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 · 卷四十五·志第二十六

昔者先王因人之知畏而作刑，因人之知耻而作法。畏也、耻也，五性之良知，七情之大闲也。是故，刑以治已然，法以禁未然，畏以处小人，耻以遇君子。君子知耻，小人知畏，天下平矣！是故先王养其威而用之，畏可以教爱。慎其法而行之，耻可以立廉。爱以兴仁，廉以兴义，仁义兴，刑法不几于措乎？金初，法制简易，无轻重贵贱之别，刑、赎并行，此可施诸新国，非经世久远之规也。天会以来，渐从吏议，皇统颁制，兼用古律。厥后，正隆又有《续降制书》。大定有《权宜条理》，有《重修制条》。明昌之世，《律义》《敕条》并修，品式当浸备。既而《泰和律义》成书，宜无遗憾。然国脉纾蹙，风俗醇樗，世道升降，君子观一代之刑法，每有以先知焉。金法以杖折徒，累及二百，州县立威，甚者置刃于杖，虐于肉刑。季年，君臣好用筐箧故习，由是以深文傅致为能吏，以惨酷办事为长才。百司奸赃真犯，此可决也，而微过亦然。风纪之臣，失纠皆决。考满，校其受决多寡以为殿最。原其立法初意，欲以同疏戚、壹小大，使之咸就绳约于律令之中，莫不齐手并足以听公上之所为，盖秦人强主威之意也。是以待宗室少恩，待大夫士少礼。终金之代，忍耻以就功名，虽一时名士有所不免。至于避辱远引，罕闻其人。殊不知君子无耻而犯义，则小人无畏而犯刑矣。是故论者于教爱立廉之道，往往致太息之意焉。虽然，世宗临御，法司奏谳，或去律援经，或揆义制法。近古人君听断，言几于道，鲜有及之者。章宗、宣宗尝亲民事，当宁裁决，宽猛出入虽时或过中，迹其矜恕之多，犹有祖风焉。简牍所存，可为龟鉴者，《本纪》《刑志》详略互见云。

古代圣王因为人们知道畏惧而制定刑罚，因为人们知道羞耻而制定法律。畏惧和羞耻，是人性中五种善性所固有的良知，也是七种情感中最重要的节制。因此，刑罚用来惩治已经发生的罪行，法律用来禁止尚未发生的罪行，用畏惧来对待小人，用羞耻来要求君子。君子懂得羞耻，小人知道畏惧，天下就太平了。所以先王培养自己的威严并加以运用，畏惧之心可以使人懂得仁爱；谨慎地制定法律并施行，羞耻之心可以使人树立廉洁。仁爱可以兴起仁德，廉洁可以兴起道义，仁义兴盛了，刑法不就可以弃置不用了吗？金朝初年，法律制度简单，没有轻重贵贱的区别，刑罚和赎罪并行，这可以施行于新建的国家，但不是治理天下长治久安的法度。天会年间以来，逐渐听从官吏的建议，皇统年间颁布制度，兼用古代的法律。此后，正隆年间又有《续降制书》。大定年间有《权宜条理》，有《重修制条》。明昌年间，《律义》《敕条》同时修订，规章制度应当逐渐完备。不久《泰和律义》成书，应当没有遗憾了。然而国家命运的舒缓与紧迫，风俗的淳厚与浇薄，世道的升降，君子观察一代的刑法，往往能够预先知道。金朝法律用杖刑折算徒刑，累计可达二百杖，州县官吏以此树立威严，甚至有在杖中放置刀刃的，其残酷超过肉刑。末年，君臣喜好沿用旧有的习惯，因此把玩弄法律条文、罗织罪名当作能干的官吏，把残酷狠毒地办事当作有长才。各部门官员犯有贪污受贿罪，这可以判决，但微小的过失也是如此。风纪之臣，有失于纠察的都要受杖刑。考核期满，比较他们受杖刑次数的多少来确定优劣。推究立法之初的本意，是想使亲疏相同、大小一致，使人们都受法律条文的约束，无不俯首帖耳听从朝廷的作为，这大概是秦朝强化君主威严的意思。因此对待宗室缺少恩德，对待士大夫缺少礼遇。整个金朝一代，人们忍受耻辱来成就功名，即使一时的名士也在所难免。至于为避耻辱而远远引退的，很少听说有这样的人。殊不知君子不知羞耻而触犯道义，那么小人就会无所畏惧而触犯刑法了。因此评论者在讲到教化仁爱、树立廉洁的道理时，往往发出深深的叹息。虽然如此，世宗在位时，司法官员奏请审判定罪，有时抛开法律援引经书，有时衡量道义制定法律。近代君主审案决断，言论接近于道义的，很少有能比得上他的。章宗、宣宗曾经亲自处理民事，当朝裁决，宽大与严厉的出入虽然有时过度，但考察他们怜悯宽恕之处之多，还保有祖宗的风范。简册文书所保存的，可以作为借鉴的，《本纪》《刑志》中详略互相补充。

