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书 · 卷九·志第一

礼上

礼仪制度繁复广博，与天地同其度量，建立国家、确立君主，是人伦的起始。夏商周三代的遗文，大略保存在经书诰命之中，而秦朝焚书之后的残余大多亡佚了。汉朝初年叔孙通制定汉礼，但班固的《汉书》志书没有记载。到了东汉，太尉胡广撰写了《旧仪》，左中郎蔡邕撰写了《独断》，应劭、蔡质都辑录当代时事，而司马彪的《续汉书》志书没有采用。曹魏凭借汉末大乱后的局面，旧有典章毁灭殆尽，侍中王粲、尚书卫觊收集创制朝仪，而鱼豢、王沈、陈寿、孙盛都没有详细记载。吴国则有太史令丁孚拾掇汉朝遗事，蜀国则有孟光、许慈草创各类典章。晋朝初年，司空荀顗依据魏代前事，撰写了《晋礼》，参考古今，更改其中的礼节条文，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共同删定汇集，共成一百六十五篇。后来挚虞、傅咸继续编纂此制，未及成功，中原沦陷，如今挚虞的《决疑注》就是当时的遗事。江东仆射刁协、太常荀崧，补辑旧文，光禄大夫蔡谟又继续修撰朝会旧事。宋初沿袭改革，事情涉及众多儒者，前代史书已经详细记载的，这里不再重述。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上表请求制定礼乐。于是下诏尚书令王俭制定新礼，设立治礼乐学士及职局，设置旧学四人，新学六人，正书令史各一人，干一人，秘书省选派能书弟子二人。于是汇集前代，撰定五礼，即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文字繁多，不全部记载。至于郊祀宗庙学校的仪式，冠礼婚礼丧礼的礼节，事情有变革，应当记录当代之事的，完备地载入本志。其中舆辂旗常，与往代有同有异的，另立专篇。

建元元年七月，有司上奏："郊祭和殷祭之礼，不知郊祭应在哪一年？又用什么祖先配祭郊祀？殷祭又应在何时？未行郊祭能否先行殷祭？明堂也应与郊祭同年祭祀吗？如果应当祭祀，又有配祭还是无配祭？不祭祀的话，堂殿的职官设置和毁弃怎么办？"八座丞郎通报博士商议。曹郎中裴昭明、仪曹郎中孔逷议道："今年七月应当举行殷祠，明年正月应当举行南郊明堂之祭，一并祭祀而无配祭。"殿中郎司马宪议道："南郊无配祭，祭祀如旧；明堂无配祭，应当废弃祭祀。其殷祠同在当年十月举行。"右仆射王俭议：

右仆射王俭议道：

案《礼记·王制》，天子先举行祫祭而后举行时祭，诸侯先举行时祭而后举行祫祭。《春秋》载鲁僖公二年祫祭，次年春禘祭，从此以后，五年两次殷祭。《礼纬·稽命征》说："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经》《记》所论述的禘祫与时祭，言辞已经很详尽了，本不以先殷后郊为嫌。至于郊祭配享的重要，事情由帝王业迹而来，因此杜林议道"汉朝基业特起，不因缘于尧，应当以高帝配祭天"。魏高堂隆议道以舜配祭天。蒋济说"汉时奏议，认为尧已禅让给舜，不能作为汉朝的先祖，舜也已禅让给禹，不能作为魏国的先祖。如今应当以武皇帝配祭天"。晋、宋沿袭，即为前例。又案《礼》及《孝经援神契》都说："明堂有五个室，天子每月在相应的室中听朔布教，祭祀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礼记》说："明堂，是用来明辨诸侯尊卑的。"许慎《五经异义》说："布政之宫，故称明堂。明堂，是盛大的样子。"《周官·匠人职》称明堂有五室。郑玄说："周人明堂五室，帝各居一室。"从未听说有文王的寝殿。《郑志》中赵商问道："论者说天子庙制如同明堂，这是说明堂就是文庙吗？"郑玄答道："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享而已，犹如郊祭天以后稷配享。"袁孝尼说："明堂是效法天道的宫殿，本意是祭祀天帝，而以文王配享，将父亲配在天位是可以的，但将天帝牵就于人鬼，则不合义理。"太元十三年，孙耆之议道，称"郊以祀天，所以配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所以配以文王。由此说来，郊是皇天之位，明堂就是上帝之庙"。徐邈认为"配的意思，必定有神主；郊是天坛，则明堂不是文庙"。《史记》说赵绾、王臧想设立明堂，当时也没有郊配。汉朝又祭祀汾阴五畤，就是五帝之祭，也没有郊配。"议者有的认为南郊之日，已祭上帝，如果又因无配而特祀明堂，则一日两次祭祀，在义理上算是亵渎。案古代郊祭本来就不在同一天。"蔡邕《独断》说："祭祀南郊，祭祀完毕，接着北郊，又接着明堂、高庙、世祖庙，称为五供。"马融说："郊天之祀，都用夏正，五气用事，有休有王，各按其时，兆于方郊，四时合岁，功作相成，也在此月总祭于明堂。"这就是南郊、明堂各在不同日子的证据。近代从简，所以与郊祭同日，尚且没有烦渎的嫌疑。为什么呢？因为祭祀虽然相同，但致祭的意义则不同。孔晁说，说五帝辅佐天化育万物，所以有从祀之礼，即旅祭上帝。至于四郊明堂，则是本祀之所，譬如功臣从享，岂能废其私庙。况且明堂有配享之时，南郊也旅祭上帝，这就不怀疑共日了，如今为何要嫌疑于同辰呢。又《礼记》说"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每年遍祭"。《尚书·洛诰》说"咸秩无文"。《诗》说"昭事上帝，聿怀多福"。根据这些义理，则四方、山川，尚且必须享祀，五帝大神，义理上不可省略。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郊祭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那么黄初年间南郊明堂，都是无配祭的。又郊祭的日子及牲色，异议纷纭。《郊特牲》说："郊祭用辛日，是周朝开始郊祭的日子。"卢植说"辛的意思是自新清洁。"郑玄说："用辛日，是因为人应当斋戒自新清洁。"汉魏以来，或用丁日或用己日，而用辛日的常常居多。考之典据，辛日为宜。《郊特牲》又说，郊祭的牲币应当用正色。缪袭依据《祭法》，说天地用赤色牛犊，是周朝所崇尚的，魏国以建丑月为正月，牺牲应当崇尚白色。《白虎通》说，三王祭天，一律用夏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夏正得天之数。魏国用不同的正朔，所以牲色不同。如今大齐受命，建寅创历，郊庙用牲，一概依照晋、宋。我认为应当以今年十月殷祀宗庙。从此以后，五年两次殷祭。明年正月上辛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应当以同日，还祭明堂。又用次辛日，祭祀北郊。而都没有配祭。牺牲的颜色，一切依照旧章。

诏书答复："可以。明堂之事可以再详议。"

有司又奏："明堂在礼经中没有明文，唯有以《孝经》为正。私下寻思设祀的本意，大概是因为文王有配享则祭祀，无配享则停止。愚意认为既已配享上帝，就应以帝为主。如今虽无配享，不应缺少祭祀。徐邈是近代大儒，每每折中是非，他说'郊是天坛，则明堂不是文庙'，这确实是明确的依据。内外百官议论已定，如果再询问访求，终究不会有不同说法。旁征儒者，依凭史书，竭尽管见。既然圣旨尚有疑虑，臣下不敢详议，废置的适宜与否，仰由天意裁断。"诏书说"依照旧例"。

