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 · 卷四十六·志第二十七

食货一（户口通检推进）

国之有食货，犹人之有饮食也。人非饮食不生，国非食货不立。然燧人、庖牺能为饮食之道以教人，而不能使人无饮食之疾。三王能为食货之政以遗后世，而不能使后世无食货之弊。唯善养生者如不欲食啖，而饮食自不阙焉，故能适饥饱之宜，可以疾少而长寿。善裕国者初不事货殖，而食货自不乏焉，故能制丰约之节，可以弊少而长治。

国家有粮食和财货，就如同人有饮食一样。人没有饮食就不能生存，国家没有粮食和财货就不能建立。然而燧人氏、庖牺氏能够创立饮食的方法来教导人们，却不能使人没有饮食方面的疾病。夏禹、商汤、周文王能够制定粮食财货的政策来留给后世，却不能使后世没有粮食财货方面的弊端。只有善于养生的人好像不刻意追求饮食，而饮食自然不会缺乏，所以能够适应饥饱的适度，可以疾病少而长寿。善于使国家富足的人起初不从事货殖谋利，而粮食财货自然不会缺乏，所以能够控制丰裕和节俭的节度，可以弊端少而长治久安。

金于食货，其立法也周，其取民也审。太祖肇造，减辽租税，规模远矣。熙宗、海陵之世，风气日开，兼务远略，君臣讲求财用之制，切切然以是为先务。虽以世宗之贤，储积之志曷尝一日而忘之。章宗弥文煟兴，边费亦广，食货之议不容不急。宣宗南迁，国土日蹙，污池数罟，往往而然。考其立国以来，所谓食货之法，荦荦大者曰租税、铜钱、交钞三者而已。三者之法数变而数穷。官田曰租，私田曰税。租税之外算其田园屋舍车马牛羊树艺之数，及其藏镪多寡，征钱曰物力。物力之征，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民庶，无苟免者。近臣出使外国，归必增物力钱，以其受馈遗也。猛安谋克户又有所谓牛头税者，宰臣有纳此税，庭陛间谘及其增减，则州县征求于小民盖可知矣。故物力之外又有铺马、军须、输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纸等钱，名目琐细，不可殚述。其为户有数等，有课役户、不课役户、本户、杂户、正户、监户、官户、奴婢户、二税户。有司始以三年一籍，后变为通检，又为推排。凡户隶州县者，与隶猛安谋克，其输纳高下又各不同。法之初行，唯恐不密，言事者谓其厉民，即命罢之。罢之未久，会计者告用乏，又即举行。其罢也志以便民，而民未见德。其行也志以足用，而用不加饶。一时君臣节用之言不绝告诫。尝自计其国用，数亦浩瀚，若足支历年者，郡县稍遇岁侵，又遽不足，竟莫诘其故焉。

金朝在粮食财货方面，立法很周全，向百姓征取也很审慎。太祖初创基业时，减轻辽朝的租税，规模很宏大。熙宗、海陵王时期，风气日渐开放，同时致力于远大谋略，君臣讲求财政用度的制度，急切地把这作为首要事务。即使像世宗这样的贤明君主，积蓄储备的志向何曾有一天忘记过。章宗时期礼乐制度更加兴盛，边疆费用也日益增多，关于粮食财货的讨论不容不紧迫。宣宗南迁之后，国土日渐缩小，像用细密的渔网在污浊的池塘中捕鱼那样搜刮百姓，往往是这样。考察金朝立国以来，所谓粮食财货的法令，最显著的不过租税、铜钱、交钞三者而已。三者的法令多次变更而多次陷入困境。官田称为租，私田称为税。租税之外，计算田园、屋舍、车马、牛羊、种植树木的数量，以及他们储藏钱币的多少，征收的钱称为物力。物力的征收，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平民百姓，没有能苟且免除的。近臣出使外国，回来必定要增加物力钱，因为他们接受了馈赠。猛安谋克户又有所谓牛头税，宰臣中有缴纳这种税的，在朝廷上咨询关于它的增减，那么州县向小民征求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所以物力之外又有铺马、军须、输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纸等钱，名目琐碎繁多，不能详尽叙述。户口分为数等，有课役户、不课役户、本户、杂户、正户、监户、官户、奴婢户、二税户。有关部门起初以三年登记一次户籍，后来变为通检，又变为推排。凡是隶属于州县的户口，与隶属于猛安谋克的户口，他们缴纳赋税的高低又各不相同。法令刚实行时，唯恐不够严密，上书言事的人说它残害百姓，就下令废除。废除不久，管会计的人报告用度缺乏，又立即实行。废除它时本意是为了便利百姓，而百姓没有感受到恩德。实行它时本意是为了充实用度，而用度并没有更加充裕。一时间君臣节约用度的言论不断告诫。曾经自己计算国家的用度，数目也很浩大，好像足够支撑多年，郡县稍微遇到年成不好，又立刻不足，终究不能追究其中的原因。

至于铜钱、交钞之弊，盖有甚者。初用辽、宋旧钱，虽刘豫所铸，豫废，亦兼用之。正隆而降，始议鼓铸，民间铜禁甚至，铜不给用，渐兴窑冶。凡产铜地脉，遗吏境内访察无遣，且及外界，而民用铜器不可阙者，皆造于官而鬻之。既而官不胜烦，民不胜病，乃听民冶铜造器，而官为立价以售，此铜法之变也。若钱法之变，则鼓铸未广，敛散无方，已见壅滞。初恐官库多积，钱不及民，立法广布。继恐民多匿钱，乃设存留之限，开告讦之路，犯者绳以重罚，卒莫能禁。州县钱艰，民间自铸，私钱苦恶特甚。乃以官钱五百易其一千，其策愈下。及改铸大钱，所准加重，百计流通，卒莫获效。济以铁钱，铁不可用，权以交钞，钱重钞轻，相去悬绝，物价腾踊，钞至不行。权以银货，银弊又滋，救亦无策，遂罢铜钱，专用交钞、银货。然而二者之弊乃甚于钱，在官利于用大钞，而大钞出多，民益见轻。在私利于得小钞，而小钞入多，国亦无补。于是，禁官不得用大钞，已而恐民用银而不用钞，则又责民以钞纳官，以示必用。先造二十贯至百贯例，后造二百贯至千贯例，先后轻重不伦，民益眩惑。及不得已，则限以年数，限以地方，公私受纳限以分数，由是民疑日深。其间，易交钞为宝券，宝券未久更作通宝，准银并用。通宝未久复作宝泉，宝泉未久织绫印钞，名曰珍货。珍货未久复作宝会，汔无定制，而金祚讫矣。