金国旧俗，轻罪笞以柳篸，杀人及盗劫者，击其脑杀之，没其家赀，以十之四入官，其六偿主，并以家人为奴婢。其亲属欲以马牛杂物赎者从之。或重罪亦听自赎，然恐无辨于齐民，则劓、刵以为别。其狱则掘地深广数丈为之。太宗虽承太祖无变旧风之训，亦稍用辽、宋法。天会七年，诏凡窃盗，但得物徒三年，十贯以上徒五年，刺字充下军，三十贯以上终身，仍以赃满尽命刺字于面，五十贯以上死，征偿如旧制。熙宗天眷元年十月，禁亲王以下佩刀入宫。卫禁之法，实自此始。三年，复取河南地，乃诏其民，约所用刑法皆从律文，罢狱卒酷毒刑具，以从宽恕。至皇统间，诏诸臣，以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类以成书，名曰《皇统制》，颁行中外。时制，杖罪至百，则臀、背分决。及海陵庶人以脊近心腹，遂禁之，虽主决奴牌，亦论以违制。又多变易旧制，至正隆间，著为《续降制书》，与《皇统制》并行焉。然二君任情用法，自有异于是者矣。及世宗即位，以正隆之乱，盗贼公行，兵甲未息，一时制旨多从时宜，遂集为《军前权宜条理》。大定四年，尚书省奏："大兴民男子李十、妇人杨仙哥并以乱言当斩。"上曰："愚民不识典法，有司亦未尝丁宁诰戒，岂可遽加极刑。"以减死论。五年，命有司复加删定《条理》，与前《制书》兼用。七年，左藏库夜有盗杀都监郭良臣盗金珠，求盗不得。命点检司治之，执其可疑者八人鞫之，掠三人死，五人诬伏。上疑之，命同知大兴府事移剌道杂治。既而亲军百夫长阿思钵鬻金于市，事觉，伏诛。上闻之曰："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奈何鞫狱者不以情求之乎？"赐死者钱人二百贯，不死者五十贯。于是禁护卫百夫长、五十夫长非直日不得带刀入宫。是岁，断死囚二十人。八年，制品官犯赌博法，赃不满五十贯者其法杖，听赎。再犯者杖之。且曰："杖者所以罚小人也。既为职官，当先廉耻，既无廉耻，故以小人之罚罚之。"九年，因御史台奏狱事，上曰："近闻法官或各执所见，或观望宰执之意，自今制无正条者皆以律文为准。"复命杖至百者臀、背分受，如旧法。已而，上谓宰臣曰："朕念罪人杖不分受，恐至深重，乃令复旧。今闻民间有不欲者，其令罢之。"十年，尚书省奏："河中府张锦自言复父仇，法当死。"上曰："彼复父仇，又自言之，烈士也。以减死论。"十一年，诏谕有司曰："应司狱廨舍须近狱安置，囚禁之事常亲提控，其狱卒必选年深而信实者轮直。"十二年，尚书省言："内丘令蒲察台补自科部内钱立德政碑，复有其余钱二百余贯，罪当除名。今遇赦当叙，仍免征赃。"上以贪伪，勿叙，且曰："乞取之赃，若有赦原，予者何辜？自今可并追还其主，惟应入官者免征。"尚书省奏，盗有发冢者，上曰："功臣坟墓亦有被发者，盖无告捕之赏，故人无所畏。自今告得实者量与给赏。"故咸平尹石抹阿没剌以赃死于狱，上谓："其不尸诸市已为厚幸。贫穷而为盗贼，盖不得已。三品职官以赃至死，愚亦甚矣！其诸子可皆除名。"先是，诏自今除名人子孙有在仕者并取奏裁。十三年，诏立春后、立秋前，及大祭祀，月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气，雨未晴，夜未明，休暇并禁屠宰日，皆不听决死刑，惟强盗则不待秋后。十五年，诏有司曰："朕惟人命至重，而在制窃盗赃至五十贯者处死，自今可令至八十贯者处死。"十七年，陈言者乞设提刑司，以纠诸路刑狱之失。尚书省议，以谓久恐滋弊。上乃命距京师数千里外怀冤上诉者，集其事以待选官就问。