建元四年，世祖即位。当年秋天，有司上奏："查前代嗣位，有的沿用前次郊年，有的另外重新开始，晋、宋以来，没有统一规定。今年正月已行郊祭，不知明年应当举行南北二郊祭祀明堂与否？"依旧通报八座丞郎博士商议。尚书令王俭议道："案秦朝作为诸侯时，杂祀诸畤，始皇统一天下后，没有确定祠祀。汉高祖受命，因袭雍地四畤而建北畤，开始祭祀五帝，没有确定郊丘。文帝六年，新垣平建议初建渭阳五帝庙。武帝初年到雍地郊见五畤，后来常三年一郊祭于雍。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于汾阴，次年，立太一祠于甘泉，从此以后，两年一郊祭，与雍地交替祭祀。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在长安确定南北郊。哀帝、平帝之际，又恢复了甘泉、汾阴的祭祀。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请依照匡衡的建议恢复长安南北二郊。光武帝建武二年，在洛阳确定郊祀兆域。魏、晋沿袭，大致遵循汉朝典制，虽时有参差，而大抵隔年进行。至于嗣位之君，参差不一，应当有定制。查晋明帝太宁三年南郊，当年九月驾崩，成帝即位，次年改元即行郊祭；简文帝咸安二年南郊，当年七月驾崩，孝武帝即位，次年改元也行郊祭；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当年二月驾崩，孝武帝嗣位，次年改元也行郊祭。这就是两代的明确例证，大体可以依仿。我认为明年正月应当祭祀二郊，虞祭明堂，从此以后，依旧隔年举行。"尚书领国子祭酒张绪等十七人都赞同王俭的议论。诏书答复"可以"。

永明元年应当举行南郊祭祀，而立春在郊祭之后，世祖想推迟郊祭。尚书令王俭启奏："案《礼记·郊特牲》说：'郊祭，是迎接长日的到来，大报天而以日为主。'《易说》说'三王的郊祭，一律用夏正'。卢植说：'夏正在冬至之后，《传》说启蛰而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圜丘与郊祭各自举行，互不妨碍。郑玄说：'建寅之月，昼夜平分而日长了。'王肃说：'周朝在冬天祭天于圜丘，在正月又祭天以祈求五谷。'《祭法》称'燔柴于太坛'，就是圜丘。《春秋传》说'启蛰而郊'，就是祈谷。仔细推求《礼》《传》两段文字，各有其义，卢植、王肃两说，如同符节相合。中原朝廷省去二丘而合并二郊，就是今天的郊礼，意义在于报天，事务兼及祈谷，既然不全是为了祈求农事，何必等待启蛰。史官只看到《传》的义理，没有通达《礼》的宗旨。又查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该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该月八日立春，这又是近世的明确例证，不以先郊后春为嫌。如果有人以元日合朔为障碍的话，那么晋成帝咸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二日亲自祭祀南郊。元服之重，百官齐备，虽在致斋期间，举行而不疑。如今斋期内合朔，这就是前例。如果圣心过于恭谨，宁在严洁，合朔之日，散官备防，不属于预斋范围的人，在止车门外另设幔省，如果日色有异，则列于省前，望实为允当，我认为不必烦劳迁日。"听从了他的建议。

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议道："郊祭与明堂，本来应当不同日子。汉东京《礼仪志》说'南郊礼毕，接着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称为五供'。蔡邕所依据的也是如此。近世从简，所以郊祭明堂共日。明年郊祭，应当有确定的标准。"

太学博士王祐议道："明年正月上辛日，应当祭祀南郊，次辛日，在明堂举行祭祀，后辛日，祭祀北郊。"

兼博士刘蔓议道："汉元鼎五年，以辛巳日行事，自此以后郊祭之日，大体没有违背差异。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祭。汉朝郊祀，并非全在天子之县，所以祠祭的月份，事情有所不同。后汉永平以来，明堂兆域在国都之南，而郊祭用上丁日，所以供修三祀，能够并在一月之初。虽然郊祭有固定日期，明堂仍然没有确定时辰。为什么呢？郊用丁日社用甲日，有说法就遵从，经礼没有明文，难以凭意造作，因此必须推算良辰，而不在寅丑日祭祀。况且礼的奠祭，没有同一天共祭的，唯有汉朝以朝日合于报天罢了。如果依照《汉书》五供，便应先祭北郊，然后明堂。这就是地先于天受食，这是不可取的。"

兼太常丞蔡仲熊议道："《郑志》说'正月上辛，祀后稷于南郊，还于明堂，以文王配祭。'所以宋氏创立明堂，郊祭回来就祭祀，是用《郑志》的说法。大概是作《志》者失误，不是郑玄的本意。郑玄的话说：'不知周朝明堂在哪个月，按《月令》则在季秋。'案郑玄注《月令》'季秋大飨帝'说'大飨，遍祭五帝'。又说'大飨于明堂，以文武配祭'。其时是秋天，离启蛰很远了。又《周礼·大司乐》说'凡大祭祀，宿县'。推求宿县的意思，是因为日出行事；如果日暗而后行事，则无需预先设县。果然是日出行事，怎能等郊祭回来。东京《礼仪志》不记祭祀的时日，而《志》说：'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尽八刻进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尽七刻进熟。'可知明堂在郊祭前一刻，而进献奏乐，还要等郊祭回来。魏高堂隆表说'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庙'。案高堂隆此言，是审时定制，那么《周礼》、两汉及魏，都不共日了。《礼》以辛日郊祭，《书》以丁日祭祀，辛丁皆合，应当临时仔细选择。"

太尉从事中郎顾宪之议道："《春秋传》以正月上辛日郊祀，《礼记》也说郊祭用辛日，《尚书》独说丁巳日于郊用牲。先儒认为先甲三日辛，后甲三日丁，是可以接事天神的日子。后汉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辛既是常郊之日，郊祭又在明堂之前，不容不郊而明堂，则理应郊祭和明堂。"

司徒西阁祭酒梁王议道："《孝经》郑玄注说'上帝也是天的别名'。如郑玄的意思，帝与天说法没有不同。近代同辰，也确实有依据。魏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这就是已经实行过的前例。"

骁骑将军江淹议道："郊祭旅祭上天，明堂祭祀五帝，并非一日再渎的说法，无需更改。"

尚书陆澄议道："遗文余事，保存在旧书之中，郊祭宗庙地点相近，情势可以共日。不共日的，意义在于必须不同。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祭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于明堂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于明堂，光武皇帝配祭。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柴祭，次日，祠五帝于明堂。柴山祠地，尚且不共日，郊祭明堂应当不同日，在例证上更加明确。陈忠《奏事》说'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十六日宗庙，十七日世祖庙'。仲远五祀，绍统五供，与陈忠此奏，都是相符的。高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庙各一日，挚虞《新礼》议明堂南郊间隔三日，是禋天飨帝共日的证据。又上帝不是天，前人已经说得详细了。如今明堂用日，应当依古制在北郊之后。汉朝唯有南郊备大驾，自北郊以下，车驾十省其二。如今祭祀明堂，不应用大驾。"