至于铜钱、交钞的弊端，大概更加严重。起初使用辽、宋的旧钱，即使是刘豫所铸造的钱，刘豫被废后，也一并使用。正隆年间以后，才开始商议鼓铸钱币，民间铜禁非常严格，铜不够用，逐渐兴办窑冶。凡是产铜的矿脉，派遣官吏在境内访察没有遗漏，并且延伸到外界，而百姓不可缺少的铜器，都由官府制造后出售。不久官府不胜其烦，百姓不胜其苦，于是允许百姓冶铜制造器具，而官府制定价格来收购，这是铜法的变更。至于钱法的变更，则鼓铸不广泛，收敛散发没有方法，已经出现壅滞。起初担心官库多积钱币，钱币不能到达百姓手中，立法广泛散布。继而担心百姓多藏匿钱币，于是设立存留的限额，开启告讦的途径，违犯的人用重罚制裁，最终不能禁止。州县钱币困难，民间私自铸造，私钱质量特别恶劣。于是用官钱五百交换私钱一千，这个策略更加低下。等到改铸大钱，所准的价值加重，千方百计流通，最终没有获得效果。用铁钱辅助，铁钱不能使用，用交钞权且代替，钱重钞轻，相差悬殊，物价飞涨，交钞以至于不能流通。用银货权且代替，银的弊端又滋生，挽救也没有策略，于是废除铜钱，专用交钞、银货。然而二者的弊端竟然比钱更严重，在官府方面利于使用大钞，而大钞发行过多，百姓更加轻视它。在私人方面利于得到小钞，而小钞收入过多，对国家也没有补益。于是，禁止官府不得使用大钞，不久又担心百姓用银而不用钞，就又责令百姓用钞缴纳给官府，以表示必定使用。先造二十贯至百贯的钞例，后造二百贯至千贯的钞例，先后轻重不伦不类，百姓更加迷惑。到了不得已的时候，就限定年数，限定地方，公私受纳限定分数，由此百姓的疑虑日渐加深。这期间，改交钞为宝券，宝券不久又改作通宝，与银一并使用。通宝不久又改作宝泉，宝泉不久又织绫印钞，名叫珍货。珍货不久又改作宝会，始终没有固定的制度，而金朝的国运就此终结了。

历观自古财聚民散，以至亡国，若鹿台、钜桥之类，不足论也。其国亡财匮，比比有之，而国用之屈，未有若金季之甚者。金之为政，常有恤民之志，而不能已苛征之令，徒有聚敛之名，而不能致富国之实。及其亡也，括粟、阑籴，一切掊克之政靡不为之。加赋数倍，豫借数年，或欲得钞则豫卖下年差科。高琪为相，议至榷油。进纳滥官，辄售空名宣敕，或欲与以五品正班。僧道入粟，始自度牒，终至德号、纲副威仪、寺观主席亦量其赀而鬻之。甚而丁忧鬻以求仕，监户鬻以从良，进士出身鬻至及第。又甚而叛臣剧盗之效顺，无金帛以备赏激，动以王爵固结其心，重爵不蔇，则以国姓赐之。名实混淆，伦法飖坏，皆不暇顾，国欲不乱，其可得乎？迨夫宋绝岁币而不许和，贪其淮南之蓄，谋以力取，至使枢府武骑尽于南伐。讹可、时全之出，初志得粮，后乃尺寸无补，三军偾亡，我师压境，兵财俱困，无以御之。故志金之食货者，不能不为之掩卷而兴慨也。《传》曰："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金起东海，其俗纯实，可与返古。初入中夏，兵威所加，民多流亡，土多旷闲，遗黎惴惴，何求不获。使于斯时，纵不能复井地沟洫之制，若用唐之永业、口分以制民产，仿其租庸调之法以足国计，何至百年之内所为经画纷纷然，与其国相终始耶！其弊在于急一时之利，踵久坏之法，及其中叶，鄙辽俭朴，袭宋繁缛之文；惩宋宽柔，加辽操切之政。是弃二国之所长，而并用其所短也。繁褥胜必至于伤财，操切胜必至于害民，讫金之世，国用易匮，民心易离，岂不由是欤？作法不慎厥初，变法以救其弊，只益甚焉耳。其他盐筴、酒曲、常平、和籴、茶税、征商、榷场等法，大概多宋旧人之所建明，息耗无定，变易靡恒，视钱钞何异？田制、水利、区田之目，或骤行随辍，或屡试无效，或熟议未行，咸著无篇，以备一代之制云。