金国旧有的习俗，对轻罪用柳条鞭打，对杀人及抢劫盗窃的人，击打其头部致死，没收其家产，十分之四归入官府，十分之六赔偿给主人，并将其家人充作奴婢。其亲属如果想用马牛杂物赎罪的，准许他们这样做。有的重罪也允许自行赎罪，但恐怕与平民无法区别，就割鼻、割耳作为区别。他们的监狱是挖掘深广数丈的地面来建造的。太宗虽然秉承太祖不要改变旧风俗的训示，但也逐渐采用辽、宋朝的法律。天会七年，诏令凡是盗窃，只要得到财物就判徒刑三年，十贯以上徒刑五年，刺字发配为下等军兵，三十贯以上终身服役，仍然因赃物满额而命令在脸上刺字，五十贯以上处死，征收赔偿按照旧制。熙宗天眷元年十月，禁止亲王以下佩刀入宫。宫廷警卫的禁令，实际上从此开始。三年，收复河南地区，于是诏令那里的百姓，规定所用刑法都依照法律条文，废除狱卒残酷毒辣的刑具，以遵从宽恕之道。到皇统年间，诏令各位大臣，以本朝旧有的制度，兼采隋、唐的制度，参考辽、宋的法律。分类编纂成书，名为《皇统制》，颁布施行于朝廷内外。当时的制度，杖刑达到一百的，臀部和背部分开受刑。到海陵庶人时，因为脊背靠近心腹，于是禁止脊背受杖，即使主人杖打奴婢，也以违制论罪。海陵王又多次改变旧制，到正隆年间，写成《续降制书》，与《皇统制》并行。然而海陵王、熙宗两位君主任情用法，自然有与此不同的情况。到世宗即位，因为正隆年间的动乱，盗贼公然横行，战争尚未停息，一时的诏令多顺从时宜，于是汇编为《军前权宜条理》。大定四年，尚书省奏报："大兴府百姓男子李十、妇人杨仙哥都因乱言罪当斩首。"皇上说："愚民不懂法律，有关部门也未曾反复告诫，怎么可以突然施加极刑。"以减死罪论处。五年，命令有关部门重新删定《条理》，与先前的《制书》兼用。七年，左藏库夜间有盗贼杀死都监郭良臣而盗取金珠，追捕盗贼不得。命令点检司审理此案，拘捕可疑的八人审讯，拷打致死三人，五人被迫认罪。皇上怀疑此案，命令同知大兴府事移剌道共同审理。不久亲军百夫长阿思钵在市场上卖金，事情败露，被处死。皇上听说后说："在严刑拷打之下，什么口供得不到，为什么审案的人不根据实情来探求真相呢？"赐给死者每人二百贯钱，未死者五十贯。于是禁止护卫百夫长、五十夫长非值班日不得带刀入宫。这一年，判决死囚二十人。八年，制定职官犯赌博法，赃物不满五十贯的依法杖打，允许赎罪。再犯的杖打。并且说："杖刑是用来惩罚小人的。既然身为职官，应当先有廉耻，既然没有廉耻，所以用小人的刑罚来惩罚他。"九年，因御史台奏报狱事，皇上说："近来听说法官有的各执己见，有的观望宰相执政的意思，从今以后制度没有正条的都以法律条文为准。"又命令杖刑达到一百的臀部、背部分开受刑，如同旧法。不久，皇上对宰相大臣说："朕考虑到罪人杖刑不分部位受刑，恐怕过于深重，于是命令恢复旧法。现在听说民间有人不愿意，那就命令停止。"十年，尚书省奏报："河中府张锦自称报父仇，依法当处死。"皇上说："他报父仇，又自己说出来，这是烈士啊。以减死罪论处。"十一年，诏令有关部门说："所有司狱官署房舍必须靠近监狱安置，囚禁之事要经常亲自提点控制，狱卒必须选拔资深而诚实可靠的人轮流值班。"十二年，尚书省说："内丘县令蒲察台补自己摊派部内钱财树立德政碑，又有剩余钱二百余贯，罪当除名。现在遇到赦免应当叙用，仍然免征赃物。"皇上认为其贪婪虚伪，不准叙用，并且说："乞求索取的赃物，如果有赦免原谅，给予的人有什么罪过？从今以后可以一并追还其主人，只有应当归入官府的免征。"尚书省奏报，有盗贼发掘坟墓，皇上说："功臣坟墓也有被发掘的，大概因为没有告发追捕的奖赏，所以人们无所畏惧。从今以后告发得实的酌情给予奖赏。"原咸平尹石抹阿没剌因贪污死在狱中，皇上说："他不被陈尸于街市已经是很大的幸运了。贫穷而成为盗贼，大概是不得已。三品职官因贪污至于死罪，也太愚蠢了！他的儿子们都可以除名。"此前，诏令从今以后除名人的子孙有在仕途的，一并取旨奏请裁决。十三年，诏令立春后、立秋前，以及大祭祀，每月初一、十五，上弦、下弦，二十四节气，雨天未晴，夜间未明，休假以及禁止屠宰的日子，都不允许判决死刑，只有强盗罪则不必等到秋后。十五年，诏令有关部门说："朕想到人命最为重大，而制度规定盗窃赃物达到五十贯的处死，从今以后可命令达到八十贯的处死。"十七年，上书言事的人请求设立提刑司，以纠察各路刑狱的过失。尚书省商议，认为时间久了恐怕滋生弊端。皇上于是命令距离京师数千里外心怀冤屈上诉的人，汇集他们的事情等待选派官员前去审问。

时济南尹梁肃言，犯徒者当免杖。朝廷以为今法已轻于古，恐滋奸恶，不从。尝诏宰臣，朝廷每岁再遣审录官，本以为民伸冤滞也，而所遣多不尽心，但文具而已。审录之官，非止理问重刑，凡诉讼案牍，皆当阅实是非，囚徒不应囚系则当释放，官吏之罪即以状闻，失纠察者严加惩断，不以赎论。又以监察御史体察东北路官吏，辄受讼牒，为不称职，笞之五十。又谓宰臣曰："比闻大理寺断狱，虽无疑者亦经旬月，何耶？"参知政事移剌道对曰："在法，决死囚不过七日，徒刑五日，杖罪三日。"上曰："法有程限，而辄违之，弛慢也。"罢朝，御批送尚书省曰："凡法寺断重轻罪各有期限，法官但犯皆的决，岂敢有违。但以卿等所见不一，至于再三批送，其议定奏者书奏牍亦不下旬日，以致事多滞留，自今当勿复尔。"又曰："故广宁尹高桢为政尚猛，虽小过，有杖而杀之者。即罪至于死而情或可恕，犹当念之，况其小过者乎？人之性命安可轻哉！"上以正隆《续降制书》多任己意，伤于苛察。而与皇统之《制》并用，是非淆乱，莫知适从，奸吏因得上下其手。遂置局，命大理卿移剌慥总中外明法者共校正。乃以皇统、正隆之《制》及大定《军前权宜条理》、后《续行条理》，伦其轻重，删繁正失。制有阙者以律文足之。制、律俱阙及疑而不能决者，则取旨画定。《军前权宜条理》内有可以常行者亦为定法，余未应者亦别为一部存之。参以近所定徒杖减半之法，凡校定千一百九十条，分为十二卷，以《大定重修制条》为名，诏颁行焉。

