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书 · 卷十·志第二

礼下

建元四年，高帝的陵墓营建，昭皇后应当迁葬合葬。祠部官疑惑是否应当举行祖祭以及遣启、诸奠、九饭等仪式？左仆射王俭议道："祭奠如同大敛。贺循说'从墓迁至墓都应设奠，如同将要下葬时的庙朝之礼'。范宁说'将要下葬时设奠'。虽然不称为祖祭，但不能没有祭祀。"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有关部门又上奏："昭皇后的神主在宗庙中，如今迁葬合葬，宗庙中有虞祭以安神，神既然已经在宗庙中，改葬时迁出灵位，难道还需要虞祭吗？郑玄注释改葬说'从庙到庙，礼制应当与从墓到墓相同'。事情怎能不同呢！前代认为应当没有虞祭。"左仆射王俭议道："范宁说'下葬必须有魂车'。如果不为它归位，神灵将安居何处？世间改葬，就在墓地设灵设祭，怎能不祭祀就毁弃呢？贺循说'已经下葬后，在墓前设奠，以完成此事'。虽然不是正式的虞祭，也大致相似。晋朝修复五陵，宋朝敬后改葬，都有虞祭。如今设虞祭不必疑虑。"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

建元二年，皇太子妃去世，前东宫臣属对服制有疑问。左仆射王俭议道："《礼记·文王世子》说'父亲在世就是儿子，君主在世就是臣子。'况且汉魏以来，东宫僚属齐备，臣属的节义，具体体现在三方面。从前庾翼的妻子去世，王允、滕弘认为府吏应当为小君服丧，何况臣属节义之重呢？应当按照礼制为旧君的妻子服齐衰三个月，在职的官员，都应当给假，早晚哭临，全部归东宫管理。如今臣属中尚未赴任在远方的人，在任职之处，给宁假二日半，仍行丧礼成服，派遣笺表致哀，不必奔赴。"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

太子妃逝世后破土动工，商议设置铭旌。仆射王俭议道："按照礼制，已经涂棺之后，祝官取铭放置在殡宫的东边，大敛完毕后，就应当树立在西阶的东边。"

宋大明二年，太子妃去世，设置了九旒。有关部门又议道："破土动工之日是否设置旒？如果设置旒，应当用几旒？以及画龙升降又是怎样？又用几翣？"仆射王俭议道："旒本是命服，与凶事无关，如今公卿以下，平时生存不能完备礼仪，所以在凶事时才设置罢了。东宫官秩等同上公九命的仪制，妃与储君是一体，义理上不容有异，没有理由不同于常例，另外设立凶旒。大明旧例，是没有经过详细商议，草率便实行了。如今应当考据礼典，不得效仿过失。吉事队伍自有桁辂，凶事队伍另有铭旌，如果再设立旒，又放在何处？翣自然用八个。"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

有关部门上奏："大明旧例，太子妃玄宫中设有石志。参议认为墓铭不出于礼典。近来宋元嘉年间，颜延之为王球作石志。素族没有碑策，所以用它来纪德。自此以后，王公以下，都共同遵用。储妃地位重要，礼制与常列不同，既然有哀策，认为不需要石志。"朝廷采纳了此意见。

有关部门上奏："穆妃卒哭之后，灵柩还在途中，遇到朔日望日，应当设祭吗？"王俭议道："已经虞祭卒哭之后，在宗庙中祭祀，本来是祭祀以序昭穆而已，并未完全等同于卒吉四时之祭，所以有朔望殷祭。蕃国不实行权制，宋江夏王妃卒哭以后，朔望设祭。帝室既然已经卒哭除丧，就没有理由再有朔望之祭。灵筵虽然尚未升入庙堂，但船中便成为行庙，如同桓玄及宋高祖长沙、临川二国，都有移庙之礼。怎能还说灵筵在途中，便设殷祭呢？由此推论，朔望不再等待祭祀。宋懿后时的旧事没有涉及此事，更可知当时的议论。"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

建元三年，有关部门上奏："皇太子穆妃在去年七月去世，那年闰九月。不清楚是按月数计算闰月？还是应当将闰月附在正月？如果按月数计算闰月的话，南郡王兄弟便应当在此年四月晦日举行小祥，至于祥月，不会有疑问吗？"左仆射王俭议道："三百六十日，这是《尚书》的明义，文公纳币，《春秋》加以讥讽。《谷梁传》说'积分而成为月'。《公羊传》说'天没有这个月'。尽管如此，左氏认为告朔是符合礼的。因此先儒都认为三年期丧，按年数计算应舍去闰月，大功以下，按月数计算应计入闰月。闰，是年的多余之日，而月的异朔，所以吴商说'包含闰月以正期，确实符合情理'。如今杖期之丧，虽然以十一月为小祥，至于祥缟，必须满一周年。凡是厌屈之礼，关键在于取象正服。祥缟相距二月，厌降小祥，也以此为准则。而且从名义上推求，小祥本以年限为据，考察伦例，则相距必须二朔。如今因为厌屈而先祥，不能说此事不是期年，事情既然同条，情理没有不同，舍去闰月之理，本在言说之先。假如祥在此月晦日，则距离缟祭三月，依附准例，更加有碍。认为应当须五月晦日才祥。这是国家大典，应当共同精细详审。并通报八座丞郎，研究尽同异。"