尚书令王俭议道："前汉各日，后汉也不共辰，魏、晋旧事，不辨同异，宋立明堂，只依据自郊徂宫之义，没有通达祀天旅帝的宗旨。为什么呢？郊坛旅天，刚从清晨开始，回来祭祀明堂，便到日暮，虽然致祭有缘由，而烦渎太甚，不同日的议论，在道理上更为弘大。《春秋感精符》说'王者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则北郊之祀，应在明堂之先。汉、魏北郊，也都亲自主持，晋泰宁有诏，未及遵从。咸和八年，才得以营缮，太常顾和主持议定亲自主持。康皇之世，已经遵用。宋氏沿袭，未及改革。如今应当亲自主持北郊祭祀，明年正月上辛日祭祀昊天，次辛日瘗埋后土，后辛日祭祀明堂，皇帝都亲自主持。车服之仪，一律遵循汉制。南郊用大驾，北郊、明堂降为法驾。衮冕之服，诸祠都用。"诏书答复"可以"。

建武二年，通直散骑常侍庾昙隆启奏："伏见南郊坛圆兆内外，永明年间建起瓦屋，形制宏伟壮丽。查考经史，没有依据。寻《周礼》，祭天于圜丘，取其因高的意义，兆域在南郊，靠近阳位。所以以高敞为贵，贵在上昭天明，旁流气物。自秦、汉以来，虽然郊祀参差不一，而坛域中间，并没有另立宫室。这是什么意思呢？正是质朴真诚地尊崇上天，不自树标榜，兼事务通旷，必须追求开阔辽远。宋元嘉年间南郊，到时权且作小陈帐作为退息之处，泰始年间稍加修广，永明初年逐渐高大华丽，往年工匠便启请建造瓦屋。前代帝皇，难道对于上天的祭祀而不懂营构，之所以不做的，深有情意。《记》称'扫地而祭，在于质朴，器用陶匏，是天地的本性'。所以'至敬无文'，'以素为贵'。我私下认为郊祭事宜应当从简，不必高大，以表明谦恭肃敬的宗旨。或许可以上合太灵，下惬众望。"诏书说"交付外廷详议"。

国子助教徐景嵩议道："伏寻《三礼》，天地两祀，南北二郊，只说明祭祀取用牺牲，器用陶匏，没有记载人君休息处的礼仪。如今帐瓦的构造虽然不同，都不是千载成例，应当务求因循旧制。"太学博士贺玚议道："《周礼》说'王旅祭上帝，张毡案，设皇邸'。国家有故而祭祀，也叫旅。毡案，是以毡为床在幄中，没有听说郊所设置宫宇。"兼左丞王摛议道，扫地而祭于郊，认为不应有筑室的议论。都赞同庾昙隆。

骁骑将军虞炎议道，认为"诚悫所施，止在一坛。汉朝的郊祀，飨帝于甘泉，天子从竹宫望拜，息殿离坛场既远，郊奉礼毕，旋即临幸于此。瓦殿与帷宫，我认为没有简慢的区别"。祠部郎李撝议道："《周礼》说'凡祭祀张其旅幕，张尸次'。尸则有幄。仲师说'尸次，是祭祀之尸所居的更衣帐'。凡祭的文字，既然不止于郊祀，立尸的说法，理应关乎宗庙。古代则张幕，如今用房省。宗庙旅幕，可以变为栋宇；郊祀毡案，为何不能转变为檐甍？"庾昙隆的建议未获通过。

建武二年发生旱灾，有司议雩祭依照明堂之礼。祠部郎何佟之议道："《周礼·司巫》说：'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郑玄说：'雩，是旱祭。天子祭祀上帝，诸侯以下祭祀上公之神。'又《女巫》说'旱暵则舞雩'。郑玄说：'使女巫舞旱祭，崇尚阴气。'郑众说：'求雨用女巫。'《礼记·月令》说：'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郑玄说：'阳气盛而常旱。山川百原，能兴云致雨。众水所出为百原，必先祭其本源。雩，是吁嗟求雨之祭。雩帝，是说在南郊坛旁设坛，祭五精之帝，配以先帝。自鞉鞞至柷敔为盛乐，其他雩祭只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指勾龙、后稷之类。《春秋传》说龙见而雩，雩祭正应当在四月。'王肃说：'大雩，是求雨之祭。传曰龙见而雩，是说四月。如果五月六月大旱，也用雩祭，《礼》在五月记载雩祭的意义。'晋永和年间，中丞启奏，雩制在国都之南设坛，祈上帝百辟，舞童八列六十四人，歌《云汉》诗，都在孟夏，得雨后以太牢报祭。当时博士议论，旧有坛，汉、魏各自探讨。《月令》说'命有司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又说'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那么大雩所祭，只应祭五精之帝而已。勾芒等五神，既是五帝的辅佐，依郑玄说，应当配食于庭中。郑玄说'雩坛在南郊坛之旁'，而不辨东西。寻地道以右为尊，雩坛比郊坛为轻，理应在左。应当在郊坛之东、营域之外筑坛。既祭五帝，我认为坛应当圆形。查雩坛高广，《礼》《传》无明文，案《觐礼》设方明之祀，为坛高四尺，用圭璋等六玉，礼天地四方之神，王者率诸侯亲自行礼，用以教人尊崇尊者。雩祭五帝，大致可以依仿。我认为今筑坛应当高四尺，其广轮仍以四为度，直径四丈，周长十二丈而设四阶。设五帝之位，各依其方位，如在明堂之仪。皇齐以世祖配五精于明堂，如今也应当配享于雩坛。古时，孟春郊祀祈嘉谷，孟夏雩禜祈甘雨，二祭虽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礼只有冬至报天，本没有得雨赛帝。如今虽缺冬至之祭，而南郊兼祈报之礼，按理不容另有赛答之事。礼祀帝于郊，则崇尚省费，周朝祭祀灵威仰或后稷，各用一牲，如今祭祀五帝、世祖，也应当各用一犊，此外全部依照南郊之礼。武皇遏密之期未终，自然可以不奏盛乐。至于旱祭舞雩，本是吁嗟之义，既然不是存欢乐，我认为这不涉嫌。其余祝史称辞，仰祈灵泽而已。礼舞雩便使无缺，如今的女巫，都不习歌舞，方才教试，恐怕不应速成。依照晋朝之议，使用童子，或许是时宜的取舍。司马彪《礼仪志》说雩祀穿皂衣，大概是崇阴之义。如今祭服都是黑色，大致无需更改。其所歌之诗，及诸供须，即令主者申摄备办。"听从了他的建议。

隆昌元年，有司上奏，参议明堂，都以世祖配祭。国子助教谢昙济议道："案《祭法》禘郊祖宗，并列严祀。郑玄注义，也据兼飨。应当祖宗两配，文、武双祀。"助教徐景嵩、光禄大夫王逡之说应当以世宗文皇帝配祭。祠部郎何佟之议道："周朝的文王、武王，尚且推后稷以配天，我认为文皇帝应当推世祖以配帝。虽然事情施于尊祖，也是义理彰显于严父。"左仆射王晏议道，认为"如果采用郑玄祖宗通称的说法，则生有功德，死后垂尊称，历代配帝，何止于郊祭呢？如今殷荐上帝，应属世祖，百代不毁，那才是文庙啊！"诏书答复"可以"。

至永元二年，何佟之又建议道："案《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说'禘郊祖宗，是说祭祀以配食。此禘是说祀昊天于圜丘。祭上帝于南郊叫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叫祖宗'，'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众'。王肃说'祖宗是庙不毁之名'。果如王肃所言，殷有三祖三宗，都应不毁，为什么只称汤、契？况且王者之后还在，舜难道立尧、颛顼之庙，传世祭祀吗？汉文帝以高祖配泰畤，至武帝立明堂，又以高祖配食，一人两配，有违圣典。自汉明帝以来，未能纠正。所以明堂没有兼配之祀。我私下认为先皇应当列二帝于文祖，尊新庙为高宗，与世祖一同泛配，以申明圣主严父之义。先皇对于武皇，伦序则是弟，义理则是臣，设配飨之位，应在世祖之下，并列，都西向。"