纵观自古以来财货聚敛而百姓离散，以至于亡国，像鹿台、钜桥之类，不值得论述。国家灭亡而财货匮乏，比比皆是，而国家用度的困窘，没有像金朝末年那样严重的。金朝的为政，常有体恤百姓的志向，却不能停止苛刻征收的命令，空有聚敛的名声，却不能达到使国家富足的实际效果。等到它灭亡的时候，括取粮食、拦籴，一切搜刮克扣的政策没有不施行的。增加赋税数倍，预先借征数年，或者想要得到钞就预先出卖下年的差役科派。高琪担任宰相，商议到专卖食油。进纳钱财滥授官职，就出售空名的宣敕，有时甚至想给予五品正班的官职。僧道缴纳粮食，起初从度牒开始，最终到德号、纲副威仪、寺观主席也衡量其资产而出售。甚至守丧期间出售以求得官职，监户出售以求得良民身份，进士出身出售以至于及第。更加严重的是叛臣剧盗的归顺，没有金帛来准备赏赐激励，动辄用王爵来稳固结交他们的心，高爵不够，就把国姓赐给他们。名实混淆，伦理法度败坏，都无暇顾及，国家想要不乱，难道可能吗？等到宋朝断绝岁币而不允许议和，贪图淮南的积蓄，谋划以武力夺取，以至于使枢密府的武骑全部消耗在南伐之中。讹可、时全的出征，起初的志向是得到粮食，后来竟然尺寸之地都没有补益，三军覆灭，我军压境，兵财都困乏，没有办法抵御。所以记载金朝粮食财货的人，不能不为此掩卷而兴起感慨。《传》说："在凉薄时立法，它的弊端尚且贪婪。在贪婪时立法，弊端将怎样呢。"金朝兴起于东海，它的风俗纯朴诚实，可以返归古道。刚进入中原时，兵威所及，百姓多流亡，土地多荒废空闲，遗民恐惧不安，有什么要求不能获得。假使在这个时候，纵然不能恢复井田沟洫的制度，如果用唐朝的永业田、口分田来规范百姓的产业，仿效租庸调的法令来充实国家用度，何至于百年之内所经营的纷纷扰扰，与国家相始终呢！它的弊端在于急于一时的利益，沿袭长久败坏的法令，到了中叶，鄙视辽朝的俭朴，承袭宋朝繁缛的礼文；惩戒宋朝的宽柔，加上辽朝操切的政令。这是抛弃两国的长处，而同时使用它们的短处。繁缛胜过必定至于伤财，操切胜过必定至于害民，终金之世，国家用度容易匮乏，民心容易离散，难道不由此吗？立法不谨慎于起初，变法来挽救弊端，只是更加严重罢了。其他盐法、酒曲、常平、和籴、茶税、征商、榷场等法令，大概多是宋朝旧臣所建议阐明的，盈亏没有定数，变易没有常规，与钱钞相比有什么不同？田制、水利、区田等名目，有的骤然施行随即停止，有的屡次试行没有效果，有的详细商议没有施行，都记载在各篇中，以完备一代的制度。户口----

金制，男女二岁以下为黄，十五以下为小，十六为中，十七为丁，六十为老，无夫为寡妻妾，诸笃废疾不为丁。户主推其长充，内有物力者为课役户，无者为不课设户。令民以五家为保。泰和六年，上以旧定保伍法，有司灭裂不行，其令结保，有匿奸细、盗贼者连坐。宰臣谓旧以五家为保，恐人易为计构而难觉察，遂令从唐制，五家为邻、五邻为保，以相检察。京府州县郭下则置坊正，村社则随户众寡为乡置里正，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村社三百户以上则设主首四人，二百户以上三人，五十户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里正禁察非违。置壮丁，以佐主首巡警盗贼。猛安谋克部村寨，五十户以上设寨使一人，掌同主首。寺观则设纲首。凡坊正、里正，以其户十分内取三分，富民均出顾钱，募强干有抵保者充，人不得过百贯，役不得过一年。（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尝欲罢坊、里正，复以主首远，入城应代，妨农不便，乃以有物力谨愿者二年一更代。）凡户口计帐，三年一籍。自正月初，州县以里正、主首，猛安谋克则以寨使，诣编户家责手实，具男女老幼年与姓名，生者增之，死者除之。正月二十日以实数报县，二月二十日申州，以十日内达上司，无远近皆以四月二十日到部呈省。凡汉人、渤海人不得充猛安谋克户。猛安谋克之奴婢免为良者，止隶本部为正户。凡没入官良人，隶宫籍监为监户，没入官奴婢，隶太府监为官户。

金朝制度，男女二岁以下称为黄，十五岁以下称为小，十六岁称为中，十七岁称为丁，六十岁称为老，没有丈夫的称为寡妻妾，各种重病残疾的不算为丁。户主推举其中年长的人充任，家中有物力的为课役户，没有的为不课役户。命令百姓以五家为保。泰和六年，皇上因为旧定的保伍法，有关部门草率不施行，下令结保，有藏匿奸细、盗贼的连坐。宰臣说旧以五家为保，恐怕人们容易设计构陷而难以觉察，于是下令遵从唐制，五家为邻、五邻为保，以互相检察。京府州县城郭之下则设置坊正，村社则根据户口多少为乡设置里正，以核查户口，催促督责赋役，劝勉督促农桑。村社三百户以上则设主首四人，二百户以上三人，五十户以上二人，五十户以下一人，以辅助里正禁止察访违法行为。设置壮丁，以辅助主首巡逻警戒盗贼。猛安谋克部村寨，五十户以上设寨使一人，职掌与主首相同。寺观则设纲首。凡是坊正、里正，从户口的十分中抽取三分，由富民平均出雇钱，招募强干有抵保的人充任，每人不得超过百贯，役期不得超过一年。（大定二十九年，章宗曾经想要废除坊正、里正，又因为主首路远，入城应役替代，妨碍农事不便，于是以有物力谨慎善良的人二年一更替。）凡是户口计帐，三年登记一次户籍。从正月初开始，州县由里正、主首，猛安谋克则由寨使，到编户家中责成手实，详细记录男女老幼的年龄与姓名，出生的增加，死亡的除去。正月二十日以实数报告县，二月二十日申报州，在十日内送达上司，无论远近都在四月二十日到部呈报尚书省。凡是汉人、渤海人不得充任猛安谋克户。猛安谋克的奴婢免为良民的，只隶属于本部为正户。凡是没收入官的良民，隶属于宫籍监为监户，没收入官的奴婢，隶属于太府监为官户。