当时济南尹梁肃说，犯徒刑的人应当免除杖刑。朝廷认为现在的法律已经比古代轻了，恐怕滋生奸恶，没有听从。皇上曾经诏令宰相大臣，朝廷每年两次派遣审录官，本来是为了百姓伸雪冤屈、疏通滞案的，但所派遣的人大多不尽心，只是虚应故事罢了。审录的官员，不只是审理重刑，凡是诉讼案卷，都应当审阅核实是非，囚犯不应囚禁的应当释放，官吏的罪状立即上报，失于纠察的要严加惩办，不允许赎罪。又因为监察御史体察东北路官吏，擅自接受诉讼状纸，为不称职，鞭打五十。皇上又对宰相大臣说："近来听说大理寺断案，即使没有疑问的也要经过十天半月，为什么呢？"参知政事移剌道回答说："依法，判决死囚不超过七天，徒刑五天，杖罪三天。"皇上说："法律有期限，却动辄违反，这是懈怠松弛。"退朝后，御批送尚书省说："凡是法寺判决轻重罪各有期限，法官只要犯罪都要确实判决，岂敢违犯。但因为你们意见不一致，以至于再三批送，那些议定上奏的书写奏牍也不下十天，以致事情多有滞留，从今以后不要再这样。"又说："原广宁尹高桢为政崇尚严厉，即使小过失，也有杖打致死的。即使罪至于死而情节或许可以宽恕，还应当体念，何况是小过失呢？人的性命怎么可以轻视啊！"皇上认为正隆年间的《续降制书》多凭个人意志，过于苛刻烦琐。而与皇统年间的《制》并用，是非淆乱，不知该遵从哪一个，奸猾的官吏因此得以上下其手。于是设置机构，命令大理卿移剌慥总领朝廷内外通晓法律的人共同校正。于是以皇统、正隆的《制》以及大定《军前权宜条理》、后来的《续行条理》，排列其轻重，删除繁冗纠正失误。制度有缺漏的用法律条文补足。制度、法律都有缺漏以及有疑问不能决断的，就取旨裁定。《军前权宜条理》内有可以长久施行的也定为常法，其余不适用的也另外编为一部保存。参考近来所定的徒刑杖刑减半之法，共校定一千一百九十条，分为十二卷，以《大定重修制条》为名，诏令颁布施行。

二十年，上见有蹂践禾稼者，谓宰相曰："今后有践民田者杖六十，盗人谷者杖八十，并偿其直。"二十一年，尚书省奏："巩州民马俊妻安姐与管卓奸，俊以斧击杀之，罪当死。"上曰："可减死一等，以戒败风俗者。"二十二年，上谓宰臣曰："凡尚书省送大理寺文字，一断便可闻奏。如乌古论公说事，近取观之，初送法寺如法裁断，再送司直披详，又送阖寺参详，反覆三次，妄生情见，不得结绝。朕以国政不宜滞留，昨虽炙艾六百炷，未尝一日不坐朝，欲使卿等知勤政也。自今可止一次送寺，阖寺披详，苟有情见即具以闻，毋使滞留也。"二十三年，尚书省奏："益都民范德年七十六，为刘祐殴杀。祐法当死，以祐父母年俱七十余，家无侍丁，上请。"上曰："范德与祐父母年相若，自当如父母相待，至殴杀之，难议末减，其论如法。"尚书省奏招讨司官及秃里乞取本部财物制，上曰："远人止可矜恤，若进贡不阙，更以兵邀之，强取财物，与盗何异？且或因而生事，何可不惩。"又曰："朕所行制条，皆臣下所奏行者，天下事多，人力有限，岂能一一尽之。必因一事奏闻，方知有所窒碍，随即更定。今有圣旨、条理，复有制条，是使奸吏得以轻重也。"大兴府民赵无事带酒乱言，父千捕告，法当死。上曰："为父不恤其子而告捕之，其正如此，人所甚难。可特减死一等。"武器署丞奕、直长骨赧坐受草畔子财，奕杖八十，骨赧笞二十，监察御史梁襄等坐失纠察罚俸一月。上曰："监察，人君之耳目。事由朕发，何以监察为？"上以法寺断狱，以汉字译女直字，会法又复各出情见，妄生穿凿，徒致稽缓，遂诏罢情见。二十五年二月，上以妇人在囚，输作不便，而杖不分决，与杀无异，遂命免死输作者，决杖二百而免输作，以臀、背分决。时后族有犯罪者，尚书省引"八议"奏，上曰："法者，公天下持平之器，若亲者犯而从减，是使之恃此而横恣也。昔汉文诛薄昭，有足取者。前二十年时，后族济州节度使乌林达钞兀尝犯大辟，朕未尝宥。今乃宥之，是开后世轻重出入之门也。"宰臣曰："古所以议亲，尊天子，别庶人也。"上曰："外家自异于宗室，汉外戚权太重，至移国祚，朕所以不令诸王、公主有权也。夫有功于国，议勋可也。至若议贤，既曰贤矣，肯犯法乎？脱或缘坐，则固当减请也。"二十六年，遂奏定太子妃大功以上亲，及与皇家无服者、及贤而犯私罪者，皆不入议。上谓宰臣曰："法有伦而不伦者，其改定之。"监察御史陶钧以携妓游北苑，歌饮池岛间，迫近殿廷，提控官石玠闻而发之。钧令其友阎恕属玠得缓。既而事觉，法司奏，当徒二年半。诏以钧耳目之官，携妓入禁苑，无上下之分，杖六十，玠、恕皆坐之。二十八年，上以制条拘于旧律，间有难解之词，命删修明白，使人皆晓之。