国子博士王摛议道："《孝经》'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没有提到武王。又《周颂》'《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将》，祀文王于明堂也'。武王之文，唯有《执竞》说'祀武王'。这自然是周庙祭武王的诗，更可知明堂没有武王了。"

何佟之又议道："《孝经》是周公居摄时的礼制，《祭法》是成王反位后所行。所以《孝经》以文王为宗，《祭法》以文王为祖。又孝莫大于严父配天，则周公就是这个人。推寻此旨，难道施于成王吗？如果《孝经》所说，确实是成王所行，则是严祖，怎能说是严父呢？况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配天的乐歌，《我将》是祀文王配明堂的乐歌。如果如王摛所议，则这两篇，都应在复子明辟之后。请问周公祀后稷、文王，是用什么歌呢？又《国语》说'周人禘喾郊稷，祖文王，宗武王'。韦昭说'周公时，以文王为宗，其后更以文王为祖，武王为宗'。推寻文王以文治而为祖，武王以武定而为宗，是想说明文王也有大德，武王也有大功，所以郑玄注《祭法》说'祖宗通言而已'。因此《诗》说'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注说'二后，文王、武王也'。况且明堂之祀，有单有合。所以郑玄说'四时迎气于郊，祭一帝，还于明堂，因祭一帝，则以文王配'。表明一宾不容两主。'享五帝于明堂，则泛配文、武'。泛的意思，是不确定的说法。其礼既盛大，所以祖宗并配。"参议以何佟之的议论为允当。诏书答复"可以"。

太祖为齐王时，依旧制立五庙。即位后，立七庙，以广陵府君、太中府君、淮阴府君、即丘府君、太常府君、宣皇帝、昭皇后为七庙。建元二年，太祖亲祀太庙六室，按仪式，拜伏完毕，依次到昭后室前，仪注规定应当倚立，皇上觉得疑惑，想使庙僚行事，又想以诸王代替祝令在昭后室前执爵。以此询问彭城丞刘瓛。刘瓛回答说："如果都不去昭后座前，我私下认为太薄了。庙僚就是代替皇上执爵馈奠罢了，祝令职位卑下，恐怕诸王不宜代替。旧庙仪诸王可以兼三公亲事，我认为这样方便。"听从了他的建议。等到太子穆妃去世，卒哭之后，祔于太庙阴室。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去世，卒哭之后，祔于太庙阴室。太祖驾崩，毁去广陵府君之位。郁林王即位追尊文帝，又毁去太中主，只保留淮阴府君。明帝即位，恢复旧制。等到明帝驾崩，祔庙，与世祖为兄弟，不计入世数。

史臣曰：先儒解说宗庙的意义，依据高祖以下五世亲尽，所以亲庙有四。周朝以后稷为始祖，文王、武王为二祧，所以说王立七庙。夏禹没有始祖，商汤不以契为先，夏五庙殷六庙，其数目如此。汉朝建立宗庙，违背经典背离古制。匡衡、贡禹、蔡邕之辈，空有迁毁的议论，绵延四百年，终究没有成典。魏朝初年，亲庙止于四代，吴、蜀的祭祀，失礼已多。晋朝用王肃的说法，以文帝、景帝为同一世，上至征西将军，实际上是六庙。推寻其意，并非以兄弟为后，应当以立主的意义，可相容于七室。等到杨元后去世，征西将军之庙不毁，则知不以元后为世数。庙有七室，数目满了八主。江东贺循立议之后，弟不继兄，所以世数必限七，主数没有定数。宋台初立五庙，以臧后为世室。就礼而言，也是亲庙有四。意义反而符合郑玄之说，并非说遵从王肃。从此以来，因循旧制。夫妻道合，并非世代相承，譬如由下祭殇嫡，无关庙数，等同于祖曾，意义不可明了。如果依据伊尹之言，必须及于七世，则子昭孙穆，不列妇人。如果依照郑玄之说，庙有亲称，妻者言齐，岂能滥享。况且閟宫之德，周朝七庙并非定数，杨元后的祭祀，晋朝八庙也无妨。如今称之为七庙，而皇上只有六祀，使受命之君，流光之典不足。如果说太祖未登，则昭穆之数如何继承？这确实是礼官所应当详议的。

宋泰豫元年，明帝驾崩，博士周洽议道："权制：谅暗之内，不亲自主持四时祠祭。"建元四年，尚书令王俭采集晋朝中朝《谅暗议》上奏道："权典既已施行，丧礼便被夺改，事情兴起于汉世，而源流甚远。殷高宗谅暗，并非有服之称，周王即吉，唯有宴乐被讥讽。《春秋》之义，嗣君逾年即位，则参与朝会聘享。《左氏》说'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践行旧好'。又说'诸侯即位，小国来聘，以继好结信，谋事补阙，是礼之大者'。至于谅暗之内而图谋婚娶，三年未终而行吉禘，齐归之丧不废蒐礼，杞公之卒不撤音乐，都受到讥贬，以明鉴戒。由此说来，朝聘蒸尝之典，卒哭之后完备举行，婚禘蒐乐之事，三年之后才举行，通塞兴废，各有缘由。又案《大戴礼记》及《孔子家语》都说武王崩，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为成王加冠而朝于祖庙，以见诸侯，命祝雍作颂。襄公十五年十一月'晋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晋悼公'。平公既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礼记·曾子问》'孔子说，天子崩，国君薨，则祝取群庙之主而藏于祖庙，这是礼。卒哭成事，而后主各返其庙'。《春秋左氏传》'凡君卒哭而祔，祔而后特祀于主，蒸尝禘于庙'。先儒说'特祀于主，特以丧礼奉新亡者主于寝，不同于古。蒸尝禘于庙，卒哭成事，群庙之主，各返其庙。则四时之祭，皆即吉。三年丧毕，吉禘于庙，升群主以定新主'。凡此诸义，都著录在经诰，昭明于方册，所以晋、宋因循，同规前典，卒哭公除，亲自主持蒸尝，遵循礼制无违，因心允协。到了泰豫元年，礼官立议，不宜亲自主持，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达'。又据《王制》称'丧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绋而行事'。竟不知自天子达，本在至情，既葬释除，事情以权变夺改，委弃衰服换上衮冕，孝享应当申明，越绋的宗旨，事情施于未葬，卒哭之后，有什么绋可越？又依范宣之难杜预，谯周之论士祭，都不是明确依据。晋武帝在丧中，每每想存宁戚之怀，不全依谅暗之典，至于四时蒸尝，大概因为哀疾未堪，并非便要顿改旧式。江东以来，通儒硕学所经历多了，守而不改，意义岂是徒然？又且就心而言，公卿大夫，则负扆亲临，三元告始，则朝会万国，虽金石辍响，而簨虡充庭，情深于常哀，而迹降于凡制，岂能说心安，是为国家之故。宗庙蒸尝，孝敬所先，岂容吉事全都举行，此典独废。就算必须废祭，则应三年永远空缺，却又等同于其他缘故，由有司摄礼，进退不定，更加违背典制衷旨。我认为应当依旧亲自主持。"听从了他的建议。

