗濯颜色，其中又有一片是卫文公的服饰吗？这就是陆生之言，又有不尽之处了。有韵与无韵，又有精粗之分，轮扁不能说清，老夫也不能完全辨别这些。

永元元年，始安王萧遥光反叛，陆厥的父亲陆闲被诛杀，陆厥受牵连被关押在尚方。不久有赦令，陆厥恨父亲来不及得到赦免，感伤悲痛而死去，时年二十八岁。文集流传于世。

会稽人虞炎，永明年间因文学才能与沈约一同受到文惠太子的礼遇，恩顾非同寻常。官至骁骑将军。

崔慰祖，字悦宗，是清河东武城人。父亲崔庆绪，永明年间担任梁州刺史。崔慰祖入仕担任奉朝请。父丧期间不吃盐，母亲说："你既没有兄弟，又没有子嗣。哀毁不能灭性，正应当不进肉食罢了，怎么连盐都不吃！我如今也不吃了。"崔慰祖不得已听从了母亲。父亲在梁州的资产，家财千万，散发给宗族，漆器上题写日字，日字之器，流传远近。整理出父亲生前的借据文书，对族侄崔纮说："他们有的，自然应当归还；他们没有的，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全部用火烧掉了。

爱好学习，聚集书籍达万卷，邻里年轻好事的人前来借阅，每天数十卷，崔慰祖亲自取给，从来没有推辞过。

担任始安王抚军墨曹行参军，转任刑狱，兼记室。萧遥光喜欢下棋，多次召崔慰祖对弈，崔慰祖总是推辞说棋艺拙劣，不是朔望之日不见面。建武年间，诏令举荐士人，堂兄崔慧景举荐崔慰祖及平原刘孝标，都是博学之士。皇帝想用百里之县来试用他，崔慰祖推辞不就。

国子祭酒沈约、吏部郎谢朓曾在吏部省中宾友齐聚，各自问崔慰祖地理中不熟悉的十余件事，崔慰祖口吃，没有华丽的辞藻，但回答引据精确详尽，满座称服。谢朓赞叹说："假使班固、司马迁复生，也不能超过此人。"

崔慰祖卖宅子四十五万钱，买者说："能不能减一点？"回答说："确实惭愧不如韩伯休，怎能容有二价。"买者又说："您只要标价四十六万，一万给我。"崔慰祖说："这样就是同您一起欺骗人，难道是我的本心吗？"

年少时与侍中江祀交好，等到江祀显贵，常来问候他，而崔慰祖不去拜访。与丹阳丞刘沨素来友善，萧遥光占据东府反叛，崔慰祖在城内。城未溃破的前一天，刘沨对他说："你有老母，应该出城了。"命守门人放他出去。崔慰祖到朝廷自首，关押在尚方，病逝。

崔慰祖著《海岱志》，起自太公迄于西晋人物，共四十卷，一半未完成。临终前，给堂弟崔纬写信说："常想再注解司马迁、班固二史，采集《史记》《汉书》所遗漏的二百余事，在厨柜中，可检出抄写，以保存大意。《海岱志》确实尚未完备详尽，可抄写数本，交给护军府诸位从事每人一份，以及友人任昉、徐夤、刘洋、裴揆。"又吩咐"以棺木直接接触泥土，不须用砖，不要设灵座"。时年三十五岁。

王逡之字宣约，是琅邪临沂人。父亲和祖父都担任过郡守。王逡之年轻时礼学博闻。初入仕途担任江夏王国常侍，大司马行参军，章安令，历任至始安内史。不到任，任命为山阳王骠骑参军，兼治书御史，安成国郎中，吴令。昇明末年，右仆射王俭重视儒术，王逡之以著作郎兼尚书左丞的身份，参与制定齐国的仪礼。当初，王俭撰写《古今丧服集记》，王逡之提出十一条质疑。另撰《世行》五卷。转任国子博士。国学久已废弃，建元二年，王逡之首先上表请求设立学校，又兼著作郎，撰写《永明起居注》。转任通直常侍，骁骑将军，仍兼任博士、著作郎。出任宁朔将军、南康相，太中大夫、光禄大夫，加侍中。王逡之生活简朴，衣服皮裘不洗，书案积满灰尘黑垢，年事已高，手不释卷。建武二年去世。