二十年，皇上看见有践踏禾苗庄稼的人，对宰相说："今后有践踏民田的杖打六十，偷盗他人谷物的杖打八十，一并赔偿其价值。"二十一年，尚书省奏报："巩州百姓马俊的妻子安姐与管卓通奸，马俊用斧头击杀他们，罪当处死。"皇上说："可以减死罪一等，以惩戒败坏风俗的人。"二十二年，皇上对宰相大臣说："凡是尚书省送交大理寺的文书，一经裁决便可奏闻。如乌古论公说之事，近来取来观看，初送法寺依法裁断，再送司直披阅详审，又送全寺参详，反复三次，妄生主观意见，不能结案。朕认为国政不宜滞留，昨天虽然艾灸六百炷，未尝一天不上朝，是想使你们知道勤政。从今以后可以只一次送寺，全寺披阅详审，如果有主观意见立即详细奏闻，不要使事情滞留。"二十三年，尚书省奏报："益都百姓范德年七十六岁，被刘祐殴打致死。刘祐依法当处死，因刘祐父母年都七十多岁，家中没有侍奉的丁壮，请求上奏。"皇上说："范德与刘祐父母年龄相仿，自当如同父母相待，至于殴打致死，难以商议减刑，依法论处。"尚书省奏报招讨司官及秃里索取本部财物的制度，皇上说："远方之人只应怜悯体恤，如果进贡不缺，更以军队拦截，强取财物，与盗贼有什么区别？而且或许因此生事，怎能不惩治。"又说："朕所施行的制度条文，都是臣下奏请施行的，天下事情繁多，人力有限，岂能一一尽知。必定因为一事奏闻，才知道有所窒碍，随即更改确定。现在有圣旨、条理，又有制条，这是使奸猾的官吏得以轻重其手。"大兴府百姓赵无事带酒胡言乱语，父亲赵千捕告，依法当处死。皇上说："作为父亲不体恤儿子而告发逮捕他，其正直如此，这是人们很难做到的。可以特减死罪一等。"武器署丞奕、直长骨赧因收受草畔子财物获罪，奕杖打八十，骨赧鞭打二十，监察御史梁襄等因失于纠察罚俸一月。皇上说："监察御史，是人君的耳目。事情由朕发起，还要监察做什么？"皇上因为法寺断案，用汉字翻译女真文字，会审法律时又各自提出主观意见，妄生穿凿附会，白白导致拖延迟缓，于是诏令废除情见。二十五年二月，皇上因为妇人在押，服劳役不便，而杖刑不分部位受刑，与杀人无异，于是命令免死服劳役的，判决杖刑二百而免除劳役，以臀部、背部分开受刑。当时皇后家族有犯罪的人，尚书省援引"八议"上奏，皇上说："法律，是公天下持平的器具，如果亲人犯罪而从轻减罪，这是使他们依仗这一点而横行恣肆。昔日汉文帝诛杀薄昭，有值得效法之处。前二十年时，皇后家族济州节度使乌林达钞兀曾犯死罪，朕未曾宽恕。如今却宽恕，这是开启后世轻重出入的门径。"宰相大臣说："古代之所以议亲，是为了尊崇天子，区别庶人。"皇上说："外家自然不同于宗室，汉代外戚权力太重，以至于转移国祚，朕所以不让诸王、公主有权势。有功于国家，议勋是可以的。至于议贤，既然称为贤了，肯犯法吗？倘若因牵连获罪，则固然应当请求减刑。"二十六年，于是奏定太子妃大功以上亲属，以及与皇家无服制关系的人、以及贤人而犯私罪的，都不入八议。皇上对宰相大臣说："法律有伦序而不伦序的，要改定它。"监察御史陶钧因携带妓女游览北苑，在池岛间歌饮，迫近殿廷，提控官石玠听说后揭发他。陶钧命令他的朋友阎恕嘱托石玠得以缓和。不久事情败露，法司奏报，当判徒刑二年半。诏令认为陶钧是耳目之官，携带妓女进入禁苑，没有上下之分，杖打六十，石玠、阎恕都因此获罪。二十八年，皇上因为制条拘泥于旧律，间或有难以理解的词语，命令删修明白，使人人都知晓。