永明九年正月，诏令太庙四时祭，进献宣帝面起饼、鸭<月隺>；孝皇后笋、鸭卵、脯酱、炙白肉；高皇帝进献肉脍、菹羹；昭皇后茗、粣、炙鱼：都是他们生前所嗜好的。此前世祖梦见太祖说："宋氏诸帝曾在太庙，向我求食。可另外为我设祠。"皇上于是敕令豫章王妃庾氏四时回青溪宫旧宅，在内合堂，奉祠二帝二后，牲牢服章，用家人礼。

史臣曰：汉朝的宗庙，遍布郡国，求祀已经亵渎，缘情又疏远。重檐閟寝，不可兼建，所以前代儒者抗议，称之为迁毁。光武帝入继大统，南顿君以上四世，别祠于舂陵。建武三年临幸舂陵园庙就是此事。张衡《南都赋》说"清庙肃以微微"。明帝至于章帝、和帝，每幸章陵，就祭祀旧宅。建安末年，魏氏立宗庙，都在邺都。魏文帝黄初二年，洛阳宗庙未成，亲祠武帝于建始殿，用家人礼。世祖因汉明帝之梦，肇始祭祀故宫，孝享既已申明，意义符合前典，也是一时之盛事啊。

永明六年，太常丞何諲之议道："今祭有生鱼一头，干鱼五头。《少牢馈食礼》说'司士升鱼腊肤鱼，用鲋十有五'。上既说'腊'，下必是'鲜'，其数应当相同。称'肤'足知鳞革无毁。《记》说'槁鱼曰商祭，鲜曰脡祭'。郑注'商，量；脡，直也'。推寻'商'的旨意是裁截，'脡'的意义在于全。贺循《祭义》还用鱼十五头。如今鲜鱼顿时删减，槁鱼全都用全。我认为应当鲜、槁各二头，槁鱼稍断首尾，以示存古义。"国子助教桑惠度议道："《记》称崇尚玄酒而俎上腥鱼。玄酒不容多，鲜鱼理宜简约。干鱼五头，是因为它既加人工，可以效法五味，以象征酒之五齐。如今想要鲜、槁各双，意义无所效法。"何諲之的建议未获通过。

十年，诏令故太宰褚渊、故太尉王俭、故司空柳世隆、骠骑大将军王敬则、镇东大将军陈显达、故镇东将军李安民六人，配享太祖庙庭。祠部郎何諲之议道："功臣配享，累行于宋世，检其遗事，题列坐位，具书赠官爵谥及名，文字不称主，便是设板。《白虎通》说'祭之有主，孝子以系心'。据此而言，升配庙廷，不容有主。宋时板度，既已不复存在，如今所制，大小厚薄如尚书召板，算是得其恰当。"有司摄太庙旧人也说见宋功臣配享坐板，与尚书召板相似，事见《仪注》。

十一年，右仆射王晏、吏部尚书徐孝嗣、侍中何胤上奏："故太子祔太庙，既无先例。查宋元后故事，太尉行礼，太子拜伏与太尉同。臣等参议，依照前典。太常主庙位，太尉执礼祔，太孙拜伏，都与之一同。正礼完毕之后，阴室之祭，太孙应当亲自进奠。"诏书答复"可以"。

建武二年，有司上奏景懿后迁登新庙的车服之仪。祠部郎何佟之议道："《周礼》王之六服，大裘为上，衮冕次之。五车，玉辂为上，金辂次之。皇后六服，袆衣为上，褕翟次之。首饰有三，副为上，编次之。五车，重翟为上，厌翟次之。上公没有大裘玉辂，而上公夫人有副及袆衣，所以《祭统》说'夫人副袆立于东房'。又郑玄说'皇后六服，唯上公夫人亦有袆衣'。《诗》说'翟茀以朝'。郑玄以翟茀为厌翟，是侯伯夫人入庙所乘的车。如今上公夫人副袆既同，则重翟或许也不异了。况且景皇懿后礼崇九命，且晋朝太妃服章之礼，同于太后，宋代皇太妃唯有五牛旗不同，其外侍官则有侍中、散骑常侍、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各二人，分从前后部，同于王者，内职则有女尚书、女长御各二人，棨引同于太后。又魏朝之晋王，晋之宋王，并置百官，比拟于天朝。至于晋文王终犹称薨，而太上皇称崩，则是礼加于王了。所以前议景皇后全部依照近代皇太妃之仪，则侍卫陪乘并不得异，皇后乘重翟，也认为没有疑问。推寻齐初移庙，宣皇神主乘金辂，皇帝亲奉，也乘金辂，先往行礼完毕，仍从神主至新庙，这是如今所应当依准的。"听从了他的建议。

永泰元年，有司议论是否应当庙见？尚书令徐孝嗣议道："嗣君即位，并没有庙见的文字，旁支继业，才有虔谒之礼。"左丞萧琛议道："我听说祗见先祖，意义著于《商书》，朝于武宫，事迹光于晋册。哪有正位居尊，继业承天，而不虔敬觐见祖宗，至于太室的。《毛诗·周颂》篇说：'《烈文》，成王即政，诸侯助祭。'郑玄注说'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礼祭于祖考，告嗣位。'又篇说'《闵予小子》，嗣王朝庙'。郑玄注说：'嗣王者，指成王。除武王之丧，将始即政，朝于庙。'则隆周的令典，焕炳于经记，体嫡居正，没有比成王更合适的了。又两汉由太子而嗣位的，西京七主，东都四帝，其中昭、成、哀、和、顺五君，都曾谒庙，文存汉史，其中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载谒事，或许是偶有缺文，按理没有不同的说法。议论者却说先在储宫，已经致敬，卒哭之后，即亲自主持时祭，这就是庙见，所以没有另外谒庙之礼。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储后在宫，也随从郊祀，如果说前虔可兼后敬，开元之始，则无需再有配天之祭了。如果以亲自主持时祭，就是庙见，那么自汉及晋，支庶嗣位，都曾谒庙，既然同样有蒸尝，为何单独修此繁礼？况且晋成帝咸和元年改号以谒庙，咸康元年加元服，又再次谒庙。那时并非异主，尚且不疑二礼相因，何况位隔君臣，而追以一谒兼敬。应当远承周、汉的盛范，近黜晋、宋的乖义，展诚于一庙，骏奔于万国。"奏议获得许可。

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上奏："本月三日，腊祠太社稷。一日合朔，日蚀已在致斋之内，不知对社祠有无妨碍？曹检没有前例。"尚书令王俭议道："《礼记·曾子问》'天子尝、禘、郊、社、五礼之祭，簠簋既陈'，唯有大丧才废弃。至于当祭之日，火灾及日蚀则停止。推寻伐鼓用牲，由来已久，而簠簋初陈，问所不及。据此而言，致斋初日，若值薄蚀，则不应废祭。又初平四年，士孙瑞议以日蚀废冠礼而不废郊祭，朝议听从了。王者以天为父以地为亲，郊社不殊，这就是前例，我认为不宜废。"诏书答复"可以"。

永明十一年，兼祠部郎何佟之议道："案《礼记·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阴气，君南向于北墉下，答阴之义。'郑玄说'答犹对也'。'北墉，社内北墙'。王肃说：'阴气北向，故君南向以答之。答的意思是对之称。'可知古时祭社，北向设位，斋官南向是明确的。近代相承，帝社南向，太社及稷都东向，而斋官位在帝社坛北，西向，在神背后行礼。又称稷为稷社，非常违背礼意。还不知失误在何时，推测此理应当未久。我私下认为皇齐改物，礼乐惟新，中国之神，没有比社更尊贵的，如果仍然沿袭前谬，恐怕有亏盛典。我认为二社，论其意义则不同，论其神则是一，位都应当北向。稷如果北向，则成相背。稷是百谷的总神，不是阴气之主，应当依照先例东向。斋官立于社坛东北，南向立，东为上，诸执事西向立，南为上。稷依礼没有兼称，如今若想尊崇，正可名为太稷而已，岂能称为稷社呢？腊祠太社日近，案奏事御，改定仪注。"

