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 · 卷一百七·列传第四十五

高汝砺张行信高汝砺，字岩夫，应州金城人。登大定十九年进士第，莅官有能声。明昌五年九月，章宗诏宰执，举奏中外可为刺史者，上亲阅阙点注，盖取两员同举者升用之。于是，汝砺自同知绛阳军节度事起为石州刺史。承安元年七月，入为左司郎中。一日奏事紫宸殿，时侍臣皆回避，上所御凉扇忽堕案下，汝砺以非职不敢取以进。奏事毕，上谓宰臣曰："高汝砺不进扇，可谓知体矣。"

高汝砺，字岩夫，应州金城人。大定十九年考中进士，做官有能干的名声。明昌五年九月，章宗诏令宰相执政大臣，举荐朝廷内外可以担任刺史的人，皇帝亲自审阅名单并圈点任命，选取两名大臣共同举荐的人提拔任用。于是，高汝砺从同知绛阳军节度事升任石州刺史。承安元年七月，入朝担任左司郎中。一天在紫宸殿奏事，当时侍臣都回避了，皇帝所用的凉扇忽然掉落到案桌下，高汝砺因为这不是自己的职责，不敢取来进献。奏事完毕后，皇帝对宰相说："高汝砺不进献扇子，可以说是懂得礼节了。"

未几，擢为左谏议大夫。以赋调军须，郡县有司或不得人，追胥走卒利其事急，规取货赂，深为民害，建言："自今若因兵调发，有犯者乞权依'推排受财法'治之，庶使小人有所畏惧。"二年六月，定制，因军前差发受财者，一贯以下徒二年，以上徒三年，十贯处死，从汝砺之言也。时遇奏事，台臣亦令回避，汝砺乃上言："国家置谏臣以备侍从，盖欲周知时政以参得失，非徒使排行就列而已。故唐制，凡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必遣谏官随之，俾预闻政事，冀其有所开说。今省台以下，遇朝奏事则一切回避，与诸侍卫之臣旅进旅退。殿廷论事初莫得闻，及其已行，又不详其始末，遂事而谏，斯亦难矣。顾谏职为何如哉？若曰非材，择人可也，岂可置之言责而疏远若此。乞自今以往，有司奏事谏官得以预闻，庶望少补。且修注之职，掌记言动，俱当一体。"上从之。

不久，高汝砺被提拔为左谏议大夫。因为征调军需物资，郡县有关部门有时用人不当，差役走卒趁事情紧急，谋取财货贿赂，严重祸害百姓，高汝砺建议说："从今以后如果因为军事征调而有人犯法，请求暂时依照'推排受财法'来惩治，希望使小人有所畏惧。"承安二年六月，朝廷制定法令，因为在军前差发中收受财物的，一贯以下判徒刑二年，一贯以上判徒刑三年，十贯处死，这是采纳了高汝砺的建议。当时遇到奏事，台臣也被命令回避，高汝砺于是上奏说："国家设置谏臣作为侍从，是想要他们全面了解时政以参议得失，不是仅仅让他们排列就位而已。所以唐朝的制度，凡是中书省、门下省及三品以上官员入阁，必定派遣谏官跟随，使他们预先听闻政事，希望他们能有所开导劝说。如今省台以下官员，遇到朝堂奏事就一概回避，与各位侍卫之臣一同进退。殿廷讨论的事情起初无法得知，等到事情已经施行，又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事情过后再去进谏，这也太难了。那谏官的职责成什么样了呢？如果说没有才能，可以选择人才，怎能让他们承担谏言的责任却又如此疏远他们呢。请求从今以后，有关部门奏事时谏官能够预先听闻，希望能稍有补益。况且修注官的职责，是记录皇帝的言行，都应当一视同仁。"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又言："年前十月尝举行推排之法，寻以逾时而止，诚知圣上爱民之深也。切闻周制，以岁时定民之众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数于小司徒，以施政教，以行征令，三年则天下大比，按为定法。伏自大定四年通检前后，迄今三十余年，其间虽两经推排，其浮财物力，惟凭一时小民之语以为增减，有司惟务速定，不复推究其实。由是豪强有力者符同而幸免，贫弱寡援者抑屈而无诉。况近年以来，边方屡有调发，贫户益多。如止循例推排，缘去岁条理已行，人所通知，恐新强之家预为请嘱狡狯之人，冀望至时同辞推唱。或虚作贫之，故以产业低价质典，及将财物徙置他所，权止营运。如此奸弊百端，欲望物力均一，难矣。欲革斯弊，莫若据实通检，预令有司照勘大定四年条理，严立罪赏，截日立限，关防禁约。其间有可以轻重者斟酌行之，去烦碎而就简易，戒搔扰而事镇静，使富者不得以苟避，困者有望于少息，则赋税易办，人免不均之患矣。"诏尚书省俟边事息行之。

高汝砺又说："去年十月曾经举行推排之法，不久因为超过时限而停止，实在知道圣上爱护百姓的深切。我听说周朝的制度，按年岁确定百姓的多少，辨别物资的多少，将这些数字上报小司徒，用来施行政教，执行征发命令，三年就举行天下大比，作为固定的法则。自大定四年通检前后，到现在三十多年了，其间虽然经过两次推排，但关于浮财物力的评定，只凭一时小民的话来增减，有关部门只求快速确定，不再推究实际情况。因此豪强有力的人互相勾结而幸免，贫弱没有援助的人被压制而无处申诉。况且近年以来，边疆多次征调物资，贫户更加增多。如果只是按惯例推排，因为去年的条例已经施行，人们都已知道，恐怕新富之家预先请托狡猾之人，希望到时候共同推举。有的假装贫穷，故意将产业低价典当，以及将财物转移到别处，暂时停止经营。如此奸诈弊端百出，想要物力均一，就难了。想要革除这种弊端，不如据实通检，预先命令有关部门查照大定四年的条例，严格设立罪赏，限定日期，设关卡防范禁约。其中可以轻重斟酌施行的，去掉烦琐而趋于简易，戒除骚扰而保持镇静，使富人不能苟且逃避，困苦的人有望稍得喘息，那么赋税就容易办理，人们就能免除不均的祸患了。"皇帝诏令尚书省等边境战事平息后施行。

是岁十月，上谕尚书省，遣官诣各路通检民力，命户部尚书贾执刚与汝砺先推排在都两警巡院，令诸路所差官视以为法焉。寻为同知大兴府事。四年十二月，为陕西东路转运使。泰和元年七月，改西京路转运使。二年正月，为北京临潢府路按察使。四年二月，迁河北西路转运使。十一月，进中都路都转运使。

这年十月，皇帝谕令尚书省，派遣官员到各路通检民力，命令户部尚书贾执刚与高汝砺先在京都两个警巡院进行推排，让各路所派遣的官员以此为榜样。不久高汝砺担任同知大兴府事。承安四年十二月，担任陕西东路转运使。泰和元年七月，改任西京路转运使。泰和二年正月，担任北京临潢府路按察使。泰和四年二月，升任河北西路转运使。十一月，晋升中都路都转运使。

六年六月，拜户部尚书。时钞法不能流转，汝砺随事上言，多所更定，民甚便之，语在《食货志》。上嘉其议，敕尚书省曰："内外百官所司不同，比应诏言事者不啻千数，俱不达各司利害，汗漫陈说，莫能详尽。近惟户部尚书高汝砺，论本部数事，并切事情，皆已行之。其谕内外百司各究利害举明，若可举而不即申闻，以致上司举行者，量制其罚。"

泰和六年六月，高汝砺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当时钞法不能流通运转，高汝砺遇事上奏，多有更改确定，百姓感到十分便利，这些话记载在《食货志》中。皇帝嘉奖他的建议，敕令尚书省说："朝廷内外百官所主管的事务不同，近来应诏进言的人不下数千，都不通晓各部门的利害，空泛陈说，不能详尽。近来只有户部尚书高汝砺，论述本部几件事，都切中事情要害，都已经施行。要谕令朝廷内外各部门各自研究利害并阐明，如果应该举奏而不立即申报，以致上司来推行的，酌情制定处罚。"

贞祐二年六月，宣宗南迁，次邯郸，拜汝砺为参知政事。次汤阴，上闻汴京谷价腾踊，虑扈从人至则愈贵，问宰臣何以处之。皆请命留守司约束，汝砺独曰："物价低昂，朝夕或异，然籴多粜少则贵。盖诸路之人辐凑河南，籴者既多，安得不贵？若禁止之，有物之家皆将闭而不出，商旅转贩亦不复入城，则籴者益急而贵益甚矣。事有难易，不可不知，今少而难得者谷也，多而易致者钞也，自当先其所难，后其所易，多方开诱，务使出粟更钞，则谷价自平矣。"上从之。

贞祐二年六月，宣宗向南迁都，驻扎在邯郸，任命高汝砺为参知政事。驻扎在汤阴时，皇帝听说汴京粮价飞涨，担心随从人员到达后会更贵，问宰相大臣如何处理。众人都请求命令留守司加以约束，唯独高汝砺说："物价高低，早晚或许不同，但买多卖少就会贵。各路之人聚集到河南，买粮的人既然很多，怎能不贵？如果禁止，有粮食的人家都将关闭不出售，商旅转运贩卖也不再进城，那么买粮的人更加急迫而粮价更加贵了。事情有难易之分，不可不知，现在稀少而难以得到的是粮食，多而容易得到的是钞票，自然应该先解决难的，后解决易的，多方开导引诱，务必使百姓卖出粮食换取钞票，那么粮价自然会平抑。"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三年五月，朝廷议徙河北军户家属于河南，留其军守卫郡县，汝砺言："此事果行，但便于豪强家耳，贫户岂能徙？且安土重迁，人之情也。今使尽赴河南，彼一旦去其田园，扶携老幼，驱驰道路，流离失所，岂不可怜。且所过百姓见军户尽迁，必将惊疑，谓国家分别彼此，其心安得不摇。况军人已去其家，而令护卫他人，以情度之，其不肯尽心必矣。民至愚而神者也，虽告以卫护之意，亦将不信，徒令交乱，俱不得安，此其利害所系至重。乞先令诸道元帅府、宣抚司、总管府熟论可否，如无可疑，然后施行。"不报。