旧禁民不得收制书，恐滋告讦之弊，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言事者乞许民藏之。平章张汝霖曰："昔子产铸刑书，叔向讥之者，盖不欲预使民测其轻重也。今著不刊之典，使民晓然知之，犹江、河之易避而难犯，足以辅治，不禁为便。"以众议多不欲，诏姑令仍旧禁之。

过去禁止百姓收藏制书，恐怕滋生告发攻讦的弊端，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上书言事的人请求允许百姓收藏。平章政事张汝霖说："昔日子产铸造刑书，叔向讥讽他，大概是不愿预先使百姓揣测法律的轻重。如今著成不可更改的法典，使百姓明明白白地知晓，如同江河容易避开而难以触犯，足以辅助治理，不禁止为便利。"因为众人议论大多不愿意，诏令姑且命令仍旧禁止。

明昌元年，上问宰臣曰："今何不专用律文？"平章政事张汝霖曰："前代律与令各有分，其有犯令，以律决之。今国家制、律混淆，固当分也。"遂置详定所，命审定律、令。承安二年，制军前受财法，一贯以下，徒二年，以上徒三年，十贯处死。符宝典书北京奴盗符宝局金牌，伏诛，仍除属籍。按虎、阿虎带失觉察，各杖七十。泰和二年，御史台奏："监察御史史肃言，《大定条理》：自二十年十一月四日以前，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并准已娶为定，若夫亡，拘放从其主。离夫摘卖者令本主收赎，依旧与夫同聚。放良从良者即听赎换，如未赎换间与夫所生男女并听为良。而《泰和新格》复以夫亡服除准良人例，离夫摘卖及放夫为良者，并听为良。若未出离再配与奴，或杂奸所生男女并许为良。如此不同，皆编格官妄为增减，以致随处诉讼纷扰，是涉违枉。"敕付所司正之。初，诏凡条格入制文内者，分为别卷。复诏制与律文轻重不同，及律所无者，各校定以闻。如禁屠宰之类，当著于令也，慎之勿忽，律令一定，不可更矣。明昌三年七月，右司郎中孙铎先以详定所校《名例篇》进，既而诸篇皆成，复命中都路转运使王寂、大理卿董师中等重校之。四年七月，上以诸路枷杖多不如法，平章政事守贞曰："枷杖尺寸有制，提刑两月一巡察，必不敢违法也。"五年正月，复令钩校制、律，即付详定所。时详定官言："若依重修制文为式，则条目增减，罪名轻重，当异于律。既定复与旧同颁，则使人惑而易为奸矣！臣等谓，用今制条，参酌时宜，准律文修定，历采前代刑书宜于今者，以补遗阙，取《刑统》疏文以释之，著为常法，名曰《明昌律义》。别编榷货、边部、权宜等事，集为《敕条》。"宰臣谓："先所定令文尚有未完，俟皆通定，然后颁行。若律科举人，则止习旧律。"遂以知大兴府事尼厖古鉴、御史中丞董师中、翰林待制奥屯忠孝（小字牙哥），提点司天台张嗣、翰林修撰完颜撒剌、刑部员外郎李庭义、大理丞麻安上为校定官，大理卿阎公贞，户部侍郎李敬义、工部郎中贾铉为覆定官，重修新律焉。时奏狱而法官有独出情见者，上曰："或言法官不当出情见，故论者纷纷不已。朕谓情见非出于法外，但折衷以从法尔。"平章守贞曰："是制自大定二十三年罢之。然律有起请诸条，是古亦许情见矣。"上曰："科条有限，而人情无穷，情见亦岂可无也。"明昌五年，尚书省奏："在制，《名例》内徒年之律，无决杖之文便不用杖。缘先谓流刑非今所宜，且代流役四年以上俱决杖，而徒三年以下难复不用。妇人比之男子虽差轻，亦当例减。"遂以徒二年以下者杖六十，二年以上杖七十，妇人犯者并决五十，著于《敕条》。