仪曹称治礼学士议道："《郊特牲》又说'君之南向，答阳也，臣之北向，答君也。'如果以阳气在南，则位应向北，阴气在北，则位宜向南。如今南北二郊，一律南向，皇帝黑瓒阶东西向，所以知坛墠无关阴阳，设位岂拘于南北。群神小祠，都限于南面，荐飨之时，北向行礼，是想申明灵祇之尊，表达求幽之义。魏世秦静使社稷别营，称自汉以来，相承南向。汉朝对于周朝，世代未远，鄗上颓基，商丘余树，还应尚存，迷方失位，不至于此，通儒达识，不以为非。庾蔚之从前已有此议，后来徐爰、周景远都不同意，仍旧不改。"

何佟之议道："来难引君南向答阳，臣北向答君。敢问答的意思，是相对？还是相背？相背则社位南向，君也南向，可如来议。《郊特牲》说'臣之北向答君'，又是君背臣。今说君南臣北，互相称答，则君南不能称答了。《记》怎么能说祭社君南向以答阴呢？社果然同向，则君也应当西向，为何在社南向？在郊西向呢？解释则不然，《记》说，君之南向答阳，这是明朝会之时，盛阳在南，所以君南向对之，犹如圣人南面而听，向明而治之义罢了，难道是祈祀天地之日吗？可知祭社北向，君答故南向，祀天南向，君答应当北向。如今皇帝黑瓒阶东西向，这是始入之别位，不是接对之时。案《记》说'社所以神地之道'。又说'社祭土而主阴气'。又说'不用命，戮于社'。孔安国说'社主阴，阴主杀'。《传》说'日蚀，伐鼓于社'。杜预说'责群阴也'。社主阴气之盛，所以北向设位，以本其义。其余祭祀虽也是地祇之贵，而不主此义，所以位向不同。不能见其余阴祀不北向，便说社应南向。案《周礼》祭社南向，君求幽，宜北向，而《记》说君南向，答阴之义，求幽之论不矛盾吗？魏权宜汉社，社稷同营共门，稷坛在社坛北，都不是古制。后来移宫南，自当如礼。如秦静此言，乃是显明汉社失周法，见汉世旧事。那时祭社南向，不知出自何史籍。就如议者秦静所言是祭社位向仍依汉旧法，汉又袭周成规，因而不改，则社稷三座，都应南向，今为何改帝社南向，泰社及稷都东向呢？"

治礼又反驳何佟之，共往返三次。至建武二年，有司议道："治礼没有明确显据。"何佟之的建议才得以施行。

建武二年，祠部郎何佟之上奏："案《周礼·大宗伯》'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郑玄又说'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可知礼天圆丘用玄犊，礼地方泽用黄牲。《牧人》说'凡阳祀用骍牲，阴祀用黝牲'。郑玄说'骍，赤；黝，黑。阳祀，祭天南郊及宗庙。阴祀，祭地北郊及社稷'。《祭法》说'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骍犊'。郑玄说'地，阴祀，用黝牲，与天俱用犊，故连言之'。可知此祭天地即南北郊。如今南北两郊同用玄牲，又明堂、宗庙、社稷都用赤色，有违昔日典制。又郑玄说'祭五帝于明堂，勾芒等配食'。自晋以来，并圜丘于南郊，所以郊坛列五帝、勾芒等。如今明堂祀五精，反而缺五神之位，北郊祭地祇，而设重黎之位，几处乖舛，恐怕有亏盛则。"

前军长史刘绘议道："《论语》说'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不知山川应属阴祀否？若在阴祀，则与用黝色相违了。"

何佟之又议道："《周礼》以天地为大祀，四望为次祀，山川为小祀。周人崇尚赤色，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位，因为其祀大，应当从本。山川以下，牲色不见记载，因为其祀小，从所崇尚。则《论语》《周礼》二说，岂不合符？"参议认为允当。听从了。

永元元年，步兵校尉何佟之议道："听说圣帝明王治理天下，无不尊奉天地，崇敬日月，所以冬至祀天于圆丘，夏至祭地于方泽，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用以训导民事君之道，教化下民尊上之义。所以礼说'王者必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日为兄以月为姊'。《周礼·典瑞》说'王搢大圭，执镇圭，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马融说'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觐礼》'天子出拜日于东门之外'。卢植说'朝日用立春之日'。郑玄说'端当为冕，朝日春分之时'。《礼记·朝事议》说'天子冕而执镇圭，尺有二寸，率诸侯朝日于东郊，用以教人尊崇尊者'。所以郑玄知道此端是冕。《礼记·保傅》说'三代之礼，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用以表明有敬'。但不明确所用的固定时辰。马融、郑玄说用二分之时，卢植说用立春之日。何佟之认为日是太阳之精，月是太阴之精。春分阳气方长，秋分阴气向长。天地至尊用其始，所以祭以二至，日月之礼次于天地，所以朝以二分，比较有理据，则马融、郑玄之言得其义了。汉朝则早晨朝日，傍晚夕月。魏文帝诏说：'《觐礼》天子拜日于东门之外，返礼方明。《朝事议》说天子冕而执镇圭，率诸侯朝日于东郊。以此言之，大概是诸侯朝见，天子祀方明，顺便率诸侯朝日。汉朝改周法，群公没有四朝之事，所以不再朝于东郊，得礼之变通了。然而旦夕常在殿下东向拜日，其礼太烦。如今采用周朝春分之礼，减损汉朝日拜之仪，又没有诸侯之事，不必出东郊，如今正殿也就是朝会行礼之庭。应当常以春分于正殿之庭拜日，其夕月文字不分明。其议奏。'魏秘书监薛循请论说：'旧事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案《周礼》朝日无常日，郑玄说用二分，故遂施行。秋分之夕，月多东潜，而西向拜之，背离实际甚远。我认为朝日应当用仲春之朔，夕月应当用仲秋之朔。'淳于睿驳斥他，引《礼记》说'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端其位'。《周礼》秋分夕月，并行于上世。西向拜月，虽如背离实际，也犹如月在天而祭之于坎，不再说背月。何佟之案《礼器》说'为朝夕必放于日月'。郑玄说'日出东方，月出西方'。又说'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郑玄说'大明，日也'。可知朝日东向，夕月西向，这大概是各本其位之所在罢了。犹如天子东西游幸，朝堂之官及拜官者，犹北向朝拜，岂能以背实为疑呢？何佟之认为魏世所行，善于得取舍之中。晋初弃圆丘方泽，于两郊二至停礼，至于二分之朝，废弃无义。江东草创，旧章多缺，宋氏因循，未能返古。我私下认为皇齐应天御极，典教维新，应当使盛典行于盛代，以春分朝于殿庭之西，东向而拜日，秋分于殿庭之东，西向而拜月，这就是所谓必放日月以端其位之义。使四方观化者，无不欣欣而颂美。服无旒藻之饰，大概是本于天的最质朴之性，朝日不能同于昊天最质朴之礼，所以玄冕三旒。近代祀天，穿衮冕十二旒，极尽文章之美，这就是古今礼的变化。礼天朝日，既然服饰应当有异，近世天子小朝会，穿绛纱袍、通天金博山冠，这就是今朝之服次于衮冕的。我私下认为应当依此拜日月，甚得差降之宜。何佟之任职不在礼局，轻率奏议大典，实为侵官，伏地追思惭愧震恐。"听从了他的建议。