贞祐三年五月，朝廷商议迁徙河北军户的家属到河南，留下军队守卫郡县，高汝砺说："这件事如果实行，只便于豪强之家罢了，贫户怎能迁徙？况且安土重迁，是人的常情。现在让他们全部前往河南，他们一旦离开田园，扶老携幼，奔波于道路，流离失所，难道不可怜吗？况且沿途百姓看见军户全部迁徙，必将惊恐疑惑，说国家区分彼此，他们的心怎能不摇动。况且军人已经离开自己的家，却命令他们护卫他人，以情理揣度，他们不肯尽心是必然的。百姓虽然愚昧却也有神灵的一面，即使告诉他们卫护的意思，也将不相信，白白让他们互相扰乱，都不能安宁，这利害所关系到极为重大。请求先命令各道元帅府、宣抚司、总管府详细讨论可否，如果没有疑问，然后施行。"朝廷没有答复。

军户既迁，将括地分授之，未有定论，上敕尚书省曰："北兵将及河南，由是尽起诸路军户，共图保守。今既至矣，粮食所当必与，然未有以处之。可分遣官聚耆老问之，其将益赋，或与之田，二者孰便。"又以谕汝砺。既而所遣官言："农民并称，比年以来，租赋已重，若更益之，力实不足，不敢复佃官田，愿以给军。"于是汝砺奏："迁徙军户，一时之事也。民佃官田，久远之计也。河南民地、官田，计数相半。又多全佃官田之家，坟茔、庄井俱在其中。率皆贫民，一旦夺之，何以自活？夫小民易动难安，一时避赋，遂有此言。及其与人，即前日之主，今还为客，能勿悔乎？悔则忿心生矣。如山东拨地时，腴田沃壤尽入势家，瘠恶者乃付贫户。无益于军，而民则有损，至于互相憎疾，今犹未已，前事不远，足为明戒。惟当倍益官租，以给军粮之半，复以系官荒田、牧马草地量数付之，令其自耕，则百姓免失业之艰，而官司不必为厉民之事矣。且河南之田最宜麦，今雨泽沾足，正播种之时，诚恐民疑以误岁计，宜早决之。"上从其请。

军户已经迁徙，将要搜括土地分授给他们，还没有定论，皇帝敕令尚书省说："北方敌军将要到达河南，因此尽起各路军户，共同谋划保守。现在已经到了，粮食应当供给，但没有办法安置。可以分派官员聚集年长者询问，是增加赋税，还是分给他们田地，两者哪个便利。"又以此谕告高汝砺。不久所派遣的官员说："农民都说，近年以来，租赋已经沉重，如果再增加，实在力不能及，不敢再佃种官田，愿意将官田给军队。"于是高汝砺上奏："迁徙军户，是一时之事。百姓佃种官田，是长久之计。河南的民地、官田，数量各占一半。又有很多全部佃种官田的人家，坟墓、庄井都在其中。大多是贫民，一旦夺去，他们靠什么生活？百姓容易动摇难以安定，一时为了逃避赋税，才有这样的话。等到把田给别人，就是以前的主人，如今反而成为客民，能不后悔吗？后悔就会生出怨恨。像山东拨地的时候，肥沃的田地都进入权势之家，贫瘠恶劣的才给贫户。对军队没有益处，而对百姓却有损害，以至于互相憎恶，到现在还没有停止，前事不远，足以作为明戒。只应当加倍增加官租，用来供给军粮的一半，再把系官荒田、牧马草地酌量分给他们，让他们自己耕种，那么百姓就免除了失业的艰难，而官府也不必做损害百姓的事了。况且河南的土地最适合种麦，现在雨水充足，正是播种的时候，实在担心百姓疑惑而耽误一年的生计，应该早日决定。"皇帝听从了他的请求。

寻迁尚书右丞。时上以军户地当拨付，使得及时耕垦，而汝砺复上奏曰："在官荒田及牧马地，民多私耕者。今正艺麦之时，彼知将以与人，必皆弃去。军户虽得，亦已逾时，徒成旷废。若候毕功而后拨，量收所得，以补军储，则公私俱便。乞尽九月然后遣官。"十月，汝砺言："今河北军户徙河南者几百万口，人日给米一升，岁率三百六十万石，半给其直犹支粟三百万石。河南租地计二十四万顷，岁征粟才一百五十六万有奇，更乞于经费之外倍征以给，仍以系官闲田及牧马地可耕者畀之。"奏可。乃遣右司谏冯开等分诣诸郡就给之，人三十亩，以汝砺总之。既而括地官还，皆曰："顷亩之数甚少，且瘠恶不可耕。计其可耕者均以与之，人得无几，又僻远处不免徙就之，军人皆以为不便。"汝砺遂言于上，诏有司罢之，但给军粮之半，而半折以实直焉。

不久高汝砺升任尚书右丞。当时皇帝认为军户的土地应当拨付，使他们能够及时耕种，而高汝砺又上奏说："在官荒田和牧马地，百姓有很多私自耕种的。现在正是种麦的时候，他们知道将要给人，必定都会放弃。军户虽然得到，也已经过了时令，白白造成荒废。如果等收割完毕后再拨给，酌量收取所得，用来补充军储，那么公私都便利。请求到九月后再派遣官员。"十月，高汝砺说："现在河北迁徙到河南的军户有几百万口，每人每天供给米一升，一年总计三百六十万石，半价供给还要支出粟三百万石。河南租地共计二十四万顷，每年征收粟才一百五十六万多，请求在经费之外加倍征收来供给，再把系官闲田及可耕种的牧马地给他们。"奏章得到批准。于是派遣右司谏冯开等人分别到各郡就近供给，每人三十亩，由高汝砺总负责。不久搜括土地的官员回来，都说："田亩数量很少，而且贫瘠恶劣不能耕种。计算其中可耕种的平均分给众人，每人所得无几，又在偏僻远处不免要迁徙前往，军人都认为不便。"高汝砺于是向皇帝进言，诏令有关部门停止此事，只供给军粮的一半，另一半折算成实际价值。

四年正月，拜尚书左丞，连上表乞致仕，皆优诏不许。会朝廷议发兵河北，护民芟麦，而民间流言谓官将尽取之。上闻，以问宰职曰："为之奈何？"高琪等奏："若令枢密院遣兵居其冲要，镇遏土寇，仍许收逃户之田，则军民两便。或有警急，军士亦必尽心。"汝砺曰："甚非计也。盖河朔之民所恃以食者，惟此麦耳。今已有流言，而复以兵往，是益使之疑惧也。不若听其自便，令宣抚司禁戢无赖，不致侵扰足矣。逃户田令有司收之，以充军储可也。"乃诏遣户部员外郎裴满蒲剌都阅视田数，及访民愿发兵以否，还奏："臣西由怀、孟，东抵曹、单，麦苗苦亦无多，讯诸农民，往往自为义军。臣即宣布朝廷欲发兵之意，皆感戴而不愿也。"于是罢之。

贞祐四年正月，高汝砺被任命为尚书左丞，连续上表请求退休，皇帝都下优诏不允许。恰逢朝廷商议发兵到河北，保护百姓收割麦子，而民间流传说官府将要全部收走。皇帝听说后，问宰相说："怎么办？"高琪等人上奏："如果命令枢密院派兵驻守交通要道，镇压土寇，仍允许收取逃户的田地，那么军民两便。如果有紧急情况，军士也必定尽心。"高汝砺说："这很不是办法。河朔的百姓赖以生存的，只有这麦子罢了。现在已经有流言，再派兵前往，这是更加使他们疑惧。不如听任他们自便，命令宣抚司禁止无赖之徒，不让他们侵扰就够了。逃户的田地命令有关部门收取，用来充当军储就可以了。"于是诏令派遣户部员外郎裴满蒲剌都查看田地数量，并询问百姓是否愿意发兵，回奏说："臣西从怀州、孟州，东到曹州、单州，麦苗实在也不多，询问各位农民，往往自己组成义军。臣随即宣布朝廷想要发兵的意思，都感恩戴德但不愿意。"于是停止发兵。