当收国二年时，法制未定，兵革未息，贫民多依权右为苟安，多隐蔽为奴婢者。太祖下诏曰："比以岁凶民饥，多附豪族，因陷为奴隶。及有犯法，征偿莫办，折身为奴。或私约立限，以人对赎，过期则以为奴者。并听以两人赎一为良，元约以一人赎者从便。"天辅五年，以境土既拓，而旧部多瘠卤，将移其民于泰州，乃遣皇弟昱及族子宗雄按视其地。昱等苴其土以进，言可种植，遂摘诸猛安谋克中民户万余，使宗人婆卢火统之，屯种于泰州。婆庐火旧居阿注浒水（又作按出虎），至是迁焉。其居宁江州者，遣拾得、查端、阿里徒欢、奚挞罕等四谋克，挈家属耕具，徙于泰州，仍赐婆卢火耕牛五十。天辅六年，既定山西诸州，以上京为内地，则移其民实之。又命耶律佛顶以兵护送诸降人于浑河路，以皇弟昂监之，命从便以居。七年，以山西诸部族近西北二边，且辽主未获，恐阴相结诱，复命皇弟昂与孛堇稍喝等以兵四千护送，处之岭东，惟西京民安堵如故，且命昂镇守上京路。既而，上闻昂已过上京，而降人复苦其侵扰多叛亡者，遂命孛堇出里底往戒谕之，比至，而诸部已叛去。又以猛安详稳留住所领归附之民还东京，命有司常抚慰，且贷一岁之粮，其亲属被虏者皆令聚居。及七年取燕京路，二月，尽徙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太宗天会元年，以旧徙润、隰等四州之民于沈州之境，以新迁之户艰苦不能自存，诏曰："比闻民乏食至鬻子者，听以丁力等者赎之。"又诏孛堇阿实赉曰："先皇帝以同姓之人昔有自鬻及典质其身者，命官为赎。今闻尚有未复者，其悉阅赎之。"又命以官粟赎上京路新迁置宁江州户口贫而卖身者，六百余人。二年，民有自鬻为奴者，诏以丁力等者易之。三年，禁内外官及宗室毋得私役百姓，权势家不得买贫民为奴，其胁买者一人偿十五人，诈买者一人偿二人，罪皆杖百。七年，诏兵兴以来，良人被略为驱者，听其父母妻子赎之。熙宗皇统四年诏陕西、蒲、解、汝、蔡等州岁饥，百姓流落典雇为驱者，官以绢赎为良，丁男三匹，妇人幼小二匹。

当收国二年时，法令制度尚未确定，战争尚未停息，贫民多依附权贵以求苟安，很多人隐瞒身份成为奴婢。太祖下诏说："近来因为年成不好百姓饥荒，很多人依附豪族，因而沦为奴隶。以及有犯法的，征偿无法办理，折身为奴。或者私下约定立定期限，用他人对赎，过期就作为奴的。都允许用两人赎一人为良民，原约定用一人赎的听从其便。"天辅五年，因为疆土已经开拓，而旧部多盐碱地，将要迁移百姓到泰州，于是派遣皇弟完颜昱及族子宗雄巡视察看其地。完颜昱等人铺草垫土来进献，说可以种植，于是从各猛安谋克中挑选民户万余，让宗人婆卢火统领他们，在泰州屯田耕种。婆卢火旧居阿注浒水（又作按出虎），到这时迁往那里。居住在宁江州的，派遣拾得、查端、阿里徒欢、奚挞罕等四谋克，携带家属耕具，迁徙到泰州，又赐给婆卢火耕牛五十头。天辅六年，已经平定山西各州，以上京为内地，就迁移百姓充实那里。又命令耶律佛顶用兵护送各降人到浑河路，以皇弟完颜昂监督，命令他们随方便居住。七年，因为山西各部族靠近西北两边，而且辽主尚未俘获，恐怕暗中互相勾结引诱，又命令皇弟完颜昂与孛堇稍喝等用兵四千护送，安置在岭东，只有西京百姓安居如故，并且命令完颜昂镇守上京路。不久，皇上听说完颜昂已经过上京，而降人又苦于他的侵扰而多叛逃，于是命令孛堇出里底前往告诫晓谕，等他到达，各部已经叛离而去。又把猛安详稳留住所率领的归附之民迁回东京，命令有关部门经常抚慰，并且借贷一年的粮食，其亲属被虏掠的都命令聚居。到了七年攻取燕京路，二月，全部迁徙六州氏族富强有技艺的百姓到内地。太宗天会元年，因为旧徙润、隰等四州的百姓到沈州境内，因为新迁之户艰苦不能自存，下诏说："近来听说百姓缺乏食物以至于卖儿子的，允许用丁力相等的人赎他。"又诏令孛堇阿实赉说："先皇帝因为同姓之人过去有自卖及典质自身的，命令官府为他们赎身。现在听说还有未恢复的，全部查核赎出他们。"又命令用官粟赎上京路新迁置宁江州户口中贫困而卖身的，六百余人。二年，百姓有自卖为奴的，下诏用丁力相等的人交换。三年，禁止内外官及宗室不得私役百姓，权势之家不得买贫民为奴，胁买的一人偿十五人，诈买的一人偿二人，罪都杖一百。七年，下诏战争兴起以来，良民被掳掠为驱的，允许其父母妻子赎他。熙宗皇统四年下诏陕西、蒲、解、汝、蔡等州年成饥荒，百姓流落典雇为驱的，官府用绢赎为良民，丁男三匹，妇人幼小二匹。

世宗大定二年，诏免二税户为民。初，辽人佞佛尤甚，多以良民赐诸寺，分其税一半输官，一半输寺，故谓之二税户。辽亡，僧多匿其实，抑为贱，有援左证以告者，有司各执以闻，上素知其事，故特免之。十七年五月，省奏："咸平府路一千六百余户，自陈皆长白山星显、禅春河女直人，辽时签为猎户，移居于此，号移典部，遂附契丹籍。本朝义兵之兴，首诣军降，仍居本部，今乞厘正。"诏从之。二十年，以上京路女直人户，规避物力，自卖其奴婢，致耕田者少，遂以贫乏，诏定制禁之。又谓宰臣曰："猛安谋克人户，兄弟亲属若各随所分土，与汉人错居，每四五十户结为保聚，农作时令相助济，此亦劝相之道也。"二十一年六月，徙银山侧民于临潢。又命避役之户举家逃于他所者，元贯及所寓司县官同罪，为定制。二十三年，定制，女直奴婢如有得力，本主许令婚娉者，须取问房亲及村老给据，方许娉于良人。是年八月，奏猛安谋克户口、垦地、牛具之数。猛安二百二，谋克千八百七十八，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内正口四百八十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七。）垦田一百六十九万三百八十顷有奇，牛具三十八万四千七百七十一。在都宗室将军司，户一百七十，口二万八千七百九十，（内正口九百八十二，奴婢口二万七千八百八。）垦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顷七十五亩，牛具三百四。迭剌、唐西二部五飐，户五千五百八十五，口十三万七千五百四十四，（内正口十一万九千四百六十三，奴婢口一万八千八十一。）垦田万六千二十四顷一十七亩，牛具五千六十六。二十五年，命宰臣禁有禄人一子、及农民避课役，为僧道者。大定初，天下户才三百余万，至二十七年天下户六百七十八万九千四百四十九，口四千四百七十万五千八十六。