永明三年，有司上奏："明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可以祭祀先农，即日舆驾亲耕。"宋元嘉、大明以来，都用立春后亥日，尚书令王俭认为亥日藉田，经记没有明文，通下详议。

兼太学博士刘蔓议道："《礼》，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在此月以元日祈谷，又择元辰躬耕帝藉。卢植解说礼通辰日，日，甲至癸，辰，子至亥。郊天，属阳，所以用日。藉田，属阴，所以用辰。阴礼卑后，必居其末，亥是辰之末，所以《记》称元辰，注说吉亥。又据五行之说，木生于亥，以亥日祭先农，又是其义。"

太常丞何諲之议道："郑玄注说'元辰，大概是郊后吉亥'。亥，是水辰，凡在垦稼，都有洒润。五行说十二辰为六合，寅与亥合，建寅月东耕，取月建与日辰相合。"

国子助教桑惠度议道："推寻郑玄以亥为吉辰，是因为阳生于子，元起于亥，取阳之元以为生物，亥又为水，十月所建，百谷赖此沾润而全部成熟。"

助教周山文议道："卢植说'元，善也。郊天，属阳，所以用日。藉田，属阴，所以用辰'。蔡邕《月令章句》解元辰说'日，是干。辰，是支。有事于天，用日。有事于地，用辰'。"

助教何佟之议道："《少牢馈食礼》说'孝孙某，来日丁亥，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注说'丁未必亥，只是举一日来说罢了。禘太庙礼日用丁亥，若没有丁亥，则用己亥、辛亥，只要有亥即可'。郑玄又说'必用丁、己，取其令名，自丁宁自变改，都是谨敬'。如此，丁亥自是祭祀之日，不专用于先农。汉文帝用此日耕藉祠先农，所以后王相承使用，并非有别的意义。"

殿中郎顾暠之议道："郑玄称先郊后吉辰，而不说必用亥的缘由。卢植阐明子亥为辰，也没有常辰的证据。汉朝躬耕藉田，始发于汉文帝，诏书说'农，天下之本，其开藉田'。这是草创之令，未见到亲载之吉日。昭帝癸亥耕于钩盾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又辛丑耕怀，魏之烈祖实书辛未，不系于一个辰日，征验于两代了。推晋之革魏，宋之因晋，正是服膺郑玄，并非有不同见解。班固序亥位说'阴气应亡射，该藏万物，而杂阳阂种'。况且亥既是水辰，含育为性，播种取吉，大概就在于此吧？班固序丑位说'阴大旅，助黄钟宣气而牙物'。序未位说'阴气受任，助蕤宾君主种物，使长大茂盛'。是汉朝迭选，魏室所改，斟酌旧制用丑日，实兼有据。"参议奏用丁亥。诏书答复"可以"。

建元四年正月，诏令设立国学，置学生一百五十人。其中有位乐入者五十人。学生年龄十五以上，二十以下，选取王公以下至三将、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领护诸府司马谘议经除敕者、诸州别驾治中等、现任官及罢散者的子孙。全部取家离都二千里为限。太祖驾崩，便停止了。

永明三年正月，诏令立学，创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及员外郎的后代，共置学生二百人。当年秋中全部聚集。有司上奏："宋元嘉旧事，学生到校，先释奠先圣先师，礼又有释菜，不知如今应当行什么礼？用什么乐及礼器？"尚书令王俭议道："《周礼》'春入学，舍菜合舞'。《记》说'始教，皮弁祭菜，表示敬道'。又说'始入学，必祭先圣先师'。中朝以来，释菜礼废，如今所行的，只是释奠而已。金石俎豆，都没有明文。比之七庙则轻，比之五礼则重。陆纳、车胤说宣尼庙应当依照亭侯之爵；范宁想依照周公之庙，用王者仪，范宣说当其为师则不臣之，释奠日，备帝王礼乐。这就是车、陆失于过轻，二范伤于太重。喻希说'若至王者自设礼乐，则肆赏于至敬之所；若想嘉美先师，则所比拟不全'。推寻此说，守附情理。皇朝屈尊弘教，待以师资，引同上公，即事惟允。元嘉立学，裴松之议应当舞六佾，因郊乐未备，所以权且奏登歌。如今金石已备，应当设轩县之乐，六佾之舞，牲牢器用，全部依照上公。"当年冬天，皇太子讲《孝经》，亲临释奠，车驾临幸听讲。

建武四年正月，诏令立学。永泰元年，东昏侯即位，尚书符依照永明旧事废学。领国子助教曹思文上表说："古代建国治民者，必以教学为先，用以节制邪情，禁止流欲，所以能化民裁俗，习与性成。因此忠孝笃厚，信义形成，礼让盛行，尊教宗学，其目的是一致的。所以成均焕于古典，虎门炳于前经。陛下体睿淳神，继承鸿业，如今制书已下，而废学先闻，恐怕观国之光者，会有议论。如果因国讳故宜废，昔日汉成帝立学，至于元始，百余年中，未曾暂废，其间有国讳。且晋武帝驾崩，其学犹存，这都是先代不以国讳而废学的明文。永明以无太子故废，这不是古典。推寻国家有学，本以兴化致治，天子于此谘谋，于此行礼。《记》说'天子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学。执有罪返回，释奠于学'。又说'食三老五更于太学，天子袒而割牲，执爵而酳，以教诸侯悌'。如此看来，学是天子有国之基，教化由此而施。所说的都是太学之事，今引太学不是没有证据。据臣所见，今日的国学，就是古时的太学。晋初太学生三千人，既多猥杂，惠帝时想辨别泾渭，所以元康三年始立国子学，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国学。天子去太学入国学，以行礼。太子去太学入国学，以齿让。太学与国学，这是晋代区分士庶，区别贵贱而已。然而贵贱士庶，都须教成，所以国学太学两种并存，并非有太子才设立。然而将废兴系于太子，这是永明的巨大失误。汉朝崇儒雅，几乎达到刑罚搁置，而仍逊于三皇五帝，是因为其致教之术未深厚。古代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以讽诵相摩。如今学非但不宜废而已，还应当更加崇尚其道，望古作规，使郡县有学，乡闾立教。请付尚书及二学详议。"有司上奏。听从了。学终究没有立成。