汝砺以数乞致仕不从，乃上言曰："立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今大兵既退，正完葺关隘、简练兵士之时，须得通敏经纶之才预为筹画，俾济中兴。伏见尚书左丞兼行枢密副使胥鼎，才擅众长，身兼数器，乞召还朝省。"不从。时高琪欲从言事者岁阅民田征租，朝廷将从之。汝砺言："臣闻治大国者若烹小鲜，最为政之善喻也。国朝自大定通检后，十年一推物力，惟其贵简静而重劳民耳。今言者请如河北岁括实种之田，计数征敛，即是常时通检，无乃骇人视听，使之不安乎。且河南、河北事体不同。河北累经劫掠，户口亡匿，田畴荒废，差调难依元额，故为此权宜之法，盖军储不加多，且地少而易见也。河南自车驾巡幸以来，百姓凑集，凡有闲田及逃户所弃，耕垦殆遍，各承元户输租，其所征敛，皆准通推之额，虽军马益多，未尝阙误，讵宜一概动扰。若恐豪右蔽匿而逋征赋，则有司检括亦岂尽实。但严立赏罚，许其自首，及听人告捕，犯者以盗军储坐之，地付告者，自足使人知惧，而赋悉入官，何必为是纷纷也。抑又有大不可者三：如每岁检括，则夏田春量，秋田夏量，中间杂种亦且随时量之，一岁中略无休息，民将厌避，耕种失时，或止耕膏腴而弃其余，则所收仍旧而所输益少，一不可也。检括之时，县官不能家至户到，里胥得以暗通货赂，上下其手，虚为文具，转失其真，二不可也。民田与军田犬牙相错，彼或阴结军人以相冒乱，而朝廷止凭有司之籍，倘使临时少于元额，则资储阙误必矣，三不可也。夫朝廷举事，务在必行，既行而复中止焉，是岂善计哉。"议遂寝。

高汝砺因为多次请求退休不被允许，于是上言说："建立非常的功业，必须等待非常的人才。现在大军已经撤退，正是修缮关隘、选练兵士的时候，需要得到通达敏捷、有经世之才的人预先筹划，以成就中兴大业。臣见尚书左丞兼行枢密副使胥鼎，才能兼备众长，一身兼具多种才能，请求召还朝廷。"皇帝没有听从。当时高琪想要听从言事者每年检阅民田征收租税，朝廷将要听从。高汝砺说："臣听说治理大国就像烹煎小鱼，这是为政的最好比喻。国朝自大定通检后，十年一推物力，正是因为重视简静而看重不劳苦百姓。现在言事者请求像河北那样每年搜括实际耕种的田地，计数征收，这就是平时的通检，岂不是骇人听闻，使百姓不安吗？况且河南、河北情况不同。河北屡次遭受劫掠，户口逃亡隐匿，田地荒废，差调难以依照原额，所以采用这种权宜之法，因为军储不会增加，而且田地少而容易看见。河南自从皇帝巡幸以来，百姓聚集，凡有闲田及逃户所弃的田地，耕种几乎遍及，各自继承原户缴纳租税，所征收的，都按照通推的数额，虽然军马日益增多，从未欠缺耽误，怎应该一概惊动扰乱。如果担心豪强隐蔽而拖欠赋税，那么有关部门检括又怎能全部属实。只要严格设立赏罚，允许他们自首，以及听任他人告发追捕，犯法的以盗窃军储论罪，田地给告发者，自然足以使人知道畏惧，而赋税全部归入官府，何必这样纷纷扰扰。况且还有三件大不可行的事：如果每年检括，那么夏田春天丈量，秋田夏天丈量，中间杂种也要随时丈量，一年中几乎没有休息，百姓将会厌恶逃避，耕种错过时令，或者只耕种肥沃田地而放弃其余，那么所收照旧而所纳更少，这是一不可。检括的时候，县官不能挨家挨户到达，里胥得以暗中贿赂，上下其手，虚造文书，反而失去真实，这是二不可。民田与军田犬牙交错，他们或者暗中勾结军人来互相冒充混乱，而朝廷只凭有关部门的簿籍，假使临时少于原额，那么资储欠缺耽误是必然的，这是三不可。朝廷办事，务必在必行，施行后又中途停止，这难道是善策吗？"这个提议于是被搁置。

兴定元年十月，上疏曰："言者请姑与宋人议和以息边民，切以为非计。宋人多诈无实，虽与文移往来，而边备未敢遽撤。备既不撤，则议和与否盖无以异。或复蔓以浮辞，礼例之外别有求索，言涉不逊，将若之何？或曰：'大定间亦尝先遣使，今何不可？'切谓时殊事异，难以例言。昔海陵师出无名，曲在于我，是以世宗即位，首遣高忠建等报谕宋主，罢淮甸所侵以修旧好。彼随遣使来，书辞慢易，不复奉表称臣，愿还故疆，为兄弟国。虽其枢密院与我帅府时通书问，而侵轶未尝已也。既而征西元帅合喜败宋将吴璘、姚良辅于德顺、原州，右丞相仆散忠义、右副元帅纥石烈志宁败李世辅于宿州，斩首五万，兵威大振。世宗谓宰臣曰：'昔宋人，言遣使请和，乘吾无备遂攻宿州，今为我军大败，杀戮过当，故不敢复通问。朕哀南北生灵久困于兵，本欲息民，何较细故，其令帅府移书宋人，以议和好。'宋果遣使告和，以当时堂堂之势，又无边患，竟免其奉表称臣之礼。今宋弃信背盟，侵我边鄙，是曲在彼也。彼若请和，于理为顺，岂当先发此议而自示弱耶？恐非徒无益，反招谤侮而已。"

兴定元年十月，高汝砺上疏说："言事者请求暂且与宋人议和以使边民休息，臣深以为这不是好计策。宋人多诈没有诚意，虽然文书往来，但边防不敢立即撤除。防备既然不撤除，那么议和与否大概没有区别。或者又蔓延以虚浮言辞，礼仪惯例之外另有求索，言辞涉及不敬，将怎么办？有人说：'大定年间也曾经先派遣使者，现在为何不可？'臣认为时势不同事情各异，难以用旧例来说。从前海陵王出师无名，理亏在我们这边，所以世宗即位，首先派遣高忠建等人通报晓谕宋主，停止在淮甸的侵夺以重修旧好。宋随即派遣使者来，书信言辞傲慢轻慢，不再奉表称臣，要求归还旧疆，成为兄弟之国。虽然其枢密院与我方帅府时常通信问候，但侵扰从未停止。不久征西元帅合喜在德顺、原州击败宋将吴璘、姚良辅，右丞相仆散忠义、右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在宿州击败李世辅，斩首五万，兵威大振。世宗对宰相说：'从前宋人，说派遣使者请求议和，趁我方没有防备就攻打宿州，现在被我军大败，杀戮过多，所以不敢再通信。朕哀怜南北生灵长期困于战争，本想要使百姓休息，何必计较小事，命令帅府移送文书给宋人，以商议和好。'宋果然派遣使者求和，以当时堂堂正正的形势，又没有边患，竟然免去其奉表称臣的礼节。现在宋人弃信背盟，侵犯我边疆，理亏在他们那边。他们如果请求议和，于理为顺，怎能先发此议而自己示弱呢？恐怕非但无益，反而招致诽谤侮辱罢了。"

十一月，汝砺言："臣闻国以民为基，民以财为本，是以王者必先爱养基本。国家调发，河南为重，所征税租率常三倍于旧。今省部计岁收通宝不敷所支，乃于民间科敛桑皮故纸钱七千万贯以补之。近以通宝稍滞，又加两倍。河南人户，农民居三之二，今税租犹多未足，而此令复出，彼不粜所当输租，则必减其食以应之。夫事有难易，势有缓急。今急用而难得者，刍粮也，出于民力，其来有限，可缓图。而易为者，钞法也，行于国家，其变无穷。向者大钞滞，更为小钞，小钞弊，改为宝券，宝券不行，易为通宝，从权制变，皆由于上，尚何以烦民为哉。彼悉力以奉军储已患不足，而又添征通宝，苟不能给，则有逃亡。民逃亡则农事废，兵食何自而得？有司不究远图而贪近效，不固本原而较末节，诚恐军储、钞法两有所妨。臣非于钞法不为意也，非于省部故相违也，但以钞法稍滞物价稍增之害轻，民生不安军储不给之害重耳。惟陛下外度事势，俯察臣言，特命有司减免，则群心和悦，而未足之租有所望矣。"

十一月，高汝砺说："臣听说国家以百姓为基础，百姓以财力为根本，所以王者必定先爱护养育根本。国家征调物资，以河南为重，所征收的税租通常三倍于旧额。现在省部计算每年收入通宝不够支出，于是在民间科敛桑皮故纸钱七千万贯来补充。近来因为通宝稍有滞涩，又加两倍。河南人户，农民占三分之二，现在税租还多未交足，而这个命令又出，他们不卖出粮食来缴纳租税，就必定减少自己的口粮来应付。事情有难易，形势有缓急。现在急用而难以得到的，是粮草，出自民力，来源有限，可以缓图。而容易做到的，是钞法，施行于国家，变化无穷。从前大钞滞涩，改为小钞，小钞有弊端，改为宝券，宝券不能流通，换为通宝，随机应变，都由皇上决定，还何必烦扰百姓呢。他们竭尽全力来供给军储已经担心不足，而又加征通宝，如果不能供给，就会逃亡。百姓逃亡则农事荒废，军粮从何而来？有关部门不研究长远规划而贪图眼前功效，不巩固根本而计较末节，实在担心军储、钞法两方面都受到妨碍。臣不是对钞法不在意，不是故意与省部相违背，只是因为钞法稍滞、物价稍增的害处轻，民生不安、军储不给的害处重罢了。希望陛下外度形势，俯察臣言，特命有关部门减免，那么众心和悦，而未交足的租税就有希望了。"

时朝廷以贾仝、苗道润等相攻不和，将分畀州县、别署名号以处之。汝砺上书曰："甚非计也。盖河北诸帅多本土义军，一时权为队长，亦有先尝叛亡者，非若素宦于朝，知礼义、识名分之人也。贪暴不法，盖无足怪。朝廷以时方多故，姑牢笼用之，庶使遣民少得安息。彼互相攻劫则势浸弱，势力既弱则朝廷易制。今若分地而与之，州县官吏得辄署置，民户税赋得擅征收，则地广者日益强，狭者日益弱。久之，弱者皆并于强，强者之地不可复夺，是朝廷愈难制也。昔唐分河朔地授诸叛将，史臣谓其护养孽萌以成其祸，此可为今日大戒也。不若姑令行省羁縻和辑，多方牵制，使之不得逞。异时边事稍息，气力渐完，若辈又何足患哉。"议遂寝。