世宗大定二年，下诏免除二税户为民。起初，辽人佞佛尤其严重，多把良民赐给各寺，分其税一半输送给官府，一半输送给寺庙，所以称为二税户。辽朝灭亡后，僧人多隐瞒实情，把他们压抑为贱民，有援引证据来告发的，有关部门各自执持上奏，皇上素来知道这件事，所以特别免除他们。十七年五月，省臣上奏："咸平府路一千六百余户，自己陈述都是长白山星显、禅春河女真人，辽时签为猎户，移居到这里，号称移典部，于是附于契丹籍。本朝义兵兴起，首先到军前投降，仍居住在本部，现在请求厘正。"下诏听从。二十年，因为上京路女真人户，规避物力，自卖其奴婢，导致耕田的人少，于是贫困，下诏制定法令禁止。又对宰臣说："猛安谋克人户，兄弟亲属如果各随所分土地，与汉人错杂居住，每四五十户结为保聚，农作时命令互相帮助，这也是劝勉扶助之道。"二十一年六月，迁徙银山侧的百姓到临潢。又命令避役之户全家逃往其他地方的，原籍及所寓居的司县官同罪，作为定制。二十三年，制定法令，女真奴婢如果得力，本主允许婚配的，必须取问房亲及村老发给凭据，才允许嫁给良人。这年八月，上奏猛安谋克户口、垦地、牛具的数目。猛安二百零二，谋克一千八百七十八，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内正口四百八十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七。）垦田一百六十九万零三百八十顷有余，牛具三十八万四千七百七十一。在都宗室将军司，户一百七十，口二万八千七百九十，（内正口九百八十二，奴婢口二万七千八百零八。）垦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顷七十五亩，牛具三百零四。迭剌、唐西二部五飐，户五千五百八十五，口十三万七千五百四十四，（内正口十一万九千四百六十三，奴婢口一万八千零八十一。）垦田一万六千零二十四顷一十七亩，牛具五千零六十六。二十五年，命令宰臣禁止有禄人有一子、以及农民逃避课役，成为僧道的。大定初年，天下户才三百余万，到二十七年天下户六百七十八万九千四百四十九，口四千四百七十万五千零八十六。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一月，上封事者言，乞放二税户为良。省臣欲取公牒可凭者为准，参知政事移剌履谓："凭验真伪难明，凡契丹奴婢今后所生者悉为良，见有者则不得典卖，如此则三十年后奴皆为良，而民且不病焉。"上以履言未当，令再议。省奏谓不拘括则讼终不绝，遂遣大兴府治中乌古孙仲和、侍御史范楫分括北京路及中都路二税户，凡无凭验，其主自言之者及因通检而知之者，其税半输官，半输主，而有凭验者悉放为良。明昌元年正月，上封事者言："自古以农桑为本，今商贾之外又有佛、老与他游食，浮费百倍。农岁不登，流殍相望，此末作伤农者多故也。"上乃下令，禁自披剃为僧、道者。是岁，奏天下户六百九十三万九千，口四千五百四十四万七千九百，而粟止五千二百二十六万一千余石，除官兵二年之费，余验口计之，口月食五斗，可为四十四日之食。上曰："蓄积不多，是力农者少故也。其集百官，议所以使民务本广储之道，以闻。"六月，奏北京等路所免二税户，凡一千七百余户，万三千九百余口，此后为良为驱，皆从已断为定。明昌六年二月，上谓宰臣曰："凡言女直进士，不须称女直字。卿等误作回避女直、契丹语，非也。今如分别户民，则女直言本户，汉户及契丹，余谓之杂户。"明昌六年十二月，奏天下女直、契丹、汉户七百二十二万三千四百，口四千八百四十九万四百，物力钱二百六十万四千七百四十二贯。泰和七年六月，敕，中物力户，有役则多逃避，有司令以次户代之，事毕则复业，以致大损不逃之户。令省臣详议。宰臣奏："旧制太轻。"遂命课役全户逃者徒二年，赏告者钱五万。先逃者以百日内自首，免罪。如实销乏者，内从御史台，外从按察司，体究免之。十二月，奏天下户七百六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八，口四千五百八十一万六千七十九。（户增于大定二十七年一百六十二万三千七百一十五，口增八百八十二万七千六十五）。此金版籍之极盛也。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一月，上书言事的人说，请求释放二税户为良民。省臣想取公牒可凭的为准，参知政事移剌履说："凭验真伪难以辨明，凡是契丹奴婢今后所生者全部为良民，现有的则不得典卖，这样三十年后奴婢都变为良民，而百姓且不困苦。"皇上认为移剌履的话不当，命令再商议。省臣上奏说不拘括则诉讼终究不绝，于是派遣大兴府治中乌古孙仲和、侍御史范楫分别拘括北京路及中都路二税户，凡是没有凭验的，其主自己说出来的以及因通检而知道的，其税一半输送给官府，一半输送给主人，而有凭验的全部释放为良民。明昌元年正月，上书言事的人说："自古以来以农桑为本，现在商贾之外又有佛、道与其他游食之人，浮费百倍。农年不好，流亡饿死的人相望，这是末业伤害农业太多的缘故。"皇上于是下令，禁止自行剃度为僧、道。这年，上奏天下户六百九十三万九千，口四千五百四十四万七千九百，而粮食只有五千二百二十六万一千余石，除官兵二年的费用，其余按口计算，口每月食五斗，可以维持四十四天的粮食。皇上说："积蓄不多，是努力务农的人少的缘故。召集百官，商议使百姓务本广储的方法，奏闻。"六月，上奏北京等路所免除的二税户，共一千七百余户，一万三千九百余口，此后为良为驱，都听从已经判决的为准。明昌六年二月，皇上对宰臣说："凡是说女真进士，不须称女真字。你们误作回避女真、契丹语，不对。现在如果分别户民，则女真称为本户，汉户及契丹，其余称为杂户。"明昌六年十二月，上奏天下女真、契丹、汉户七百二十二万三千四百，口四千八百四十九万零四百，物力钱二百六十万四千七百四十二贯。泰和七年六月，敕令，中物力户，有役则多逃避，有关部门命令以次户代替，事毕则恢复本业，以致大损不逃之户。命令省臣详细商议。宰臣上奏："旧制太轻。"于是命令课役全户逃亡的判徒刑二年，赏告发者钱五万。先逃亡的以百日内自首，免罪。如果确实贫乏的，内从御史台，外从按察司，体察究查免除。十二月，上奏天下户七百六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八，口四千五百八十一万六千零七十九。（户比大定二十七年增加一百六十二万三千七百一十五，口增加八百八十二万七千零六十五）。这是金朝户籍的极盛时期。