尚书令褚渊反驳王俭的议道："厌屈之典，是由于所尊夺情，所以祥缟备制，而年月不申。如今以十一月为祥，从期可知。既然按月数计算，就应当计入闰月以成典制。如果仍然舍去闰月，与缟制有何区别？有疑问的人正是因为祥正当闰月，月数相差。积分余闰，是历象所弘扬的。计月者计入闰月，所以有余月，计年者包含闰月，所以导致盈积。称理从制，有何不可？"

王俭又答复褚渊的反驳说："含闰之义，是通儒所诘难的。但祥本应到期，因屈而不遂。论事则名体具存，论哀则情感无异。迹象虽是数月，义理实是计年，闰是年的归余，所以应当总而包含之。期年而有两次祥，因尊而屈，祥则舍去闰月，象年所申，屈申兼著，二途俱举。经记的旨意，就在于此吧！如果使五月小祥，六月乃是闰月，则祥到缟祭，事成二月，这是以十一月象征前期，以二朔仿效后岁，各有区域，不得相参。鲁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只书上月，根本不说闰，这又是附上之明义。郑玄、射慈、王肃、贺循只说期年则舍去闰月，根本不再区别杖期中的祥，大概认为不必说了。成休甫说'大祥后禫祭，有闰月则另外计算'，说明杖期之祥，不得与綅缟之末并列。即恩如彼，就例如此。"褚渊又根据旧义诘难王俭十余问，王俭随事解释。

祠部郎中王珪之议道，认为"丧事对闰月的处理，功衰以下小祥遇到闰月，则略而不言。如今虽是厌屈，祥名犹存，不同于其余服制。计月为数，委屈追慕之心，以远为近。日既然是余分，月非正朔，舍去而全制，于情才允当。仆射王俭的议论，理据详博，谨附同。今司徒褚渊开始虽有疑难，经过两次往返，未同意王俭的议论。依照旧例八座丞郎共同博议为允当。以来年五月晦日小祥，其祥禫自依常限。奏报御前，颁下内外。"诏书说"可"。

皇太子穆妃的服制，尚书左丞兼著作郎王逡问左仆射王俭："中军南郡王小祥，应当等待闻喜公吗？穆妃七月二十四日去世，闻喜公八月发哀，计算十一个月的期限，应在六月。南郡王是应当同取六月，则大祥再申一月，应用八月，不再是正月，在存亲之义上，如果各自为祥，庐垩相间，玄素杂糅，不知是否有此疑问？"王俭说："送往有终，复生有节，无穷之哀不是服制所能申尽的，祥缟明确表示终结的界限。相待之义，经记中未听说过。世人多认为庐室衰麻，不应有异，所以相距一二月者，或许申以俱除。这就是所谓任情径行，未达礼旨。从前撰写《丧记》，已经说过此事。远方归来的人，自有为而未祭，在家的儿子，有何理由不改变？礼有除丧而归的条文，这是经记的遗文，是不待的明据。假使应当等待，则相距经年，也应当必须等待，才是衰绖永服以终一生，吉蠲长绝于宗庙，这不可行。如果说这样不合适，则旬月之间，也不容申。为什么呢？礼有伦序，义无徒设。如今远者不待，近者必须相须，礼例既乖，即心无取。如果疑虑兄弟同居，吉凶杂错，则古有异宫之义。假设没有异宫，则远方归来的儿子，自应开立别门，以终丧事。灵筵祭奠，随在家之人，再期而毁。之所以如此，《奔丧礼》说'为位不奠'，郑玄说'因其精神不存于此也'。闻哀不及时，实因在远方。为位不奠，更有可安。此自有为而然，不关嫡庶。庶子在家，也不待嫡子。何况储妃正体王室，中军长嫡之重，天朝又行权制，进退更无可疑。认为不应相待。中军祥缟之日，闻喜公致哀而已，不受吊慰。及至忌辰变除，兄弟也应当相聚写情而不对客。此国家大典，应当通报八座丞郎，共尽同异，然后奏报御前。"司徒褚渊等二十人都同意王俭的议论为允当，请求以此作为永制。诏书说"可"。