当时朝廷因为贾仝、苗道润等人互相攻击不和，将要分给他们州县、另立名号来安置他们。高汝砺上书说："这很不是办法。河北各帅大多是本土义军，一时权且担任队长，也有先前曾经叛逃的，不像是在朝廷做官已久、懂得礼义、知道名分的人。贪婪暴虐不守法度，实在不足为怪。朝廷因为时局多事，姑且笼络任用他们，希望使遗民稍得安息。他们互相攻击劫掠则势力逐渐削弱，势力既弱则朝廷容易控制。现在如果分地给他们，州县官吏得以擅自任命，民户税赋得以擅自征收，那么地广的日益强大，地狭的日益弱小。时间久了，弱者都被强者吞并，强者的土地不能再夺回，这样朝廷更加难以控制。从前唐朝分河朔之地授给各叛将，史臣说这是护养孽芽以酿成祸患，这可以作为今日的大戒。不如姑且命令行省笼络安抚，多方牵制，使他们不能得逞。将来边事稍息，气力逐渐恢复，这些人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这个提议于是被搁置。

上尝谓汝砺曰："朕每见卿侍朝，恐不任其劳，许坐殿下，而卿终不从何哉？夫君臣相遇，贵在诚实，小谨区区，朕固不较也。"汝砺以君臣之分甚严，不敢奉命。

皇帝曾经对高汝砺说："朕每次见你侍立朝堂，担心你不能承受劳累，允许你坐在殿下，而你始终不听从，为什么呢？君臣相遇，贵在诚实，小小的礼节，朕本来不计较。"高汝砺因为君臣名分很严格，不敢奉命。

三年，河南颇丰稔，民间多积粟，汝砺乃奏曰："国家之务，莫重于食，今所在屯兵益众，而修筑新城其费亦广，若不及此丰年多方营办，防秋之际或乏军兴。乞于河南州府验其物价低昂，权宜立式，凡内外四品以下杂正班散官及承荫人，免当暴使监官功酬，或僧道官师德号度牒、寺观院额等，并听买之。司县官有能劝诱输粟至三千石者，将来注授升本榜首，五千石以上迁官一阶，万石以上升职一等，并注见阙。庶几人知劝慕，多所收获。"上从之。

兴定三年，河南十分丰收，民间多积存粮食，高汝砺于是上奏说："国家的事务，没有比粮食更重要的，现在各地屯兵日益众多，而修筑新城费用也很浩大，如果不趁此丰年多方筹办，防秋的时候或许缺乏军需。请求在河南州府查验物价高低，权宜制定规则，凡内外四品以下杂正班散官及承荫人，免除当暴使监官功酬，或者僧道官师德号度牒、寺观院额等，都听任购买。司县官有能劝诱百姓缴纳粮食达到三千石的，将来注授升官为本榜首，五千石以上升官一阶，万石以上升职一等，都注授现缺。希望人们知道劝勉羡慕，多有所收获。"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同提举榷货司王三锡建议榷油，高琪以用度方急，劝上行之。汝砺上言曰："古无榷法，自汉以来始置盐铁酒榷均输官，以佐经费。末流至有算舟车、税间架，其征利之术固已尽矣，然亦未闻榷油也。盖油者世所共用，利归于公则害及于民，故古今皆置不论，亦厌苛细而重烦扰也。国家自军兴，河南一路岁入税租不啻加倍，又有额征诸钱、横泛杂役，无非出于民者，而更议榷油，岁收银数十万两。夫国以民为本，当此之际，民可以重困乎！若从三锡议，是以举世通行之货为榷货，私家常用之物为禁物，自古不行之法为良法，切为圣朝不取也。若果行之，其害有五，臣请言之：河南州县当立务九百余所，设官千八百余员，而胥隶工作之徒不与焉。费既不赀，而又创构屋宇，夺买作具，公私俱扰，殆不胜言。至于提点官司有升降决罚之法，其课一亏，必生抑配之弊，小民受病，益不能堪，其害一也。夫油之贵贱所在不齐，惟其商旅转贩有无相易，所以其价常平，人易得之。今既设官各有分地，辄相侵犯者有罪，是使贵处常贵而贱处常贱，其害二也。民家日用不能躬自沽之，而转鬻者增取利息，则价不得不贵，而用不得不难，其害三也。盐、铁、酒、醋，公私所造不同，易于分别，惟油不然，莫可辨记。今私造者有刑，捕告者有赏，则无赖辈因之得以诬构良民枉陷于罪，其害四也。油户所置屋宇、作具，用钱已多，有司按业推定物力，以给差赋。今夺其具、废其业而差赋如前，何以自活，其害五也。惟罢之便。"上是之，然重违高琪意，乃诏集百官议于尚书省。户部尚书高夔、工部侍郎粘割荆山、知开封府事温迪罕二十等二十六人议同高琪，礼部尚书杨云翼、翰林侍读学士赵秉文、南京路转运使赵瑄、吏部侍郎赵伯成、刑部郎中姬世英、右司谏郭著、提举仓场使时戬皆以为不可。上曰："古所不行者而今行之，是又生一事也，其罢之。"

同提举榷货司王三锡建议实行油榷，高琪因为用度正急，劝皇帝施行。高汝砺上言说："古代没有榷法，自汉代以来开始设置盐铁酒榷均输官，来辅助经费。末流甚至有算舟车、税间架，征利的方法固然已经用尽了，但也未听说榷油。油是世人共同使用的，利益归于公家则害处及于百姓，所以古今都置之不论，也是厌恶苛细而重视不烦扰。国家自从军兴以来，河南一路每年收入税租不止加倍，又有额征各钱、横泛杂役，无不出自百姓，而又商议榷油，每年收银数十万两。国家以百姓为根本，在这个时候，百姓可以重重困苦吗！如果听从王三锡的建议，这是把举世通行的货物作为榷货，私家常用的物品作为禁物，自古不施行的法令作为良法，臣实在认为圣朝不应采取。如果真的施行，其害处有五点，臣请说明：河南州县应当设立税务九百余所，设官一千八百余人，而胥吏隶役工匠之类还不算在内。费用已经不可计量，而又要新建屋宇，强买器具，公私都受到扰乱，几乎说不尽。至于提点官司有升降决罚之法，其税收一有亏欠，必定产生抑配的弊端，小民受害，更加不能承受，这是害处一。油的贵贱各地不同，正因为商旅转运贩卖有无交换，所以价格常平，人们容易得到。现在既设官各有分地，擅自侵犯的有罪，这是使贵处常贵而贱处常贱，这是害处二。百姓家用不能亲自去买，而转卖的人增加利息，那么价格不得不贵，而使用不得不难，这是害处三。盐、铁、酒、醋，公私所造不同，容易分别，唯独油不是这样，无法辨别。现在私造的有刑罚，捕告的有奖赏，那么无赖之徒借此得以诬陷良民冤枉入罪，这是害处四。油户所置屋宇、器具，用钱已经很多，有关部门按产业推定物力，来供给差赋。现在夺去其器具、废弃其产业而差赋照旧，他们靠什么生活，这是害处五。只有罢除才便利。"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但难以违背高琪的意思，于是诏令召集百官在尚书省商议。户部尚书高夔、工部侍郎粘割荆山、知开封府事温迪罕二十等二十六人的意见与高琪相同，礼部尚书杨云翼、翰林侍读学士赵秉文、南京路转运使赵瑄、吏部侍郎赵伯成、刑部郎中姬世英、右司谏郭著、提举仓场使时戬都认为不可行。皇帝说："古代不施行的现在施行，这是又生出一事，罢除它。"

十月，赐金鼎一，重币三。四年三月，拜平章政事，俄而进拜尚书右丞相，监修国史，封寿国公。五年二月，上表乞致政，不许。九月，上谕汝砺曰："昨日视朝，至午方罢。卿老矣，不任久立，奏事毕，用宝之际，可先退坐，恐以劳致疾，反妨议政也。"是月，复乞致仕，上谕之曰："丞相之礼尽矣，然今廷臣谁如丞相者，而必欲求去乎，姑留辅朕可也。"十月，躐迁荣禄大夫，仍谕曰："丞相数求去，朕以社稷事重，故坚留之。丞相老矣，而官犹未至二品，故特升两阶。"十二月，上复谕曰："向朕以卿年老，视朝之日侍立为劳，令用宝时退坐廊下，而卿违之，复侍立终朝，岂有司不为设榻耶？卿其勉从朕意。"元光元年四月，汝砺跪奏事，上命起曰："卿大臣也，所言皆社稷计。朕之责卿，惟在尽诚，何事小谨，自今勿复尔也。"

十月，皇帝赐给高汝砺金鼎一个，重币三匹。兴定四年三月，任命为平章政事，不久晋升为尚书右丞相，监修国史，封寿国公。兴定五年二月，上表请求退休，皇帝不允许。九月，皇帝谕告高汝砺说："昨日上朝，到中午才结束。卿老了，不能承受久立，奏事完毕后，用印的时候，可以先退下坐着，担心因为劳累致病，反而妨碍议政。"这个月，又请求退休，皇帝谕告他说："丞相的礼节已经尽了，但现在朝廷大臣谁能像丞相这样，而一定要离去呢，姑且留下辅佐朕吧。"十月，越级升迁为荣禄大夫，仍谕告说："丞相多次请求离去，朕因为社稷事重，所以坚决挽留。丞相老了，而官阶还不到二品，所以特升两阶。"十二月，皇帝又谕告说："先前朕因为卿年老，上朝之日侍立劳累，命令用印时退坐到廊下，而卿违背，又侍立到朝会结束，难道有关部门没有为卿设榻吗？卿还是勉力听从朕的意思。"元光元年四月，高汝砺跪着奏事，皇帝命他起来说："卿是大臣，所说都是社稷大计。朕要求卿的，只在尽心诚意，何必拘于小节，从今以后不要再这样了。"