及卫绍王之时，军旅不息，宣宗立而南迁，死徙之余，所在为虚矣。户口日耗，军费日急，赋敛繁重，皆仰给于河南，民不堪命，率弃庐田，相继亡去。及屡降诏招复业者，免其岁之租，然以国用乏竭，逃者之租皆令居者代出，以故多不敢还。兴定元年十二月，宣宗欲悬赏募人捕亡户，而复虑骚动，遂命依已降诏书，已免债逋，更招一月，违而不来者然后捕获治罪，而以所遗地赐人。四年，省臣奏："河南以岁饥而赋役不息，所亡户令有司招之，至明年三月不复业者，论如律。"时河壖为疆，烽鞞屡警，故集庆军节度使温迪罕达言："亳州户旧六万，自南迁以来，不胜调发，相继逃去，所存者曾无十一，砀山下邑，野无居民矣！"

到了卫绍王时期，战争不停，宣宗即位而南迁，死亡迁徙之余，各地都空虚了。户口日渐消耗，军费日渐急迫，赋敛繁重，都仰仗河南供给，百姓不能承受，大都抛弃房屋田地，相继逃亡离去。等到屡次下诏招抚复业的，免除其当年的租税，然而因为国家用度匮乏，逃亡者的租税都命令居住者代出，因此很多人不敢回来。兴定元年十二月，宣宗想要悬赏招募人捕捉逃亡户，而又顾虑骚动，于是命令依照已经降下的诏书，已免除债务拖欠，再招抚一个月，违抗不来的然后捕获治罪，而把所遗留的土地赐给别人。四年，省臣上奏："河南因为年成饥荒而赋役不停，逃亡户命令有关部门招抚，到明年三月不复业的，依法论处。"当时黄河边为疆界，烽火屡次告警，所以集庆军节度使温迪罕达说："亳州户口旧有六万，自从南迁以来，不能承受调发，相继逃走，所存者竟不到十分之一，砀山小县，野外没有居民了！"通检推排--------

通检，即《周礼》大司徒三年一大比，各登其乡之众寡、六畜、车辇，辨物行征之制也。金自国初占籍之后，至大定四年，承正隆师旅之余，民之贫富变更，赋役不均，世宗下诏曰："粤自国初，有司常行大比，于今四十年矣。正隆时，兵役并兴，调发无度，富者今贫不能自存，版籍所无者今为富室而犹幸免。是用遣信臣泰宁军节度使张弘信等十三人，分路通检天下物力而差定之，以革前弊，俾元元无不均之叹，以称朕意。凡规措条理，命尚书省画一以行。"又命："凡监户事产，除官所拨赐之外，余凡置到百姓有税田宅。皆在通检之数。"时诸使往往以苛酷多得物力为功，弘信检山东州县尤为酷暴，棣州防御使完颜永元面责之曰："朝廷以正隆后差调不均，故命使者均之。今乃残暴，妄加民产业数倍，一有来申诉者，则血肉淋离，甚者即殒杖下，此何理也？"弘信不能对，故惟棣州稍平。五年，有司奏诸路通检不均，诏再以户口多寡、贫富轻重，适中定之。既而，又定通检地土等第税法。十五年九月，上以天下物力，自通检以来十余年，贫富变易，赋调轻重不均，遣济南尹梁肃等二十六人，分路推排。

通检，就是《周礼》中大司徒三年一次的大比，各自登记其乡的众寡、六畜、车辇，辨别物产施行征敛的制度。金朝自从国初占籍之后，到大定四年，承接正隆战争之余，百姓的贫富变更，赋役不均，世宗下诏说："自从国初，有关部门常行大比，到现在四十年了。正隆时，兵役并兴，调发无度，富的现在贫穷不能自存，版籍所没有的现在成为富室而还侥幸免除。因此派遣信臣泰宁军节度使张弘信等十三人，分路通检天下物力而差定它，以革除前弊，使百姓没有不均的叹息，以符合朕意。凡是规划条理，命令尚书省统一施行。"又命令："凡是监户的产业，除官府所拨赐的之外，其余凡是购置到百姓有税的田宅，都在通检之数。"当时各使者往往以苛酷多得物力为功，张弘信检查山东州县尤其酷暴，棣州防御使完颜永元当面责备他说："朝廷因为正隆以后差调不均，所以命令使者均平它。现在却残暴，妄加百姓产业数倍，一有来申诉的，就血肉淋漓，严重的就死在杖下，这是什么道理？"张弘信不能回答，所以只有棣州稍微平稳。五年，有关部门上奏各路通检不均，下诏再以户口多寡、贫富轻重，适中确定。不久，又制定通检地土等第税法。十五年九月，皇上因为天下物力，自从通检以来十余年，贫富变易，赋调轻重不均，派遣济南尹梁肃等二十六人，分路推排。

二十年四月，上谓宰臣曰："猛安谋克户，富贫差发不均，皆自谋克内科之，暗者惟胥吏之言是从，轻重不一。自窝斡叛后，贫富反复，今当籍其夹户，推其家赀，倘有军役庶可均也。"诏集百官议，右丞相克宁、平章政事安礼，枢密副使宗尹言："女直人除猛安谋克仆从差使，余无差役。今不推奴婢孳畜、地土数目，止验产业科差为便。"左丞相守道等言："止验财产，多寡分为四等，置籍以科差，庶得均也。"左丞通、右丞道、都点检襄言："括其奴婢之数，则贫富自见，缓急有事科差，与一例科差者不同。请俟农隙，拘括地土牛具之数，各以所见上闻。"上曰："一谋克户之贫富，谋克岂不知。一猛安所领八谋克，一例科差。设如一谋克内，有奴婢二三百口者，有奴婢一二人者，科差与同，岂得平均。正隆兴兵时，朕之奴婢万数，孳畜数千，而不差一人一马，岂可谓平。朕于庶事未尝专行，与卿谋之。往年散置契丹户，安礼极言恐扰动，朕决行之，果得安业。安礼虽尽忠，未审长策。其从左丞通等所见，拘括推排之。"十二月，上谓宰臣曰："猛安谋克多新强旧弱，差役不均，其令推排，当自中都路始。"至二十二年八月，始诏令集耆老，推贫富，验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分为上中下三等。以同知大兴府事完颜乌里也先推中都路，续遣户部主事按带等十四人与外官同分路推排。