明昌元年，皇上问宰相大臣说："如今为什么不专用法律条文？"平章政事张汝霖说："前代律与令各有分别，有违犯令的，以律来判决。如今国家制、律混淆，固然应当区分。"于是设置详定所，命令审定律、令。承安二年，制定军前受财法，一贯以下，徒刑二年，以上徒刑三年，十贯处死。符宝典书北京奴盗取符宝局金牌，被处死，并除名于属籍。按虎、阿虎带失于觉察，各杖打七十。泰和二年，御史台奏报："监察御史史肃说，《大定条理》：自二十年十一月四日以前，奴仆娶良人女子为妻的，都准许已娶为定，如果丈夫死亡，拘放听从其主人。离夫被摘卖的人命令本主收赎，依旧与丈夫团聚。放良从良的立即听任赎换，如未赎换期间与夫所生的男女都听任为良人。而《泰和新格》又以夫亡服除准用良人条例，离夫摘卖以及放夫为良的，都听任为良人。如果未出离再配与奴仆，或杂奸所生的男女都准许为良人。如此不同，都是编格官妄自增减，以致到处诉讼纷扰，这是涉及违枉。"敕令交付有关部门纠正。起初，诏令凡是条格进入制文内的，分为别卷。又诏令制与律文轻重不同，以及律所没有的，各自校定奏闻。如禁止屠宰之类，应当著于令，谨慎对待不要疏忽，律令一旦确定，不可更改。明昌三年七月，右司郎中孙铎先将详定所校定的《名例篇》进呈，不久各篇都完成，又命令中都路转运使王寂、大理卿董师中等重新校定。四年七月，皇上因为各路枷杖多不合法，平章政事守贞说："枷杖尺寸有制度，提刑两个月一巡察，必定不敢违法。"五年正月，又命令校定制、律，立即交付详定所。当时详定官说："如果依照重修制文为式，则条目增减，罪名轻重，应当与律不同。既已确定又与旧制一同颁布，则使人疑惑而容易作奸了！臣等认为，用现今制条，参酌时宜，依照律文修定，遍采前代刑书适用于今天的，以补遗缺，取《刑统》疏文来解释，著为常法，名为《明昌律义》。另外编集榷货、边部、权宜等事，汇为《敕条》。"宰相大臣说："先前所定令文还有未完备的，等全部通定，然后颁布施行。如果是律科举人，则只学习旧律。"于是以知大兴府事尼厖古鉴、御史中丞董师中、翰林待制奥屯忠孝（小字牙哥），提点司天台张嗣、翰林修撰完颜撒剌、刑部员外郎李庭义、大理丞麻安上为校定官，大理卿阎公贞，户部侍郎李敬义、工部郎中贾铉为覆定官，重修新律。当时奏报狱事而法官有独出情见的，皇上说："有人说法官不应当出情见，所以议论的人纷纷不止。朕认为情见不是出于法外，只是折衷以遵从法律罢了。"平章守贞说："这个制度自大定二十三年废除。然而律有起请各条，这是古代也允许情见的。"皇上说："科条有限，而人情无穷，情见又怎么可以没有呢。"明昌五年，尚书省奏报："在制度中，《名例》内徒刑年限的法律，没有判决杖刑的文字便不用杖。因为先前认为流刑不是当今所适宜的，而且代替流役四年以上都判决杖刑，而徒刑三年以下难以再不用。妇人比之男子虽然稍轻，也应当照例减刑。"于是以徒刑二年以下的杖打六十，二年以上的杖打七十，妇人犯的都判决五十，著于《敕条》。

承安三年，敕尚书省："自今特旨事，如律令程式者，始可送部。自余创行之事，但召部官赴省议之。"四年四月，尚书省请再覆定令文，上因敕宰臣曰："凡事理明白者转奏可也。文牍多者恐难遍览，其三推情疑以闻。"五月，上以法不适平，常行杖样，多不能用。遂定分寸，铸铜为杖式，颁之天下。且曰："若以笞杖太轻，恐情理有难恕者，讯杖可再议之。"五年五月，刑部员外郎马复言："外官尚苛刻者不遵铜杖式，辄用大杖，多致人死。"诏令按察司纠劾黜之。先尝令诸死囚及除名罪，所委官相去二百里外，并犯徒以下逮及二十人以上者，并令其官就谳之。刑部员外郎完颜纲言："自是制行，如上京最近之地往还不下三、二千里，如北京留守司亦动经数月，愈致稽留，未便。"诏复从旧，令委官追取鞫之。

承安三年，敕令尚书省："从今以后特旨之事，如同律令程式的，才可以送交刑部。其余创行之事，只召集部官赴尚书省商议。"四年四月，尚书省请求再次覆定令文，皇上因此敕令宰相大臣说："凡是事理明白的转奏即可。文牍繁多的恐怕难以遍览，那些再三推究情疑的奏闻。"五月，皇上因为法律不适中公平，常行的杖样，多不能使用。于是确定分寸，铸造铜为杖式，颁布于天下。并且说："如果认为笞杖太轻，恐怕情理有难恕的，讯杖可以再商议。"五年五月，刑部员外郎马复说："外官崇尚苛刻的不遵守铜杖式，动辄使用大杖，多致人于死。"诏令按察司纠察弹劾罢免他们。先前曾经命令各死囚及除名罪，所委派的官员相距二百里以外，以及犯徒刑以下逮捕到二十人以上的，都命令该官员就地审讯。刑部员外郎完颜纲说："自从这个制度施行，如上京最近的地方往返不下三二千里，如北京留守司也动辄经过数月，更加导致稽留，不便。"诏令恢复依从旧制，命令委派官员追取审讯。

十二月，翰林修撰杨庭秀言："州县官往往以权势自居，喜怒自任，听讼之际，鲜克加审。但使译人往来传词，罪之轻重，成于其口，货赂公行，冤者至有三、二十年不能正者。"上遂命定立条约，违者按察司纠之。且谓宰臣曰："长贰官委幕职及司吏推问狱囚，命申御史台闻奏之制，当复举行也。"又命编前后条制，书之于册，以备将来考验。

十二月，翰林修撰杨庭秀说："州县官往往以权势自居，喜怒任意，审理诉讼之际，很少能够加以审慎。只让翻译人员往来传话，罪行的轻重，决定于翻译之口，贿赂公然盛行，冤屈的人甚至有三二十年不能昭雪的。"皇上于是命令定立条约，违犯的由按察司纠察。并且对宰相大臣说："长官副长官委派幕职及司吏推问狱囚，命令申报御史台奏闻的制度，应当恢复施行。"又命令编集前后条制，书写在册，以备将来查考验证。