七月，上谓宰臣曰："昔有言世宗太俭者，或曰不尔则安得广畜积。章宗时用度甚多，而得不阙乏者，盖先朝有以遗之也。"汝砺因进言曰："俭乃帝王大德，陛下言及此，天下福也。"九月，上又谓宰臣曰："有功者虽有微过亦当贷之，无功者岂可贷耶？然有功者人喜谤议。凡有以功过言于朕者，朕必深求其实，虽近侍为言不敢轻信，亦未尝徇一己之爱憎也。"汝砺因对曰："公生明，偏生暗。凡人多徇爱憎，不合公议。陛下圣明，故能如是耳。"

七月，皇帝对宰相说："从前有人说世宗太节俭，有人说不然怎么能广泛积蓄。章宗时用度很多，而能不缺乏，是因为先朝有遗产。"高汝砺于是进言说："节俭是帝王的大德，陛下说到这，是天下之福。"九月，皇帝又对宰相说："有功的人即使有微小过失也应当宽恕，无功的人怎能宽恕呢？但有功的人人们喜欢诽谤议论。凡有向朕说功过的，朕必定深求其实，即使是近侍所说也不敢轻信，也不曾曲从一己之爱憎。"高汝砺于是回答说："公生明，偏生暗。凡人大多曲从爱憎，不合公议。陛下圣明，所以能这样。"

二年正月，复乞致政，上面谕曰："今若从卿，始终之道俱尽，于卿甚安，在朕亦为美事。但时方多故，而朕复不德，正赖旧人辅佐，故未能遂卿高志耳。"汝砺固辞，竟不许，因谓曰："朕每闻人有所毁誉，必求其实。"汝砺对曰："昔齐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及左右之尝毁誉者，由是群臣恐惧，莫敢饰非，齐国大治。陛下言及此，治安可期也。"二月，上以汝砺年高，免朝拜，侍立久则憩于殿下，仍敕有司设榻焉。三月，又乞致仕，复优诏不许。上谓群臣曰："人有才堪任事，而处心不正者，终不足贵。"汝砺对曰："其心不正而济之以才，所谓虎而翼者也，虽古圣人亦未易知。"上以为然。他日复谓宰臣曰："凡人处心善良而行事忠实，斯为难得。若言巧心伪，亦复何用。然善良者，人又多目为平常。"汝砺对曰："人材少全，亦随其所长取之耳。"上然之。五月，上问宰执以修完京城楼橹事，汝砺奏："所用皆大木，顾今难得，方令计置。"上曰："朕宫中别殿有可用者即用之。"汝砺对以不宜毁，上曰："所居之外，毁亦何害，不愈于劳民远致乎！"

元光二年正月，高汝砺又请求退休，皇帝当面谕告说："现在如果听从卿，始终之道都尽了，对卿很安适，对朕也是美事。但时局正多事，而朕又缺德，正依赖旧人辅佐，所以不能满足卿的高志。"高汝砺坚决推辞，最终不允许，皇帝于是对他说："朕每次听说人有所毁誉，必定求其实。"高汝砺回答说："从前齐威王封赏即墨大夫，烹煮阿大夫及左右曾经毁誉的人，从此群臣恐惧，不敢掩饰过错，齐国大治。陛下说到这，太平可期。"二月，皇帝因为高汝砺年高，免去朝拜，侍立久了就在殿下休息，仍敕令有关部门设榻。三月，又请求退休，皇帝又下优诏不允许。皇帝对群臣说："人有才能可以任事，而用心不正的，终究不足为贵。"高汝砺回答说："用心不正而又有才能辅助，所谓老虎添翼，即使古圣人也不容易识别。"皇帝认为说得对。有一天又对宰相说："凡人用心善良而做事忠实，这是难得的。如果言辞乖巧而内心虚伪，又有什么用。但善良的人，人们又多视为平常。"高汝砺回答说："人才很少全面，也随其所长取用罢了。"皇帝认为对。五月，皇帝问宰执关于修完京城城楼的事，高汝砺上奏："所用都是大木，只是现在难得，正在设法置办。"皇帝说："朕宫中别殿有可用的就使用。"高汝砺回答说不宜毁坏，皇帝说："所居住之外，毁坏有什么害处，不比劳民远运更好吗！"

哀宗初即位，谏官言汝砺欺君固位，天下所共嫉，宜黜之以厉百官。哀宗曰："昔惠帝言，我不如高帝，当守先帝法耳。汝砺乃先帝立以为相者，又可黜欤！"又有投匿名书云："高某不退当杀之。"汝砺因是告老，优诏不许。正大元年三月，薨，年七十一，配享宣宗庙。

哀宗刚即位，谏官说高汝砺欺君固位，是天下共同嫉恨的，应当罢免他以警戒百官。哀宗说："从前惠帝说，我不如高帝，应当遵守先帝法度。高汝砺是先帝立为宰相的，又可以罢免吗！"又有人投匿名书说："高某不退就杀了他。"高汝砺因此告老，皇帝下优诏不允许。正大元年三月，去世，享年七十一岁，配享宣宗庙。

为人慎密廉洁，能结人主知，然规守格法，循嘿避事，故为相十余年未尝有谴诃。贪恋不去，当时士论颇以为讥云。

高汝砺为人谨慎周密、廉洁，能博得君主的赏识，但拘泥遵守成法规矩，循默避事，所以为相十余年未曾受到谴责。贪恋权位不离去，当时的士人舆论很以此讥讽他。

张行信，字信甫，先名行忠，避庄献太子讳改焉。行简弟也。登大定二十八年进士第，累官铜山令。明昌元年，以廉擢授监察御史。泰和三年，同知山东西路转运使，俄签河东路按察司事。四年四月，召见于泰和殿，行信因言二事，一依旧移转吏目以除民害，一徐、邳地下宜麦，税粟许纳麦以便民。上是其言，令尚书省议行之。崇庆二年，为左谏议大夫。时胡沙虎已除名为民，赂遗权贵，将复进用。举朝无敢言者，行信乃上章曰："胡沙虎残忍凶悖，跋扈强梁，媚结近习，以图称誉。自其废黜，士庶莫不忻悦。今若复用，惟恐为害更甚前日，况利害之机更有大于此者。"书再上，不报。及胡沙虎弑逆，人甚危之，行信坦然不顾也。

张行信，字信甫，原先名行忠，为避庄献太子讳而改名。是张行简的弟弟。大定二十八年考中进士，积官做到铜山县令。明昌元年，因为廉洁被提拔为监察御史。泰和三年，担任同知山东西路转运使，不久签书河东路按察司事。泰和四年四月，在泰和殿被召见，张行信于是进言两件事，一是依旧移转吏目以消除民害，一是徐州、邳州土地低下适宜种麦，税粟允许缴纳麦子以便利百姓。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命令尚书省商议施行。崇庆二年，担任左谏议大夫。当时胡沙虎已经被除名为民，贿赂权贵，将要重新进用。满朝无人敢说话，张行信于是上章说："胡沙虎残忍凶暴悖逆，跋扈强横，谄媚勾结近臣，以图谋称誉。自从他被废黜，士人百姓无不欢欣喜悦。现在如果重新任用，恐怕为害比前日更甚，况且利害的关键还有比这更大的。"奏书两次呈上，没有答复。等到胡沙虎弑君叛逆，人们很为他担忧，张行信却坦然不顾。

是岁九月，宣宗即位，改元贞祐。行信以皇嗣未立，无以系天下之望，上疏曰："自古人君即位，必立太子以为储副，必下诏以告中外。窃见皇长子每遇趋朝，用东宫仪卫，及至丹墀，还列诸王班。况已除侍臣，而今未定其礼，可谓名不正言不顺矣。昔汉文帝元年，首立子启为太子者，所以尊祖庙、重社稷也。愿与大臣详议，酌前代故事，早下明诏，以定其位，慎选宫僚，辅成德器，则天下幸甚。"上嘉纳之。

这年九月，宣宗即位，改元贞祐。张行信因为皇嗣未立，无法维系天下人的期望，上疏说："自古人君即位，必定立太子作为储君，必定下诏告谕中外。臣见皇长子每次上朝，使用东宫仪卫，等到丹墀，又回到诸王的班列。况且已经任命侍臣，而现在未定其礼，可谓名不正言不顺了。从前汉文帝元年，首先立儿子刘启为太子，是为了尊奉祖庙、重视社稷。希望与大臣详细商议，斟酌前代旧例，早日下明诏，以确定其位，慎重选择宫僚，辅助成就德行器量，那么天下就很幸运了。"皇帝嘉奖并采纳了他的建议。