堂弟王珪之，有史学才能，撰写《齐职仪》。永明九年，他的儿子中军参军王颢上启说："臣亡父已故长水校尉王珪之，凭借素业为基础，依循儒学习性。在宋元徽二年，受命编纂古代设官历代分职，凡在典籍中的，必定详尽研究。因此等级掌司，全部加以编录。升降迁补，都详尽研究记载。记述章服的区别，以及冠佩的装饰。正值国运开启，法度更新。故太宰褚渊奉宣敕旨，令迅速整理订正。刊定尚未完毕，臣家遭遇凶祸。不自量庸微，谨冒昧启奏呈上。共五十卷，称为《齐职仪》。仰望能永升天阁，长存秘府。"诏令交付秘阁。

祖冲之，字文远，是范阳蓟人。祖父祖昌，曾任宋大匠卿。父亲祖朔之，曾任奉朝请。祖冲之年轻时考察古事，有巧思。宋孝武帝让他值宿华林学省，赏赐宅宇车服。入仕担任南徐州迎从事，公府参军。宋元嘉年间，采用何承天所制定的历法，比古代十一家更为精密，祖冲之认为仍然疏略，于是重新制定新法。上表说：

臣博览前代典籍，远考古昔文献，五帝的星躔次序，三王的交分之法，《春秋》的朔气记载，《纪年》的薄蚀记录，司马谈、司马迁的载述，班彪、班固的列志，魏代的注历，晋代的《起居注》，探究今古的异同，考察华戎的要义。自有文字以来，二千余年，日月离合的征验，星度疏密的验证，专心致志深思，都可以说出来。加上亲自测量圭尺，亲身观察仪漏，目力穷尽毫厘，心思穷尽筹策，考核推移变化，又曲折详尽地备知其详。然而古历疏略错谬，大多不够精密，各家纷纭，不能审察其会通之处。考察何承天所上的历法，本意在于改革，但设置的方法简略，如今已经偏离很远。以臣校核，三次看到其谬误，日月所在位置，偏差约三度，二至的日影，几乎差了一天，五星的出现和隐没，甚至差到四十天，停留逆行进退，有的移动了两宿。分至失实，则节闰不正；宿度违背天象，则观察无法准确。

臣生逢圣明之时，询访及于运数，敢竭愚昧，重新创制新历。谨立改易的用意有二点，设法的情况有三点。

改易第一点：旧法一章，十九年有七个闰月，闰数过多，经过二百年就差一天。节闰既已移动，就应当改法，历纪屡次变迁，实由于此条。现在改章法为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个闰月，使之与周、汉相合，则将来永久使用，不再有差动。第二点：因《尧典》说"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算，唐尧时代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度左右。汉代初年，即用秦历，冬至日在牵牛六度。汉武帝改立《太初历》，冬至日在牛宿初度。后汉四分法，冬至日在斗宿二十二度。晋代姜岌以月食检验日度，知道冬至在斗宿十七度。如今参以中星，考核以月食和望日，冬至日在斗宿十一度。通算起来，不满百年，相差二度。旧法都令冬至日有固定位置，天数既已差误，则七曜宿度，渐渐与事实乖谬。乖谬既已显著，就应当改易。仅能适合一时，不能通于久远。迁改不已，又由于此条。现在令冬至所在岁岁有微小差异，回检汉代注记，都精密吻合，将来长久使用，不必烦劳屡次修改。