二十年四月，皇上对宰臣说："猛安谋克户，富贫差发不均，都在谋克内摊派，愚昧的人只听从胥吏的话，轻重不一。自从窝斡叛乱后，贫富反复，现在应当登记其夹户，推算其家产，倘若有军役或许可以均平。"下诏召集百官商议，右丞相克宁、平章政事安礼，枢密副使宗尹说："女真人除猛安谋克仆从差使，其余没有差役。现在不推算奴婢孳畜、地土数目，只查验产业科差为便。"左丞相守道等说："只查验财产，多寡分为四等，设置户籍以科差，或许能得均平。"左丞通、右丞道、都点检襄说："括查其奴婢之数，则贫富自见，缓急有事科差，与一例科差不同。请等到农闲，拘括地土牛具之数，各以所见上奏。"皇上说："一谋克户的贫富，谋克难道不知道。一猛安所领八谋克，一例科差。假如一谋克内，有奴婢二三百口的，有奴婢一二人的，科差相同，怎能平均。正隆兴兵时，朕的奴婢以万计，孳畜数千，而不差一人一马，难道可以说公平。朕对于各种事务不曾专行，与你们商议。往年散置契丹户，安礼极力说恐怕扰动，朕决意施行，果然得到安居乐业。安礼虽然尽忠，但没有审察长远之策。听从左丞通等的意见，拘括推排。"十二月，皇上对宰臣说："猛安谋克多新强旧弱，差役不均，命令推排，应当从中都路开始。"到二十二年八月，才下诏命令召集耆老，推算贫富，查验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分为上中下三等。以同知大兴府事完颜乌里也先推中都路，续遣户部主事按带等十四人与外官同分路推排。

九月，诏："毋令富者匿隐畜产，贫户或有不敢养马者。昔海陵时，拘括马畜，绝无等级，富者幸免，贫者尽拘入官，大为不均。今并核实贫富造籍，有急即按籍取之，庶几无不均之弊。"张汝弼、梁肃奏："天下民户通检既定，设有产物移易，自应随业输纳。至于浮财，须有增耗，贫者自贫，富者自富，似不必屡推排也。"上曰："宰执家多有新富者，故皆不愿也。"肃对曰："如臣者，能推排中都物力。臣以尝为南使，先自添物力钱至六十余贯，视其他奉使无如臣多者。但小民无知，法出奸生，数动摇则易骇。如唐、宋及辽时，或三二十年不测通比则有之。频岁推排，似为难尔。"二十六年，复以李晏等分路推排。二十七年，奏晏等所定物力之数。上曰："朕以元推天下物力钱三百五万余贯，除三百万贯外，令减五万余贯。今减不及数，复续收二万余贯，即是实二万贯尔，而曰续收，何也？"对曰："此谓旧脱漏而今首出者，及民地旧无力耕种，而今耕种者也。"上曰："通检旧数，止于视其营运息耗，与房地多寡，而加减之。彼人卖地，此人买之，皆旧数也。至如营运。此强则彼弱，强者增之，弱者减之而已。且物力之数盖是定差役之法，其大数不在多寡也。朕恐实有营运富家所当出者，反分与贫者尔。"