泰和元年正月，尚书省奏，以见行铜杖式轻细，奸宄不畏，遂命有司量所犯用大杖，且禁不得过五分。

泰和元年正月，尚书省奏报，因为现行铜杖式轻细，奸邪之人不畏惧，于是命令有关部门衡量所犯罪行使用大杖，并且禁止不得超过五分。

十二月，所修律成，凡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实《唐律》也，但加赎铜皆倍之，增徒至四年、五年为七，削不宜于时者四十七条，增时用之制百四十九条，因而略有所损益者二百八十有二条，余百二十六条皆从其旧。又加以分其一为二、分其一为四者六条，凡五百六十三条，为三十卷，附注以明其事，疏义以释其疑，名曰《泰和律义》。自《官品令》《职员令》之下，曰《祠令》四十八条，《户令》六十六条，《学令》十一条，《选举令》八十三条，《封爵令》九条、《封赠令》十条，《宫卫令》十条，《军防令》二十五条，《仪制令》二十三条，《衣服令》十条，《公式令》五十八条，《禄令》十七条，《仓库令》七条，《厩牧令》十二条，《田令》十七条，《赋役令》二十三条，《关市令》十三条，《捕亡令》二十条，《赏令》二十五条，《医疾令》五条，《假宁令》十四条，《狱官令》百有六条，《杂令》四十九条，《释道令》十条，《营缮令》十三条，《河防令》十一条，《服制令》十一条，附以年月之制，曰《律令》二十卷。又定《制敕》九十五条，《榷货》八十五条，《蕃部》三十九条，曰《新定敕条》三卷，《六部格式》三十卷。司空襄以进，诏以明年五月颁行之。

十二月，所修的法律完成，共十二篇：一叫《名例》，二叫《卫禁》，三叫《职制》，四叫《户婚》，五叫《厩库》，六叫《擅兴》，七叫《贼盗》，八叫《斗讼》，九叫《诈伪》，十叫《杂律》，十一叫《捕亡》，十二叫《断狱》。实际上是《唐律》，只是增加赎铜都加倍，增加徒刑到四年、五年为七等，删除不适于当时的四十七条，增加当时适用的制度一百四十九条，因而略有增减的二百八十二条，其余一百二十六条都依从旧文。又加上分一为二、分一为四的六条，共五百六十三条，分为三十卷，附注以说明其事，疏义以解释其疑，名为《泰和律义》。自《官品令》《职员令》之下，有《祠令》四十八条，《户令》六十六条，《学令》十一条，《选举令》八十三条，《封爵令》九条、《封赠令》十条，《宫卫令》十条，《军防令》二十五条，《仪制令》二十三条，《衣服令》十条，《公式令》五十八条，《禄令》十七条，《仓库令》七条，《厩牧令》十二条，《田令》十七条，《赋役令》二十三条，《关市令》十三条，《捕亡令》二十条，《赏令》二十五条，《医疾令》五条，《假宁令》十四条，《狱官令》一百零六条，《杂令》四十九条，《释道令》十条，《营缮令》十三条，《河防令》十一条，《服制令》十一条，附以年月的制度，叫《律令》二十卷。又定《制敕》九十五条，《榷货》八十五条，《蕃部》三十九条，叫《新定敕条》三卷，《六部格式》三十卷。司空襄进呈，诏令于明年五月颁布施行。

贞祐三年，上谓宰臣："自今监察官犯罪，其事关军国利害者，并笞决之。"贞祐四年，诏："凡监察失纠劾者，从本法论。外使入国私通本国事情，宿卫、近侍官、承应人出入亲王、公主、宰执家，灾伤乏食有司检核不实致伤人命，转运军储而有私载，考试举人而防闲不严，其罚并决。在京犯至两次者，台官减监察一等治罪，论赎，余止坐，专差任满日议定。若任内曾以漏察被决，依格虽为称职，止从平常，平常者从降罚。"兴定元年八月，上谓宰臣曰："律有八议，今言者或谓应议之人即当减等，何如？"宰臣对曰："凡议者先条所坐及应议之状以请，必议定然后奏裁也。"上然之，曰："若不论轻重而辄减之，则贵戚皆将恃此以虐民，民何以堪。"

贞祐三年，皇上对宰相大臣说："从今以后监察官犯罪，其事情关系军国利害的，一并鞭打判决。"贞祐四年，诏令："凡是监察官失于纠劾的，依从本法论处。外国使节进入本国私自通报本国事情，宿卫、近侍官、承应人出入亲王、公主、宰相执政家中，灾荒损伤缺乏粮食有关部门检核不实导致伤人命，转运军储而有私载，考试举人而防范不严，其处罚一并判决。在京城犯至两次的，台官减监察官一等治罪，论赎罪，其余只论罪，专差任满之日议定。如果任内曾因漏察被判决，依照格条虽然为称职，只从平常，平常的从降罚。"兴定元年八月，皇上对宰相大臣说："法律有八议，如今上书的人说应议之人就应当减等，怎么样？"宰相大臣回答说："凡是议的人先条列所犯罪行及应议的情状以奏请，必须议定然后奏请裁决。"皇上认为对，说："如果不论轻重就轻易减罪，那么贵戚都将依仗这一点来虐害百姓，百姓怎么能够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