永明五年十月，有司上奏："南郡王萧昭业加冠，求仪注没有前例。"尚书令王俭议道："皇孙加冠之事，历代所无，礼虽有嫡子无嫡孙，然而地居正体，下及五世。今南郡王体自储宫辉光，实为国之嫡裔，元服之典，应当不同于列蕃。案《士冠礼》'主人玄冠朝服，宾加其冠，赞者结缨'。郑玄说'主人，是冠者之父兄'。推寻其言父及兄，则明祖在，父不为主人。《大戴礼记·公冠篇》说公冠自为主人，四加玄冕，以卿为宾。这就是继体之君及帝之庶子不能称子之义。《小戴礼记·冠义》说'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三加弥尊，加有成也'。注称'嫡子冠于阼，庶子冠于房'。《记》又说'古者重冠，所以行之于庙，用以自卑而尊先祖'。据此而言，与郑注《仪礼》更加相合。所以中朝以来，太子冠则皇帝临轩，司徒加冠，光禄赞冠。诸王则郎中加冠，中尉赞冠。如今等同于储皇则太重，依照诸王则太轻。又《春秋》之义，'不以父命辞王父命'。《礼》'父在斯为子，君在斯为臣'。皇太子居臣子之节，没有专用之道。南郡王虽处蕃国，不是支庶之列，应当禀承天朝之命，略申冠阼之礼。晋武帝诏称汉、魏遣使冠诸王，不是古正典。这大概是说庶子封王，应当依公冠自主之义，至于国之长孙，遣使才是允当。应当使太常持节加冠，大鸿胪为赞，醮酒之仪，也归二卿，祝醮之辞，附准经记，另更撰立，不依蕃国常体。国官陪位拜贺，自依旧章。当日内外二品清官以上，到止车集贺，都到东宫南门通笺。别日上礼，宫臣也到门称贺，如上台之仪。既冠之后，择日谒庙，以弘尊祖之义。此既是大典，应当通关八座丞郎并下二学详议。"仆射王奂等十四人议论都同意，并撰立赞冠醮酒二辞。诏书答复"可以"。祝辞说："皇帝使给事中、太常、武安侯萧惠基加南郡王冠。"祝曰："筮日筮宾，肇加元服。弃尔幼志，从厥成德。亲贤使能，克隆景福。"醮酒辞曰："旨酒既清，嘉荐既盈。兄弟具在，淑慎仪形。永届眉寿，于穆斯宁。"

永明年间，世祖因婚礼奢侈浪费，敕令诸王纳妃，皇上御用及六宫依礼只用枣栗腶脩，加上香泽花粉，其余衣物都停用。唯有公主出嫁，则只馈赠公婆而已。永泰元年，尚书令徐孝嗣议道："人伦之始，没有比冠婚更重要的，用以尊表成德，结欢两姓。年代有盛衰，古今有不同的法则，繁简之仪，因时而异。三加之礼废于士庶，六礼限于天朝，虽因习未久，事情难以顿改，而大典之要，深宜斟酌增减。案《士冠礼》，三加完毕，便醴冠者，醴则唯一而已，所以醴辞没有第二种。如果不醴，则每加就用酒醮，所以醮辞有三种。王肃说'醴本是古礼，其礼重，酒用时味，其礼轻的缘故'。或醴或醮，二三之义，详记于经文。如今皇王冠毕，只有一酌而已，即可比拟古礼设醴；而仍用醮辞，实为乖背衷旨。推寻婚礼实篚以四爵，加上合卺，既崇尚质朴之理，又象征泮合之义。所以三饭卒食，再酳用卺。先儒认为礼成好合，事情终于三，然后用卺合。仪注先酳卺，以再以三，有违旨趣。又《郊特牲》说'三王作牢用陶匏'。说太古之时，没有共牢之礼，三王创制，而用太古之器，是重视夫妇之始。如今虽以方樏示约，而更加违背昔典。又连卺以金锁，大概出于近俗。又另有牢烛，雕费采饰，也有亏旧制。方今圣政日隆，声教惟穆，则效古昔以敦风教，存饩羊以爱礼，沿袭之规，有切治要，嘉礼实重，应当完备旧章。我认为自今王侯以下冠毕一酌醴，以遵古之义。醴即用旧文，于事为允。婚也依古，以卺酌终酳之酒，并除去金银连锁，其余杂器，全部用埏陶。堂人执烛，足充燃燎，牢烛华侈，也应当停省。期望斫雕可期，移俗有渐。"参议都同意。奏准。

晋武帝太始二年，有司上奏，旧例皇后讳与帝讳一同下达。诏书说：礼，内讳不出宫，近代才讳之。建元元年，太常上朝堂讳训。仆射王俭议道："皇后讳依旧不立训。礼天子诸侯讳群祖，臣隶既有从敬之义，应当为太常府君讳。至于朝堂榜题，本施于至极，既追尊所不及，礼降于在三，晋之京兆，宋之东安，不列榜题。孙毓议称京兆列在正庙，臣下应讳，而不上榜。宋初博士司马道敬议东安府君讳应上榜，何承天持不同意见，即为明据。"凡有人名地名犯太常府君及帝后讳者，都改。宣帝讳相同。二名不偏讳。所以改承明门为北掖，因为榜有"之"字与"承"并。东宫承华门也改为宣华。

汉末，蔡邕欲撰汉《朝会志》，终究没有完成。秦人以十月旦为岁首，汉初习用大飨会，后改用夏正，飨会仍未废十月旦会。东京以后，正旦夜漏未尽七刻，鸣钟受贺，公侯以下执贽来到庭中，二千石以上升殿称万岁，然后作乐宴飨。张衡赋说"皇舆夙驾，登天光于扶桑"。那么虽说夙驾，必辨色而行事。魏武帝都邺，正会于文昌殿，用汉仪，又设百华灯。后来魏文帝修洛阳宫室，权都许昌，宫殿狭小，元日在城南立毡殿，青帷为门，设乐飨会。后还洛阳，依照汉朝旧事。晋武帝初，更定朝会仪，夜漏未尽十刻，庭燎起火，群臣聚集。傅玄《朝会赋》说"华灯若乎火树，炽百枝之煌煌"。这就是因魏仪与庭燎并设。漏未尽七刻，群臣入白贺，未尽五刻，就本位，至漏尽，皇帝出前殿，百官上贺，如汉仪。礼毕罢入，群臣坐，称为辰贺。昼漏上三刻再出，百官奉寿酒，大飨作乐，称为昼会。另置女乐三十人于黄帐外，奏《房中之歌》。江东多事，不再晨贺，夜漏未尽十刻，开宣阳门，至平旦才开殿门，昼漏上五刻，皇帝才出受贺。宋世至十刻才受贺。其余升降拜伏之仪，及置立后妃王公以下祠祀夕牲拜授吊祭，都有仪注，文字繁多不载。

三月三日曲水会，是古代的禊祭。汉《礼仪志》说"季春月上巳，官民都在东流水上洁濯，自洗濯祓除去宿疾为大洁"。不见东流是什么水。晋中朝说，卿以下至于庶民，都在洛水之侧行禊礼，事见诸《禊赋》及《夏仲御传》。赵王司马伦篡位，三日，在天渊池聚会诛杀张林。怀帝也在天渊池聚会赋诗。陆机说"天渊池南石沟，引御沟水，池西积石为禊堂。跨水，流杯饮酒"。也不说曲水。元帝又诏罢三日弄具。如今相承为百戏之具，雕弄技巧，增损无常。

史臣曰：案禊与曲水，其意义参差不一。旧说阳气布畅，万物全部生出，姑洗洁之。巳就是祉，说祈求大福。一说，三月三日，清明之节，将在水侧修事，祷祀以祈求丰年。应劭说："禊，就是洁，说自洁濯。有人说汉世有郭虞，在三月上辰日生二女，上巳日又生一女，二日间频繁生女都死，时俗以为大忌，百姓每到这天，都到东流水祈求祓除自洁濯，浮酌清流，后来就成为曲水。"案高后在霸上祓除，马融《梁冀西第赋》说"西北戌亥，玄石承输。虾蟆吐写，庚辛之域"。就是曲水之象。如今据禊为曲水之事，应在永寿之前已有，祓除则不容在高后之后。祈农之说，于事为当。

九月九日马射。有人说，秋金之节，讲武习射，仿效汉朝立秋之礼。

史臣曰：案晋中朝元会，设卧骑、倒骑、颠骑，自东华门驰往神虎门，这也是角抵杂戏之流。宋武帝为宋公时，在彭城，九月九日出游项羽戏马台，至今相承，以为旧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