又设法方面，其一：以子为辰首，位在正北，爻应初九升气之端，虚宿为北方列宿之中。元气肇始，应当在此位置。前代儒者虞喜，详细论述了其意义。如今历法上元日度，从虚宿一度开始。其二：以日辰之号，甲子为先，历法设元，应当在此年。而黄帝以来，世代所用，共十一历，上元之岁，没有正好是甲子的。如今历法上元岁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岁，历法中众多条目，都应当以此为始。而《景初历》交会迟疾，元首有差。又何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交会迟疾，也各自设置差数，仅能使朔气相合而已，条序纷乱错杂，不及古意。如今设法使日月五星交会迟疾，全部以上元岁首为始。群流共源，可望没有乖误。

至于用固定形态来测，据实际效果来验证，悬象著明，尺表的验证可以推求，动气幽微，寸管的观测不会差错。如今臣所立的历法，容易取得信任。只是综合考核始终，大存缓急密疏，革新变旧，有简约有繁密。用简约之条，理不自惧，用繁密之意，回顾并非谬误。为什么呢？纪闰参差，数各有分，分的体性，并非不细密，臣因此深惜毫厘，以求全妙之准，不辞积累，以成永定之制，并非思考了却不知道，知道了却不改正。如果所上万一可以采用，伏愿颁宣群司，赐予详细研究。

此事上奏。孝武帝令朝中善历法的官员诘难他，不能驳倒。恰逢皇帝驾崩，没有施行。出任娄县令，谒者仆射。

当初，宋武帝平定关中，得到姚兴的指南车，有外形而没有机巧，每次行驶，让人在里面转动。升明年间，太祖辅政，让祖冲之追溯修造古法。祖冲之改造铜制机件，圆转无穷，而指示方向始终如一，马均以来没有过。当时有北方人索驭驎，也说能制造指南车，太祖让他与祖冲之各自制造，在乐游苑对共校试，而索驭驎的颇有偏差，于是毁掉焚烧了。永明年间，竟陵王萧子良好古，祖冲之制造欹器献给他。

文惠太子在东宫时，见到祖冲之的历法，启奏世祖施行，文惠太子不久去世，此事又搁置。转任长水校尉，仍兼本职。祖冲之撰写《安边论》，想开屯田，广兴农殖。建武年间，明帝让祖冲之巡行四方，兴造大业，可以利百姓的事，恰逢接连有军事行动，此事终究没有实行。

祖冲之通晓音律，博塞之术在当时独绝，没有人能与他相比。因为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于是制造一种器械，不借助风力水力，设机关自行运转，不费人力；又制造千里船，在新亭江试验，日行百余里。在乐游苑制造水碓磨，世祖亲自临视。又特别擅长算术。永元二年，祖冲之去世。享年七十二岁。著有《易》《老庄义》，解释《论语》《孝经》，注释《九章》，造《缀述》数十篇。

贾渊，字希镜，是平阳襄陵人。祖父贾弼之，曾任晋员外郎。父亲贾匪之，曾任骠骑参军。世代传承谱学。孝武帝时，青州人发掘古墓，铭文说"青州世子，东海女郎"。皇帝问学士鲍照、徐爰、苏宝生，都不能详知。贾渊回答说："这是司马越的女儿，嫁给苟晞的儿子。"检索验证果然如此。因此受到礼遇。敕令贾渊注释郭子。泰始初年，征召为丹阳郡主簿，奉朝请，太学博士，安成王抚军行参军，出任丹徒令。昇明年间，太祖嘉许贾渊的世家之学，征召为骠骑参军，武陵王国郎中令，补余姚令。未及赴任，仍为义兴郡丞。永明初年，转任尚书外兵郎，历任大司马司徒府参军。竟陵王萧子良让贾渊撰写《见客谱》，出任句容令。