胡沙虎诛，上封事言正刑赏，辞载《胡沙虎传》。又言："自兵兴以来，将帅甚难其人，愿陛下令重臣各举所知，才果可用，即赐召见，褒显奖谕，令其自效，必有奋命报国者。昔李牧为赵将，军功爵赏皆得自专，出攻入守不从中覆，遂能北破大敌，西抑强秦。今命将若不以文法拘绳、中旨牵制，委任责成，使得尽其智能，则克复之功可望矣。"上善其言。时方擢任王守信、贾耐儿者为将，皆鄙俗不材、不晓兵律。行信惧其误国，上疏曰："《易》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圣人所以垂戒后世者，其严如此。今大兵纵横，人情汹惧，应敌兴理，非贤智莫能。狂子庸流，猥蒙拔擢，参预机务，甚无谓也。"于是上皆罢之。权元帅右都监内族讹可率兵五千护粮通州，遇兵辄溃，行信上章曰："御兵之道，无过赏罚，使其临敌有所慕而乐于进，有所畏而不敢退，然后将士用命而功可成。若讹可败衄，宜明正其罪，朝廷宽容，一切不问，臣恐御兵之道未尽也。"诏报曰："卿意具悉，讹可等已下狱矣。"

胡沙虎被诛杀后，张行信上密封奏章论正刑赏，言辞记载在《胡沙虎传》中。又说："自从兵兴以来，将帅很难得到合适的人选，希望陛下令重臣各自举荐所知的人才，如果才能确实可用，就赐召见，褒奖显扬，令其自效，必定有奋不顾身报国的人。从前李牧为赵国将领，军功爵赏都能自行专断，出攻入守不受朝廷牵制，于是能北破大敌，西抑强秦。现在任命将领如果不以文法拘束、中旨牵制，委任责成，使他们能尽其智能，那么克复之功就有望了。"皇帝认为他说得好。当时正提拔任用王守信、贾耐儿等人为将，都是鄙俗无才、不懂兵法的人。张行信担心他们误国，上疏说："《易经》说'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圣人用来垂戒后世的，其严格如此。现在大兵纵横，人情汹惧，应敌兴治，非贤智之人不能。狂妄平庸之流，猥蒙提拔，参预机务，很是无谓。"于是皇帝都罢免了他们。权元帅右都监内族讹可率兵五千在通州护粮，遇到敌军就溃败，张行信上章说："统御军队的方法，莫过于赏罚，使将士临敌有所羡慕而乐于前进，有所畏惧而不敢后退，然后将士用命而功可成。像讹可败退，应当明正其罪，朝廷宽容，一切不问，臣担心御兵之道还没有尽到。"皇帝诏报说："卿的意思都知道了，讹可等人已经下狱了。"

时中都受兵，方遣使请和，握兵者畏缩不敢战，曰："恐坏和事。"行信上言："和与战二事本不相干，奉使者自专议和，将兵者惟当主战，岂得以和事为辞。自崇庆来，皆以和误，若我军时肯进战，稍挫其锋，则和事成也久矣。顷北使既来，然犹破东京，略河东。今我使方行，将帅辄按兵不动，于和议卒无益也。事势益急，刍粮益艰，和之成否盖未可知，岂当闭门坐守以待弊哉。宜及士马尚壮，择猛将锐兵，防卫转输，往来拒战，使之少沮，则附近蓄积皆可入京师，和议亦不日可成矣。"上心知其善而不能行。

当时中都遭受敌军进攻，正派遣使者请求议和，掌握兵权的人畏缩不敢作战，说："恐怕破坏和议。"张行信上言说："和与战两件事本来不相干，奉使者自行专议议和，将兵者只应当主战，怎能以和事为借口。自崇庆以来，都因为议和而误事，如果我军时常肯进战，稍挫敌军锋芒，那么和议早就成功了。不久前北方使者已经来了，然而还攻破东京，侵掠河东。现在我方使者刚出发，将帅就按兵不动，对和议终究没有益处。形势日益紧急，粮草日益艰难，和议能否成功还不知道，怎能闭门坐守以待困弊。应该趁兵马尚壮，选择猛将锐兵，防卫转运，往来拒战，使敌军稍受挫折，那么附近积蓄都可以运入京师，和议也不日可成了。"皇帝心里知道他说得好但不能施行。

二年三月，以朝廷括粮恐失民心，上书言："近日朝廷令知大兴府胥鼎便宜计画军食，鼎因奏许人纳粟买官。既又遣参知政事奥屯忠孝括官民粮，户存两月，余悉令输官，酬以爵级银钞。时有粟者或先具数于鼎，未及入官。忠孝复欲多得以明己功，凡鼎所籍者不除其数，民甚苦之。今米价踊贵，无所从籴，民粮止两月又夺之，将不独归咎有司，亦怨朝廷不察也。大兵在迩，人方危惧，若复无聊，或生他变，则所得不偿所损矣。"上深善其言，即命与近臣往审处焉。仍谕忠孝曰："极知卿尽心于公，然国家本欲得粮，今既得矣，姑从人便可也。"四月，迁山东东路按察使，兼转运使，仍权本路宣抚副使。将行，求入见，上御便殿见之。奏曰："臣伏见奥屯忠孝饰诈不忠，临事惨刻，与胡沙虎为党。"历数其罪，且曰："无事时犹不容一相非才，况今多故，可使斯人与政乎？愿即罢之。"上曰："朕始即位，进退大臣自当以礼，卿语其亲知，讽令求去可也。"行信以告右司郎中把胡鲁白忠孝，忠孝不恤也。

贞祐二年三月，张行信因为朝廷搜括粮食恐怕失去民心，上书说："近日朝廷命令知大兴府胥鼎酌情筹划军粮，胥鼎于是上奏允许人们缴纳粮食买官。接着又派遣参知政事奥屯忠孝搜括官民粮食，每户留存两月口粮，其余全部命令缴纳官府，以爵级银钞作为报酬。当时有粮食的人有的先将数量报给胥鼎，还没来得及缴纳官府。奥屯忠孝又想多得以显示自己的功劳，凡胥鼎所登记的不扣除数量，百姓很困苦。现在米价飞涨，无处买粮，百姓粮食只有两月又被夺去，将不只是归罪于有关部门，也会怨恨朝廷不明察。大兵临近，人们正危急恐惧，如果再无以为生，或许生出其他变故，那么所得不偿所失了。"皇帝很认为他说得好，立即命令他与近臣前往审处。仍谕告奥屯忠孝说："深知卿尽心为公，但国家本想要得到粮食，现在已经得到了，姑且顺从人情就可以了。"四月，升任山东东路按察使，兼转运使，仍暂代本路宣抚副使。将要出发，请求入见，皇帝在便殿召见他。上奏说："臣见奥屯忠孝掩饰欺诈不忠，处事惨刻，与胡沙虎结党。"一一列举其罪状，并且说："无事时还不容许一个宰相无才，况且现在多事，可以让这种人参与政事吗？希望立即罢免他。"皇帝说："朕刚即位，进退大臣自然应当以礼，卿告诉他的亲信，婉言劝他求去就可以了。"张行信告诉右司郎中把胡鲁，让他转告奥屯忠孝，奥屯忠孝不以为意。

三年二月，改安武军节度使，兼冀州管内观察使。始至，即上书言四事，其一曰："杨安儿贼党旦暮成擒，盖不足虑。今日之急，惟在收人心而已。向者官军讨赋，不分善恶，一概诛夷，劫其资产，掠其妇女，重使居民疑畏，逃聚山林。今宜明敕有司，严为约束，毋令劫掠平民。如此则百姓无不安之心，奸人诳胁之计不行，其势渐消矣。"其二曰："自兵乱之后，郡县官豪，多能纠集义徒，摧击土寇，朝廷虽授以本处职任，未几遣人代之。夫旧者人所素服，新者未必皆才，缓急之间，启衅败事。自今郡县阙员，乞令尚书省选人拟注。其旧官，民便安者宜就加任使，如资级未及，令摄其职，待有功则正授。庶几人尽其才，事易以立。"其三曰："掌军官敢进战者十无一二，其或有之，即当责以立功，不宜更授他职。"其四曰："山东军储皆鬻爵所获，及或持敕牒求仕，选曹以等级有不当鬻者往往驳退。夫鬻所不当，有司罪也，彼何责焉。况海岱重地，群寇未平，田野无所收，仓廪无所积，一旦军饷不给，复欲鬻爵，其谁信之？"朝廷多用其议。八月，召为吏部尚书。九月，改户部尚书。十二月，转礼部尚书，兼同修国史。

贞祐三年二月，改任安武军节度使，兼冀州管内观察使。刚到任，就上书说四件事，第一件说："杨安儿贼党早晚会被擒获，实在不足忧虑。今日的急务，只在收揽人心罢了。从前官军讨伐贼寇，不分善恶，一概诛杀，劫掠其资产，抢夺其妇女，严重使居民疑惧，逃聚山林。现在应该明令有关部门，严格约束，不许劫掠平民。这样百姓就没有不安之心，奸人诳骗胁迫的计谋就不能施行，其势力渐渐消散了。"第二件说："自从兵乱之后，郡县官豪，大多能纠集义徒，摧击土寇，朝廷虽然授以本处职任，不久就派人代替。旧官是人们素来服从的，新官不一定都有才能，缓急之间，开启事端败坏事情。从今以后郡县缺员，请求命令尚书省选人拟注。那些旧官，百姓感到安适的应该就地加任使用，如果资级未到，命令代理其职，等有功后再正式授任。希望人尽其才，事情容易成功。"第三件说："掌军官敢于进战的十无一二，如果有这样的人，就应当责成他立功，不宜再授其他职务。"第四件说："山东军储都是卖官爵所得，以及有人持敕牒求官，选曹因为等级有不当卖官的往往驳退。卖官不当，是有关部门的罪过，他们有什么责任呢。况且海岱是重地，群寇未平，田野没有收成，仓库没有积蓄，一旦军饷不继，又想卖官爵，谁还会相信呢？"朝廷多采用他的建议。八月，召为吏部尚书。九月，改任户部尚书。十二月，转任礼部尚书，兼同修国史。