建元三年，太子穆妃去世，南郡王、闻喜公的国臣对君母服制有疑问。王俭又议道："《礼》说'庶人为国君服齐衰'。先儒说'庶人在官如府史之类就是这样'。又诸侯的大夫妻为夫人服繐衰七月，以此轻微疏远，所以不得尽礼。如今皇孙自是蕃国的王公，太子穆妃是天朝的嫡妇。宫臣得以申小君之礼，国官岂敢为夫人之敬？应当穿单衣、白帢、素带，在中门外哭临，每次临哭就进入，与宫官相同。"

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去世，右仆射王晏等上奏："案《丧服经》'为君之父、长子，同服齐衰期年'。如今至尊既然不实行三年之典，只服期制，群臣应降一等，便应服大功。九月功衰，是兄弟之服，不可用来服尊者。臣等参议，认为应当加重衰裳，减少月数，同服齐衰三月。至于太孙三年既申，南郡国臣，应当备齐衰期服。临汝、曲江既非正嫡，不得称祢先储，二公国臣，都不得服。"诏书依从所议。

又上奏："案《丧服经》虽有'妾为君之长子从君而服'。二汉以来，此礼久废，请因循前准，不再追行。"诏书说："既已久废，停止便是。"

又上奏："伏寻御服文惠太子期内不奏乐，诸王虽本服期年，而储皇正体宗庙，服者一同，释服之后，奏乐、婚姻嫁娶，便应一并通行。窃以为二等确实都是嘉礼，但轻重有异。娶妇思嗣，事非全吉，三日不乐，礼有明文。宋世期丧降在大功者，婚礼废乐，以申私戚，通以前典。"诏书说"依议"。

又上奏："案礼，祥除都先于今夕易服，明旦才设祭。寻近世服临然后改服，与礼相乖。如今东宫公除日，如果依例皇太孙服临方易服。臣等参议，认为应先哭临完毕而后祭之。应当公除者，都在府第变服，而后入临，行奉慰之礼。"诏书说"可"。

建武二年，朝会时，世祖遏密未终，朝议疑虑是否作乐。祠部郎何佟之议道："昔舜受终文祖，义非胤尧，及放勋徂落，遏密三祀。近代晋康帝继成帝，当时也不作乐。怀帝永嘉元年，惠帝丧制未终，当时江充议说，古帝王相承，虽世及有异，而轻重同礼。"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

建武二年正月，有关部门认为世宗文皇帝在今年正月二十四日再忌日，二十九日大祥，三月二十九日祥禫，至尊及群臣泄哀的仪式，应当确定标准。下交二学八座丞郎讨论，博士陶韶认为"名立义生，自古之制。文帝正号祖宗，式序昭穆，祥忌禫日，皇帝应当服祭服，出太极殿泄哀，百僚也祭服陪位"。太常丞李撝议道："寻尊号既已追尊，重服应当正定，但已从权制，所以苴杖不说。至于钻燧既同，天地亦变，怎能无感呢？况且晋景献皇后崩，群臣备小君之服。追尊之后，不违后典，追尊之帝，固然应当同帝礼了。虽然臣子一律，但礼随时异，至尊龙飞中兴，事非嗣武，理无深衣之变。但王者体国，也应当吊服出正殿举哀，百僚致恸，一如常仪。"给事中领国子助教谢昙济议道："丧礼一制，限节两分。虞祔追亡之情，小祥抑存之礼，这大概是至爱可申，极痛宜屈罢了。文皇帝虽然君德早凝，民化未洽，追崇尊极，实缘于性。如今说臣则无实，论己则事虚。圣上驭宇，更奉天眷，祗礼七庙，非从三后，周忌祥禫，无所依设。"太学博士崔愝同意陶韶的议论，太常沈倓同意李撝的议论，国子博士刘警等同意谢昙济的议论。

祠部郎何佟之议道："《春秋》之旨，臣子继君亲，虽恩义有殊，而其礼则一，所以敦资敬之情，笃方丧之义。主上虽仰嗣高皇，曾经北面，方今圣历御宇，垂训无穷，在三之恩，理不容替。窃以为世宗祥忌，至尊应当吊服升殿，群臣同致哀感，事毕，百官诣宣德宫拜表，仍致哀陵园，以弘追远之慕。"尚书令王晏等十九人同意何佟之的议论。诏书说"可。"

海陵王去世，百官会哀。当时正在纂严，朝议疑虑是否戎服临会。祠部郎何佟之议道："羔裘玄冠不用于吊丧。理不容以兵服临丧。宋泰始二年，孝武大祥之日，当时百僚入临，都在宫门变戎服，穿衣帢，入临完毕，出外，还穿戎衣。"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

赞曰：周公制礼孔子作述，训范百王。三千条有定数，四维得以伸张。增减常典，废举宪章。戎祀军国，社庙郊庠。冠婚朝会，服纪凶丧。存为盛德，戒在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