在此之前谱学没有名家，贾渊的祖父贾弼之广泛收集百氏谱记，专心治学。晋太元年间，朝廷配给贾弼之令史书吏，撰定缮写，收藏于秘阁及左民曹。贾渊的父亲及贾渊三世传承此学，共十八州士族谱，合计百帙七百余卷，博究精详，当世无人能比。永明年间，卫军王俭抄录编次《百家谱》，与贾渊共同参酌撰定。

建武初年，贾渊升迁为长水校尉。荒伧人王泰宝买袭琅邪谱系，尚书令王晏以此启奏高宗，贾渊因此获罪被收捕，应当处以极刑，儿子贾栖长谢罪，叩头流血，朝廷哀怜，免去贾渊的罪。数年之后，始安王萧遥光任命他为抚军谘议，不就，仍为北中郎参军。中兴元年，去世。享年六十二岁。撰写《氏族要状》及《人名书》，都流传于世。

史臣曰：文章，大概是情性的风标，神明的律吕。蕴思含毫，游心于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无不禀受于生灵，迁变于爱好，机见各有不同门径，赏悟纷繁错杂。如曹丕品评人才，挚虞区分文体，陆机辨析于《文赋》，李充论述于《翰林》，张眎摘句褒贬，颜延之描绘情兴，各自依凭怀抱，共同作为权衡。作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无穷。同样具备五声的音响，而出言各有异句；同样面对万物的情状，而下笔各有殊形。吟咏的规范，本源于雅什，流派分散，各以言语区分。如曹植《代马》诸章，王粲《飞鸾》诸作，四言诗的美妙，前超古人后绝来者。李陵离辞，五言诗才骨，难以与之争逐。桂林湘水，张衡的华美篇章，飞馆玉池，魏文帝的丽藻，七言诗之作，不是这些人谁为先。司马相如、扬雄宏丽，升堂入室堪称冠冕，张衡、左思恢宏，登高不继，赋贵在铺陈，从没有超过的了。显宗述傅毅，简文帝述袁宏，分言制句，多得颂体。裴頠内侍，庾亮凤池，子章以来，章表之选。孙绰的碑文，继蔡邕之后；谢庄的诔文，起潘岳之尘。颜延之《杨瓒》，自比《马督》，以多称贵，归于谢庄为妥。王褒《僮约》，束皙《发蒙》，滑稽之流，也可称奇玮。五言诗的体制，独秀于众多品类。习玩为理，事久则生厌，在乎文章，更怕凡俗陈旧。如果没有新变，就不能代雄。建安一体，《典论》短长互出；潘岳、陆机齐名，陆机、潘岳的文章永远不同。江左风味，盛行道家之言：郭璞发挥其灵变；许询穷极其名理；殷仲文玄气，犹未完全消除；谢混情新，得名未盛。颜延之、谢灵运并起，乃各擅奇妙，汤惠休、鲍照后出，也都标举当世。朱蓝共妍，不相祖述。今天的文章，作者虽多，总而论之，大略有三种体式。一种是启心闲适，托辞华旷，虽有巧绮，终致迂回。宜于登公宴，本非准则。而疏慢松缓，成为膏肓之病，典雅端正可采，却酷不入情。此体的源头，出于谢灵运而形成。其次是辑事比类，非对偶不发，博物可嘉，但终成拘束。或全借古语，用以申述今情，崎岖牵引，直是偶说。只见事例，顿时失去精彩。这就是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其次是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也如同五色之中有红紫，八音之中有郑卫之音。这是鲍照的遗烈。三体之外，请让我妄谈。至于委自天机，参之史传，应思而来，不必先构聚。言辞崇尚易了，文章憎恶过意，吐石含金，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轮扁斫轮，言之不尽，文人谈士，很少有人能兼工。不只是识见有不周之处，道实际上相互妨碍。谈家所习，理胜于辞，就此求文，终然被遮蔽夺取。所以兼之者很少了。

赞曰：学问仅次于生而知之，多识前代仁人。文章成于笔下，芬芳辞藻如春日般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