四年二月，为太子少保，兼前职。时尚书省奏："辽东宣抚副使完颜海奴言，参议官王浍尝言，本朝绍高辛，黄帝之后也。昔汉祖陶唐，唐祖老子，皆为立庙。我朝迄今百年，不为黄帝立庙，无乃愧于汉、唐乎！"又云："本朝初兴，旗帜尚赤，其为火德明矣。主德之祀，阙而不讲，亦非礼经重祭祀之意。臣闻于浍者如此，乞朝廷议其事。"诏问有司，行信奏曰："按《始祖实录》止称自高丽而来，未闻出于高辛。今所据欲立黄帝庙，黄帝高辛之祖，借曰绍之，当为木德，今乃言火德，亦何谓也？况国初太祖有训，因完颜部多尚白，又取金之不变，乃以大金为国号，未尝议及德运。近章宗朝始集百僚议之，而以继亡宋火行之绝，定为土德，以告宗庙而诏天下焉。顾浍所言特狂妄者耳。"上是之。

贞祐四年二月，担任太子少保，兼前职。当时尚书省上奏："辽东宣抚副使完颜海奴说，参议官王浍曾经说，本朝继承高辛，是黄帝的后代。从前汉以陶唐为祖，唐以老子为祖，都为他们立庙。我朝至今百年，不为黄帝立庙，岂不是愧对汉、唐吗！"又说："本朝初兴，旗帜崇尚红色，其为火德是很明显的。主德之祀，缺而不讲，也不是礼经重视祭祀的意思。臣从王浍那里听到的就是这样，请求朝廷商议此事。"皇帝诏问有关部门，张行信上奏说："查《始祖实录》只称从高丽而来，未听说出自高辛。现在所依据的想要立黄帝庙，黄帝是高辛的祖先，假使说继承他，应当是木德，现在却说火德，又是什么意思呢？况且国初太祖有训示，因为完颜部多崇尚白色，又取金之不变，于是以大金为国号，未曾议及德运。近来章宗朝才召集百官商议，而以继承亡宋火行之绝，定为土德，以告宗庙而诏告天下。王浍所说只是狂妄之言罢了。"皇帝认为他说得对。

八月，上将祔享太庙，诏依世宗十六拜之礼。行信与礼官参定仪注，上言宜从四十四拜之礼，上嘉纳焉，语在《礼志》。祭毕，赐行信宝券二万贯、重币下端，谕之曰："太庙拜礼，朕初欲依世宗所行，卿进奏章，备述随室读祝，殊为中理。向非卿言，朕几失之，故特以是旌赏，自今每事更宜尽心。"是年十二月，行信以父暐卒，去官。

八月，皇帝将要祔享太庙，诏令依照世宗十六拜之礼。张行信与礼官参定仪注，上言说应当依从四十四拜之礼，皇帝嘉奖采纳，这些话记载在《礼志》中。祭祀完毕，赐给张行信宝券二万贯、重币下端，谕告他说："太庙拜礼，朕起初想依照世宗所行的，卿进奏章，详细陈述随室读祝，很是合理。如果不是卿的话，朕几乎错了，所以特以此旌赏，从今以后每件事更应该尽心。"这年十二月，张行信因为父亲张暐去世，离官守丧。

兴定元年三月，起复旧职，权参知政事。六月，真拜参知政事。时高琪为相，专权用事，恶不附己者，衣冠之士，动遭窘辱，惟行信屡引旧制力抵其非。会宋兵侵境，朝廷议遣使详问，高琪等以为失体，行信独上疏曰："今以遣使为不当，臣切惑之。议者不过曰：'遣使则为先示弱，其或不报，报而不逊，则愈失国体。'臣独以为不然。彼幸吾衅隙，数肆侵掠，边臣以兵却之复来，我大国不责以辞而敌以兵，兹非示弱乎。至于问而不报，报而不逊，曲自在彼，何损于我。昔大定之初，彼尝犯顺，世宗虽遣丞相乌者行省于汴，实令元帅撒合辇先为辞诘之，彼遂伏罪。其后宋主夺取国书，朝廷复欲加兵，丞相娄室独以为不可，及刑部尚书梁肃衔命以往，寻亦屈焉。在章宗时，猖狂最甚，犹先理问而后用兵。然则遣使详问正国家故事，何失体之有。且国步多艰，戍兵滋久，不思所以休息之，如民力何。臣书生无甚高论，然事当机会，不敢不罄其愚，惟陛下察之。"上复令尚书省议，高琪等奏："行信所言固遵旧制，然今日之事与昔不同。"诏姑待之。已而高汝砺亦上言先遣使不便，议遂寝，语在汝砺传。

兴定元年三月，张行信被起用恢复原职，暂代参知政事。六月，正式任命为参知政事。当时高琪为宰相，专权用事，厌恶不依附自己的人，士大夫动辄遭受窘困侮辱，只有张行信屡次引用旧制竭力抵制他的错误。恰逢宋兵侵犯边境，朝廷商议派遣使者详细询问，高琪等人认为有失体统，张行信独自上疏说："现在认为派遣使者不当，臣深感疑惑。议论者不过说：'派遣使者就是先示弱，其或不答复，答复而不恭顺，就更加失国体。'臣独以为不然。他们幸我有衅隙，多次肆意侵掠，边臣用兵击退他们又再来，我大国不以言辞责问而以兵对敌，这不是示弱吗。至于问而不答，答而不恭顺，理亏自在他们那边，对我有什么损害。从前大定之初，他们曾经犯顺，世宗虽然派遣丞相乌者行省于汴京，实际上是命令元帅撒合辇先用言辞责问他们，他们于是伏罪。后来宋主夺取国书，朝廷又想加兵，丞相娄室独以为不可，等到刑部尚书梁肃奉命前往，不久也使他们屈服。在章宗时，他们猖狂最甚，还是先理问而后用兵。那么派遣使者详细询问正是国家旧例，有什么失体统的呢。况且国步艰难，戍兵日久，不想办法使他们休息，对民力怎么办。臣是书生没有很高明的议论，但事情正当机会，不敢不竭尽愚见，希望陛下明察。"皇帝又令尚书省商议，高琪等人上奏："张行信所说固然遵循旧制，但今天的事情与从前不同。"皇帝诏令姑且等待。不久高汝砺也上言说先派遣使者不便，这个提议于是被搁置，这些话记载在高汝砺传中。

时监察御史多被的决，行信乃上言曰："大定间，监察坐罪大抵收赎，或至夺俸，重则外降而已，间有的决者，皆有为而然。当时执政程辉已尝面论其非是，又有敕旨，监察职主弹劾，而或看循者，非谓凡失察皆然也。近日无问事之大小、情之轻重，一概的决，以为大定故实、先朝明训，过矣。"于是诏尚书省更定监察罪名制。

当时监察御史多被当庭判决，张行信于是上言说："大定年间，监察御史获罪大抵是收赎，或者夺俸，重的不过是外降而已，间或有的决的，都是有原因才这样的。当时执政程辉已经当面议论其不对，又有敕旨，监察御史职责主掌弹劾，而有时看循，不是说凡失察都是这样。近日不问事情大小、情节轻重，一概的决，以为是大定旧例、先朝明训，太过分了。"于是诏令尚书省改定监察御史罪名制度。

史馆修《章宗实录》，尚书省奏："旧制，凡修史，宰相执政皆预焉。然女直、汉人各一员。崇庆中，既以参知政事梁絪兼之，复命翰林承旨张行简同事，盖行简家学相传，多所考据。今修《章宗实录》，左丞汝砺已充兼修，宜令参知政事行信同修如行简例。"制可。

史馆修撰《章宗实录》，尚书省上奏："旧制，凡修史，宰相执政都参与。但女真、汉人各一员。崇庆年间，既以参知政事梁絪兼任，又命翰林承旨张行简共同从事，因为张行简家学相传，多有考据。现在修撰《章宗实录》，左丞高汝砺已经充任兼修，应该命令参知政事张行信共同修撰如张行简之例。"皇帝批准。

二年二月，出为彰化军节度使，兼泾州管内观察使，谕之曰："初，朕以朝臣多称卿才，乃令参决机务。而廷议之际，每不据正，妄为异同，甚非为相之道。复闻迩来殊不以干当为意，岂欲求散地故耶？今授此职，卿宜悉之。"初，内族合周避敌不击，且诡言密奉朝旨，下狱当诛。诸皇族多抗表乞从末减，高琪以为自古犯法无告免者，行信独曰："事无古今，但合周平昔忠孝，或可以免。"又以行信族弟行贞居山东，受红袄贼伪命，枢密院得到宋人书信，有牵涉张行信的事，所以外放他。其子张莒，当时为尚书省令史，也命令另外注授官职。

兴定二年二月，张行信出任彰化军节度使，兼泾州管内观察使，皇帝谕告他说："起初，朕因为朝臣多称赞卿的才能，于是令卿参决机务。但在朝廷议事的时候，每每不据正道，妄生异同，很不是为相之道。又听说近来很不以干事为意，难道是想要闲散的职位吗？现在授予此职，卿应该知道原因。"当初，内族合周避敌不战，而且诡称密奉朝旨，下狱当诛。各皇族多上表请求从轻减罪，高琪认为自古犯法没有告免的，张行信独说："事情不论古今，但合周平素忠孝，或许可以免罪。"又因为张行信的族弟张行贞居住山东，接受红袄贼伪命，枢密院得到宋人书信，有牵涉张行信的事，所以外放他。他的儿子张莒，当时为尚书省令史，也命令另外注授官职。