九月，下诏："不要使富者隐匿畜产，贫户有的不敢养马。昔日海陵王时，拘括马畜，绝对没有等级，富者幸免，贫者全部拘入官府，大为不均。现在一并核实贫富造册登记，有急事就按籍收取，希望没有不均的弊端。"张汝弼、梁肃上奏："天下民户通检已经确定，如果有产物移易，自然应当随产业输纳。至于浮财，须有增减，贫者自贫，富者自富，似乎不必屡次推排。"皇上说："宰执家中多有新富的，所以都不愿意。"梁肃回答说："像臣这样的人，能推排中都物力。臣因为曾经担任南使，先自添物力钱至六十余贯，看其他奉使的没有比臣多的。但小民无知，法出奸生，数次动摇则容易惊骇。如唐、宋及辽时，或三二十年不测通比则有之。连年推排，似乎为难。"二十六年，又以李晏等分路推排。二十七年，上奏李晏等所定物力之数。皇上说："朕因为原推天下物力钱三百零五万余贯，除三百万贯外，命令减五万余贯。现在减不到数，又续收二万余贯，即是实减二万贯罢了，而说续收，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说旧有脱漏而现在自首出现的，以及民地旧无力耕种，而现在耕种的。"皇上说："通检旧数，只在于看其营运盈亏，与房地多少，而加减它。那人卖地，此人买地，都是旧数。至于营运，此强则彼弱，强者增加，弱者减少而已。且物力之数大概是定差役的方法，其大数不在多寡。朕恐怕实有营运富家所应当出的，反而分给贫者罢了。"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六月，命为国信使之副者，免增物力。又命农民如有积粟，毋充物力，钱慳之郡，所纳钱货则许折粟帛。九月，以曹州河溢，遣马百禄等推排遭垫溺州县之贫乏者。明昌元年四月，刑部郎中路伯达等言："民地已纳税，又通定物力，比之浮财所出差役，是为重并也。"遂详酌民地定物力，减十之二。尚书户部言，中都等路被水，诏委官推排，比旧减钱五千六百余贯。明昌三年八月，敕尚书省："百姓当丰稔之时不务积贮，一遇凶俭辄有阻饥，何法可使民重谷而多积也。"宰臣对曰："二十九年，已诏农民能积粟免充物力。明昌初，命民之物力与地土通推者，亦减十分之二，此固其术也。"承安元年，尚书省奏："是年九月当推排，以有故不克。"诏以冬已深，比事毕恐妨农作，乃权止之。二年冬十月，敕令议通检，宰臣奏曰："大定二十七年通检后，距今已十年，旧户贫弱者众，倘迟更定，恐致流亡。"遂定制，已典卖物业，止随物推收，析户异居者许令别籍，户绝及困弱者减免，新强者详审增之，止当从实，不必敷足元数。边城被寇之地，皆不必推排。于是，令吏部尚书贾执刚、吏部侍郎高汝砺先推排在都两警巡院，示为诸路法。每路差官一员，命提刑司官一员副之。三年九月，奏十三路籍定推排物力钱二百五十八万六千七百二贯四百九十文，旧额三百二万二千七百十八贯九百二十二文，以贫乏除免六十三万八千一百一十一贯。除上京，北京、西京路无新强增者，余路计收二十万二千九十五贯。泰和二年闰十二月，上以推排时，既问人户浮财物力，而又勘当比次，期迫事繁，难得其实，敕尚书省，定人户物力随时推收法，令自今典卖事产者随业推收，别置标簿，临时止拘浮财物力以增减之。泰和四年十二月，上以职官仕于远方，其家物力有应除而不除者，遂定典卖实业逐时推收，若无浮财营运，应除免者，令本家陈告，集坊村人户推唱，验实免之。造籍后如无人告，一月内以本官文牒推唱，定标附于籍。五年，以西京、北京边地常罹兵荒，遣使推排之。旧大定二十六年所定三十五万三千余贯，遂减为二十八万七千余贯。五年六月，签南京按察司事李革言："近制，令人户推收物力，置簿标题，至通推时，止增新强，销旧弱，庶得其实。今有司奉行灭裂，恐临时冗并，卒难详审，可定期限，立罪以督之。"遂令自今年十一月一日，令人户告诣推收标附，至次年二月一日毕，违期不言者坐罪。且令诸处税务，具税讫房地，每半月具数申报所属，违者坐以怠慢轻事之罪。仍敕物力既随业，通推时止令定浮财。八年九月，以吏部尚书贾守谦、知济南府事蒲察张家奴、莒州刺史完颜百嘉、南京路转运使宋元吉等十三员，分路同本路按察司官一员，推排诸路。上召至香阁，亲谕之曰："朕选卿等随路推排，除推收外，其新强消乏户，虽集众推唱，然消乏者勿销不尽，如一户物力元三百贯，今蠲免二百五十贯犹有未当者。新强勿添尽，量存其力，如一户可添三百贯，而止添二百贯之类。卿等各宜尽心，一推之后十年利害所关，苟不副所任，罪当不轻也。"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六月，命令担任国信使副使的，免除增加物力。又命令农民如果有积粟，不要充当物力，钱少的郡，所纳钱货则允许折合粟帛。九月，因为曹州黄河泛滥，派遣马百禄等推排遭受淹溺州县的贫乏者。明昌元年四月，刑部郎中路伯达等说："民地已经纳税，又通定物力，比起浮财所出差役，这是重复了。"于是详细斟酌民地定物力，减十分之二。尚书户部说，中都等路遭受水灾，下诏委任官员推排，比旧减钱五千六百余贯。明昌三年八月，敕令尚书省："百姓在丰稔之时不致力于积贮，一遇凶年俭岁就有饥饿，什么方法可以使百姓重视谷物而多积贮呢。"宰臣回答说："二十九年，已经下诏农民能积粟免充物力。明昌初，命令百姓的物力与地土通推的，也减十分之二，这本来就是方法。"承安元年，尚书省上奏："这年九月应当推排，因为有事不能完成。"下诏因为冬天已深，等事毕恐怕妨碍农作，于是暂且停止。二年冬十月，敕令商议通检，宰臣上奏说："大定二十七年通检后，到现在已十年，旧户贫弱的很多，倘若延迟更定，恐怕导致流亡。"于是制定法令，已经典卖的产业，只随产业推收，分户异居的允许另立户籍，户绝及困弱的减免，新强的详细审查增加，只应当从实，不必敷足原数。边城被寇之地，都不必推排。于是，命令吏部尚书贾执刚、吏部侍郎高汝砺先推排在都两警巡院，作为各路的方法。每路差官一员，命令提刑司官一员辅助。三年九月，上奏十三路籍定推排物力钱二百五十八万六千七百零二贯四百九十文，旧额三百零二万二千七百一十八贯九百二十二文，因为贫乏除免六十三万八千一百一十一贯。除上京、北京、西京路没有新强增加的，其余路计收二十万二千零九十五贯。泰和二年闰十二月，皇上因为推排时，既询问人户浮财物力，而又勘验排比，期限紧迫事务繁多，难得其实，敕令尚书省，制定人户物力随时推收法，命令从今典卖事产者随业推收，另置标簿，临时只拘浮财物力以增减。泰和四年十二月，皇上因为职官在远方任职，其家物力有应除而不除的，于是制定典卖实业随时推收，如果没有浮财营运，应除免的，命令本家陈告，召集坊村人户推唱，验实免除。造籍后如果无人告发，一月内以本官文牒推唱，定标附于籍。五年，因为西京、北京边地常遭兵荒，派遣使者推排。旧大定二十六年所定三十五万三千余贯，于是减为二十八万七千余贯。五年六月，签南京按察司事李革说："近制，令人户推收物力，置簿标题，到通推时，只增新强，销旧弱，希望能得其实。现在有司奉行草率，恐怕临时冗杂，终究难以详细审察，可定期限，立罪以督促。"于是命令从今年十一月一日，令人户告诣推收标附，到次年二月一日完毕，违期不说的治罪。并且命令各处税务，详细报告税讫房地，每半月具数申报所属，违犯的以怠慢轻事之罪治罪。仍然敕令物力既随业，通推时只命令定浮财。八年九月，以吏部尚书贾守谦、知济南府事蒲察张家奴、莒州刺史完颜百嘉、南京路转运使宋元吉等十三员，分路同本路按察司官一员，推排各路。皇上召到香阁，亲自晓谕他们说："朕选你们随路推排，除推收外，那些新强消乏户，虽然召集众人推唱，但消乏的不要销除不尽，如一户物力原三百贯，现在蠲免二百五十贯还有不当的。新强的不要添尽，量存其力，如一户可添三百贯，而只添二百贯之类。你们各应尽心，一推之后十年利害所关，如果不称职，罪当不轻。"