初，行信言："今法，职官论罪，多从的决。伏见大定间世宗敕旨，职官犯故违圣旨，徒年、杖数并的决。然其后三十余年，有司论罪，未尝引用，盖非经久为例之事也。乞详定之。"行信既出，上以其章付尚书省。至是，宰臣奏："自今违奏条之所指挥、及诸条格，当坐违制旨者，其徒年、杖数论赎可也。特奉诏旨违者，依大定例。"制可。行信去未久，上尝谕宰臣曰："自张行信降黜，卿等遂缄默，此殊非是。行信事，卿等具知，岂以言之故耶！自今宜各尽言，毋复畏忌。"

当初，张行信说："现在的法令，职官论罪，多从的决。臣见大定年间世宗敕旨，职官犯故意违抗圣旨，徒刑年数、杖数都的决。但其后三十余年，有关部门论罪，未曾引用，大概不是经久为例的事情。请求详细审定。"张行信既已外放，皇帝把他的奏章交付尚书省。到这时，宰臣上奏："从今以后违犯奏条之所指挥、及各条格，应当坐违制旨的，其徒刑年数、杖数论赎可以。特奉诏旨违犯的，依照大定旧例。"皇帝批准。张行信离去不久，皇帝曾经谕告宰臣说："自从张行信降黜，卿等就缄默不言，这很不对。张行信的事，卿等都知道，难道是因为进言的缘故吗！从今以后应该各尽所言，不要再畏忌。"

行信始至泾，即上书曰："马者甲兵之本，方军旅未息，马政不可缓也。臣自到泾，闻陕右豪民多市于河州，转入内地，利盖百倍。及见省差买马官平凉府判官乌古论桓端市于洮州，以银百铤几得马千疋，云生羌木波诸部蕃族人户畜牧甚广。盖前所遣官或抑其直，或以势陵夺，遂失其和，且常患银少，所以不能多得也。又闻蕃地今秋薄收，鬻马得银辄以易粟。冬春之交必艰食，马价甚低。乞令所司辇银粟于洮、河等州，选委知蕃情、达时变如桓端者贸易之。若捐银万两，可得良马千疋，机会不可失，惟朝廷亟图之。"

张行信刚到泾州，就上书说："马是军队的根本，正当军旅未息，马政不可延缓。臣自从到泾州，听说陕右豪民多到河州买马，转入内地，利润大概百倍。及见到省里派遣的买马官平凉府判官乌古论桓端在洮州买马，用银百铤几乎得到马千匹，说生羌木波各部蕃族人户畜牧很广。大概以前所派遣的官员或者压低价格，或者以势力欺凌夺取，于是失去和睦，而且常患银少，所以不能多买。又听说蕃地今年秋天歉收，卖马得银就换粟。冬春之交必定缺粮，马价很低。请求命令有关部门运送银粟到洮州、河州等州，选派了解蕃情、通达时变如乌古论桓端这样的人去贸易。如果拿出银万两，可以得到良马千匹，机会不可失去，希望朝廷急速图谋。"

又曰："此者沿边战士有功，朝廷遣使宣谕，赐以官赏，莫不感戴圣恩，愿出死力，此诚得激劝之方也。然赠遗使者或马或金，习以为常，臣所未谕也。大定间，尝立送宣礼，自五品以上各有定数，后竟停罢。况今时务与昔不同，而六品以下及止迁散官者，亦不免馈献，或莫能办，则敛所部以应之，至有因而获罪者。彼军士效死立功，仅蒙恩赏，而反以馈献为苦，是岂朝廷之意哉。乞令有司依大定例，参以时务，明立等夷，使取予有限，无伤大体，则上下两得矣。"

又说："近来沿边战士有功，朝廷派遣使者宣谕，赐给官赏，无不感戴圣恩，愿出死力，这实在是得到激励劝勉的方法。但赠送使者或马或金，习以为常，这是臣所不明白的。大定年间，曾经设立送宣礼，自五品以上各有定数，后来竟然停止。况且现在时务与从前不同，而六品以下及只迁散官的，也不免馈献，有的不能置办，就搜敛所部来应付，以至于有因此获罪的。那些军士效死立功，仅蒙恩赏，而反而以馈献为苦，这难道是朝廷的意思吗？请求命令有关部门依照大定旧例，参酌时务，明确设立等级，使取予有限，不伤害大体，那么上下两得了。"

又曰："近闻保举县令，特增其俸，此朝廷为民之善意也。然自关以西，尚未有到任者，远方之民不能无望。岂举者犹寡，而有所不敷耶？乞诏内外职事官，益广选举，以补其阙，使天下均受其赐。且丞、簿、尉亦皆亲民，而独不增俸，彼既不足以自给，安能禁其侵牟乎。或谓国用方阙，不宜虚费，是大不然。夫重吏禄者，固使之不扰民也，民安则国定，岂为虚费。诚能裁减冗食，不养无用之人，亦何患乎不足。今一军充役，举家廪给，军既物故，给其子弟，感悦士心，为国尽力耳。至于无男丁而其妻女犹给之，此何谓耶？自大驾南巡，存赡者已数年，张颐待哺，以困农民。国家粮储，常患不及，顾乃久养此老幼数千万口，冗食虚费，正在是耳。如即罢之，恐其失所，宜限以岁月，使自为计，至期而罢，复将何辞。"

又说："近来听说保举县令，特增其俸禄，这是朝廷为百姓的善意。但自潼关以西，还没有到任的，远方的百姓不能没有失望。难道是举荐的人还少，而有所不够吗？请求诏令朝廷内外职事官，更加广泛选举，以补其缺，使天下都受其赐。况且丞、簿、尉也都是亲近百姓的，而独不增俸禄，他们既然不足以自给，怎能禁止他们侵夺牟利呢。有人说国用正缺，不宜虚费，这很不对。重视官吏俸禄，本来就是使他们不扰民，民安则国定，难道是虚费。如果能裁减冗食，不养无用之人，又怎会担心不足。现在一军充役，全家供给粮饷，军人既已去世，还给其子弟，这是感悦士心，为国尽力。至于没有男丁而其妻女还给粮饷，这是什么意思呢？自从皇帝南巡，供养的人已经数年，张口待哺，以困农民。国家粮储，常患不足，却长久供养这老幼数千万口，冗食虚费，正在于此。如果立即罢除，担心他们失所，应该限以年月，使他们自己打算，到期而罢，又将有什么话说。"皇帝多采纳了他的建议。

元光元年正月，迁保大军节度使，兼鄜州管内观察使。二月，改静难军节度使，兼邠州管内观察使。未几，致仕。哀宗即位，征用旧人，起为尚书左丞。言事稍不及前，人望颇减。寻复致仕家居，惟以抄书教子孙为事，葺园池汴城东，筑亭号"静隐"，时时与侯挚辈游咏其间。正大八年二月乙丑，薨于嵩山崇福宫，年六十有九。初游嵩山，尝曰："吾意欲主此山。"果终于此。

元光元年正月，张行信升任保大军节度使，兼鄜州管内观察使。二月，改任静难军节度使，兼邠州管内观察使。不久，退休。哀宗即位，征用旧人，起用为尚书左丞。论事稍不如前，人望大减。不久又退休家居，只以抄书教子孙为事，在汴城东修葺园池，筑亭号"静隐"，时常与侯挚等人游览吟咏其间。正大八年二月乙丑，在嵩山崇福宫去世，享年六十九岁。当初游览嵩山，曾经说："我的意愿是要主持此山。"果然在此终老。

为人纯正真率，不事修饰，虽两登相位，殆若无官然。遇事辄发，无所畏避，每奏事上前，旁人为动色，行信处之坦如也。及薨之日，虽平昔甚媢忌者，亦曰正人亡矣。初至汴，父暐以御史大夫致仕，犹康健，兄行简为翰林学士承旨，行信为礼部尚书，诸子侄多中第居官，当世未之有也。

张行信为人纯正真率，不事修饰，虽然两次登上相位，几乎像没有官职一样。遇事就发，无所畏避，每次在皇帝面前奏事，旁边的人都为之动容变色，张行信却处之坦然。到他去世之日，即使平素很嫉妒他的人，也说正人去世了。刚到汴京时，父亲张暐以御史大夫退休，还康健，兄长张行简为翰林学士承旨，张行信为礼部尚书，各子侄多考中进士做官，当世未曾有过。

赞曰：高汝砺禔身清慎，练达事宜，久居相位，虽为大夫士所鄙，而人主宠遇不衰。张行信砺志謇谔，言无避忌，然一簉政途，便多坎壈，及其再用，论事稍不及前，岂以汝砺为真可法耶。宣宗伐宋，本非万全之策，行信谏，汝砺不谏，又沮和议。胡沙虎之恶未著，行信两疏击之。汝砺与高琪共事，人疑其党附。优劣可概见于斯矣。

史臣赞曰：高汝砺修身清正谨慎，练达事务，久居相位，虽然被大夫士所鄙视，但人主宠遇不衰。张行信磨砺志向、正直敢言，说话无所避忌，然而一进入政途，便多坎坷，到他再次任用，论事稍不如前，难道是以高汝砺为真正可效法的吗？宣宗伐宋，本不是万全之策，张行信谏阻，高汝砺不谏阻，又阻挠和议。胡沙虎的恶行尚未显著，张行信两次上疏抨击他。高汝砺与高琪共事，人们怀疑他党附。优劣可以在此大概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